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三册第三章三面红旗：经济大革命的重要标志 -

“ 三面红旗 ”是 “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 的统称。

　　“ 三面红旗 ”是 “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 的统称。它是我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五八年首次提出的旨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施政口号，是毛泽东时代由政治大革命阶段转入经济大革命阶段的重要标志，一九六〇年五月以前它们被称作“三个法宝 ”，此后改称为“三面红旗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着重总结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阐述了提出“三面红旗 ”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 十大关系 ”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探索如何处理“十大关系 ”则是联系实际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开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它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八月，“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 ”。于是，“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毛泽东曾明确地作过自我批评，他指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 ’、‘势如破竹 ’。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头脑中的真实地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

　　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年谱》第 4卷 419页）由此可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的提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我们高举 “三面红旗 ”所取得的胜利与成功，最为重要的就是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农经济国家的人文素质提升到工业国所需要的人文素质。当然，它在探索前进中所带来的经验教训也是需要人们认真汲取的。

　　第一节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更加积极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就是这一探索的最初成果。这个讲话的根本思想就是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对于苏联的经验，决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要再走。从这一根本思想出发，毛泽东对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方针。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 ”在正确分析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党现时的基本任务是：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实际上就是“八大 ”路线的概括。根据这一路线，“八大 ”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并确定党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和“左 ”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八大以后，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之间与人民内部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向自然开

　　战的新的战争。这是“八大 ”路线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高潮过后，毛泽东认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阶级斗争又趋向缓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强调这种斗争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中又有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注意力又转向经济建设方面。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在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发出了“不断革命 ”的号召，并明确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300 页）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是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经过党内多次争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才逐步形成的。总路线的根本思想是要打破常规，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思想早在一九五五年冬就已经开始提出。这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了批判“小脚女人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的斗争，大大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到这年冬天，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该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 卷 476 页）同年十二月五日，刘少奇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有在京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为此，就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打破常规，冲破平衡。否则，就会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

　　为了加快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立足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这一现实基础，首先主持制定了农业发展规划。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旬，他就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农业十七条》。以后经各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扩展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经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公开发表。按照《纲要》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一九六七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一万亿斤，棉花总产量将达到一亿担。毛泽东当时就说过，他抓《农业十七条》，就是为了造成“ 乡下压城市 ”的形势，“要求大家考虑一下，形势已经到来了，本来可以快一点办好的事，不要慢慢来。一年能够办到的事，不要拖到两年去办。”（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2卷 518 页）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开始时也都赞同毛泽东关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以前，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 ’、 ‘快 ’、‘好 ’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 ’。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 ’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 ’的提法 ”。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把经过文字调整之后的“多快好省 ”原则公开发表出来。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把“多快好省 ”作为领导方法加以强调。他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两种方法中间，我们不选择那种落后的、使事业办得坏的方法，而要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使事业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老人家还说：我们在延安时，曾经组织过宪政促进会，现在没有了。现在有人说，中央是全国社会主义促进会。这次会也是一个促进会，省委、市委、各部门，也是促进会。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2卷 513页）这些情况反映了党和人民希望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把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一些的愿望，也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把注意力逐渐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指导下起草的《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 ”。六月十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报告，并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中央的上述精神就成为“八大 ”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的指导思想。“八大 ”的决议明确

　　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 ‘左 ’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32 页）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是做了个妥协。此后，中央和国务院按照八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方针，对一九五七年的经济计划作了调整，并在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从而使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在整风运动期间，有些党外人士对一九五六年的冒进也提出了批评。这种意见后来被当做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右派言论 ”。毛泽东认为党内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从而更加相信反冒进是错误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严厉地批评说，去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还想恢复。并讲道：“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毛泽东又说：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221页）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公布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并以讨论这个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会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

　　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提出，我们“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和三月先后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

　　了政治方向的错误。甚至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反驳了张奚若、陈铭枢等人关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 ”的批评。他说，我们就是要好大喜功——好六万万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就是要急功近利；过去不轻视不行；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

　　由此看来，批判反冒进的过程，就是发动大跃进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酝酿制订总路线的过程。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曾经回忆说，如无南宁会议，就搞不出总路线来。经过这些曲折，一九五六年小跃进，一九五七年跃退，经过比较想出了一条路，叫总路线。南宁会议后的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党搞建设的一个路线。”在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在这次讲话中，开始把这十二个字的提法概括为路线。一九五八年五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正式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得到了会议的一致通过。这样，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以及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就确定下来了。

