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场上有一句时髦用语，叫“问计于民”，这大概是执政者执政路线的一种描述。窃以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必须走这条路线。
改革非常重要，据说这是当今中国全社会最大的“共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但不能不看到的是，改革的呼虽然声强烈，唱的却是南腔北调;改革的固然旗号鲜明，但却五颜六色。至于路径模式则更加五花八门，这就意味着，不同的改革路线必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么，中国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改革路线呢?
改革的路线不同，下场截然不同，这样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前苏联的改革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前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在改革上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直奔政治主体，首先拿政治体制开刀，其二是一竿子到底，坚决彻底，实行经济上的“休克疗法”。这样的改革结果怎样尽人皆知：“直奔主题”的行为让强大的苏联分崩离析;一竿子到底做法让俄罗斯直到今天都沉疴难愈，差不多已沦为不产香蕉的香蕉国家。前苏联的社会转型遭遇了有史以来堪称为最大规模的失败，布热津斯基恰如其分将其成之为“大失败”，这种改革不要说对比中国反差有多大，就是与越南、古巴、朝鲜等国家相比，俄罗斯人的历史驾驭能力也都只能算做下乘。
前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的教训足以警醒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任何一个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民族前途与未来的中国人，甚至良心发现的西方政治家，都能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的改革“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能采取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行动”。
这样的结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仅仅这样就足够了吗?
窃以为，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中国的改革还应避免以下两个误区。
第一，不能走“精英”路线。
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一批“精英”对改革有着空前强烈的诉求，其改革蓝图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重心向上，主要指向瞄准的是公共权力的再分配，把政治改革视为改革的核心任务，具体的实现路径就是西式民主，要通过西方式的民主形式，以选票为敲门砖，打开公共权力殿堂的大门，分享蟠桃大会的盛宴。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绝不是为民请命，而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完成自己从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兑变，实现阶级地位的华丽转身，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们的经济文化成果，即所谓“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一说，否则，也就只有外逃一途了。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前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那一派大同小异，所以，在他们的语境中，戈氏其人非但不是什么罪人，而是永远值得肯定的圣贤。
中国的改革能走这样的路线图吗?
回答是不能。如果按照“精英”们的政治设计，中国就将离前苏联似危险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远。
第二，不能走“资本”路线。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天开始，资本万能论就一直在荼毒(当初中国老百姓将其概括为通俗易懂的一句话：一切向钱看)，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由西方舶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又在神州大地扎根、成长、开花、结果，现在不但在学术领域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显学”，而且也事实上左右着社会舆论，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最大理论股东。在他们精心营造之下，“市场万能、让资本支配一切”俨然已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则。
在这一法则之下，优胜劣汰成了市场经济的终极逻辑。
人们都知道“物竞天择”这一描绘生物进化的丛林法则。譬如非洲草原，羚羊在奔跑，狮子在追逐;跑得快的羚羊存活了下来，跑得慢的被狮子吃掉，羚羊优胜劣汰了;狮子也是这样，跑得快的狮子吃到羚羊繁衍了下来，跑得慢的吃不到东西自然淘汰了。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称之为达尔文主义。
如果说，大自然有这样一个“丛林”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也有这样一个“丛林”，这就是市场。人类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也是优胜劣汰。让人类也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或者羚羊一样，在残酷的竞逐中来一个“适者生存”，这就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
当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中国，坚持无条件不加任何修正地贯彻这一法则。 于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成为改革的主攻目标，所谓的改革，就是解决公有制的问题，把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一切公有制消除干净，用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很经典的话说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私有化成了改革的最高境界，如果能一夜之间彻底私有，就像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运动那样，中国的改革就完全彻底了，也就一步到位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这批人与俄罗斯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那一帮子大同小异，所以，在他们的语境中，盖氏其人非但不是什么罪人，相反是值得尊敬的先锋，是令人钦佩的改革盗火者。
中国的改革能走这种资本至上市场第一的路线吗?
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是让“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让整个中国社会按照财富水准重新安排社会秩序。有些人之所以敢于说出“没有富人谁来养活穷人”、“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之类的话，其勇气概源于此。在他们看来，把中国也打造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再来一次“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是完全正当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们说，无论从人类理想的角度还是从中华文化价值的角度，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的崇高信念，都不能让丛林法则在中国泛滥。不能在中国搞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不允许弱肉强食，而只能以强补弱;不能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只能奉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这是一个社会起码的良心，起码的道德底线。市场是血淋淋的，资本是肮脏的，它们缺少良心，没有底线，不能也不应该在中国社会泛滥，而必须受到限制，也必须用国家的力量和公有的手段加以矫正，也就是说，以公有制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必须具有干预市场左右资本的能力，改革不能冲破这个底线，否则，中国社会就将偏离基本方向。 不能让“精英”把持中国的改革，不能让“资本”左右中国的改革，这是中国社会的合理逻辑，也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结论。
从这样的逻辑出发，中国改革的正确路线就应该重心向下，面向社会底层，顺应最广大老百姓的诉求，把他们的利益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加大财富再分配的力度。充分发挥国家的调配功能，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不能让市场泛滥、资本横行。
——合理规划东、中、西经济产业的战略布局。毛泽东时代的大三线建设直到今天都具有鲜活的战略意义。中国不可把自己的国计民生都放在东部沿海的一个狭窄的条条上，这事关国家的战略安全与民族的未来。
——掌控国家产业结构与资源利用。中国经济既不能被外资绑架，也不能被所谓的国际化、一体化掏空虚化。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是民族的脊梁，只有把脊梁挺直做强，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使子孙后代立于不败之地。
——加大县乡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县乡及城区基层是老百姓的空间，不要说相比于豪华的贵族空间，就算比拟于现代化的中产阶级空间，中国老百姓的空间大部分海都是相当寒酸的，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新的城乡互动，使中国的乡村社会呈现支离破碎的前景。如何重塑现代化条件下的城乡关系，再造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是改革的一大难点。
到哪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在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
“精英”阶级是不关心这些事情的，即使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小恩小惠，那也只具有施舍的意义，不过是为了给良心漂白，他们主要还是替富人说话;资本是不相信眼泪的，其所青睐的是高楼美酒，而厌恶街头的群氓;只有到真正到群众那里，走群众路线，问计于民，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这也是中国社会最广大群众对改革的寄托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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