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为弱势群体的部分工人是“命苦”？

沦为弱势群体的部分工人是“命苦”？

郭春孚　　

一部分工人已经沦为弱势群体，还有一部分工人在弱势群体的边缘挣扎，这一现象将在今后较长一个时间内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并且随着人们反思的深入会逐渐升温。　　

对部分工人沦为弱势群体的问题怎么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个人原因还是社会原因起主要作用？不少人认为他们是“命苦”，然而这“苦命”是谁造成的？难道真的不可改变吗？　　

已经沦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在岗低收入的老工人。有的老工人虽然在企业改制中没有下岗，但由于身体有病、年龄偏大、技能较差等原因，工资很低，奖金很少。在物价上涨、支出增加的社会格局下，如果家庭底子薄，发生变故，特别是有人生重病，购买商品房，孩子上大学或结婚，就会陷入困境，不仅没有一点积蓄，而且还会负债累累。这种一无所有而债主逼债的日子，谁有本事过好？如果是一个老实人，不去骗、去偷、去抢，只能是度日如年，如在开水中熬煎。　　

西安华山厂已31年工龄的潘鸿强，自己挥刀砍脖结束了49岁的生命。他是一个不幸的男人，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他也是一个失意的男人，因为贫穷，供不起孩子上学，妻子也离婚了。他经常给工友打电话说，连饭也吃不开了。他的遗产是：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信用卡欠款3000元；银行房贷3万元；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还有写给儿子的遗书上，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流着热泪读完了报道，并认真编辑转发后，不由得陷入深思：尽管潘鸿强家底薄，腰有伤，又患糖尿病，干不动重活，但是已经31年工龄，每月仅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这合理吗？人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潘鸿强曾经年轻过，是健康的人，为企业献出了青春，做过贡献。像他这样的老工人不止一两个，有人考虑过他们为企业创造的利润、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吗？　　

精英挂在口头上的“切蛋糕论”是：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能在切的时候多切一块。现在的蛋糕的确比过去做得大多了，可这些老工人分到的蛋糕却越来越小了。　　

“先富带后富论”也彻底破产了。事实证明，“切蛋糕论”与“先富带后富论”都是谬论，害惨中国人的还有“一胎论”。　　

这些人精英都是否定毛泽东、倡导私有化改革的“先驱”，如果毛泽东活着，会不会将他们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他们应该不应该像农民、工人一样每年参加一段时间劳动？需要不需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新思维”和“新理念”？　　

一类是下岗失业的老工人。在名目繁多的企业改制中，一部分工人被迫几千元、几万元买断工龄，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任何福利，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在贫困之中。在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这是国内国际公认的，但他们羡慕农民有地种，能解决温饱。试想，一部分在岗的工人都无法生活，何况下岗失业的工人呢？　　

一名老工人说，50多岁的失业人员，大多数人是党和国家晚婚晚育政策的第一批执行者，下岗失业后还承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重负。特别是支内工人，是从月工资第一年18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4元、第四年28元、第五年32元，继之多年之后的40多元，这样走过来的。没有太多收入，没有太多积蓄。我们为年轻的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全部青春和整个中年，承受了几乎全部的苦难和重负。过去，政府安排了我们最美好、最具有活力的青壮年时段；现在，我们这些有30多年工龄、50来岁的人，被当成包袱“甩”给了社会，一切无人管，我们的生活何其苦！需要你了，把你拉出来为国家建设作贡献；不需要你了，就把你一脚踢开。让人有“卸磨杀驴”之感！　　

我们数十年的努力、奋斗和积累，成就了今天的一批“达官贵人”和“社会精英”。失业人员的境况，还不如失地农民。失地农民交一万多元即可领退休金。失业人员全靠自己存钱买社保、医保，还得必需年满60岁才能领。不少失业老人已是病魔缠身，也许不少人因生活太差，无钱看病，还活不到60岁。希望政府能关注我们这批中国最悲惨的弱势群体之一。　　

