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查理——自由或压抑》
问：如果我可以进入你的天国，为什么不能进入你的美国?
答：因为天国没有白人工党反对你们!
——讽刺漫画刊物《泼克》，1900年
19世纪的后半期，政治讽刺漫画在欧美(也包括日本)正处于最为活跃和兴盛的时期。在美国，由于华人移民问题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19世纪最后30年的美国讽刺漫画中出现了大量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引言部分就来自著名的漫画刊物《泼克》(PUCK)1900年刊载的一幅题为《为什么》的漫画;而在此之前，美国已通过了《排华法案》(1882)、《斯科特法》(1888)、《盖瑞法》(1892)、《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1894)等一系列的排华法律。《为什么》中提到的“白人工党”(The 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是排华运动中最为积极的政治力量之一。
1868年，中美签订俗称的《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允许中国移民自由进出美国。不过，该条约第六款明文规定了在美华人不能因此条约而享受归化美籍之权利，实际上将华人排斥于美国社会之外。美国吸收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内战后的重建以及西部开发，于是，大批中国人来到美国，修铁路、开矿山、拓垦耕地;1870年代，又进入加里福尼亚州的轻工业领域，成为加州制鞋、制靴、制衣、制雪茄等行业的中坚。到1880年时，华人已占加州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华人吃苦耐劳，又多才多能，却因此渐渐成为本地白人政治团体尤其是劳工组织的眼中钉。密苏里州参议员乔治·维斯特指控华人剥夺了加州白人的工作机会，而华人汇款回中国的行为是“窃取美国的财富”。美国劳工联盟主席在《排斥华人的几点理由》中称“美国白人和亚洲人之间的种族差异将永远不能克服。优秀的美国白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驱逐低劣的亚洲人，如果需要，武力手段也在考虑之内。”《国家》杂志说得更为露骨：“排斥中国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外来者，而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排华潮一浪高过一浪，发生了像“石泉惨案”、“蛇河惨案”等屠杀事件。政客(以民主党为代表)以反对“奴隶一样的劳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工会领袖以反对“为资本家卖命的华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将种族主义隐藏在“进步”的，甚至是“阶级”政治的假面之下。排华情绪以一种蔑视与恐惧相混合的方式传布开来，那一时期的讽刺漫画对此做了最生动直观的说明：有的漫画描绘了猿猴进化为华人而华人最终却“进化”为猪的过程(“‘进化论’所揭示的华人与猪的演进”，《沃斯比画报》，1887);有的则把华人画成人面兽身无恶不作的怪物，他们贿赂执法官员、抢夺白人工作、传播鸦片、谋财害命(“华人千只手，只欠一个头!”，同上，1885)。华人还被描绘成肮脏、邪恶的疫病携带者，是白种人家庭尤其是白人女性的巨大威胁(《当心这只华人老虎!》，同上，1885)。一些漫画“预言”了可怕的未来，如不久之后美国人将以古怪的中国方式过国庆节，华人飞扬跋扈地在旧金山市市中心的大街上游行，美国人却不得不四处逃避(“将来庆祝七月四日国庆游行的构思”，同上，日期不详)。另有一类伪装成“进步正义”的漫画，如一名强健的白人工人挥起一老拳打在作为“资本家走狗”的华工脸上(“对‘华人问题’的答复：给一拳!”，同上，1877)《泼克》的一幅漫画将华人列为美国的“三大害”之一(“除‘三害’”，1883)
华人移民或许是有很多陋习，有些也不自觉地成了西部资本家和财阀们破坏工人运动的工具，但那些排华的讽刺漫画，不是去揭示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只是将华人作为必须清除的异类而大肆妖魔化，结果在美国可耻的排华运动中扮演了一个为虎作伥的角色。
美国在19世纪后期对于华人的“黄祸”恐惧症及其反应，很容易让我们与今天法国社会对于穆斯林的“绿祸”恐惧症及其反应进行某种历史的连接;就像19世纪后期美国人杜纳尔的《共和国末日》与21世纪初期法国人乌勒贝克的《屈从》，一个是华人与清朝军队占领华盛顿，一个是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统治法国，在这两种相隔一百三十多年的恐惧之间代表着的却是相似的政治和文化心理。
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刊物《查理周刊》( Charlie Hebdo)受到武装袭击，据说袭击者是为了给伊斯兰“先知”报仇。很快，一场盛大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支援和示威运动掀起，到处都是用各种形式表现的“我是查理”或是它的复数形式“我们都是查理”(“Nous sommes Charlie”)。那些平时看到《查理周刊》就作呕的人和那些此前根本不知道《查理周刊》为何物的法国人和非法国人都加入了大合唱：“Je suis Charlie!”包括我国《环球时报》的记者也举着“我是查理”(还不忘加上几句共同反恐，一视同仁之类的话)的标语牌参加游行——可你不是乌鲁木齐，不是昆明，你是查理?!——“捍卫”《查理周刊》俨然成了捍卫言论自由与文明世界的保卫战或“表态战”。
法国在政治漫画领域享有非常荣耀的先驱性地位。夏尔·菲利蓬被视为“现代政治漫画之父”，1830年创刊的《漫画》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漫画杂志。”至于奥诺雷·杜米埃的作品——比如那幅最著名的讽刺路易·菲利普的《高康大》——堪称是政治讽刺漫画史上永不磨灭的杰作。不过今天的《查理周刊》与他们的前辈大师杜米埃等人，在讽刺精神上是一种真正继承性的关系吗?