　　第二节大跃进运动的蓬勃开展

　　“大跃进 ”的设想最早很可能是出自英国人一次动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苏联召开的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两次会见了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高兰。这两位英国同志说：现在英国年产三千万吨钢，而你们中国，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年产四千万吨钢。恰好会议期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宣布：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在这种氛围下，毛泽东被大家的情绪感染，也充满激情地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

　　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实际上为以后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一九五七年前后，我们党先后发动了整风与反右运动，在思想战线与政治战线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而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主要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化工部、河南省也相继提出工作上的高指标。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 ”。“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 ”， “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300 页）不久，邓小平于二月二十八日在报送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等方面开展起来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献中提到“大跃进 ”的概念。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曾欣喜地写道：“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

　　发。”（《毛泽东年谱》第 3卷 337页）跃进之势，跃然纸上。

　　然而，具体提出部署大跃进是由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大力支持的。五月五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周恩来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 ‘跃进 ’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好奇地问：“噢，跃——进？”周恩来回答：“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周恩来找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重阅了这篇社论，并提笔给在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中说：以“跃进 ”一词代替“ 冒进 ”一词……“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 ’）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年谱》第 3卷 361页）

　　当然，真正创造性地把“跃进 ”变成了“大跃进 ”的是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到心里通畅，搞大跃进。”（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34页）自此，“大跃进 ”一词正式诞生，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一个重大元素。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 ”是现实逻辑强力推动的产物。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党内可能出现的“浮夸风 ”也有所警惕。据吴冷西回忆说：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道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

　　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

　　毫无疑问，毛泽东所作出的这些判断和概括，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的。不同的区别在于，有的是他在考察中获得的，有的则是他从一些信息中捕捉的。例如，新华社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刊登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撰写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了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其中说到办食堂的几大好处：第一是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第二是节约了粮食；第三是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第四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毛泽东看到后，很感兴趣，随即将此文批给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提出“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然而，从后来的实践来看，公共食堂对大多数农民而言，确实是弊大于利。可是在最初，人们却把它当做新生事物来支持，当然毛泽东的态度实际上起到了推广作用。

　　毛泽东积极支持和推动大跃进是真诚的，但对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也是认真抓紧和督促处理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内参《宣教动态》第一百四十五期看到中共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说一九五八年初春夏之间，云南因肿瘤、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对此，云南省委深刻反省，查明原因，迅速纠正，及时制止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毛泽东随即批示，其中说：“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 ’，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从这个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了解下情的，也是能够体察下情的，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很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531页）

　　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看到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的一封群众来信，信中反映：该社社队干部打骂人的现象非常严重，挨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一些坚持党的政策而没有打人的干部也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等等。阅后，毛泽东将此信转交中共河南省委第一

　　书记吴芝圃，并批示道：这种情况要“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报公开揭露，则更好。……可能写信人有所夸大也难说，但是似乎真有那样的事情似的，从信的气氛可以感觉得到。究竟如何，待查实方能见分晓。” （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536 页）毛泽东对此类事情非常重视，也打算从严处理，但同时又怕反映情况有误，故他又要河南省委查实后再定。

　　作为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政治家，毛泽东虽然对大跃进抱有极大的热情，但也同时估计到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困难、挫折和那样的认识、看法。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对犯错误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叫他们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对谎报也如此，百分之九十以上说服，百分之一、二、三，分别处罚。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确定之后，大跃进的发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于：建国之初，毛泽东一直焦虑于中国“人口上、政治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 ” 的现实，迅速把祖国建设好的强烈愿望，落后就会挨打的深刻危机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良好初衷和直接动因。从国外来说，当时的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超英赶美 ”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如火如荼，所以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在国际上也不是孤立的。

　　实际上，一九五七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年冬至次年春开展的大中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积肥运动，可以说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曲。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广西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部委、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南宁会议 ”，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与国家预算问题，继续研究改进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他说，“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要有群众观点，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 ”。不要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要分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 ”的关系。毛泽东同时指出，“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后还要搞一下，但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

　　年就要以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思想、政治始终是统帅。思想、政治是灵魂，是技术、经济工作的保证，既是统帅，又为它们服务。”（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277 页）在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思想、政治运动与技术、经济工作的关系，前者的社会效果需要后者的实际效能来加以体现，即抓革命、促生产。老人家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就着重强调了“不断革命 ”的思想，并提出今后“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 ”上去。

　　正是在这样一种人们渴望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展开了。它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并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以及他们的聪明与才智被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们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一切崇洋媚外，迷信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教条框框统统被打破；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人人都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人们思想方法的重要特征。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抹杀不掉的！它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呢？试举例说明：一九五八年一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六百六十八点五公里）。

