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来说，福利分房制度似乎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今生今世怕是没有这个福分了。能够赶上福利分房制度，则是7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尽管国家或企业并不富裕，但仍然克服困难，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虽然产权不属于自己所有，但每月的低房租却让人不必再为住房困难发愁。
福利分房制度的末班车是在1998年，对于大中城市的各个单位而言，赶上末班车的人，是一种幸运。凡在此前获得分配住房的人，在以后的城市改造中，要么以旧换新获得大面积新的产权房，要么现有的房产大幅升值，随时可以成为手握上百万资产的富豪，不会再为住房犯愁。
如今的房地产大亨们，还有许多说着风凉话的专家教授们，年龄在50岁以上者，无一不是福利分房的受益者。即便在小县城，为了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也是抓紧时间将单位占用的土地划出一块来，大搞集资建房，使得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尽管是单位集资建房，但一旦把权利和资源用足用活，就可以化大公为小私，大大减轻了集资者的经济压力，圆满地解决了个人住房问题。而这种优惠政策的享用，对当时公职人员来说，非具有一定资历和的条件的人不可，凡是享受到这种优惠政策的人，无一不是福利分房制度庇荫下的幸运儿。
自从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末班车开出，毛泽东时代福利分房制度全面土崩瓦解。分到住房的人，无论如何不必再为家人住房发愁；而没有分到房子的人，以后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别再指望工作单位解决住房问题了，低房租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能依靠自己省吃俭用节省的薪水，倾全家之力购买商品房，解决日益迫切的住房困难。国家对于百姓民生置之不理，似乎所有社会责任无需负担似的，住房问题终于成就了新三座大山之说。自此以后，7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大中城市的生活工作，住房问题摆在面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和难题。要在某个城市工作，家中经济富足者，无论是否个人学识如何，依仗着上辈人的财力，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房价每平方米在万元以上的大中城市安然地落下脚来，不必考虑如何在城市住下来而发愁；而家中经济拮据的工薪阶层和农民子女，即便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也只能靠自己的奋斗，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拼命赚钱，在自己落脚的城市买下属于自己的房产，以便彻底改变自己多舛的命运，跻身城市生活之中，扭转农民出身的苦难处境。然而许多人在获得自己城市住房、城市户口之前，却不得不面对高房租，几个人合伙租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延续自己学生时代的集体生活，这就有了蜗居蚁族之说；有些人不得不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段买房，像钟摆一样，定期返回自己的安乐窝，过着周期性极强的日子，于是就有了钟摆族之说；还有更多的从农村来城市寻找生活的人，要么住在单位提供的拥挤不堪的牛棚内，要么租借城中村的破旧房屋，总算有个栖身之处，躲避风雨，熬过寒霜，成为城市格外凄惨的风景线。而在取消毛泽东时代福利分房之后，作为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凡是跟住房有关联的，都加快了产业化的进程，既得利益集团精英们出谋划策，将住房福利化转变为住房产业化，造就了一批先富的房地产大亨和国土部门、建设部门等掌握着房地产开发大权先富的官员们。从此，再也没有人考虑城市普通百姓的住房问题，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困难，完全置民生于不顾。如今虽有广厦千万间，仍然不能大庇天下之寒士。冬季里栖身于桥涵之下的农民工，冻馁而亡现象屡屡出现在报端，令人胆战心惊。
外地80年代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如今想在某个城市落脚，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住房，落脚的梦是一枕黄粱。更别指望自己在城市结婚生子了。那些靠着福利分房衣食住行无忧的先辈精英们，饱汉不知饿汉饥，品着香茗，看着新闻，时不时被某电视台某栏目或某个网站邀出来，大发一通议论，放几个臭屁，对于社会众口一词的高房价蓄意袒护，却对希望房价下跌，以便购买城市住房的新生代青年横加指责。这些人多是在住房制度改革初期，就靠着某种关系狠狠地捞了一大笔好处，以较低价格获得住房所有权。又在以后的岁月里，利用这些便宜的产权房获利甚多，从而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住房条件。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仗着老子的庇荫，无论儿子辈还是孙子辈，再也无需为在城市生活的住房条件愁掉一根头发。
住房产业化改革，坑苦了城市低薪阶层。这个主体则是城市产业工人大军，成千上万来自小城镇或农村的高学历外地子女和成千上万农民工一样，他们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和美容师，为城市的经济发展贡献出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却无法被受惠城市所接纳。如果说低学历的农民工不具备城市接纳的条件，然而高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不照样无法得到恩惠吗？如果就业还无法实现他们的城市梦，那他们还指望什么途径了结他们的城市夙愿呢？他们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却被城市拒之门外。城市中的人们在尽情地享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优良生活服务时，却将服务者打入十八层炼狱之中，这公平吗？
住房产业化改革，一方面大量闲置房子，另一方面工薪阶层买不起房子，农民工租不起房子；这那些富得流油的人们，钱多的没地方花，用来投资房地产，囤积居奇，抬高房价，从中渔利，迫使更多的天下寒士居无所庇；
住房产业化改革，国家一点社会责任也不想承担。既不给人民群众提供廉租房，也不想尽心尽责地解决城市居民住房困难，任凭房地产商和资本家联手哄抬房价，任凭地方政府哄抬土地价格，非把老百姓置于死地不可。如此这般，一旦国家有难，靠什么唤起人们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心呢？一个不顾百姓死活的国家，凭什么在有困难时让人民群众与国家同甘苦共患难呢？
住房产业化改革，堵死了人才自由流动的路子。许许多多的祖国未来急需的人才因为住房困难，而被拒之城市发展急需之外。长此以往，必将引起城市人才的匮乏和近亲繁衍，势必导致人才质量蜕化，中国的自主知识创新也就等于一句空话，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于一句废话。
住房产业化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再继续这样走下去，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到了认真反思住房产业化改革的是是非非了。居无定所，必将导致人民群众无法安居乐业，人民群众无法安居乐业，又如何与党和政府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患难与共呢？势必会进一步加剧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离心离德现状。解决不好住房问题，任凭高房价无限制地走下去，必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动荡情绪的蔓延，最终导致社会失去稳定。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经济，不能听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胡作非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不用于改善民生上来，打算干什么呢？难道非要大搞铁公机，投资建设一些收益率低的闲置基础设施不可吗？解决住房问题应该竭尽全力发挥国家社会公共责任的作用，建设城市公租房和廉租房，使得千千万万外来打工者居有定所，安居乐业，提高城市所有居民的幸福指数，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住房产业化体制改革，离散了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凝聚力，已经酿下了许许多多的苦酒，就等着我们的领导人自己去喝下自己酿造的这些苦酒吧！不顾人民群众死活的执政党，必将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执政基础迟早是要垮台的。写于201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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