漫画及风俗史家爱德华·福克斯对讽刺漫画下过这样的评论：
所有的讽刺和幽默，都是在见证了可怕的苦难——自己或别人遭受的苦难——经历了痛苦和折磨之后，才创造出来的。
而这对于《查理周刊》的漫画家们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当法国绝大多数的穆斯林移民每日为挣扎求生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时，《查理周刊》的漫画家们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一边喝着咖啡红茶一边将他人为数不多的信仰寄托描绘成恋尸癖和色情狂，还要求“你们”保持幽默感，尊重“我们”的言论自由，这未免也太傲慢和霸道了一些。
《查理周刊》的人无疑是一群挑衅家。挑衅无罪，讽刺漫画不可能没有挑衅，问题是该向谁挑衅?杜米埃是第一流的挑衅家，但他挑衅的对象是国王、贵族、资本家这些权势阶级。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查理周刊》及其前身《剖腹》(Hara-kiri)似乎仍然保有这种战斗精神。1970年戴高乐去世未久，《剖腹》把这件事与同时期发生在戴高乐故居地小镇上的一起舞厅惨案联系在一起，题名为“科隆贝舞厅悲剧：一人死亡。”(“Bal tragique à Colombey—un mort”)，结果虽然没有像杜米埃那样被投入大牢，但刊物也被取缔，于是只得改名换姓为《查理周刊》。尽管在中国人看来，不论你多讨厌戴高乐，嘲弄尸骨未寒者总不太合适，不过这在当时毕竟还是有勇气的行为：因为挑战的不是一个死者，而是死者所代表的强大政治力量。
《查理周刊》在1980年代陷入经营危机，只得长期停刊，现在的刊物是90年代初复刊后的产物。1990年代，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世界在权力单极化的同时事象却变得复杂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查理周刊》的讽刺暴露出诸多问题：第一，单纯的嘲讽如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本质?第二，《查理周刊》是所谓“左翼”刊物，然而它代表的恰恰是一种1989年(或许还更早一些)以降在西方左翼中成为主流特征的东西——自以为是和同情心的丧失。更危险的是，像19世纪美国的“黄祸”恐惧症一样，在那些貌似左翼言辞的背后，有时隐藏的却是种族主义的狰狞面孔。《查理周刊》辩解说他们不只是反对伊斯兰教，也反对其他宗教和权势人物。问题是他们近年来反对伊斯兰的热情与他们其他隔靴搔痒式的“反对”并不成比例，很难逃脱拿边缘者和穷人寻开心的指责。第三，《查理周刊》自相矛盾，他宣称自己百无禁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进行内部镇压的行为已经直接推翻了他们应该“捍卫”的原则，同时也证明了刊物内部禁忌的存在，只是不适用于法国的穆斯林罢了。
“左翼”讽刺漫画刊物《查理周刊》，将卡斯特罗和查韦斯称为“独裁者”，为狂轰滥炸卡扎菲和其他类似行为喝彩，而从来不进行任何严肃深刻的分析。他们用肆无忌惮的风格嘲弄伊斯兰“先知”，客观上成为了法国国内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政治压抑的帮凶。
伟大的讽刺艺术家给千百万人带来了笑声，可他自己的心里却流着血。
福克斯对于讽刺画家的这个定义仍然不适合《查理周刊》。他们的漫画从没给“千百万人”带来过会心的幽默——即使标榜“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的主流媒体也不敢登载他们的漫画——反而强化了压抑情绪，他们为此付出的则是真正流血的代价。
至于袭击事件之后的“我是查理”运动，很快也具有了荒诞剧的特点：袭击事件前发行量在3万份左右并且负债累累的《查理周刊》，在事件后一下子把自己提升到了百万级的规模，还开始了全球性营销的计划。袭击事件将《查理周刊》置身于一种飘飘然的状态，仿佛它在瞬间成为了某个史诗式大对抗——“文明”和“反文明”，“自由”和“反自由”，“我们”和“他们”——的主角。令人感动的“世界领袖”与“人民”共同大游行，实际却是一场“领袖的归领袖，人民的归人民”的政治表演;而那个在加沙屠杀妇女儿童的内塔尼亚胡也在其中反对“文明的敌人”，更是难得的讽刺漫画题材。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袭击事件之前，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强权同情、鼓励和支持那些与袭击者有相同思想背景的人在利比亚、叙利亚、库尔德左翼控制区(宗教极端分子所谓的“共产主义叛教者”)等地干同样的事;而袭击事件之后，我们也看不出他们将转变这一虚伪的立场。
“我是查理!”
“我们都是查理!”
这是语言和思想上的贫乏症。
我们既非“我是查理”，亦非“我不是查理”(“Je ne suis pas Charlie”)，是不是“查理”无关紧要，关键的是跳出这种简单的二分法，重新认真思考“文明”、“自由”、“左翼”和“解放”的意义。
第二幕：《希腊——悲剧或神话》
阴沉的星期天，
你就像我那始终灰暗的心。
上帝和圣母啊!
你就像我失去快乐的日子。
阴沉的星期天，
我的心在流血。
