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仁
孔子说三十而立，然而三十岁的深圳，看不出丝毫人近中年的成熟，倒是更像个垂垂老者。数日前台湾媒体上曾有一篇文章说，深圳未老先衰，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巨额物质财富，并不是转化成了推进社会文明的精神动力，而是变成了阻挡社会文明发展的羁绊，在今天的深圳，无论官员、商人、学者，还是一般职员，如果说都是酒色之徒似有夸张嫌疑，但至少大多数人终日沉迷酒色，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西方人那句名言：金钱催生罪恶。
眼下，深圳正大张旗鼓的腾笼换鸟，私以为，在这种体制下，如果人的质量不能有较大的提升，无论换成多么名贵的鸟，也未必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深圳目前的问题。这跟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同一回事，当年设计的很好，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实事求是的讲，在十年前，中国社会就就具备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可现实却那样的令人难以捉摸，直到今天，第二步依然还停留在书面上。
那么阻力究竟来自哪里呢？今天早间凤凰网上的一篇文章写到：官方智囊称，改革部门本身已经成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该文尽管避重就轻，大量篇幅除了指责国企垄断，再就是说很多人利用改革谋取个人、部门的利益，而没有指出出深层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透过现象窥探到问题的本质，——这些部门所以强烈抵制收入分配改革，是因为这些部门里的人，要么是戴着大小不等官帽的资本家，要么是私营企业的持股人。
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发改委的一位官员提出，如果想把收入分配改革变成现实，央企就应该上缴利润的50%，可是他却绝口不谈私营企业的血腥和暴利问题。其实稍作分析就能猜到，这位来自发改委的官员，要么自己有企业，要么配偶或子女开着公司。可想而知，这样的官员既不可能提高私企上缴利润的比例，也不可能提高私企工人的工资，否则岂不等于自己逼着自己掏腰包吗。正因此马克思才讲，社会中的人之所以只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讲话，是因为本阶级的利益跟自己的利益紧密相连。
以目前这种体制，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无论是收入分配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无论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还是深圳的腾笼换鸟，除了做些表面文章，都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利好。包括重庆，尽管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不能说就解决了人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是思想和心灵方面的东西，一旦被某种观念渗透说劫持也不错，那么再想纠正过来，必然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别看重庆的老百姓打心底里欢迎打黑除恶，但这却不证明他们自己的人格动机就一定是完整的，不证明他们当了官就不会腐败堕落。
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转念，可是对人类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却是一个漫长而又极其重要的过程，再进一步讲，三十年的光阴，可以让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少年变成利欲熏心的贪官，可以让理性的思想者变成满身铜臭的商人，甚至可以让人民爱戴的英雄变成人民憎恨的罪人。深圳的变迁，就恰恰说明了这个道理，当年充满理想青年创业者，如今有几个不是贪官，当年让人爱戴的改革家，有几个不是满身铜臭的酒色之徒……
没有办法，这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所决定的，只要在中国搞私有化，中国人骨子里的邪恶就会被激活，就会上演人吃人的悲剧。就这个意义讲，中国和中国人真的不适应资本主义体制，或者说资本主义体制就不是给中国人设计的，否则必然要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深刻的认知，所以毛泽东当年一直告诫全党，中国如果复辟资本主义，那一定是法西斯式的，有些人不信，他们认为，国民党领导搞资本主义是法西斯式的，不等于说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也是法西斯式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再试一次。
就中国人的国民性与社会体制的关系而论，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戴高乐模式，政治体制上有较大的自由，国家大政方针由多数人的意志决定，而经济方面则实行较高程度的计划。这种两位一体的混合模式尽管在政治上具有资本主义多元的性质，但由于受人口众多的底层社会支持的左翼具有广泛的主宰权，因而就避免了英式和美式资本主义的缺陷，同时，经济层面因为以计划和国企为主，那么私人资本控制官员进而影响决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事实上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搞的就是戴高乐模式，国企为主，私企为辅，政治上就是老百姓说了算，尽管富人们不是那么满意，但拉美地区由于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因此绝大多数人对民粹主义政治在心底里是认同的。客观的分析，美国跟拉美国家所以龃龉不断，根源就在于拉美国家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进而认同法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模式，而美国尽管没有王室，尽管不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其所谓的民主政治，基本上是照搬英国模式，假民主政治之名，行极少数人专制之实。
要解决深圳的问题，不，与其说要解决深圳的问题，毋宁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两个方法，一是改变人，二是改变社会政治和经济模式。改变人，难于上青天，就目前的中国社会分析，没有一个人能像毛泽东那样拥有无穷的感召力和决断能力，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从改变社会政治和经济模式下功夫。具体地说，一是加大政治上的自由度，让每个老百姓都有发言权；二是尽量扩大国有经济的比例成分，只要私有经济的规模能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中国人国民性中的邪恶成分，纵便想释放，那也找不到去处。
201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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