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深圳想的是“新时代”，用的是“老办法”
深圳——中国的特别城市，在热热闹闹地庆祝之后，全国人民同深圳人一样，都在想一个同样的问题：深圳过去到底奇特在哪里？未来又会有什么新奇之处？
当年中央画下这个圈，现在还不能用简单的对错来评论，历史的不同阶段总会有不同的新故事，任何朝代或者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类型的传奇，深圳在特别政策的支持下取得了另类成功，也算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它为整个中国带来了无数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没有任何人能够用当代的眼光做一个历史的绝对结论。在我看来，我们暂时不急着下结论，也根本就无需一边倒的把眼光盯在深圳，更用不着把深圳当作歌功颂德的标本，我们现在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能否及时去除“特”的观念，中国能不能尽快走进正常公平的发展轨道？
“特区”必须靠“特权”，有人获得了特权，其他人肯定就要为特权者支付改革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讲，特别时刻搞那么点特别试验也未尝不可，尤其是政治潮流大更替的年代，大多数人也能够忍受短期的权力失衡，但是，当一个国家已经进入到所有公民强烈呼唤公平正义的时候，任何“特权”意识都是逆历史潮流的想法，中国没有任何必要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口号，继续让全国人民打肿脸充胖子维护“深圳特区”这么一个概念，深圳如果不能回归正常人的思维，深圳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抛弃。
在深圳召开庆祝大会，我想没有人敢反对，但是，人民仍然有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权力，任何公民都有权要求摒弃特权思维，从深圳公布的未来发展规划来看，我对其只有失望，没有期望，它一下子抛出了五十大项目、三千多亿的投资，不能说力度不大，不能说GDP的拉动效应不大，但是，仔细一分析，深圳还是用的“老办法”——靠政策、靠挖地、靠引进。简单讲，深圳做的“新时代”梦，用的是“三靠老办法”。有了国家好政策，别说三千亿投资，要三万亿投资，银行也得给，这么多钱砸下去，短期内深圳人又可以看到另一个“春天的故事”，很多人又可以据此推理开来——还是改革开放好。银行这么多钱用来干什么？用来挖地。我这么说也许有些过分了点，人家都是民生项目，你怎么能说别人是光挖地呢？我想问问：五十个大项目里面，哪一个项目有中国人的原始创新？哪一个项目是特区深圳人的自我创造？给你三十年特权了，深圳人又获得了什么新的生产力？难道深圳人没有记住邓小平先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吗？如果深圳人真的有志气，这三十年应当有中国最多的原始科技创新能力，为什么？因为这几十年，中国把最好的条件都给你了，把最多的钱都给你了，把最有能力的人才都给你了，你还吃寄生饭对得起全国人民吗？还是靠引进国外技术，靠引进国内技术，你的脸面何在？如果不把西方国家的研发基地包括进来，深圳的原始创新能力在中国肯定排在二十位之外，没有自身的科技原创力，无论砸多少钱的项目，归根结底是“挖地项目”。本来，在深圳喜庆的日子里，我不想讲难听的话，但是，我必须对深圳人民说说：“三靠”的思想终究是走不下去的，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容许自己的利益永远被你们侵蚀，政治护航也不能成为不变的承诺。
有些人坚持强调要让深圳一特到底，总想让深圳走在全国的最前面，如果单是钱能砸出来的“特”也许中央能帮深圳办到，但是，钱之外的政治改革就未必能够在深圳取得成功，任何有此种想法的政治人物和民间人士都要放弃这种幼稚的想法，刻意“制造”出来的“政治特区”最终会被放进垃圾桶，中国已经有了两个“一国两制”的特区（港澳），如果在大陆又来个“一国两制”新区，中国离混乱局面就为期不远，深圳的政治模式，不但不能复制到全国，甚至在广东都无法推广，中国想搞“政改”是正确选择，但是，必须先由全国人大推出公开讨论的“政改方案”，再搞多地试点，决不能先摸后改。有关政治特区的事情，我想把我上月二十三日的部分观点拿出来供大家再讨论一下：
1，如何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协调一致？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政改”？是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体制了，甚至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制约了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这是一个大的社会共识，也是一个好的改革契机，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们在判断政治体制有问题的时候，是否有人或者有研究机构真正看出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我看来，政治体制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宪法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国体和政体都是由《宪法》规定的，政体有问题，就说明现在的《宪法》与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不相适应的，如果是相适应的，那么就不存在与经济基础出现大矛盾，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证明了的。如果说我讲的这个假设真实存在的话，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执行的政治体制不合现行《宪法》，就要考虑违宪的代价问题，首先必须回到《宪法》的轨道，因为违宪造成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矛盾是可救的，也是必须要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的政体是合乎宪法的，是我们的经济体制离开了现行《宪法》的轨道，从而导致政经不合体。要么继续改革经济体制，要么就意味着先修改《宪法》中的政体部分，没有宪法支持的“政改”是违法行为，必须先“修宪”后“政改”。
2，如何处理好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中国“政改”不是为“西化和私有化”作准备！
