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的最大花边有二，一是中青网采访政协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任志强微博被关一事发表看法，葛剑雄称“我赞成对于任志强的微博处理，作为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公开挑衅呢?”葛剑雄称任志强超越了底线，微博当然没办法存在了，“胆子大你到国外去，到社会上骂，但是我们是不允许的，任何国家任何场合都是有自己的限度的。”采访刊出后，葛剑雄在网络上遭到前所未有的批评，40分钟内，三千多留言谴责其“落井下石”。随即，葛剑雄在微博上否认内容，称：“我十分震惊、非常遗憾地看到了中青网在未经我的审阅、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了这样的标题和内容。为不影响在政协大会期间履责，不干扰大会的主题，我不得不决定，自即日起，除此前已经约定的采访外，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未经我的同意，媒体不得报导我在会议期间的言论。”
二是央视新闻微博发文，报道大陆知名演员兼导演、政协委员张国立在两会上说，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网络剧的管理，网络剧应该与电影电视剧一样，须经过立项、报批、制作、审看，不能随便拍什么就放到网上去。该微博内容导致许多网民怒骂张国立，有网民称：“文艺界又出一个大坏蛋!”还有不少网民讽刺张，要求其先管好自己的儿子。随即，张国立也否认央视的报道，他在微博中写到：“央视新闻的记者朋友，我还没有在会上发言呢呀!”
从事后公布的资料看，在这两件事上，媒体的报道都是真实的;“不真实”的，恰恰是葛剑雄和张国立。而葛、张两位在发表了符合官方主旋律的言论后，又迫于网络压力自我否认，出尔反尔，则展露了中国舆论真实的另一面：经过近几年的强化管理和言论整顿，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在官媒上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但在网络等民间舆论空间，并没有形成官方所期待的，“正能量”占领阵地、成为主流的局面;官方意义上的“正能量”，仍然不能避免遭围攻的待遇。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近几年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对于官方的“大好局面”，其形成并非是因为官方建立了一套富于说服力的理论、构建了一套雄辩无碍的话语，通过思想交锋实现的;而是通过强化管理和整顿，以不允许不同声音在许多渠道的表达来实现的。换言之，今天“正能量”的胜利，靠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而这种力，又不是无远弗至、让人完全无法发出不同声音，而是有其作用的边界。这就难免造成双重后果：在力量的笼盖范围内，很多人是口服心不服;而在力量的笼盖范围之外，人们则“悄悄地”展示自我真实想法。同时，由于力量笼盖范围的存在，范围外的表达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越来越形成针对性的共识，即针对这种以力服人的不满。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官方的做法不但没有占领阵地、赢得人心，反而在进一步失去阵地，失去人心。
这种效果的不如人意，根源于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一是官方没有构建起真正能够实现“理论自信”的话语体系，迄今为止官方言说的新意不多，说服力更有限，于是只能诉诸以力管制。二是权威政治在现代社会的作用范围正在收缩，以舆论和意识形态而言，多年改革让私人空间的自由增大，这些放出去的东西今天已不可能再收回来;同时，现代讯息技术也为私人化表达提供了多种手段，这些手段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息息相通，亦不可能被完全禁绝。在这种权威政治作用范围收缩的背景下，舆论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必然呈现为两重场域：作用范围内的官方自说自话与其他人的敷衍附和，以及作用范围之外的非官方、甚至反官方式表达。在这种双重场域下，官方必须时刻保持对社会的全面管控，弹簧必须始终绷得紧紧的。显然，这种状况难以持久。
那些在官方管制的威力范围之外进行非官方、反官方表达的人，就人数而言，未必占据多数，总体而言可能仍然只是“一小撮”。但不可否认，他们往往是社会意识最活跃的部分，对其他人易产生示范性和引导性影响。一旦发生危机或事端，他们就是助燃和传递火种的遍地干柴。
但管制并非没有效果。这样的人一直存在着，中国社会也一直不乏火种和火星，但社会迄今大体稳定，这就是管制之功。相对于在官方话语无招架之力时听任其他对政权具有颠覆力的话语肆虐、狂轰，从而导致认同流失、人心离散，管制的最大作用，是将明火压制为暗火，将眼前危机压制、拖延到将来，为官方解决问题赢得时间。这与反腐之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和机会，是一个道理。
关键是，就像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一样，中国不可能总是只治标不治本。毫无疑问，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治本，没有其他捷径可走，唯有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逐渐放开管制，与其他话语展开公平竞争，并争取战而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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