很多事往往是在生活的细节中显露的，小小的细节暗示着大大的方向。我时常在公车上无心地听到左“邻”右“舍”的闲谈，家长里短、琐琐碎碎。中国人公私的分界意识淡薄，与西方人相比，他们的内外没有太大的转弯，所以家中事可以在公共场合絮絮叨叨。某天我对面坐了一对年老的朋友，其中一人详细地讲述他每天为照看孙子做些什么事。小孩已经六岁，正在上学前班。学什么?听的人问。学三门课：英语、数学、绘画，说的人答。从穿戴举止看，他们是城市中间阶层，极有可能是退休的公职人员。这些闲聊看似只与说话者有关，揭示的却是这个时代的走向。
在这老人当成千金宝贝的独生孙子的学前教育里，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中文语文教育。不要以为这是偶然的疏忽或一时兴致，这个没要上帝因而生活本身就是上帝的民族是不会在子女教育上随心所欲的。这辛辛苦苦安排的学前教育计划是审时度世、精打细算的结果。我来跟你说说为什么。
英语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在民间意识里，当今中国的“科举”“鼎甲”已不在中国，你北大、清华也好，进入央企或国家机关也好，都不如儿女留洋有优越感。此处的“留”字是双重的，指留学和留居。我最近听说江南某大省人大机关处以上干部的子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送出了国。之所以处以上，是因为不到这个级别的干部，要么子女尚年幼，要么送走的资金不足。这些“吃皇粮”的人将子女送走的目的也并非只是出国深造，而是留在那里。告诉我这话的人语气很坚定——“能不回来，就不回来”。
数学放第二，也是很逻辑的。数学可以让小孩脑瓜灵，日后理工科好，意味着子女职业前程有了保障。进，可以出洋深造，并在国外谋职定居;退，在国内谋职也相对容易并有收入保障。总之是可以保证饭碗的技能。
绘画作为第三选项，也在情理之中。现在人们生活好了，那么除了生存技能，还要有一点多余的才艺来美化人生。于是好学校对学生文娱特长也很看重，可以为录取加分。第三选项时常不是绘画就是音乐、体育，视孩子的兴趣能力而定，虽然是业余爱好，但也是对孩子有好处的投资，有可能还是未来饭碗的一小块敲门砖。
学前班不像公立小学是免费的，家长愿意在进免费小学前出资让小孩上学前班，自然都是打了投资算盘的。投资要的是什么?是回报。学前班教育面面俱到，唯独不学中文语文，也即母语教育，是因为后者回报低。我这个写文的最知道，文字不值钱，思想更不值钱。我日写夜思，凭稿费半生积蓄在北京三环买不下半间厨房。这还是我这个有能力卖文的人的境遇，对绝大多数语文学得好的学生来说，这个技能与好饭碗相距遥远，又最不能跨越国界，百分百不能为出洋事洋提供通道，也就不能保证随之而来的优越感。
我们不妨回看一下，一百年前一个小孩被送进私塾最紧要的是学什么，再回到今天看那最紧要的已成最不紧要的，时代的大转弯才显出动魄惊心。“进步论”者会给出乐观的解释：时代变迁，某种技能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而忘了那并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母语垒建的是本文明的精神世界，携带的是自有价值观。而正是自有价值观之有无，决定了一个文明能否为其庇荫之众提供精神满足。当代“科举”的“三鼎甲”不宣而做地移出国门，并不能只做“投奔富贵”这一种解释。这些干部在国内可是吃香喝辣，以权易钱的途径多多，与低层民众出洋讨生活截然不同。“荣华富贵”这个人人都想投奔的大目标，除了“富贵”还有“荣华”，如果说前者提供物质满足，后者便是精神满足，属于一个文明能提供给它庇荫之人的最高精神满足，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到这样的精神满足已无须再去别处追求。这种精神满足用现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身份优越感。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这自我身份认同迷失、飞机轮船又能把人带去世界任何角落的时代，人群本能地会流向具有身份优越感的去处，何况我们自己就在经营自我身份的卑贱感。