过去的五年，希腊人的心一直在流血。残酷的紧缩政策造成了一个国家几乎全面破产的局面：失业率增加了190%，工资下降了38%，贫困增长了98%，婴儿死亡率增加了43%，债务占年GDP的比例高达174%。瓦西里斯·齐萨尼斯(20世纪希腊大众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阴沉的星期天》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希腊民众的悲惨心情。对于所谓“三驾马车”的屈辱与愤怒已经完全超越了左右，成为一种普遍爆发的情感。
1月25日，一个星期天，又一场(上一次是2012年)恐慌性的选举落幕。对于欧洲的权势集团——以德国为首——来说，这似乎的确是一个“阴沉的星期天”，但对于很多希腊人来说，这却是个带来希望的星期天。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以下简称激左联)，一个由前希腊共青团员亚力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乱炖”式政党获得了胜利。
如果以传统政治分析的标准看，激左联其实有着非常多的缺点：首先，党的领导人非常年轻，缺乏实际运作国政的经验;其次，党的组成过于“杂乱”，包括了希腊共产党的分派团体、毛派、托派、生态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等等五花八门的组织，但又没有一个明显的指导性力量;最后，党的目标比较模糊，虽然有多达八个以上的共产主义组织加盟，可并没有提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远景，也没有提供其他清晰可辨的远景。但激左联最终取胜，说明希腊的传统政治格局已经瓦解，尤其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这样的老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崩溃的结果。
与2012年选举相比，这次选举除了激左联和第一次参加的新政党“河流”(中派政党)之外，只有希腊共产党(KKE)的得票率有所增加(从4.5%上升到5.5%)，虽然居于各政党的第五位，但与第三位“金色黎明”(Laïkós Syndesmos)和第四位“河流”(To Potami)的实际得票数相差并不多。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并且有着英勇斗争经历的共产主义政党，在面临着左右翼特别是新崛起的激左联的挑战下，取得这样的结果应该说颇为不易。然而，希共与激左联一直关系紧张，不仅是激左联中有许多希共的“叛将”(代表者就是其领导人)，而且在思想非常正统的希共看来，激左联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和德国或法国的“左翼党”穿一条裤子，因此不可信任。希共在大选前就已经明确拒绝了和激左联联手的可能——不过最新的情况是新政府任命了二名共产党副部长。
无法得到希共的支持是一个问题，对于激左联来说，更大的困难在于以希腊贫弱的国力，究竟有没有与超级集团“三驾马车”对抗的决心和能力。如果激左联最终动摇，屈膝妥协，那等待他们的就会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惨淡结局。希腊的政局将再次发生大规模动荡，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也许会因此壮大势力，或者是左翼选择希共重组攻势。然而，如果激左联选择对抗，在这样的国家经济形势下，处境将同样困难。激左联的主要希望取决于自身的示范效应，他们已经向其欧洲同志证明了他们可以赢得选举，接下来就要看这个榜样能在多大程度上鼓舞并提升他们欧洲同志的战斗力：葡萄牙共产党和绿党的左翼联盟、西班牙的左翼党(如“Podemos”)及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左翼力量、德国的左翼党，或许还包括与希腊有着特殊历史关系的土耳其左翼。如果激左联的胜利在欧洲得到扩散，他们的生存环境就将大为改善;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成为反欧洲主义的极右翼的刺激剂，极右翼有可能在法国、意大利特别是东欧地区夺取政权。冷战后的欧洲统治秩序也将由之摇摇欲坠。
假如革命是一场梦，让我在梦醒时死去。[套用自一首20世纪中前期希腊代表性的大众音乐“乐悲提科”(Rebetiko)的歌词]
从1944年希腊解放到1949年民主军队的失败;从1974年右翼军事政权垮台到1980年代社民政府的背叛，希腊始终经历着一个广阔的革命空间似乎已被打开后，接踵而来的却是梦想破碎的残酷历史。希腊神话难道注定只是希腊悲剧的序曲?围绕激左联的胜利，世界左翼之间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喜悦、观望、怀疑、否定;有的欢呼为“人民的胜利”，有的认为齐普拉斯不过是第二个帕潘德里欧，很快就将“变节”，有的则接近希共的立场，否认激左联有任何的革命性。笔者在此还是重复拙文《2012私史》中的观点：