　　一九五八年一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六百九十八公里）。

　　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第一台四十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

　　一九五八年五月，北京修建十三陵水库。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

　　一九五八年八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一千公里）。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北京一包头一银川一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海河拦河大坝合龙，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二点二一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第一台一百三十八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六百零五公里）。

　　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发展尖端科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一千三百一十五公里）。

　　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九六〇年，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

　　一九六〇年，河南省林县全部工程为民办的“ 红旗渠 ”破土动工，历时九年，于一九六九年七月竣工。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二百五十万亩。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

　　（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棉产区天津与河北的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等。

　　一九六二年，第一台一点二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

　　上述工业战线创造的十二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尤其是在大跃进中农业战线开展的主要群众性运动——农田水利建设，是一场数亿农民与水利工从事着地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他们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大跃进运动中突飞猛进的黄河治理，造福于子孙后世，功德无量。自刘家峡、青铜峡和三门峡水库的建成，黄河基本上被征服了，再未发生大灾大险，人们安居乐业。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库的建成及渠道的疏浚，使各省都建立了一定的旱涝保收田，人们的口粮（低标准）基本得到了保障，靠天吃饭的局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大跃进运动中兴建的农田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是公助民办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一些大型水库，对城市繁荣与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十三陵水库给首都北京带来了福音。许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劳动的情形和整个工地的壮观景象。海河拦河大坝建成后，海水、河水分离，极大地改善了天津市的淡水资源，对天津市的工业发展与城市繁荣，发挥了显著作用。东江水库的建成对香港繁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饮水思源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大跃进运动，就没有当今某些现代工业、现代特大城市所需的大量充足的淡水资源。同时，也就会没有一大批创建于大跃进年代的工矿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门单位。

　　一九五九年，包括鞍钢在内的全国各个企业普遍大搞技术革新运动。这一时期，在毛泽东亲自参与领导下，我国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如以革命知识分子代表李四光新的找油理论与以工人阶级先锋模范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努力实践相结合，我国终将“贫油国 ”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可谓是其中的范例。

　　尽管大跃进运动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如“全民大炼钢铁 ”所造成的浪费现象，大办了弊多利少的“公共食堂 ”，在某些一线领导浮夸风影响下

　　所导致的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 ”等等。尤其是此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的逼债，造成了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

　　历史终将证明：大跃进运动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上留下的客观真实业绩，也是与世长存的。如今当那些坐在历经半个多世纪沧桑仍不乏现代感的—— 人民大会堂参加“两会 ”的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们，当然不应该忘记当年它正是大跃进中一年内完成的“首都十大建筑 ”之一。在这里，特别让我们应该铭记的是毛泽东曾与某些的人错误言行所进行过的坚决斗争，老人家显得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老人家甚至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不得不将自己的观点，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公开发表，直接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 ”等六级干部。毛泽东在信中说：“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进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

　　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地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 ’，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

　　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毛泽东年谱》第 4卷 33 页）毛泽东把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难道还不足以成为一篇在大跃进中讨伐党内某些人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等“五风 ”者的战斗檄文吗！

　　第三节人民公社化在调整中前行

　　随着一九五八年全民性的大跃进运动不断升温，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提高，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萌发了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设想，试图运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使之成为向社会主义成熟阶段乃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缘起

　　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 ”命名。七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社 ”的概念。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地方很快出现了小社并大社再转为大搞公社的热潮。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经常下到农村调查。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兴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八月四日，他走出北京，视察了由刘少奇等人创办“共产主义的试点县 ”——河北省徐水县，称赞人民公社成立后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01 页）八月六日，毛泽东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地区的七里营。这里的农民个个精神焕发、干劲充足，庄稼一片大丰收的景象。这些景象令所有在场人员无不感到喜悦、振奋。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向毛泽东说：“马克思创建了巴黎公社，这里的农民自发地成立了人民公社，是件新生事物，省委给予了肯定和支持。”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 ”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 ”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所喜欢的名字。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

　　割掉了，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变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一级。（《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02 页）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用大字标题登出了“人民公社好 ” 的报道。由摄影家侯波拍摄的毛泽东身穿白衬衣、手持草帽或带着草帽分别在谷田、棉田里的照片，就是记录的这段历史。八月九日，又去了山东，当山东省委领导汇报有人大办农场时，毛泽东建议说：“还是人民公社好。”（《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04 页）之后，全国农村纷纷仿效，大办人民公社。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到十月底，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二、毛泽东最早发现大办人民公社的突出问题