世上哪一国——哪怕穷得叮当响的非洲——会像中国主流媒体那样把外嫁的女人捧成一朵花（她们的行为无所谓好坏，只是一群很本能的女人），她们中很多成为电视佳宾的唯一理由就是找了个洋丈夫。你上层建筑可以给自己注射一堆“开放”、“走向世界”的“强心针”，但这么为大众经营自我身份的卑贱感，且对自己在做什么毫无意识，也是世所罕见。
我离开法国的那天在机场候机厅遇到一位同机的中国人，他是八十年代最早被送出国门的理工科尖子，虽然后来选择留居，进入了只有法国白种精英才能跻身的领域，但此君有良心，未忘自己是中国人，不但将自己所学带回祖国，还始终没有放弃中国藉，在法出生的女儿也未领法国护照。记得他很自豪地告诉我，我们全家都没有加入法国藉。要知道这句看去平淡的话，在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可是字字重千斤啊!多少人为了换掉国藉什么事不能做！？这三十多年要说什么“皮囊”最贱，莫过于“中国人”这一身份了，几乎能扔掉的人没有不扔的，扔不掉的人还恨恨得觉着亏大了呢。只要换掉国藉，你的身份即刻就从“中国人”转成“华人”，虽是同义词，但后者带着前者没有的身份优越感，我们的媒体几乎天天都在经营这玩艺，看起来是在搞统战，但由于不擅长细节控制和舆论导向，传媒人自己就陷入身份优越和卑贱的价值判断中。这种身份卑贱感除来自人穷志短，西方旷日持久地暗中思想诱导和舆论经营(一个蓄谋已久至今未见穷期的大计划)，以及我们自己已经变成本能的附和与接力，才是推波助澜的主导因素，以至经济大大好转依然望不到尽头，根深蒂固地渗入中国广大人群的潜意识，可见并不仅仅缘自贫富，而是更深一层。这位中国人接下去告诉我的事足以证明。他说女儿成年后回到上海，但由于没有外藉身份办各种手续都很难，倒是她有法藉身份的男友一路遇绿灯，居沪比她容易得多。这使我想到一句话：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由此联想到入选“中法建交50年50人”的郑若麟先生的类似遭遇。顺便说一句，“中法建交50年50人”这份名单上汇聚了两国五十年交往历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郑先生能入选，是因为他是二十年来用流利的外语和睿智的思想进入法国主流媒体（撰文和上电台、电视）捍卫祖国最出色的旅法中国人，从在法释放的能量和产生的结果看，他一人就顶了一个外宣机构。为改变法国人对中国的偏见，郑先生还用法文撰写的一本书《与你一样的中国人》，2012年由历史悠久的德诺埃尔出版社出版。这本法国罕见的客观介绍——而非永远在那里批评甚至恶意诋毁——中国的书在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致郑回国后，中国某出版社找到他，提出要与其签约，帮助他继续法语写作，给的条件相当优厚。出版社方面表示，目前在国际上能够客观为中国发声的作家太少，所以他们愿意全力支持所有这类作家。然而当谈到具体操作时，出版社突然问郑是什么国籍?郑回答，当然是中国籍。随后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出版社立即表示，他们上述优厚条件只提供给外籍人士，中国籍作家，哪怕是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也不能享受。事实上，与他们签约的外国作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远没有郑在法国的影响。但这是规定。郑不禁苦笑：这不是“中国籍歧视吗”?
最近我常想，用什么来概括中国近现代史。概括一事一物，说白了就是从哪个视角切入比较接近核心。而核心往往是人看不到或潜意识里拒绝看到的。近代以来我们遭受的最大内伤，不是打败仗、割让土地、赔款、被殖民，而是从根上失去了身份认同。正因为是从根上失去的，所以是从头脑发端，从这个文明原本的守护者知识阶层内部爆发并完成，才让人不易察觉。虽然“中国人”、“龙的传人”这些浮泛的概念并没有消失，让我们这些在近现代文明冲撞中实际失去精神家园的文明流浪儿，有一遮避裸露躯体的外衣，但外衣毕竟填补不了内心的空白。况且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迷失并没有随着境遇的好转而消失，而是愈演愈烈，毛泽东时代看去已然找回的“身份迷失”，在强人之后以更彻底的姿态失落。今天香港和台湾呈现的精神崩溃(以香港人和台湾人自居而不愿认同自己为中国人)，是那巨大内创的必然结果，连大陆民众都以作欧美国民为荣，视“华人”高“国人”一等，香港、台湾又怎么可能不落到这一步?!