尽管“左翼党”模式有着不错的表现，但同时要注意到有一股逆流也渐渐汹涌，那就是极右翼的上升。检讨以往的历史，西方在经济处于危机的时候，往往崛起的是极右翼而不是左翼。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民阵线运动结果都告失败，最后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横扫了世界。今天像法国“国民阵线”﹑希腊“金色黎明”，还有日本的“日本维新会”之流的极右政党都有着迅猛的发展势头。而在德国这样的西欧超级大国，虽然“还魂”式的新纳粹主义运动始终被束缚在历史的枷锁中，但是反对土耳其﹑东欧﹑亚洲移民的极右排外情绪却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作伪装而形成势力。极右翼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传统属于左派支持者的工人阶级及底层群众。对于很多西方世界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不会去思考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而只是怨恨外来移民和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抢去了自己的饭碗。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对西方左翼并非天然福音。相反，上一次西方世界的反资本主义高潮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处于“经济奇迹”的时期;造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所以才出现了文化的革命。简言之：只有全面取消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霸权，西方左翼才会迎来真正的复兴。
激左联的前景除了外部因素，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能否创造出一种真正的解放政治。希腊悲剧还是希腊神话，虽然目前尚难预料，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看清楚的：自柏林墙倒塌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欧洲统治秩序如今正在走向历史性的终点。
第三幕：《两岸——反攻或解放》
从十年前开始，前台北市长陈水扁，在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街头遍插“终战”的大旗之后，“光复”被取消了，“终战”取而代之。风吹草偃，原本就没有独立思考的台湾文化界、媒体业，也开始开口闭口“终战”，以为是时髦......一个曾经受过日本五十年殖民欺压的台湾子民，竟然随着日本统治者开口闭口“终战”而不自知。(曾健民《来到台湾战后出发的地方》)
回顾2014年，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对抗日趋公开和激烈化。另外，几次大的论争，从王伟光到《辽宁日报》到表扬“自干五”，都是体制内部的发言，说明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一味退让最终就会是退无可退，所以开始组织一些有步骤的——尽管是小心翼翼的——反击。当然，即使一开始是体制内或传统媒体的声音，主战场仍然将被引导到网上。年初，网络上又出现了一左一右的两场大战：一个战场是关于初出茅庐的公务员徐岚的文章，一个战场是关于早入鬼籍的“名将”张灵甫的“墓地”。徐岚的文章没有多议论的必要，“张灵甫”由于其背后反映的是近年来“果(国)粉”、“民国范儿”、“黄金时代”等一系列“反攻大陆”式意识形态，我们值得为此做一个概括性的分析。不过我们不会讨论张灵甫其人其事，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已有足够多的讨论，另一方面“张灵甫”、“李灵甫”只是表象，其人其事就我们将要探讨的问题本质而言并不具有太重要的意义。
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海峡两岸在意识形态对峙方面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张力。笔者那时收听“敌台”，对岸的政治相声节目依然在说“一国两制”不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最最好”云云。在张力存在的情况下——尽管其强度比之以往下降了很多——即使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双方都不会轻易地让出阵地，但是这种状态不久之后改变了。1995、96年台海危机，是一个高度紧张的时刻，然而却也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首先是国民党的阵地开始崩溃了。