这位老工人的话，道出了大部分下岗失业工人的真实生活境况和心声。我的心灵为之震颤。据反映，还有一些老工人由于病重无钱医治等原因自杀的。虽然一些人的富裕要建立在另一些人的贫穷上，一些人的幸福要建立在另一些人的痛苦上，是早已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不具有天然合理性。这种不公平的社会是必须改变的，也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已经为社会实践所证明。　　

还有一类是“自我分配”的大学生半失业工人。在毕业的大学生中，一部分依靠权力爸爸、权力妈妈或权钱交易进入了公务员队伍，一部分进入了金融、保险、电力、石油、煤炭、房地产等国营企业，拿着高工资、高奖金，享受着高福利，工作稳定，社会地位优越，甚至年纪轻轻已经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服从权力和资本的支配，自谋职业和生路，在大陆的私营企业工作一段时间，肯定会被以各种莫明其妙的理由解聘；再去台湾人在大陆办的企业干一段时间，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仍然随时面临解雇的威胁……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处于半失业状态，是“漂”着的打工者。而且这些大学生很难找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几乎是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其中“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工人家庭的孩子占多数，没有家庭支持，买不起房子，找不下对象，被迫晚婚者日渐增多，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正在像地火一样燃烧。　　

我发现，这一代人患上了时代病。自谋职业者患的是自卑症，唯唯诺诺，缺少改革前青年人的自信、激情和活力，没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没有理想，得过且过，以工作稳定和多赚点钱为最高目标。权力家庭的孩子患的是优越症，既有花不完的钱，又有受用不尽的恭维、羡慕，颐指气使，高谈阔论，目中无人。富裕家庭的孩子患的是富贵病，又懒又馋，注重享乐，爱摆阔气，自私贪婪，不思进取。这一代人将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会在自省后奋起，追求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发生变革，另一部分则会在金钱腐蚀、灯红酒绿、沉迷女色、贪图玩乐中沉沦下去，成为“自我淘汰者”。中国的年轻人令人担忧，中国的未来却充满希望。　　

这些“命苦”的工人，特别是成为“社会弃儿”的下岗失业工人，有一个共同的呼声：让我们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如果说工人是社会的领导力量，那么他们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一位老工人说，国营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一和主导经济力量。具有20多年、30来年工龄的老工人完全有资格说：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丰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中有我们的血汗，在共和国日益增长的国民财富总量中有我们的一份。我们这部分人是国家发展打基础和改革开放初期的30多年，实行低工资、高积累政策的“受害者”。 在经济发展、国家实力增强后，要反补我们工人。怎样使这部分人能安度余生，应该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正确对待这批毕生为国家奉献的50多岁的老职工，正确对待这些渐入老境的50多岁的失业人员，应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对待我们的今天，意味着对待后代的明天。让今天的我们寒心痛心，对社会现实寒心痛心，是不是还要让我们的后代寒心痛心，对明天寒心痛心？！　　

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对为了国家发展做出牺牲，承受了改革的阵痛，代替时代而受难的下岗失业职工们，给予适当的回报。好比一艘因风暴而濒于沉没的轮船，为了保住大多数人的性命，先是往海里扔货物，然后，有一些同样是活生生的人，或者出于自愿，或者是被统一安排，一个一个地跳进了惊涛骇浪之中。轮船负荷减轻了，因此没有沉没，大多数人的性命保住了。当风暴停歇之后，轮船拉响汽笛，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足马力奔前程。这时候，那些在危急关头跳下大海的人，侥幸还没有被淹死，还在那里挣扎。船长、大副、二副、水手以及乘客们，如果都是些高尚的人，就应该怀着虔诚的敬意，立即地、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殉难者迎上船来，拿出衣物，献上食物，还有尊重和感谢。　　

贫富差别拉大，是社会不安定的罪魁祸首。另一位老工人说，对此我深有感受。本人有时也想，不如去犯罪，然后坐牢，这样一日三餐不愁。4050人员正是家庭的支柱，却成为社会的弃儿。在人生的责任正处于最大的时侯，却落得一无所有。我们也想活下去，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啊！人在没办法的时候，要么犯罪，要么自杀，这是逼得啊！　　

