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操弄地图制造“地图政治”的行为，滥觞于欧洲殖民者打着“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旗号，在殖民地内部或之间确定地图边界。所谓“科学划界”，即以所谓“科学的方式”人为构造地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西方列强不得不终止其领土占领行为。但在撤退前，他们早有长远规划，制造“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的地图边界就是一项隐秘招数。寇松的《论疆界》讲演就是这一谋划的典型表达，他指明这类地图疆界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满足帝国政治军事战略的需要。琼斯对此评论说：“边界的制定很大程度是单边性的——强大、睿智、公平的帝国主义国家才能创建完善的边界。”他进而指出：“科学变成了军事学，科学性边界带给某一方显然不能为双方共同所有的优势。”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是为了确保自身的政治军事战略控制，从没有为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考虑，更不会为这些殖民地独立后产生的争端负责。
每一个从前殖民地独立的“新国家”必然面临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政治秩序安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殖民者给“新国家”制造的地图边界扼杀了政治安定的可能性。非洲国家地图形态就是鲜明例证。从地图上看，现代非洲国家之间的界限几乎都是直线。这显然是寇松提到的“科学划界”的结果，所以，非洲国家地图也被学者形象地称为“拼图”。西方殖民者为了划定势力范围，“任意划分殖民地边界，使非洲不少部落联盟、雏形国家、酋长国、王国被完全打散，回归到氏族部落状态”。不难看出，殖民帝国通过制定地图构造潜在的边界纠纷和社会对立，牵制被殖民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对“新国家”来说，既然因为“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制定的地图边界诱致边疆纠纷，能否依赖规则和平解决争端则至关重要。但殖民帝国早已垄断规则体系，特别是国际法，这些规则反映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继续采用西方规则处理边界纠纷，无异于与虎谋皮。
美国介入非洲国家边界争议，表明西方国家霸权规则依旧存在。西班牙作为曾经占领西撒哈拉的殖民者，正是其构造的地图边界造成西撒哈拉领土冲突持续至今。时至2020年，美国为实现其战略目标，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美国以这种方式介入西撒哈拉主权和领土问题，加剧了北非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用外交承认的霸权方式，决定一个未定领土地区的主权归属，这延续了西方殖民帝国的规则控制术，旨在强调西方殖民帝国仍是规则制定者，世界其他地区必须遵守，但西方国家自身却是规则的例外。借用殖民主义话语体系应对殖民者遗留下的因地图问题诱发的边疆争端，只能导致更多边疆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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