　　然而，就在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中，却一再出现了因突破毛泽东原来的构想而产生出不少新问题。毛泽东最早发现了这些问题，并且在纠正错误与继续探索中及时调整大办人民公社的思路，最后形成了存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式人民公社的模式。当时，大办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刮“共产风 ”。各地领导干部对中央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里的最后几句话：“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给予极大关注，有的人甚至进行了片面理解。各地在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加大共产主义因素。为了扩大共产主义因素，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取消自留地、副业生产、集市贸易，搞供给制、集体过渡到全民、消灭工资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搞吃饭不要钱等现象。为了扩充共产主义因素，各地普遍搞了平调，在生产中搞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在向上级汇报的数字中，也出现了严重的浮夸现象。

　　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刘少奇于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 ”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一百二十万斤时，当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参见 1958年 9月 18 日《人民日报》）九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

　　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 9月 30 日《人民日报》）同时，刘少奇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 ”问题。他指示 “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农村劳动组织要进一步改进。这种改进，要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 ”，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大办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那些问题，仅仅一个多月，老人家就发现了。当时，毛泽东也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刘少奇等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 ”等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然而，毛泽东最早是从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的汇报中发现问题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汇报。刘子厚在汇报中提到，下边出现了不少浮夸数字，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干部下去视察时，有的公社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搞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把所有个人财产与私人债务都“共了产 ”，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基层干部也有大量捆人、打人的情况。当刘子厚汇报这些情况时，毛泽东首先明确表示：“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 ”。“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

　　多少。”其次，毛泽东对刮共产风也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 ”。“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 ’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 ”。“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再者，毛泽东对基层干部捆人、打人十分气愤，他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当刘子厚专门汇报徐水县搞的所谓“全民所有制 ”时。毛泽东听后，很不以为然，明确地批评说：“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有办法。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 ’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70页）

　　通过这次听刘子厚的汇报，毛泽东觉察到，各地在大办人民公社中存在很大问题。他决心派人下去调查一下，看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大到什么程度。当天，毛泽东就要陈伯达等去河南，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就走。毛泽东还当面向陈伯达交代了调查的重点。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等到达河南，与省委领导谈过情况之后，即于当天通过急件，书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看了汇报材料后，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要他到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的调查，要调查到团（即公社）、营（即大队）、连（即小队）三级，（当时河南实行军事建制），然后再到县里找干部开几次座谈会，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74页）陈伯达等把调查的情况随时写成汇报材料，通过机要急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汇报材料后，立即阅读，提出问题，让陈伯达等进一步调查研究。通过看陈伯达等人的报告，毛泽东发现基层大办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很大。

　　于是，他派吴冷西和田家英也去河南调查一下，一个人去河南新乡地区的修武县调查，一个人去河南的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去调查。接着，毛泽东又致信已经在遂平县完成调查任务的陈伯达，让他不要回来，再到附近某一个县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调查材料同样通过机要急送毛泽东。毛泽东还要求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调查结束之后，从调查地点直接去河南郑州，他将在郑州等他们。毛泽东说：

　　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七十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六十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 ”，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 ”，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 ”也叫“五斗米道 ”，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六十五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十二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四十一年，我们才搞了九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调研前必须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

　　促进派。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78页）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阅读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急传过来的调查材料，越来越感到大办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很严重，用当时他的话说，就是：很多人“急急忙忙向前闯 ”。特别是在他听取了田家英、吴冷西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发表评论说：首先，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 ”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其次，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毛泽东谈到修武县搞全民所有制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

　　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再次，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妥当。在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 “集体住宿 ”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 ”“老少换班 ”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 ”，“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 ”的办法）

　　最后，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指标，认为它可能闹得天下大乱。在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老人家说道，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老人家决定亲自下去，一边调查，一边解决问题。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河北、河南调查。一路上，他在专列上召集河北、河南两地省、地、县、公社等一些干部开小型调查会，了解基层情况。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决定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先在他的专列上召集部分省委书记开会，听他们的汇报，同时回答问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说，现在有些东西是调拨的，交换的范围缩小了。陈伯达表示赞同，认为只是现金结算少了。毛泽东立即指出：不搞交换是不行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说：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毛泽东说：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之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这是不行的。每个人民公社，除了生产粮食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不能生产这些，他们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的

　　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 ”是不行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要提倡每一个人民公社生产有交换价值的农作物和工业品，不然生活不能丰富。