李登辉从内部瓦解了国民党，其后果之一就是国民党的史观及其意识形态权威也随之土崩瓦解——留下了反共亲美的那部分——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本土史观”、“皇民史观”、“台独史观”压得国民党抬不起头，喘不过气;而面对对手的攻势，他们要么选择逃避，不争论，要么就表现出自己是“真”的“爱台湾”，进一步空心化了作为传统“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两蒋时代，台湾还拍过不少关于抗战的电影，现在相关题材却几乎成为灭绝品种。取而代之的是《海角七号》、《KANO》这一类表现殖民地时代乡愁的叙事。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已经没有多少人还会对“国军”是不是“英勇抗日”感兴趣，现实中的日本动漫及流行文化比起“国军”的老旧抗日历史显然要吸引人的多。这与大陆铺天盖地的抗日剧——就算是“雷剧”——形成了强烈反差。同样，现在的国民党也不敢吹嘘其在大陆时有什么美妙无比的“黄金时代”或所谓“范儿”，因为绿营马上会反驳说如果你这么好，干吗还逃到“我们”这里来?来了之后为什么没见你“自由民主”，反倒是屠杀“我们”，分“我们”的土地?如今不管是抗战胜利还是光复纪念，国民党最多就是小声嘀咕两句，还生怕被人听见，根本没有勇气组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既然如此，那为何近年来在大陆，国民党史观及其意识形态似乎表现出活跃的“反攻”态势呢?在一方的阵地已然瓦解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显然是另一方的阵地也发生了变化，不是“敌退我进”，而是“敌退我退”。
大陆的退有其主动的一面。大陆方面看到了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窘境，当民进党已经大成气候时，如果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完全崩溃，对大陆并不是一件好事。出于这样的考虑，大陆甚至让出了部分阵地——当然，有一些纯粹出于经济目的——给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史观及其意识形态留下了活动的余地。就统战初衷而言，是想引出其中那些有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部分，在此之间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敌对，在两党历史上存在的公约数无非两个：一个是北伐时期，一个就是抗战时期。北伐时期由于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作为民族认同有所欠缺，所以抗战时期必为首选，并且还能置身于一个大的国际叙事之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增加了正当性和稳固性。我们认为，这是大陆宣传国民党抗日成绩的主要起源和背景之一。换言之，这一宣传不是由于国民党史观的强大有力，而是因为其在岛内的软弱无力，大陆才采取了“拉兄弟一把”的举动。
国民党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在大陆活跃的另一个背景，是两岸“语言”的趋同化。它不仅由于两岸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和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便利，更主要的是1990年代之后，大陆与台湾一样，也被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统治秩序之中。大陆逐渐放弃了阶级、革命、反帝、亚非拉等解放言辞，改用起了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接轨、市场经济这样的“新”词汇，“引资”取代了“对峙”，两岸原来泾渭分明的阵地如今已变得模糊不清。结果，台湾而不是大陆，似乎更接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国家所具备的“普世价值”的标准。对于大陆那些醉心于“民主自由”的“公知”或“精英”来说，不仅现在的台湾符合“普世价值”，甚至早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期，就已经具有了这些特征。于是，他们像发现了“新大陆”或是失落很久的古代宝藏那样，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大肆发掘被共产党“湮灭”的“历史真相”。这些人利用统战政策进行了反向统战的工作，尤其是试图将作为最大公约数核心的民族主义上升到绝对排他的程度——事实上他们之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全力地借题发挥，最终导引出共产党“杀害抗日的”国民党，推翻“普世价值的”国民党，因此共产党邪恶无比的结论，来完成他们希望的“历史政变”。换言之，在两岸原来的阵地上，不仅双方大举撤退，边界模糊不清，而且现在主要被一批新的人马，怀着“新”的目的和目标所占据了。就大陆言之，最初主动让出的阵地，如今有一些是对岸的人在活动，并且往往利用“台独”恐吓大陆以巩固乃至扩张阵地，但绝大多数的阵地却是被“自家人”所把持，而这些人更不可能满足于现有的阵地规模。这便是近年来国民党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反攻大陆”的实像。
