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 怀社会主义大协作之旧
最近，有二条新闻同时出现，交织在一起，不由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第一条新闻，7月19日，官方网站《共识网》发表了中央党校哲学教授宋惠昌的访谈：《怎样看待当前社会中的“怀旧”情绪》。这篇访谈立即引发了许多网民的热议，说真的，讲起“怀旧”，在意识形态之争日趋激烈的当前，的确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这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局面，大概是这位中央党校教授所始料未及的。教授抨击的“怀旧”，指的是现阶段一些人对新中国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怀旧，教授在访谈中说：“变革，一部分人反映出对因制度、体制变革而失去了的特权及其既得利益以及过去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留恋，并且表现为旧价值观对新价值观的强烈抵制。这就是‘怀旧’情绪的实质内容。抱有这种情绪的人在指责新文明形态的时候，也可能找出一些“根据”来，但是，就其为旧制度、旧体制及其价值观辩护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怀旧”情绪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思潮”。
教授的拙劣文才，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什么“特权”呀、“既得利益”呀，指的想必是在五、六十年代当官的这些人（或是这些官的后代），但不知他们留恋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不会是毛主席教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这与“既得利益”南辕而北辙。那么，所谓的“既得利益”指的是否就是从解放前一无所有而变为工厂、土地主人的工农大众的“既得利益”？但大众的“特权”指的又是什么呢？人们实在难以明白教授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最让人目瞪口呆是这位中央党校教授中的冒牌共产党员，居然称五、六十年代的公有制为“旧价值观、旧制度、旧体制”，在教授的眼中，只有私有制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才是最全新的，而且，还被标榜为“新文明形态”社会。然而，人们从“新文明形态”社会中看到的却是旧中国时代十毒俱全的回潮，而引起不少人“怀旧”的延安时代的“十没有”却全被化成了乌有。事实上，“真的走上了邪路”的改革，完全违背了邓小平的初衷。当人们对十毒俱全的社会现状表示“强烈抵制”时，却被教授称之为“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思潮”。真不知从“十没有”演变到十毒俱全，这难道还不叫“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思潮”？！
怀旧，是正常人谁都有的一种本能。从幼儿开始懂事、记事起，都会对以往的事物留下或深或浅的记忆。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多，留下的记忆也会越来越多。人们总是对丑恶的事物难以忘怀，而对美好的事物更乐意怀旧。比如，下岗工人最挡不住对主人翁时代的“怀旧”，总是希望回到那个仍能当家作主的时代；同样，被打倒的四大家族挡不住对统治大陆的“怀旧”，时刻想着反攻复辟；被改造的地主、资本家挡不住对土地、工厂的“怀旧”，时刻想着恢复私有制；殖民主义者挡不住对租界的“怀旧”，时刻策划着武力征服或和平演变的计谋，等等。总而言之，有一种“怀旧”，比如说对“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怀旧”，对广大人民而言，是希望恢复那个时代的公平、公正，是进步；但对极少数“既得利益”者而言，被斥为“倒退思潮”，其实背后，真正害怕的是工农大众的觉醒。
第二条新闻，报载：“我国持续多日的大雨天气自7月1日以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遭遇暴雨洪涝灾害袭击。洪涝灾害过程已造成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1省（市）遭受洪涝灾害。据国家防总办公室最新统计，截至7月15日9时，今年以来中国共有26个省(区、市)，累计农作物受灾6155千公顷，受灾人口9750万人，因灾死亡594人、失踪212人，倒塌房屋59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202亿元”。
又讯：往年看汛期新闻，最常见的也就十年、二十年甚或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已属罕见。今年则不同，“百年”已成小儿科，先是有南方某地发生五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紧接着，青海又出现格尔木河流量超“两千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据7月11日《北京日报》）有网民质疑：如果说洪水“50年一遇”，我们往往会深信不疑，如果说洪水“百年一遇”，我们似乎也能勉强相信。但是“五百年一遇”，“两千年一遇”，这就很有些玄乎了。这个说法的参照依据来自哪里，是否有证可考，恐怕很多人都想知道答案。两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在技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如何能将当时的水文资料收录并保存下来使得后人能够对照，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网民叹曰：这“N年一遇”几乎成了官方最常用的可以尽可能推脱责任的挡箭牌；而且，好象N的数字愈大，责任也就愈小，这也许就是“两千年一遇”的来历。
面对国内严重的灾情，又要挡不住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了。正如网民所言：“此时此刻，想起了咱们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很早就告诫中国人民，他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来自农村的毛主席，深知水利对农业的影响，历来十分重视水利；作为领袖，他真正地把准了水利的命脉，开创了中国水利事业最伟大辉煌的时代。毛主席重视水利建设，并不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后才开始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口号，早在1934年1月23日，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解放后，毛主席先后作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面对大灾大难，大旱大涝，同时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在毛主席带领下，全国人民进行了空前的水利建设，创造了无数水利工程的奇迹。1953年2月19日，毛主席在“长江号”军舰上意味深长地说：“水治我，我治水，我若不治水，水就要治我，我必须治水”！关于治水的工程量，疏通的河道、修建的沟渠不计其数，以水库为例，自1949年至1978年，全国建成大、中、小水库达86268座。
然而，令人咋舌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总共只修各类水库827座。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说了，目前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没有水利设施，主要是靠天吃饭。据防总统计，目前大型灌区主要建筑有40%左右需要维修，中小灌区大概有50%左右需要维修。一席话，令国人汗颜。官员们热衷的不是GDP，就是形象工程，碰到兴修水利，不是缺钱，就是缺人。有农民说：“水利设施是一年不如一年，这些沟沟渠渠都是六七十年代修的，分田到户后，没修过一条沟，没挖过一口塘。”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水库蓄水量减少，抗旱排涝的抗灾功能衰退，灾情能不加重吗？
回忆六、七十年代，本人在上海郊区务农，也曾多次参加水利建设，主要是疏通河道及开挖新河。较大的工程，有时需要动员全上海郊区的力量。民工们全都自带铺盖，自办伙食，义务在工地手挖肩挑，奋战好几个星期。即使民工们不在本地区干活，也不觉得所干的工程与自己无关。这是否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大协作”？那种挡不住人们“怀旧”的大协作？不知在教授标榜的“新文明形态”的年代，是否还能看到那种令人“怀旧”的大协作？！
《师大奇遇》附文 201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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