　　吴芝圃汇报说：下面有的干部提出要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人民公社必须搞商品生产和交换，这就划清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接下来，毛泽东又在他的专列上连开了两次调查会，他在调查会上谈到起草新四十条的题目时，更明确地说：现在不是涉及共产主义的时候，涉及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这次谈话，给当时热衷于搞“穷过渡 ”的各地各级干部及时地泼了一点冷水。毛泽东的讲话及插话，通过当面聆听到的各省负责同志传回各地，促使此前刮的“共产风 ”，很快就减弱了，有的则干脆刹了车。（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88页）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 ”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这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人都来了。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问题，到底定多少？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这次会议从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展开讨论起，深入到了如何办人民公社的问题，一直讨论了九天。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在谈到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时明确说道，“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做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

　　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92页）经过讨论，毛泽东和与会的同志都明确了，现在是在办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 ”的时候，头脑要冷静下来。老人家在会议上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正“五风 ”的意见：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 ”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 ——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

　　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503页）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谎，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500页）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499 页）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尔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毛泽东全集》第 40卷 398 页）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会议仅仅为纠“五风 ”错误开了一次头。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话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上刹各地

　　的车。同时，他本人对如何搞人民公社，头脑也越来越清楚了，更贴近中国实际了。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郑州前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做问题提出，征求意见。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 ”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做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类推。（《毛泽东全集》第 40卷 410 页）十一月十五日到达武昌。一路上，毛泽东继续做调查。这次调查的重点是地委、县委、公社一级。此外，毛泽东还找许多基层干部到他的专列上开座谈会。通过调查，毛泽东感到，各地办人民公社时出现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基层干部还是不清醒的。他决定，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多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一些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他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二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这个事呀？范县说二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毛泽东专门讲了大跃进中在办人民公社时的“作假问题 ”。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现在严重的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深入到了办人民公社的具体问题，实际上是着手纠具体的“左 ”。不久，武昌会议很快就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

　　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文件划清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确定了人民公社还要实行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对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进行了纠正。（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 卷 519页）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道，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泽东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毛泽东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泽东还特别叮嘱，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 ”（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 ” ）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 ”，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在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 ”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泽东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

　　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泽东明确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毛泽东全集》第 40卷 453页）

　　十二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纠正大办人民公社过程中“左 ”的问题的同时，仍然坚持认为办人民公社是中国亿万农民的方向，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十二月九日，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此时，毛泽东仍然认为，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 ”（即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毛泽东批评基层干部性急，要限制，但他还是鼓励基层干部大胆探索。他提出，对那些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不处分。他对人民公社办食堂、托儿所，还抱一些希望，说：这些有两种可能性：看来会巩固，也要准备垮台。由此，他联想到整个党，联想到了整个国家。他说，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为了党的事业的发展，为了社会主义中国尽快巩固和强大，毛泽东仍然坚持快速发展的战略，正是在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的支配下，毛泽东仍然坚持对人民公社实行在整顿中发展的方针。他说：

　　“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毛泽东年谱》第 3卷 550 页）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意思，还是鼓励全国人民要抓紧时间，大干快上，发展自己。

　　到一九五九年初，人民公社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大幅度暴露出来了。首先的问题是各地征过头粮，使各地农村人均口粮数量下降，这就使各公社及公社以下的单位都找到一个对付上级的办法——瞒产私分。这种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中央的统计数字当中去了。一九五九年初，一个问题困扰毛泽东很长时间：一九五八年本是大丰收之年，为什么到二月全国就发生了缺粮、缺油的问题？他苦苦思索，找不到答案。这时，广东省委用机要传来了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说：广东的雷南县粮食生产大跃进，但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他下去一查，查出基层公社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把这份报告批转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在他写的批转按语中要求：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问题，而解决的办法，是搞一个教育运动，说明我们的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会无偿拿走他们的粮食，使群众放心。

　　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毛泽东决定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 “共产风 ” 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 ” 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老人家通过调查发现，出现问题的根子，还在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好。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解决问题，还没有触及所有制。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的不同，粮食产量多少的不同，吃的多少的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 “共产 ”，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