我们整天讨论如何对政体进行改革，是否考虑过政体与国体的关系问题，单一的“政改”能满足两者的统一性问题吗？国体和政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是统一的。任何一种国体都要采用一定的政体才能实现起统治阶级的任务。国体是内容，政体是形式，国体决定政体，政体适应国体，表现国体，为国体服务，并对国体起巩固作用。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国体与政体二者相比，国体往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一类型的国体，由于受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特点、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政体。“政改”在同一国体下有改革的空间，但是，务必要注意政体不能脱离国体，如果“政改”的结果是与国体相冲突，那么就会形成新的更大的问题，希望“政改”操要早期介入该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把深圳作为“政改特区”，毫无疑问是一种向西方靠拢的积极步骤，对普通人民来说，不会有好结果。中国的确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不是迎合西方的改革，更不能是抛弃人民的改革。
3，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必须弄清楚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框架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都只是口头上谈到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包括中央党校和中央智库在内的众多精英还没有任何人搞清楚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体，未来中国要底要选择何种政体是事关上层建筑的问题，是一个全民性问题，必须取得国民共识，至少要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共识，正如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还要与民主党派协商一致一样。未来的中国政体不应该让人民置身事外，不能把民主党派排除在外，最低限度必须要在中央高层、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大范围讨论取得基本统一的看法，给出一个改革的基本蓝图和范本，只有这样，才能让改革者和改革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方向感和法律正义性。改什么，怎么改必须先建立框架，“政改”决不能再象“经改”一样再摸着石头走三十多年，“经改”的问题现在还堆在那里，如果按“摸石头过河”的思想，“政改”会留下更多更难的大问题题，甚至会把中国带入混乱不堪的局面。
4，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确定改革层次。
不管在任何国家，上层建筑的任何重大变革都是关系政权稳定的问题，“政改”试点到底是从上层开始好还是从基层开始好？抑或是全国一盘棋更好呢？据我个人的看法，“政改”应当采取“中间先行、两头后跟”的步骤进行。怎么解释呢？我所指的中间主要包含：省会城市、地级市和计划单列市等大中型城市，两头是指省部级及以上高层领导和县级以下政权，为什么要中间先行呢？主要是由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决定的，这部分地区的人总体素质相对较高，有较高的认识能力和较强的分析能力，并且有较好的国际视野，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接受“政改”的观念和“政改”的展开，能够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实现“政改”的较大成绩，让整个社会看到“政改”的好处和新面貌，选择两头先行都不合适，高层先推行，如果失败，引起的政治风险太大，尤其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非常危险，从底层开始也不行，今天的“政改”是一种大文化背景和大政治背景下的改革，需要有相当好的认识能力，否则，推行起来会非常痛苦，道路会非常曲折，总体来讲，我比较认同“中间先行、两头后跟”的“政改”模式。
5，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必须先进行政治文化辅导。
“政改”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哥们义气，不是打牌赌博，打着赤膊上阵是不行的，一个社会要进行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必须要有与之适应的文化背景，“政治文化”就是中国目前相当缺乏的一种文化，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都知之甚少，急需快速补课，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国“政改”之路将非常漫长。有关这方面，我想多说几句。
政治文化是什么？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构成“软件“的东西则是政治文化。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中国现在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两者均落后，两者均互不适应。
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由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关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政治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体系的特点，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政治文化是一个非常近期的概念，它的提出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但是，政治文化研究却历史久远。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专门研究政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心理因素。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等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认知或意识、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形式表现出来。政治文化不同于公众舆论或民意，前者具有稳定性，反映的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后者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务或问题所产生的一时性的反应。