倾听他们的声音，我如坐针毡。而看到有的青年人情绪激动地发表“左”的言论，心中回响着盼望出事的呼声，我简直夜不能寐。如果我们培养了人才，却不加以重用，何必要家庭和社会都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呢？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只是为了打造一批富翁吗？　　

富翁永远只能是少数，而低收入、下岗失业和半失业工人却不是少数。　　

[附] 　　

西安49岁国企工人车间自杀  生前工资存折仅剩四角钱　　

核心提示：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他的死是性格悲剧？还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
　　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终也没有实现。6月10日清晨，潘鸿强死了。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放下父亲的骨灰寄存证，并在遗书中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清晨死亡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去上班。
　　走出西安东郊韩北村那间巷子最深处的民房，穿过约50米的巷子，拐两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华山厂大门口。
　　正值下班，工人们涌出厂门，三三两两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鸿强低着头，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门口时，“老伙计”耿田刚的女儿喊了他一声“伯伯”，他好像没听见，就过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刚在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潘鸿强，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个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刚感觉潘鸿强这半年来变化很大，比以前沉闷，不太爱和人接触。
　　夏天的傍晚很热，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到了后面的厂区。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已经31年。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这是一座大约三四个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厂房，有两层楼高，里边堆满笨重的机器。他的任务是定时拿手电筒巡视车间。
　　厂里本来是安排两个人值班，但为了多一天时间休息，两人约定，隔一天上一次班，这也得到了车间的默许。所以，夜间值班其实只有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走在空荡荡的厂房，潘鸿强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机器，就是自己的影子。累了，他也会偶尔和衣在长凳上打个盹儿。
　　大约晚上10点，车间一位负责人还见到他。“放心，这里有我没问题！”他说。
　　凌晨1点多，他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这个朋友有点口吃，他俩通话有十多分钟，闲聊中，他没有表现出异常。
　　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惨烈的死亡随即发生。几分钟后，他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
　　上午7时许，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耿田刚是第一个接到电话赶往现场的人。“路上我还想，那么硬气的一个人，不可能是自杀，说不定是和小偷搏斗受伤的吧。”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还写着：“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看到这个骨灰证，我就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没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
　　“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红肿的冯萍说。

