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茅于轼是富人的贴心人

    近日，茅于轼先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又说了一番关于房价的言论，其中有几点比较突出。在说到房价飞涨的原因时，茅于轼说原因在于“搞经济适用房，把房价推上去了，不是压下来了。因为土地是一定的，经济适用房一多，供给商品房的土地少了，商品房当然就贵了。我还是认为耕地红线政策没有道理，这次在成都更深地体会到。就是高压线，一碰就犯规，非常僵化。要物尽其用，人才、钢材或者土地都有流动性。一块土地被规定永远用来种粮食，这是非常荒谬的。”茅于轼还说：“为什么房价高？因为大家买得起嘛。问题在于不是买了住，而是空置的，这是扭曲的根本原因。”
    茅于轼的这番话有点似是而非的道理，听着让人觉得有点对，又觉得不对，所以应该分析一下。比方说经济适用房推高了房价，茅于轼的理由是，土地供应有限，经济适用房多了，商品房用地就少，所以房价就高。问题是，中国的房价涨了多少年，经济适用房才搞了多久？搞了多少？经济适用房到底是推高房价的原因，还是茅于轼先生对未来房价的判断？从常识上说，好像是因为房价太高了，才提出要搞经济适用房的。所以，经济适用房只能说是房价太高的结果，而不是房价太高的原因。茅于轼先生不能如此颠倒黑白吧！就算茅于轼经济适用房推高房价的高论是对未来房价走势的判断，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为何不多想一下：如果经济适用房多了，买商品房的需求就少了，也是对房价的有效抑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不该用没有经济适用房条件下的总需求，丝毫不减地用到有了大批经济适用房之后对商品房的需求上。其实，茅于轼先生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他顽固的立场：没必要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土地敞开了供应。粮食不够，找美国人买去。如果美国人不卖给我们，那一定是我们中国人做了坏事。既然做了坏事，就要受惩罚。没粮食要饿死人，就当是我们做了坏事受惩罚。茅于轼先生，是这个意思吗？
    茅于轼先生在这次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中还说道，“经济学也是最优化的问题”。我理解的“最优化”是，在多个复杂变量的情况下，各种变量的不同，会有不同结果，“最优化”就是要在不同变量相互关联的前提下，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结果。然而，茅于轼先生似乎认为，经济适用房数量的增加，对于商品房的总需求不会有影响，因而在机械的市场经济理论下，需求不变，供应减少，价格就会提高。一个没文化的普通人都知道，只要经济适用房多了，买商品房的需求就会下降。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茅于轼先生居然搞不清？茅于轼先生如果连这种变量的相互关系都搞不清，还搞什么“最优化”的经济学？
    当然，茅于轼先生在采访中说的话，也不是全没道理。比方说，房价高是因为大家买得起。的确有很多人买房，对房价上涨是有推动作用。比方说炒房的，有人一买就是一层楼，有人一买十几套。但这个社会上还有更多的人买不起房，也是显而易见的。茅于轼先生也提到了住房的空置现象。那么，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就是贫富两极分化。所以，茅于轼说“大家买得起房”，实际上这里的“大家”不是大众人家，而是指有钱人、是家大业大的意思，千万不要搞混了。有钱人不光买得起自己住的，还买得起空置的。与此同时，另有很多人根本买不起房。本来，政府多推出经济适用房是要让低收入者有房子住，茅于轼却说：这会使商品房房价更高。于是，我们看清楚了，茅于轼对于商品房房价更高的担心，不是针对低收入者，而是担心有钱人要多出钱。可见，茅于轼多么关心、体贴、心疼、爱护有钱人，生怕穷人安顿好了，有钱人就麻烦了。
    茅于轼先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还说：“保护财产不是光保护有钱人，而是同样的法律，同样的保护。只有这样，低收入人群才有盼头，如果高收入的人得不到保护，低收入的人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这话听起来也有似是而非的地方。比方说，同样的法律能够既保护有钱人也保护低收入者吗？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何必还要有对穷人的救济政策？既然连美国都有对穷人的救济政策，就说明茅于轼先生崇拜的美国，也没有实行“同样的法律，同样的保护”，而是穷人、富人有不一样的法律。再回到中国现实，在只有两极分化后的有钱人买得起商品房的同样法律下，低收入者被保护了吗？他们根本没房子，保护什么？用茅于轼的话说，在这个同样的法律下，低收入者被保护的，可能只是一个对拥有住房的“盼头”。所以茅于轼先生还是回到关心有钱人的立场：只有保护了高收入的人，低收入的人才会有奋斗的动力。但问题是，低收入者“奋斗的动力”足够战天斗地，也奋斗不到半间厕所，怎么办？去年，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已经说了，“三代积蓄才够买一套房”，茅于轼是否要让穷人世世代代只有奋斗而没有结果？
    再说了，茅于轼先生要保护高收入者，高房价不是很好吗？何必因“经济适用房推高了房价”而反对、扭曲这项政策？反正低收入者的住房已经有经济适用房解决了，茅于轼这样追求最优化的经济学家也不用关心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了。到那时，房价如果又被推高，等于有钱人手里的空置房都升值了，茅于轼先生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对此，我只有一个解释。从常识上说，低收入者有了经济适用房，也就不会过于关心商品房的房价高低问题，这本来是一件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茅于轼先生担心的可能是，到那时，没有穷人以“三、四、五、六、七、八代的积蓄”来买有钱人手里的空置房，有钱人的空置房就算有了一个更高的房价，也只是一个好看的数字，没法一下子榨干几代穷人而变现。这也许才是茅于轼先生最担心的。茅于轼先生关心有钱人真是体贴入微，他的“最优化”经济学，看来只是富人经济学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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