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必须承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责
辛子陵公开地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公开场合号召实行资本主义,从共产党内部颠覆共产党,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篡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他所提倡的这样的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其罪行与刘晓波没有原则性的区别,虽然他是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但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加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以儆效尤,否则不足以平民愤,并会助长反动势力在国内挑起事端。下面我们来分析和对照辛子陵所触犯的法律条款,更希望法律专家们能够更加确切地列出其罪行。
1: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五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他借突尼斯事件进行威胁:“像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群众一起来,什么改革条件都答应了,但群众不干了,这时候的条件是叫你走人”。要挟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显然,他的威胁当然是不可能得逞的,因此,其实质已经构成积极参加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按照突尼斯模式颠覆国家政权,应追究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根据第一百零六条【与境外勾结的处罚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本章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各该条的规定从事处罚。
其在香港出版大量污蔑社会主义,污蔑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文章,与国际反动派结成联盟,在舆论上围堵中国,在香港煽动境外民运分子参与颠覆国家政权。因此,应追究其与境外勾结的罪行。
其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利用其非法出版物为幌子,获得大量活动经费,进一步在大陆进行颠覆国家政权、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舆论准备,因此,亦应根据本条追究其接受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3:根据第二百四十三条【诬告陷害罪】捏造实施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辛子陵造谣说:“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6.7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2.5亿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300 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万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2000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这些也许是辛子陵的道听途说,也许就是辛子陵故意捏造的事实或者大部分是捏造的事实。在胡润的富豪排行榜中,并没有如辛子陵所述的状况。为了能澄清这些事实,辛子陵必须指出这2932个亿万富翁的具体资料,是否确有其事,是否都是事实,并分清这些资产的属性,以及到底是属于公有的或者是属于他们的私有资产。如果列举不出来,或者这些基本上是属于公有资产而非私有资产,辛子陵就要承担诬告陷害的罪责,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驳斥辛子陵关于我国钢产量所散布的谬论
一.辛子陵关于钢产量的弥天大谎
辛子陵在2011年2月10日说:“1958 年大跃进时我们想钢都想疯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1957年钢产量是2000万吨,中国是535万吨。1958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而真正在钢铁产量上实现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2006年”。
根据世界钢产量的统计年鉴,1978年,苏联15100万吨,美国12389万吨,日本10211万吨,西德4126万吨,中国3178万吨,法国2284万吨,英国2030万吨,印度995万吨(我们这里只比较粗钢产量,因为它并不包括回炉废钢的数量,同时,也是国防工业用得最多的铸钢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时,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远远超过英国的2030万吨,达到3178万吨,是英国产量的1.56倍,是法国的1.39倍,是印度的3倍。中国除了有了两弹一星,在最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即钢产量上,已经凌驾于英法之上。这是中国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取得的伟大成果。而辛子陵却说是2006年,这是在故意歪曲历史。不惜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捏造的数据。
应当说,正是有了抗美援朝战争,使我党从上到下认识到虽然我们用“气多钢少”的军队战胜了“钢多气少”的美军,但也认识到发展钢铁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重要性,为了减少牺牲,我们也要钢多。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也就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成为全民共识。
我国在解放前的49年,钢产量是15.8万吨,中国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实行宪政制度的年代起到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最高的钢产量大约是95万吨,也就是说,到1978年为止,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钢产量达到了实行宪政的中华民国时期的最高年产量的大约33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1949年的201倍。
从1978年起,我国用后30年时间,在2009年达到50049万吨,大约是1978年的不到16倍,可见,我国钢铁产量发展速度最快的是改革开放前30年,那时中国还没有辛子陵所说的“资本主义道路”。显而易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样的发展速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二.我国钢铁产量能够抢占世界制高点的原因
辛子陵含沙射影地说:“他们说,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了,是党的英明领导的结果。我说,不对,这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了修正主义道路,或者干脆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党的英明领导,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放弃了人民公社制度,放弃了计划经济,放弃了一大二公,放弃了消灭私有制的国策”。