　　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599页）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涉及了人民公社内部的问题：公社与队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识到，公社与队之间，也有一个所有制问题。此后，他在南下的一路上，多次谈到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他边调查、边思考、边谈话，到二月底三月初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比较清楚了。他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谈一下这个问题。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已经到达郑州的专列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先提出问题，他说：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这就是我们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存在所有制的矛盾。他指出，不能认为一办公社，各生产队的一切都要由公社支配了。他批评了办公社中刮共产风的三条：穷富拉平；积累太多；“共 ”各种 “产 ”。接着，他谈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子。他说：“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毛泽东特别看重生产队的所有制，他说，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都是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毛泽东年谱》第 3卷 603页）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公社集体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划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级所有制的问题，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毛泽东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中央和各省委的负责人都没有想到的，连在基层工作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也没有想到，这使在现场听到毛泽东谈话的中央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从心里佩服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 ”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

　　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

　　会议还专门研究了纠正“共产风 ” 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说：“从去年九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 ……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认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等刮的‘共产风 ’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坚信，他找到了解决人民公社问题的关键点。三月一日，他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十分肯定地说：“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他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正由于毛泽东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对此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致认为瞒产私分是本位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他说：“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 ”。“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只得瞒产。”（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41卷 257页）

　　当然，有些基层干部想不通，他们还是坚持扩大公有制的思路。对此，毛泽东也看出来了。三月一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建议再开两天会，解决各地负责人的思想问题。他在信中写道：“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同时，毛泽东十分自信地写道：“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定下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明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

　　见，再思再想。”（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41卷 263页）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三月五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道：“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他把 “共产风 ”上纲为 “左 ” 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并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41卷 278 页）

　　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还多次讲话，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 ”问题。

　　一是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并纠正刘少奇所鼓吹与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毛泽东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等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

　　三是指出“共产风 ”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 ’，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

　　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 ’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 1959年 2月 28 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各地领导同志回去都抓紧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各地办人民公社，开始朝“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方向发展。从一九五九年三月初到六月底，仅仅经过四个月，全党、全国办人民公社的路子就基本清楚了，这就是：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这个集体所有制中包含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三级中以生产队为基础。但是，由于各地在大办人民公社时，生产队的建制不同，概念也不清晰，所以，很多地方的生产队，实际上大队一级，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地方把这一级当做生产队，认为这一级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而把生产小队当做包产单位。尽管大家总的方向明确，路子清楚，但是把基础放在哪一级，还各有不同。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他甚至考虑到了使生产小队成为“核算单位 ”的解决方案。

　　三、力求从实际出发调整大办人民公社的思路

　　在毛泽东调整大办人民公社思路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及随后开展的对“右倾机会主义 ”的斗争，打断了毛泽东继续解决人民公社问题的进程。毛泽东从那时起，开始着重强调维护 “ 三面红旗 ”，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重大意义，反而使得一些地方党政领导的 “左 ”的思想又有所发展。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召开人民公社过渡问题座谈会。会上，三省一市领导人形成的一致认识是：抓紧时间，搞单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里，从基本上队有过渡到基本上社有。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三省一市的这个热情，是肯定和支持的。一九六〇年一月，中央专门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八年时间里分期分批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完成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的公社所有制，并且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随后，中央又提出了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这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的举措，却在客观上推动了某些人的一些错误做法。

　　当然，毛泽东很快就又发现了刮“共产风 ”出现的新问题，即“一平二调三收款 ”。其具体表现“一平 ”就是不按劳取酬的平均分配；“二调 ”就是把一个单位和

　　地区的物资任意调拨走；“三收款 ”就是没有名目的征收款项。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泽东再次决定制止这股歪风。一九六〇年三月二日，毛泽东批准把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问题的报告印出九份文件，发给中央主要领导人。三月三日讨论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省。毛泽东指导的这份广东省委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提出郑州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适合当前的生产水平和群众觉悟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一定要继续贯彻执行。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明确方向，埋头苦干。毛泽东认为这个文件写得合乎他的心意，他要求各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份文件，当做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

　　最初，毛泽东对于办城市人民公社一直有很大的热情。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指示稿上写下批语：“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除了五个大城市（指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外，其他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最好有一位书记专管城市人民公社。”（《毛泽东年谱》第 4卷 338页）三月九日，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放手发动群众，试验组织以大型国营厂矿为中心，以机关、学校为中心，以街道居民或者以城区再加一部分农村为主体等各种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中央批示下达后，各个城市纷纷大办人民公社。到七月底，全国一百九十个大中城市里，建立了一千零六十四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人数为五千五百多万人，占这些城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后来，毛泽东发现办城市人民公社，影响城市中的生产和人民生活，不符合中国国情，便果断地停止了办城市人民公社。

