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北大一则将“思想偏激”的学生列入十大“重点学生”之一、对其施予会商的定点治疗、将由试验转到向全校推广进而形成制度的消息在网上惹来一片讨伐之声，因为“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的校方理由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其十足的学霸面孔。如果隔三差五的在北大教师的工资中扣个两三百块去支持一下灾区，不知道北大教师们是不是会三呼万岁！准此以观，全国95%的人都必须要北大来会商一下了。房价涨了，百姓在骂；药价涨了，百姓在骂；学费涨了，百姓在骂；油价涨了，百姓在骂。无一物不在涨价，几乎无一人不在骂娘。在一个骂骂咧咧的大国，不知道北大的优良教育资源是否可以会商而惠及到每一个骂民。
北大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想想问题：北大学生思想偏激，是否与北大教师思想偏激有关？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有什么样的教风，才会有什么样的学风，什么样的教师才会带出什么样的学生。十多年来，北大某些教师，人面兽心，道貌岸然，满肚子王八乌龟，居心叵测，在神圣的讲坛上信口雌黄，口如悬河地散布歪理邪说，不仅误人子弟，而且祸国殃民。他们虽然只是一小撮，但影响之坏，流毒之广，为害之烈，百倍千倍于学生也。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季老真正出名的不是靠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的学术，倒是凭借满纸谎言的回忆性散文《牛棚杂忆》，怪也不怪？看两则季先生的经典语录吧：“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诚哉斯言！骗子怎么也不会傻到说自己是骗子啊，不毁别人那只是以前的一个良好愿望罢了。
孙东东，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
2009年3月23日出版的第412期《中国新闻周刊》，一篇名为《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文章中，孙东东公开宣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
为什么需要对“访民”实施强制性措施？孙东东说：“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他就坚持他的某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精神病的妄想症状。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
2008年9月12日以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卫生法学专家的身份，接受新浪网的访谈，孙东东就三鹿事件说:“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保险，三鹿的这次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从目前来看政府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疏漏，发现问题以后及时调查了解，然后确认以后立刻公告，责成企业，企业这次也很主动，他去召回，主动承担责任。所以从目前政府监控来讲，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的疏漏。”
“我想大家关注很正常，我们社会需要有责任感的人，但是有时候媒体、网友关注的偏，偏在也走得极端，上来先想怎么索赔。我觉得首先应该先找原因。另外一个没有必要去给有关部门找麻烦，你现在麻烦找得越多，越去质疑什么的，可能越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但三鹿事件的发展与孙东东的“导向”却完全不一样。
张维迎，200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2006年至2010年12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其经典语录如下：
樊纲，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其经典语录如下：
“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
“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厉以宁，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留校任教至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其著名语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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