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香港上演非法“占中”活动，“颜色革命”成为2014年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学者们还就“颜色革命离中国有多远?”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偏颇的观点，却赢得不少人的认同。我们试图指出当前部分关于颜色革命观点的几个重要的方法论错误。
首先，颜色革命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活的实体。有学者认为“颜色革命这个词特指的是独联体和中东的颜色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
“颜色革命”起始于独联体国家以街头对抗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但并没有停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上。“颜色革命”走出独联体国家向北非和伊斯兰国家蔓延，就连伊朗也险些发生“颜色革命”。以及后来的缅甸袈裟革命、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恶斗”等，都是从街头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件”起始，并逐步巧妙地演化升级为政权大更迭的历史事件。而且，“颜色革命”在今天没有任何要停止的迹象。
其次，“颜色革命”不是一个没有外因的炸弹式内爆过程，而是越到后来越被外因操纵的国别间“角力”的竞技场。
观察20年来的独联体、中亚西非和东亚的“颜色革命”，其裂变过程并非都是内因性质的。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内部因素占主要原因，政权更迭是独裁者活该的话，如果说随后中东到西非的颜色革命是其民主程度低的话，那泰国的“红黄”内斗导致政权更迭又该作何讲?毕竟，泰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制度转型问题远远小于独联体和伊斯兰国家。颜色革命越到后来，外因的力量越明显。比如香港发生“占中”运动，和近期俄罗斯不断升高的街头示威，如果这时候还硬要说外部因素作用是微不足道的，那绝对有些“睁眼说瞎话”了。
第三，“颜色革命”的社会伤害在全球国别间不是无差异的均匀分布，而是对制度差异国家伤害大，对发展中国家伤害较大、发达国家较小的非对称事件。
一些学者忽视了这种非对称性，认为只要我们沿着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如果社会政治清明了，平等了，大家都富裕了，就不用怕颜色革命了。但问题在于，当你正走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当你还没有越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段位而处在政治高度不稳定阶段，这时候发生了颜色革命(比如乌克兰)，而且后续发展完全走到了社会动荡、族群撕裂，你还沿着什么道路走下去呢?那时候，竞争性国际力量容得了你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吗?
正是没有看清以上三个原因，一些学者对颜色革命的思考出现了混乱。我们应该看到，“颜色革命”受外因主导后不断逼近我国，造成潜在伤害的命题。而这个问题必须慎重对待，殚精竭虑辨识，方能帮助中国度过眼前的结构变革高速期，走向稳定的新常态。
(分别是北京大学教授和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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