　　此后，毛泽东指导办人民公社的重点，始终在农村。对此，他从来也没有含糊过。毛泽东批转广东省委文件后，由三省一市重新掀起的 “共产风 ”，被压了下去。但在各地实践中，大多数是把生产大队一级当做基本核算单位，而把生产小队，当做“小部分所有制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显然比各地领导干部的认识要清醒许多。但是，在大多数省市都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一级时，毛泽东

　　也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同时他也想通过实践看一看，这是不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虽然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但这里指的“ 队为基础 ”，仍然是生产大队一级。这封指示信规定：“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在此期间，不再新办基本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试点。”随后，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召开了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亲自主持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这个条例草案着重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管理制度、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规定。

　　毛泽东这个时候十分关注退赔问题，即把刮“共产风 ”时平调的钱物退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六月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规定要求，对大办人民公社时所抽调和占用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和其他财物的，都必须彻底地清算和退赔，而且应该做检讨。

　　一个平调，一个退赔，这个反复，促使毛泽东思考。毛泽东决定进一步搞调查研究。从一九六一年六月到九月，毛泽东不断地找各地党政领导干部谈话。到九月底，他的思路更清晰了，对于他过去一度认识到而没有坚持的基本核算单位确定到小队的问题，更明确了。他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大量阅读基层送来的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写信，并附上一批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材料。毛泽东在信中说：“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 ’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

　　大队‘统一领导 ’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 ”。“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毛泽东年谱》第 5卷 32页）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但他认为，要把这些意见变成中央的政策下达，还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拿事实说服人。一九六一年十月，毛泽东派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下去调查。十一月九日，邓子恢写了一份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给毛泽东并报华东局、福建省委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对未来人民公社实行“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 的原则做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报告说：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一致拥护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一级。体制下放后，对小队规模一般都做了调整，一般小队一村一队，大村一村数队，以三十户左右为宜。体制下放后，要相应调整土地。耕畜随土地多少适当调整。此外，还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上交问题，小队会计问题、大队工作任务问题、粮食分配问题、山林问题等做出了规定。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后，十分赞赏。他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写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毛泽东年谱》第 5卷 54页）邓子恢的报告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后，各地开始进行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一级的试验。经过几个月的试验，各地取得了一致的认识，都认为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小队一级，是合适的，既深受农民的欢迎，又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把人民公社的体制最后确定下来。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批准下发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在这个指示稿上写下批示，要求我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稳定在生产小队一级至少三十年不变。《指示》明确提到：“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已经是势在必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一）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三）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四）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 ”。“在我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都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就整个农村来说，人民公社的体制，又不

　　应当强求一律 ”。“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一个长时期内，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这个问题应向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反复说明。”这个指示要求各地：“应当争取时间，立即动手，宜早不宜迟 ”。“力争在春耕开始前后，把这项工作大体做完。”（《毛泽东年谱》第 5卷 85 页）这次调整，是一次大调整。各地情况不同，认识不同，但实行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大方向是定了的。各地在贯彻中央指示的过程中，摸索出一些新的经验，同时，也需要对中央原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的一些规定加以改变。

　　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原来的中央文件中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确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限定了人民公社的规模，确定人民公社的规模，是一乡一社，各个公社的规模定下来后，长期不变。同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问题，节约问题，办工业问题，自留地问题等，都做出了规定。这个文件下发之后，各地很快就按此文件，调整人民公社的规模和内部结构，并按中央的这个文件，把人民公社确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之上。从此，人民公社的性质、管理体制、职能、任务等，就在这个基础上稳定下来了，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二年人民公社解体。

　　平心而论，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特别是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二年间，人民公社的存在，对于使农业生产与当时实行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相衔接，对于保障几亿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对于兴修水利和搞农田基本建设，对于发展乡镇工业，对于训练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显示出一定的集体主义优越性。

　　毛泽东亲自纠正了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及按劳分配等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因土地是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后分给农民的，多数农民对党的号召寄予厚望，集体化进程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农村集体化对新中国的巨大贡献。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这个以人民公社为代表

　　的集体经济的建立，是极其伟大的革命，更是来之不易的成功，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农村集体经济也带来农村巨大的变化：

　　一是实现大体均等。避免了两极分化，避免了出现新生的地主阶级，避免了农村再出现卖儿卖女的悲惨景象。农民不仅活的很有尊严，有的还能当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二是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解决了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饭问题，中国的粮食达到了自给自足。“一九八〇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毛泽东时代，国有存粮，无论是天灾地害，还是战争到来，我们都有支撑三年战争的储备粮，完全不怕外国的粮食禁运和封锁。