我前不久在武汉参观武昌起义纪念馆，走到一个侧厅，里面正在举办黎元洪生平展，看到最后，介绍黎氏家族时，贴出了一张表，显然是当足以炫耀的事张布出来的。这是一张类似族谱的表，从家族的源头一直排到今天的后裔。我一看，赫然发现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很多洋名，再细看，黎家后人的大部已在海外。我当时站在那儿就在想，这一定不是特例，黎家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家族，尚且从国藉到名姓都换掉了，那些与这国这文明完全可以无牵无挂的小民何来属性意识？这种迁移显然不属于低层平民成帮结伙地出外谋生(时常是以偷渡的形式)、再在异邦另建一个中国人社会，而是有意识地身份转移——以最快的速度与洋人通婚并换掉了姓氏。那巨大的冰山从内里爆裂融化了快两百年，终于不再只是慢慢消融，而呈现出末期景象，加快了分解的速度，一块一块地崩离漂走，让我们一眼看到了那惨烈的景象。
然而百年来这个上层建筑分崩离析的国度在潜意识里拒绝看到她为自己做的致命手术。上述那些自觉经营自我身份卑贱感的例子，不过是致命手术后期呈现的本能状态，心理的身份转移已经深入灵魂，以致人们做起来十分自然，一丝一毫意识不到卑贱在哪一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迷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擎天大树被断根，到叶子落尽，枝杈枯死，会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让人看不见叶落枝枯源自根断。正因为根断，毛泽东时代注射的强心针，只是维持了短暂的枝繁叶茂，让我们比香港、台湾稍许慢了一步。香港、台湾可以无遮无掩地直称“我们不是中国人”（我在外媒的报导中经常看到），大陆这边还没有这个便利，上述那群人大机关干部也只能暗度陈仓，每天班上做一套——正能量啊、爱国啊，应付上面的安排，说不定为某纪念日铸鼎搭台忙得不亦乐乎，私底下却做着另一套。而这还是普通人家，事实上即便高层统治阶级的子弟，父辈已经坐拥天下，是这片江山的实际主人，照样没有因此满足，再也不会像毛泽东时代的高干子弟那样以学一门对国家建设有用的学科为荣，更不可能像古代上层子弟那样读经诵诗以传承自有价值观为己任。徐才厚、周永康案件公布后，我百思不得其解，身居如此高位，怎么还会在一堆黄金和天下之间选错对象?!在天下和金条之间，再愚蠢的脑子也应明白没有可交换性啊!都住进中南海了，还要北京多少套房子或加拿大的别墅干什么?同样的逻辑也可应用于下面这句话：在天下和西国绿卡之间，何来交换性?这从上到下的身份迷失，主人不知其为主人，倒像是闯进宫殿的小偷，只想着在自家锅里偷一把，甚至砸锅卖铁，才是我们时代本不该出现的荒唐现实。
我在游走北京一些古迹公园时，经常被一个场面吸引和震慑，那就是人们在古迹前嘻嘻哈哈拍张照便转身离去，那刻在砖石上的文字、留在梁柱上的横匾对联，画在墙壁穹顶上的图像，全都失去了超出普通风光的意义，没人在乎也几乎很少有人读得懂当年留下这些字画的人在说什么、在想什么。我本人虽然不至于毫无意识地把自己投影其上、然后像买走一件廉价商品一样把先人的遗存变成自己的影像塑造揣进口袋里，但我得承认，在我们这代人和看似继承的古老文明之间，那条直通的路早已切断，留下那些文字画像的人之所思所想，已然被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弃留在外，国人看这些遗存，与站在罗马斗兽场、巴黎卢浮宫前的感受没什么两样，不过是在寻觅风景明信片。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不再有人扪心自问：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不问是因为人们觉得答案理所当然。何况如今不少人连这“理所当然”也不屑一顾了，连最浮表的国藉和母语都不要了，全国不知有多少赚了一点钱的家长把小孩送走，从最初接受大学教育，降到中学，最后降到小学，年龄越来越小，目的就是扔掉母语，以及母语所代表的一切。在“理所当然”的下面，一切早就变了味。我们真的还是那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吗?如果那精神链条早已割断，如果那遍及大江南北的碑文、遗诗遗画不再作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如果那些古迹遗存对我们就像对一个异邦游客一样不过是风景明信片，如果我们与先人的精神连接只剩下几句唐诗宋词、一把明清小说(就是这一点点也在被去除)和几个武功招势，如果那汗牛充栋的古籍经典的阅读、思索、整理只落到一小把专家的身上而与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无缘无牵(最聪明能干的人已不愿学这专业，因为赚不了钱也出不了国)，如果我们唯一问心无愧的承继只是“舌尖”上那点味觉享受，我们以何面目自欺欺人自谀“华夏文明的继承者”?