原因真如辛子陵所述吗?恰好相反,正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了,是党的英明领导的结果”。
我国的钢产量的飞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钢铁工业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全国钢铁产量几乎每年都以5000万吨的递增速度在上升。2008年,我国钢产量已经突破了5亿吨,达到50049万吨,而这样的发展,原因很多,可以列出如下几点:
1:已经具有一定的钢铁工业基础。
从改革开放的初期起,我国已经具有年产3000万吨以上钢的产能,超过英法等国,为参与国际竞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2: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期。
正值发达国家为了减少能源消耗,降低人员工资,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追求最大利润,急需将高耗能的产业向外转移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大力吸引外资,将钢铁产业转移到中国。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设备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双管齐下,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日趋大型化、高效化、自动化、连续化、紧凑化、长寿化,为钢产量突破5000亿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廉价的劳动成本。
由于中国有巨大的人口优势,早已在农村实行的9年义务教育制度和极低的文盲率,以及产业工人特别是钢铁工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在主人翁精神的思想教育而不是单纯物质刺激的环境下,使我国拥有了世界无可匹敌的劳动力优势,这样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可能与其竞争的,因此,中国的钢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印度虽然也具有低廉的劳动力,但由于其执行的是所谓西方的民主制度,政府为富人所垄断,对教育没有很好投入,文盲过多,同时,其军事装备都是靠向外购买,没有发展钢铁的动力,因此,其钢产量也就一直在很低的水平徘徊。
4:参与全球的市场竞争。
在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中国携其巨大的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的钢铁竞争。经过多年的竞争结果,已经打败了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除了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以外,还有完整的钢铁产业链,这包括:发达的焦炭制造业、充足的火电和水电的电力供应、巨大的港口吞吐量、四通八达的低廉的铁路运输、世界稀缺的稀土供应,等等,使中国的价格优势无人可望其项背,在全球的竞争中,打败了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了世界首屈一指的钢铁生产国。
5:巨大的市场优势。
中国本身就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与美英法日相比,西方各国因其国内人口过少,且其殖民地国家过于贫困,无法成为其推销市场,其过剩钢铁产量无法找到需求市场,也就无法持久维持其垄断地位。西方各国正是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才相继将其产能向中国转移,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前30年,中国集中精力搞国防工业,在房屋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家用汽车、家用电器等大量消耗钢铁的行业,还没有提到日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提过全体劳动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此期间,由于发达国家觊觎中国的巨大市场,各国为追求高额利润而将这些产业相继转移到中国,使中国成为这些产业的加工基地,也就相应需要大量的钢制品作为原料。这就使中国又成为了一个全球巨大的钢铁市场,以消耗巨大的钢产量。如果没有这个市场的支撑,中国巨大的钢产量也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6: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集约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新中国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与科技进步是息息相关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炼钢设备主要是平炉,钢铁科技工就创造了“高温、薄渣、活跃沸腾”的快速炼钢法,改单槽出钢为双槽出钢、三槽出钢,采用铝镁炉顶砖来强化冶炼,还开展了符合我国资源特点的合金钢,低合金钢的研究,为钢铁工业增加产量、扩大品种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60年代,为了赶上世界钢铁新技术的发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第一座高炉喷煤装置、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第一座弧型连续铸钢机、第一座小型连续轧钢厂。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国钢铁工业又创造性地开展了攀钢钒钛磁铁的冶炼、包钢含稀土、铌共生铁矿的冶炼、酒钢含氧化钡高硫镜铁矿冶炼的技术攻关,并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改革开放后,我国钢铁工业通过连铸、连轧机、高炉、转炉的国产化以及连铸技术、高炉喷煤技术、综合节能技术等6大关键共性技术的自主研发,扩大了品种,提高了质量,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竞争力。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证明,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已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根本途径,成为钢铁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自身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总之,我国的钢产量能够夺取全球的最高点,绝不是辛子陵所刻意歪曲的“干脆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恰好相反,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前30年所奠定的基础、对钢产量的执着追求和全民共识、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低廉的劳动成本、及时地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坚持不懈的科技引进和创新、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提高全体劳动人民(而不是只为少数人)的生活水平的理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的理念,才有了中国的钢产量的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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