以“抗日”为“历史政变”的主题有几点优势。一者它“符合”统战政策，可以借着这个旗号“光明正大”的夹私货;二者它激发人的好奇心和推理心：既然共产党把国民党那么“光辉的历史”隐瞒了，那就一定还隐藏了许多别的东西。它成为了“历史政变”的一个最佳入口，因为大陆存在着大量的军事迷——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少所谓“果粉”，原本只不过是纯粹的军事爱好者。他们抱有一种单纯的观念，即认为游击战气势不足，戏剧感不强烈。中国战场应该有可以与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相匹配的那种大规模会战才过瘾。国民党的一些大规模战役，经过神话式的渲染，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早在1986年，陈映真就撰文指出：
在战后四十年台湾的历史教育中，严重忽视了对日本侵华、侵台历史教育，在政策上，对日依赖取代了对日批评，长时期不谈抗日，不举行任何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大学或大学外的日本研究极端粗疏和落后。台北某大学日本研究所中，充斥着旧时亲日台籍学者，对日本不但没有独立、批判的学术立场，更不允许研究生对日本采取独立、公正、客观和批判的研究!......四十年来，台湾官式反日、抗日言论的僵化和教条化，使我们的党外产生只有“国民党、外省(中国)人才反日”这样一种逻辑。因此，台湾反体制党外运动，成为第三世界反体制运动中唯一不批判美、日强权的一支。”(《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
现实很清楚，不是共产党“湮灭”了国民党的“光辉”抗日历史，而是早在两蒋时代国民党就自己阉割了自己。试想，如果国民党的抗日教育真的能在台湾深入人心，怎么会有今天这种局面?难道全都怪李登辉和陈水扁?国民党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到了台湾，始终都摆脱不了依附(美、日)性政权的本质，因此国民党的史观是失败者的史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依附者的意识形态。荒谬的是今天有人竟然可以凭着这样丢盔卸甲、卑躬屈膝的东西来“反攻大陆”，搞“历史政变”;而我们让出了阵地，不仅没有达到多少统战效果，反而造成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大混乱，真是得不偿失之举。
当务之急，是要对我们目前的统战策略进行反思。
首先，现在被奉为主流的“以经促统”或“以商促统”模式对于提高台湾人民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到底有多大的作用?依我们看，主要针对企业主的往来便捷和对台经济让利产生了即使不统一也不觉得有影响甚至是担心统一了反而将失去优惠的反效果;其次，统战的主要目标究竟是谁?是官僚政客、富豪资本家、中小企业主、文化明星，还是普通的民众?我们不是说统战要排斥前者，而是说要分清主次。陈映真先生在他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述中已经警示了这一点：以香港的富豪资本家为主要统战目标，结果是中央政府被香港老百姓视为与富豪资本家一个鼻孔出气，在攻击富豪资本主义时中央政府也被当做了靶子。另外很多我们作为统战对象的人，要么是两面三刀、左右通吃的投机分子，要么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却还糊里糊涂的两蒋遗老。郝柏村到大陆来，不仅继续坚持花园口决堤很正确，还“指示”共产党的干部应该立个碑纪念纪念——有关方面倒是应该认真考虑“郝长官”的意见，立碑纪念一下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无能的国民党政权双重罪恶下死难的无辜百姓——还对共产党“贬低”国民党抗战大为不满。在岛内溃不成军，大陆出于大局和同胞之情给了你一个在大陆摆摊的地方，竟然还想得寸进尺、登堂入室，国民党实在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像郝柏村之流，统战的意义和作用基本为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统战的“语言”到底应该是什么?“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传统文化”，民族和文化的修辞固然需要，但是她们主要的功能是连接过去的记忆，对于与这样的记忆已经产生漠然甚至抵触情感的台湾年青一代来说，单单诉诸于这些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更别提我们上面分析过的利用这些来借题发挥的问题，如“国民党才抗日”、“中华文化在台湾”等等——回顾台湾光复后的历史，最初由于缺乏有力的左翼运动，与祖国分离了五十年之久的台湾的主流精英，他们寻找对于“祖国”的情感，用来想象“母亲”的方式，都是借助于民族(族群)和文化的方式。已故戴国辉教授的回忆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