APEC开幕那天，我看了盛大晚会的表演，由一台歌舞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文明，漂亮喜庆。但看着看着，苦涩泛上来，那几千年的文明一路颠跛下来，内里空空如也，也就只剩下这些排练出来让异邦观赏的表演。舞台灯光一熄灭，演员们脱掉戏服离开表演场，那文明就像幻影一样随着彩灯道具消失了。除了那一台戏，还剩下什么?那台戏不过是终场前的几束炫目烟花，让不孝子孙还有最后的间隙不去看那中断的链环。
前一段我去武汉参观湖北博物馆，自从在北京国家博物馆见到曾侯乙的青铜冰鉴，我便等着看消逝了的曾国之墓葬遗存，总算如愿以尝。在博物馆二楼细细品味令人难以置信的审美和创造，一个问题反复扑进脑海：我们是创造了这一切的人的后裔吗?我们凭什么披挂了这些遗存的光耀说自己是后来人?及至走到博物馆四楼的一个古书保护临时展，那追问愈加纠缠不去。如果说楼下的古物质文明还作为旅游项目吸引了一些好奇者留影拍照、听听浮泛的讲解，楼上的古精神文明，已经与我们的世界彻底疏离。整个大厅人影全无，那拚死抵抗着氧化、潮湿、虫蛀、人的疏忽的旧时典籍，静静地被封在展示柜里，连从它们身边匆匆走过的人都凤毛麟角，有几人还能进入那些文字思想的天地?那不再作用于我们的思想、言行、喜怒哀乐、甚至好奇心的纸页，完完全全变成了博物馆的库存和摆设，也许不久的将来连能整理它们的人都乏善可陈。
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做了一件先人在过去几千年虽历经血腥都未曾做过、甚至连异族入主都从未敢做的事：剪断了与本原文明血肉相连的脐带。从服饰到思想，从习俗到文体，切得之义无反顾，是世界其他文明所未见的。基督教文明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扔掉两千年前的那本《圣经》，其社会主体的精神世界并未与这本册子割断。以被摧毁得最厉害的天主教法国为例，虽然宗教不再参政(不像美国总统必须按着《圣经》宣誓)，但社会的基础人群(白种土著)依然受这本小书的精神控制，是这中流砥柱的人群为受享乐主义冲击的社会提供着兵源和维持着人口，以及绵延着传统价值观;伊斯兰文明就更不用说了，不但执着地念着他们的《古兰经》，还大有誓不走出之势;犹太教不但反反复复诵颂着他们的《塔木德》，还按着经书复了国，用全部的现代文明完成他们的古老信仰。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人失去了属性意识，成天“国际、国际”唱得山响(看看满大街的“国际公寓”、“国际商场”、“国际酒店”、“国际大厦”、“国际中心”、“国际学校”)，跑到别人国家寻求身份优越感，从不问问自己是谁，代表的是什么，承载的又是什么。因为几乎没有几人意识到那切割之决绝，在“进步”的敲锣打鼓声中，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作，变得那么无足轻重。想到这一切，我眼前总是晃动着一个画面，在疯狂中横刀竖枪杀了全家的凶手，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
迷失了身份，使得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重找身份的历史，说透了其实是缩短距离的历史——学会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乃至看我们自己的历史。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不管我们能否自欺欺人，“身份迷失”是我们这一个多世纪的现实经历。看到这一层，就不会奇怪视英语教育远比母亲教育重要的香港何以有人不认自己为中国人，那是迟早会到来的，一个地方越赚了钱(极具讽刺意义，翻身反忘本)，越让小孩接受所谓“国际”教育，身份认同就越困惑。八十年代以前，香港的中国人大多数很穷，英国统治者也不搞他们在本土实行的福利，因而像成龙这代人，很少能接受西式学堂教育，倒因此而没有数典忘祖。我有一段时间看了大量香港电影，从五十年代的片子一直看到今天，悟到了这一点。记得端倪是在七十年代显现的，当时一些非主流电影(主流大众电影还是武打片)——也可称洋化小资电影——的主角们，多为受过西式学堂教育、在洋行做事的买办和他们的后代，已与香港大众(因贫而未走到这一步)疏离，电影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忆犹新，就是他们在家收听收看的已全是英美媒体传播的舆论，早就忘了自己是连印度人都不如的英帝国三等公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脑子不是被塞进这个，就是被塞进那个，能出入两边且明辨是非的少之又少。