　　仅剩四角六分钱

　　冯萍本已忍住眼泪，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儿子高大帅气，潘鸿强也很精神。他从年轻时就那样，两道很浓的剑眉。40多岁了，拾掇拾掇，“还蛮帅”。
　　“瞧这张照片，儿子太像他爸了。”她说，那是另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鸿强，留着80年代的大背头，尖领白衬衫，浓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经的青春。
　　他们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而他是穷小子，从小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姐妹，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或许是同情，或许是缘分，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作为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资一直很低。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两个人也常常说不到一块儿去。“他是老工厂工人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老是缩着，缩着。”
　　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离了，可她也没有离开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女人说到这里，哭得更伤心。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推销东西，在网吧帮忙，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有时，他手头实在没钱，她就给他一两百元。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萍，我没钱了，借你200元。等发工资还。”她说：“你用呗！还借啥呀。”他们在附近一个酒店门口碰面。拿了钱，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冯萍生日，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鸿强死了。
　　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手电筒，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冯萍充上电，交了话费，“作为永久的纪念”。
　　能作为纪念的，还有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
　　工龄31年的潘鸿强，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由厂里发现金，然后，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
　　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从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发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发了250元，当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只是这次，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撑不住了。”耿田刚说。
　　在耿田刚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那时，他没离婚，周围的人，又和他一样——差不多的穷。除了自己的工资，还有父亲的退休金，日子还过得去。
　　2000年，华山厂开始有数百工人下岗，到2005年，前后有几千人下岗。潘鸿强所在的车间因工种特殊，下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来。可在耿田刚看来，没有下岗的潘鸿强算不上幸运。
　　他们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2004年，同是车间工人的耿田刚和妻子相继下岗。为了生活，耿田刚和妻子一起做生意，折腾了几年，渐渐有了起色。如今，他们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和在工厂上班相比，已经强多了”。大约一个月前，耿田刚装修好了新房。虽然还背着一点债，但生活不会受影响。
　　而潘鸿强依旧围着机器转着。
　　大约三四年前，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潘鸿强腰有伤，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动活。别人能出100多个活，他最多出60个。有几个月才拿二三百元工资。最后，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照顾他，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值班”岗位。所有工资加起来，每月能拿850元。
　　可他依旧为钱发愁。在耿田刚的印象里，这几年，潘鸿强的日子越来越拮据。“我常接到他的电话，说没饭吃了。有时叫他到家里来吃，有时给他点钱，有时一二百，有时二三百元。作为朋友，哪个月我不给他买两条烟！”
　　潘鸿强平时抽4元钱一包的“延安”。每个月发了工资，先买米面油，再买两条烟。可到月底，往往就“弹尽粮绝”了。
　　耿田刚认为这个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实在是工资低，用钱的窟窿也太多了。别人有家，两个人撑着。他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连个‘混饭’的地方也没有。加上看病、租房、交房贷，确实困难！”他说。
　　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近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二百元。
　　潘鸿强也想过改变，谋划着“干点啥”。可干啥呢？他没本钱，也没有亲戚朋友可借。何况，围着机器转了30多年的他，又会干啥呢？
　　“现在这时代啊，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可他啥都没有。再说，在工厂呆那么长时间，人的脑子都木了。他也想去应聘，但以他的年龄、身体，出去也就是给人看个门。”耿田刚说。
　　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最终日子越过越拮据。“据我所知，他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去他那里，常常是空空荡荡的，啥都没有。”耿田刚说。
　　而他又好面子，红白喜事，别人要掏200元，他咬咬牙，也要掏。“他爱充大头”，工友的妻子这样说。
　　而在朋友眼中，潘鸿强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心性强，在人跟前从不示弱。谁想在他跟前说风凉话，没门！”耿田刚说，虽然潘鸿强对人很和气，脾气也好，但并不是嘻嘻哈哈的人。这个在朋友眼中“很硬气”的男人，平时的爱好是喝点酒。
　　今年春节，他们两家人聚了一次，吃烤鸭。那次他看起来还算高兴。“多年没见他开心了！其实有啥开心的事呢，又不像人家有房有车。去年，要分房了，本来是高兴的事，对他，倒成了灾难，买了一屁股债。”耿田刚叹息着。 　　

    沉重的房子

　　在亲人和朋友的眼中，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结婚后，潘鸿强一直住在一个叫新立村的厂区宿舍。那是个大杂院，住了大约10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车间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亲切的。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周围都是老邻居、穷朋友，常常人们下班回来，在门口一站，就能聊半个小时。在大院里，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鸿强最愿意去的地方。虽然近两年厂里要拆迁，老邻居们都搬走了，可他还是常常拐弯到院子里去看看。
　　2004年左右，工厂住房改革。厂里在旁边的车间腾出一块地方盖福利房。这些一辈子住平房、简易楼房的工人们，也可以住商品房了。“虽然是好事，可没有几家不愁的。家里都紧，要买房都差钱啊！”冯萍说。
　　夫妇俩交了房子的4万元首付款。冯萍说，家里没积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银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钥匙时，实际面积90多平方米，比当初登记的大点，又补交了4000多元。
　　2009年初，要拆迁了，厂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鸿强在附近的韩北村租了一间约25平方米的民房。
　　等新房装修时，潘鸿强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他没和冯萍商量，就和工友换了房子，把90多平方米换成了70多平方米，人家给他补了1万元。他又借了些钱，开始装修。
　　冯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装修这个房子的。他自己设计，卧室铺成复合木地板，客厅铺瓷砖。这毕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可装修太花钱，常常就没钱了，停停装装，一直到去年5月装好，花了约6万元。此时，潘鸿强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等冯萍知道时，潘鸿强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同事。70多平方米的房子，连房子带装修，总共卖了16万元。“知道房子卖掉了，我心都凉了。”冯萍说，可想着那么多债务逼着他，也实在是没办法啊！
　　卖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装修款还了，加上还了一些债，填了其他一些“窟窿”。冯萍说，最终，他只是“原吃原，打了个平手”。可在他死后，至今还有3万元的银行房贷。
　　他又住进了租来的房子。卖房的事一直也没给别人说。
　　这个“人生的失败者”，最终没有为儿子，也没有为因贫穷离开的妻子，实现曾经的承诺。他最终没有拥有这套让他付出了心血和梦想的房子。　　