　　三是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农业水利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又推动了农田水利化。正如毛泽东所说：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依靠合作化全国兴修大小五万多水库，修建无数沟渠等大量水利工程，其中有许多如红旗渠这样施工难度极高的沟渠。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

　　四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人民公社这种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仅“统购统销 ”这一项就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七千到八千亿元的资金。（还不算缴纳的一千多亿元农业税），按当时的黄金比价，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六十万亿元。打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包括买苏联的武器）中国才投入六十九亿元人民币。

　　五是在农村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学习文化，科学种田等建设精神文明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人民公都是客观存在，难以磨灭的。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那毫不夸张地说，农村的根本出路，必须是集体经济！

　　它给人们以最大的启迪是：要敢于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我们还必然会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但是我们要有勇气去调查它、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探索的过程往往需要经过由物

　　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在指导中国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面对的就是一个必然王国。他在这个必然王国面前没有止步，更没有退缩，而是勇于探索。在探索中，既有正确的认识与成功的经验，也有盲目性带来的失误，中间经过了许多曲折和反复，但毛泽东从未半途而废。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让中国农村迅速摆脱落后面貌，让亿万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的良好愿望。对此，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农民心里是清楚的。

　　四、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评价及其影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大跃进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从老人家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与此同时，“大跃进 ”的发生也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之后，广大干部群众所激发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打动了人民领袖，是双向互动的产物。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大跃进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当老人家读了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在党的生日七月一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

　　富于浪漫色彩的瑰丽诗句，不仅是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不仅是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无限感慨，也是对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的颂扬。

　　毛泽东深知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了一种崭新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为我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毛泽东就说过：“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并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还是慢了些，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尽管还很不足。但“大跃进 ”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也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的确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与愿望。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当然，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构想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随着各地工业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为适应一九五七年农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出现的并大社的趋势，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随后，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的兴办，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

　　工农业生产上去，举办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有的地方还办起了“农业大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曾对人民公社的基本组织架构作了大致的勾勒：“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 ’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 ’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具有政社是合一等特点，都是建立在初步从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以后，高度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与前人提出的“乌托邦 ”的空想，很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同时强调，“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也正是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开展推进经济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促使毛泽东发现并深刻认识到，党内官僚主义带来的“五风 ”盛行的严重性和它极有可能发展成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危害性。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代中共中央起草并专门下发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下旬根据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一百八十四次，电话会议五十六次，印发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表报五百九十九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

　　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毛泽东年谱》第 4卷 367页）

　　为什么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执政后，官僚主义者仍然层出不穷，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老人家力求从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政治根源上找答案。特别是在经历了庐山会议上关于大跃进的争论之后，毛泽东曾专门安排了一次历时两个月的集中读书时间（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结束），带着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几个“ 秀才 ”，主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这次，毛泽东的举措很大，他不再是一个人研读，而是带上一些人和自己一起研读。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因为他对这本书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本书中包含了许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时更包含了许多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接受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汲取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目的是纠正“大跃进 ”中已经出现的一些“左 ”的错误。出现这些错误，主要在于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当时党内高层确实有人提出了过左的思想。所以毛泽东在那封读书建议信中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但毛泽东没有追究某个人责任的意思。他认为最主要是全党都在前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增长知识，使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所以他要找一些人来和他一起读这本书。（参见《党史博览》 2018年第 3期）

　　后来由“秀才 ”之一的邓力群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据此书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二十三章，讲到一九三六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

　　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此时此刻，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 “人民监督政府 ”了，也不再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 ”了，而是要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 ——由充分实现了主体性的劳动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国家——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参见邓力群《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毛泽东在大跃进遭遇挫折后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是大有深意的。大跃进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 “ 瞎指挥 ”“浮夸风 ”“共产风 ”等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很明显，是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而牺牲了人民的利益。解决这些问题，对干部进行教育、整风等都是必要的，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很显然，毛泽东的答案是：必须真正落实人民 “ 最大的权利 ”，即管理国家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以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以实现最彻底的解放，将传统的由权力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升级为人民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毛泽东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为什么一直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尊重人民赋予的权力的根本所在。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毛泽东全集》第 45卷 42 页）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中还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年谱》第 5卷 447页）

　　虽然我们在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些错误，但经过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整顿之后，人民公社就逐步完善，走上了正轨。在实践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早已成为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推进农村各项事业逐步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乃至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如今，在全国现在仍有数千个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冲破重重阻力，保存下来了，并得到了新的发展。今天号称“共产主义小社区 ” 的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 ”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样板。历史终究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同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总的大方向始终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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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三册第三章三面红旗：经济大革命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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