这不断扩大的队伍是“身份迷失”一百多年后的必然和自然结果，再大的树如果根被切断了，靠着根须那点营养，一点点叶子也会掉光，然后枝杈一簇一簇地死去，直到主干枯萎。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上层统治阶级的子弟不再只出房地产大亨、石油公司大腕或银行经理、绿卡公民，而是出一位国学大师?这曾几何时还是顺理成章的事，已变得遥不可及。分解的过程越到后来速度越快，历史的走向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是把拿来的身份变成自己的身份。
这让我想到星期五，星期五不是一个日期，而是笛福笔下的那个野蛮人。小时候读《鲁滨逊漂流记》只朦胧地感觉到星期五是个丑角，在没有迈出国门之前，即便是成年后，我也没意识到星期五代表着西方之外剩下的世界，直要等到离开剩下的世界走到那个自圈的“中心地带”，我才意识到星期五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那些被认定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什么叫“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就是不知“界”的人——不懂得划界也不知自己在哪一边的人。
星期五的人生就是缩短与鲁滨逊的距离，他的最佳存在状态是作鲁滨逊的仆役，直至功德圆满地被鲁滨逊带到了伦敦，而没有被弃在他同类的荒岛上。在笛福的笔下，星期五只是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一种生物，在法文里有一个专门的词：“sous homme”，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只能硬译为“人下之物”。既然是人下之物，星期五的存在就是透过鲁滨逊的存在而成立的，也就是说星期五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存在，而证明的方法只有一个：接近鲁滨逊、懂得鲁滨逊、学会鲁滨逊的存在方式，总之就是缩短与鲁滨逊的距离。就像某些西方人至今感叹的：有时狗与他们的距离都比野蛮人要近。
当年读这本书的我们已经基本被说服了，那便是如果星期五也有人生的话，成为鲁滨逊的影子是唯一选择。那个故事很难让我们得出另外的结论。直到我另一个发现。也是有关星期五的，但故事已是另一个版本。写者这回不是英国人了，而是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尼耶。图尼耶的《星期五或野蛮生活》写于两百五十年之后，这个年份很重要，在1967年写出一本反《鲁滨逊漂流记》的小说，绝非历史的偶然。那是西方受曾经轰轰烈烈的“东方阵营”之挤迫、两百多年来唯一一次真诚忏悔的时刻，可惜时间很短。在这本书里，星期五从丑角变成了正面角色，在图尼耶笔下，星期五在两百五十年后的“人道曙光”下，首先有了他自己的独立存在，绝大多数人意识不到有时获得“人”这个称号有多么难;其次是他打破了人与人下之物的距离，最终是星期五教会鲁滨逊在太平洋荒岛上如何生存。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既然星期五终于翻身了，那个漂流记就没必要再有人续貂了，故事总有完结的一天。然而我很快发觉，历史乐观主义无论如何不是我合脚的鞋，图尼耶的星期五只是理想主义者笔下的版本，现实的版本远比我们想像的残酷。图尼耶带着风靡一时的新版漂流记走了大半个地球，他观察到了什么?他观察到西方小读者喜欢他笔下的星期五，因为星期五是生之快乐的化身，而西方人唯一难得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生之快乐”的玩艺，图尼耶在这点上倒是看得十分透彻，西方人作为整体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时刻警惕着他人。反之，非洲小读者则对他们已经翻身的同胞没有好感，在他们眼里星期五还停留在两百五十年前的水平：一个无能、懒惰的肮脏黑鬼。图尼耶在非洲加篷推销书的时候，问一群小女孩：“如果你们要结婚，是嫁给鲁滨逊还是星期五?”小女孩无一例外全都选择了鲁滨逊，其中一位对图尼耶解释：“因为星期五肯定不能养家活口。”星期五就算摆脱了“人下之物”的身份，也还是个仆人，小女孩与成年人的选择不会有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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