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独”分子是中国希望所在
—法大反毛博士邓文初的超震撼观点
（编者按：
前几天我写了《纪念胡耀邦•玉树地震•袁腾飞—极右派分裂中国的阴谋已经图穷匕见》，在文中说：极右派虽然也是中国人，但是早已被转了美国的基因。既然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黄金储备存放到美国，把外汇储备“借”给美国，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不敢支持中国分裂？想当年，叶利钦不就是为了获得西方垄断资本的支持使自己掌权，公开支持国家分裂，让苏联从一个可与美国相媲美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三流国家吗？如今，从高调纪念胡耀邦在西藏、新疆、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到玉树地震中国内主流媒体利用胡锦涛总书记出访的时机和海外反华媒体“用一个声音说话”，再到袁腾飞公然向学生宣传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是“对西藏的武装侵略”，极右派分裂中国的阴谋可以说已经图穷匕见。并在附文中说：国内极右派充当了“疆独”分子的内应。
有的朋友说我的观点是危言耸听，那么再给大家一个证据。大家可能还记得2010年4月8日，政法大学发生了一场堂而皇之的反毛闹剧。这场闹剧美其名为《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报告会。由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负责人郭世佑教授主持，三位博士是中央党校党史博士胡尚元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解启扬副教授、浙江大学近代史博士邓文初副教授。其中，尤以邓文初最为激烈的反毛。
下面是邓文初的一篇关于“疆独”的文章。此文污蔑“汉族人已经被完全驯化，成了‘豢养的家猪’，丧失了自我维护的能力。”宣称“在新疆事件中我看到了转机与希望。”“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一个有着强大宗教情感的民族是无法被征服的。伊斯兰教，清真寺，阿訇，维族的宗教、社会组织靠着自己传统的延续，靠着这种民族的尊严而活了下来，这就是力量所在。”也就是说，邓文初认为“疆独”分子是中国希望所在，这和袁腾飞“1989年达赖佛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的观点何其相似？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我在《“7·5”事件与“杀左族毛”》中说了，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的主要目标是：以“杀左族毛”为旗帜，像当初发动“4·12”的蒋介石一样通过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夺取政权把中国变成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然而，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发生动乱。如果企图制造暴乱，必须从边疆开始。“藏独”、“疆独”分子不过是极右派及背后的美国主子“颜色革命”的工具罢了。邓文初称赞“疆独”再次证实了笔者的观点。
今天，邓文初、袁腾飞之流公开为“藏独”、“疆独”张目而持续走红，刘三英却因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被捕。拥毛派和反毛派到底谁应该为当前的红灯高挂、黑水横流、物价上天、“蜗居”遍地等等等等现象负责；拥毛和反毛哪一种思潮是需要勇气的行为，哪一种思潮不过是某种祸国殃民的势力的御用五毛狗；不是再清楚也没有了吗？）
《我的观点：新疆问题是悲剧，但也是转机与希望》
邓文初
http://jiangzhaoyong.blshe.com/post/4370/496379
可以看出，法学家们的思考进路具有一种典型的制度优先的考量。应该说，在价值角度，我也认同这种宪政主义的解决方案，但理想越高远，其现实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在王建勋与许章润先生之后，我毫不客气给了他们一个"书生论政"之的评。理想纵然高远，然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力量何在？
我提出的问题也许有点尖刻，但越是接近真实，越使人难堪--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与坦诚？宪政设计自然容易，然落实到土地上，却会困难重重，故面向现实的思考，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而更多的是直面的血性与担当。
"新疆问题虽是一个悲剧，但未免不是一个转机与希望"。
这是我的观点，是基于历史考察作出的判断。尽管这样的判断会令很多人不舒服，但我还是在有限的话语空间里表达出来了。
汉族人已经没有希望，希望在维族人中间。
自1949年之后，中央权力的绝对扩张，已经渗透到汉族地区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于家庭，汉族人的社会组织被完全破坏--家族组织，乡党组织，基于地域形成的各省藉会馆，以及基于职业而形成的各行会，各同业公会，均被破坏殆尽。汉族人已经被完全驯化，成了"豢养的家猪"，丧失了自我维护的能力。尽管理想主义者如张鸣教授鼓励公民个人的抗争，王建勋教授倡导公民的"不服从"，但又会有多少人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甚至于做烈士？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暴力面前，个人的力量是那样的弱小，个人的抵抗是那样的无意义，鼓励这样的烈士行为，岂不是鲁迅所谴责的让人家去死的冷血？
汉族人已经被驯化，没有希望，但维族却是希望所在，在新疆事件中我看到了转机与希望。尽管这次事件是悲惨的，但这样的惨剧不应该白费，需要的做引导与转化的功夫。
新疆事件可以证明，在维族人群中，那只社会组织的力量没有被消灭，尽管执政者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但证明是失败了。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一个有着强大宗教情感的民族是无法被征服的。伊斯兰教，清真寺，阿訇，维族的宗教、社会组织靠着自己传统的延续，靠着这种民族的尊严而活了下来，这就是力量所在。
在一个极权社会，任何统治者都不会自己放弃权力，所有的政治设计都要面对这种极权统治的残暴性与顽固性，那么，撬动政治改革的力量何在？那根杠杆何在？只有靠民间、靠社会自身力量的抗衡。
政治是力量的对比，只有以力量对抗力量，以拳头对抗拳头，政治变动才有可能。而结社的组织力量是最基本的力量，因此也是政治变革的希望所在。
当然我并不认可这种暴力方式，更倾向于对话的理性行为，但政治永远是对手戏，不是一方可以控制的，面对执政者之前所未有的暴力统治，除了暴力这最后的手段，还有什么？如果一切可能的改革途径都被封闭，剩下的便只有革命--"一切必然性不承认法律"，伯林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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