政治文化具有延续性，它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传播和沿袭。政治文化的延续性使一国文化有可能代代相传，也使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呈现出长期的差异性。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它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将现实政治生活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下来，并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进一步而言，政治文化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同时，政治文化的变化最终又可能带来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变迁。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软件”部分，一般与政治制度性结构安排相匹配。跨国性比较研究和现代化研究显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条件．
我相信经过连续的政治文化的普及，中国人接受政治改革的热情会越来越高，“政改”之路也会越来越顺利。
6，党派政治是否纳入中国政改规划之中是需要认真讨论的事情，如何整合中国的党派力量？
中央反复强调：中国不搞西方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我是支持这种讲法的，但是，不搞多党制，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不尊重其它政党在中国“政改”中的主体地位，他们同样代表着众多社会阶层，同样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有权参与到中国政治的任何运动中去，搞“一党制”并不是让其它政党靠边看，既然中国想下决心搞大的政治改革，何不把各民主党派的改革问题也一并解决呢？在针得各民主党派同意的前提下，我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制度”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多民主党派？能否进行党派整合？在国家整体稳定的大原则下，民主党派能否可以划定相应的“权力区域”？“参政议政”能否改成“局部竞争”？如果不能做到局竞争，能否要求共产党执政官员在政协会议中定期接受民主党派实质性的“质询”，是否可以做到有些“火药味”？
党派政治比较复杂，在此不便多说，希望中央政府拿出新方略。
7，深圳特区绝对不能作为“政治特区”。
今天当我看到深圳有可能作为“政治特区”以后，感到非常的震惊，这绝不是一个喜讯，这是一个让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招法，绝不可为，千万要警醒，我想讲几点理由：
第一点：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被作为经济特区是由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在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展开的，是不允许争论的一个试点区，然而，时间推进到二十一世纪，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中央政府在内，没有任何绝对的威信能保证“政改”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推行成功，经济体制改革顶多只来经济效益问题，而政治改革会涉及到政治环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中国出现“一国多制”的状况，现在中国是“一国两制”，香港本来一直都不在中央管辖之下，没有太多冲突，如果在大陆内部出现“一国多制”的情况，必定比当年的“经济双轨制”危害更大，试点时间越长，问题越大，控制难度也越大，有可能导致分裂意识的膨胀，我是坚决不赞成的。
第二点：深圳特区的“特权”到底还要保持多久？古今中外，没有任何政治符号能够万万岁，总归是要结束一个时代的，深圳已经在国家的支持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特别照顾”，还需要被“特别”下去吗？我看不必，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的大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还需要国家更多更大的支持，如果再次把未来寄托在深圳身上，对中国其它地区的人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我们不能因为要突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就永远把深圳撑得饱饱的，让别人饿肚子也不公平呀！不管是“政治特区”还是“经济特区”，终归是要得到中央特别赞助的，深圳不能再踩着全国人民的肩膀过自己的“发达国家生活”。
第三点：深圳特区即使作为“政治特区”也不能成功。我讲过，“政改”不同于“经改”，“政改”的关联效应特别大，中国不是没有过教训，在朱总理主政时期，中央政府曾经试图搞过政府内部改革，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关联度太大，没有做好改革的充分准备，改到最后越改越糟。如果以后中央要选深圳作为“政改”试点的话，就不仅仅只限于政府内部，我相信党政系统将是一个全面的大变动过程，涉及到的矛盾将是前所未有的，矛盾出现后如何泄洪？今天，我先预测一下：为了保证深圳的成功，广东省和中央会将深圳的洪水泄到广东其它地方，从而显示“政治特区”的伟大胜利，但是，这种“泄洪式的改革”迟早都是要害人的，不害这边就害那边，总要有人承担，一种不具有可推广性的“政改”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有当全国大范围同时展开“非泄洪式政改”，才能在改革过程中发现更多问题，做出更多合理方案，所有地方的政改必须自行消化阵痛和难题。政治改革也是一项政治竞争，也是考验不同地区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我认为，在保证国家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要同时开展同级别“政改”，决不要随意搞“特区”，尽可能不要留盲区。
今天我只是就有关问题写个简单提纲，如果官方和朋友们有兴趣，还可以私下交流研究成果。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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