我记得，我的父亲当时曾经对我这么说过：“把我们抛弃的是清朝，是满州人;但孙文先生和阿石伯(蒋介石)则不同，他们是汉民族，是好人。”
台湾被抛弃是“满州人”(坏人)的错，光复了是回归“汉民族”(好人)的怀抱，“汉民族”(好人)是不会再像“异族”(坏人)那样欺负“我们”了。我们从林献堂、林茂生、廖氏(文毅、文奎)兄弟等主流精英人物在光复初期发表的演说和文章中，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考方式。这样的思考方式简捷易懂，但其脆弱性是非常明显的。当“二·二八”一爆发，顷刻间也就幻灭了。很多在光复后曾热情高涨的精英分子，甚至拒绝再用汉语写作和学习“北京话”，而上述的林献堂等人后来都与台独运动发生了关系，情感上一下子来了个大逆转。而幻灭感又是相互的。陈仪身边的地下党员，“二·二八”前后对台湾社会进行过深入观察的胡允恭引用国民党士兵的话说：“台湾人不承认是中国人，他们打死中国人太多了，上头准许我们来杀他们，这几天杀得真痛快!”
“二·二八”之后，能在既反对国民党又不倒向分离主义之间确立坚定立场的只有左翼，戴国辉先生指出：
本来，在台湾岛内，经过“二·二八”事变，不少台人特别是知识青年对国民党失望、怨愤，但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另一个反封建、反帝、反官僚专制、反剥削、反压迫的红色中国之存在，于是由对白色祖国的失望转向寄托红色的祖国，省籍矛盾逐渐被左派意识所克服。
在民族(族群)和文化的“语言”失效甚至产生逆反作用时，是阶级和革命的“语言”最终挽救了国家与民族认同。
然而，白色恐怖将岛内的左翼几乎杀绝杀尽，只剩下了国民党反共亲美的意识形态外加“礼义廉耻”的封建说教，再有就是从未得到过彻底清理的“皇民史观”，当国民党权威一朝瓦解时，这些东西组成了一锅大杂烩，但“反共”、“亲美亲日”、“独台和台独”这些主要“食材”是始终没有变过的。
由此可知，在台湾，用民族(族群)和文化的感召来建立国家认同，很早以前就经历过挫败。台湾被日本殖民五十年，而从国民党统治时代直到今天也仍受着美日等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对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比起建立连接过去的记忆，建立面向未来的前景远为重要，而这个前景不可能不是“解放”的。摆脱那些甜腻煽情和罗曼蒂克的“语言”，提出一种以瓦解新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解放的、革命的“语言”方为惟一正确的方向。这也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本意中来：解放台湾不只是为了完成国家统一的民族目标，还是一个要将台湾从反动的、封建的、依附性的、剥削压迫的、腐朽没落的制度中解放出来的革命目标，难道不是如此吗?两岸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绝不应该只是三皇五帝、孔孟之道、春节中秋、抗日战争这些，对一个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前景的承诺才是凝聚两岸的人间正道。故此，与其重复日趋保守化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当下再次举起“解放台湾”——不是单纯军事意义上的“解放”，因为实现这一点其实并不困难——的旗帜，或许才更接近统一之路。
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解放台湾”的前提是先“解放”我们自己，连自己都“解放”不了又何谈“解放”他人。如果仍然对新自由主义乐此不疲，仍然以宗教式的虔诚继续大规模私有化，权力腐败、资本横行、社会两极分化、党丧失人民性等等问题仍然得不到根本治理和解决，那么最后就不是“解放台湾”，而一定是“反攻大陆”。台湾的左统派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的强烈敏感与忧虑，如陈映真等人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苏庆黎去世前写给当时领导人的信，今天比之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发人深省，令人动容。
解放或反攻，敌退我进，此存彼亡，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谢幕
法国的《查理周刊》事件，希腊的历史性大选，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看似天南地北，毫无联系，不过在他们之间却孕育着同一个主题：解放政治。
这些事件的走向和结果最终取决于我们创造与实践解放政治的能力：如果顺利，那未来的日子我们就将上演新的剧目;如果受挫，那我们将不得不回来重复相似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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