    “翻不过身来”

　　傍晚，78岁的苏玉芳在幸福小区的垃圾桶里翻拣瓶子。
　　说起潘鸿强，老太太就抹眼泪。“给他多烧点纸，在这边（活着时）难场，在那边不要也难场。”她拉着冯萍的手，絮叨着。
　　老人是华山厂的老职工，退休了。儿子吕洪生和潘鸿强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邻居。潘鸿强活着时，有事没事也爱来他家转。他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场”。
　　2001年，吕洪生也下岗了，妻子也离了婚。19岁的儿子因受到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每月都要吃药，一犯病就砸人家车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着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还有孙子一个月290元的低保过日子。
　　幸福小区砖混结构的房子，一平方米998元。这看起来已经极低的房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事实上，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家庭，为买房子都背了债。吕洪生家这套6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是向姐妹们借钱买下来的。没钱装修，水泥地抹了抹，墙自己刷了刷，就搬进来了。
　　下岗后，吕洪生在外打零工，这么几年，也没有折腾出样子。“我一个大男人，出门脸上都火辣辣的。”他说。
　　不过对潘鸿强的死，他表示想不通。“这不，孩子就要大学毕业了，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啊！”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记者问。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不过耿田刚也认为，潘鸿强的处境并不是特例。其实在他们工厂，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买点面或馒头，随便吃点。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帮忙，完了请大家吃饭，上两个好菜，几下子全没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刚说。
　　他举例说明工人们的窘况：前年，院子里的“石头哥”和几个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捡，犯脑溢血，送到医院去，在场的三个人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人最终没有救过来。

　　“孤独者”的苦果
　　一直到父亲死了，儿子潘琦才觉得自己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对妈妈说：“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费都比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高。”
　　这个23岁的年轻人，今年夏天刚从大学毕业。从小，他跟随姥姥姥爷长大。上大学后，每个月姥爷要给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费。
　　“那边消费高，儿子个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冯萍说。多年来，她苦心经营，努力为儿子制造着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如果靠我们两人，压根不可能供孩子上这个大学啊！”
　　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来，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这半年，他回西安实习，父子俩交流比较多一些。潘琦说，两人在一起，爸爸平时不会讲自己的工作，或许他觉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有啥可讲的呢。儿子就给他讲学校的事情，“啥都讲”。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后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里“见不到阳光的角落”。但这并不妨碍父子俩享受他们的生活乐趣。
　　“爸爸做啥饭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擀面，擀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个头，高大帅气。他知道，爸爸是以他为骄傲的。他也知道，别人曾调侃爸爸：“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去找爸爸。爸爸在车间值班，跑出来两个小时，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几年了，冬天披个军大衣，揣两个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欢用矿泉水冻一瓶冰，带着去上班。”这是儿子对父亲的记忆。
　　他知道爸爸没钱，从不向爸爸要钱。潘鸿强呢，每次吃完饭要去上班，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一般都是五十，还有二三十的，儿子懂事，有时就给他留下了。
　　“我特别难受的是，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厂房那么大，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说。
　　遗书上的“孤独者”几个字，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她觉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这个49岁的失意男人，一生没到别的地方去过。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时，回了两次河南。
　　在他死后，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厂里表示，按照相关法规，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并没有关系，厂里只能给3000元的丧葬费。厂里同时“纠正”了他一个月只有850元工资的说法，说这些工资是扣掉“三金”之后的。另外，潘鸿强还有半年奖和年终奖等。但冯萍算了一笔账，即使这样，他每月拿到的工资也不过1000元钱左右。
　　厂方并不认为是工资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说工资还行吧。我们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车间负责人说。
　　7月23日，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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