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厦门BRT公交惨案发生，造成47死34伤的极严重后果，嫌疑纵火人陈水总亦当场死亡。时隔一日，银监会前副主席蔡锷生在杭州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江南论坛”上发言(相关报道地址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30608/8120747.shtml)，表示“有理想是对的，但不能理想化”，“改革中不承受代价不现实”，“中国改革付出的代价，政府有责任但不可能全部承担，企业、个人和整个社会可能都要承担整个代价”，“每个人都要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整个社会都要散发出一种改革的活力”。
蔡锷生这篇在高知经济论坛的讲话，被很多读者看做应是向已阴阳两隔的厦门纵火嫌疑人陈水总的“隔空喊话”。
曾身为银监会副主席的蔡锷生，生于1951年，与厦门纵火嫌疑人一样均为刚刚届满退休年龄。相较于陈水总1970年开始下乡所不同的是，蔡锷生68年上山下乡开始了插队生活，在之后参军、返城、分配工作，从银行办事员岗位上一路学习、提干，经历了科长、处长、司长，最终坐在了银监会副主席的位置上，并于2013年6月因年龄届满离职。但蔡锷生并不满足退休后休闲的白拿退休金的小日子，继续在社会上退而不休的参与座谈、讲学等收益性工作。
从蔡锷生的经历看，他的一生可谓顺风顺水，与他同时期的陈水总则是另一种境况：83年返城后，长期未获得政府分配和安置工作，只能自谋出路，全家拥挤在不足30米的住房里。为了自食其力曾先后两次在临街位置开设面条、麻糍等小食品摊位，但均因手续、卫生不合格等问题遭取缔，无奈之下只能一只给别人打零工赚取生活费，三十年来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以下。好容易盼到60岁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却因户口转移时年龄填写错误无法办理社保，往返数十次协调解决无果，并在其6月6日的微博中留下了“今日总算明白了衙役猛如虎的含义”，进而在极度悲观厌世下于次日采取了极端行为，并带走了47条鲜活无辜的生命。
一样的年龄段，一样的下乡生活，一样的退休年龄，却因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工作历程，不同的晚年际遇，而有着不同的结果。
蔡锷生在论坛中发言指出 “改革中不承受代价不现实”，“中国改革付出的代价，政府有责任但不可能全部承担，企业、个人和整个社会可能都要承担整个代价”，非常正确，正确得如同冠冕堂皇的废话一样。只是，我要问一句话——这代价，是公平的落在了每个人的头上了吗?每个人都平等的承担了相同的代价吗?
这句话，我不是代笔者自己问，坦率的说，我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依笔者来看虽本人承担过不少改革代价，但毕竟也获得了不少收改革益。但我并未因此忘记了还有很多付出了代价并未获得改革收益的人群，一如陈水总。所以，我要代陈水总问一问，代社会这个社会上更多的还没有走上极端道路的陈水总们问一问，代所有的城市中常年失业、生活困顿、临界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贫困市民们问一问：
这改革的代价，我们每个人付出的平等吗？这改革的利益，我们每个人分配的平等吗？
如果，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那么我们可以单独提出问题：说出了那样一番话的蔡锷生，在改革中付出了什么代价?又在改革中获得了什么利益?作为改革经济设计师的茅于轼，在改革中付出过什么代价，有在改革中获得了多少利益?将于今天法庭受审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改革中付出过怎样的代价?有在改革中获得过怎样的利益分配?十余年前遭遇过下岗的三千万工人们在改革中承受了怎样的代价?他们又得到过改革分配的哪些利益?如果这些都不好回答，那么就谈谈厦门纵火案嫌疑人陈水总，细数一下他在改革中付出了什么代价?又何曾在改革中获得了哪些分配的利益?
如果在改革中每个人平等付出了，如果在改革中每个人平等的受益了，又怎会出现一边是亿万富豪一边是走上绝路的失望者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一掷千金的购买豪车奢侈品一边是为妻女生存苦苦寻找零工而不得的贫富差距?
如果，只是建立在如果的基础上，当初陈水总在返城之后曾获得政府分配或安置一个得以养家的工作岗位，何至于今日让社会失去47条生命?如果，还是建立在如果的基础上，在陈水总摆设食品摊位时，相关部门为其协调解决手续和卫生条件并迁移到适当地点，何至于今日让社会失去47条生命?如果，依然是建立在如果的基础上，给陈水总办理退休手续时，各个机关衙门能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给陈水总解决一个小小的数字问题，何至于今日让社会失去47条生命?
当然，在现时的社会中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凡由此倡议的，或被认为是“傻子”，或是被看做是“脑子有毛病”，抑或是被当做“虚伪”，甚至被打上“左”的烙印宣传“红色”文化。可是，当我们的一些改革倡议者和执行者，在改革过程中不坚持这个宗旨和信念时，那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劳动阶级，和没有得到劳动机会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劳动阶级，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我们进行的改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易懂的浅显道理，可是在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眼中，却并不更多的去考虑中下层劳动人民对改革的态度，也不曾站在过去30年中付出大于收获者的角度分析改革，而是大言不惭的继续说出这样的话—— “每个人都要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整个社会都要散发出一种改革的活力” ，改革受益者继续受益，改革付出者恒之付出，持久的付出者们又怎能有“活力”而“散发”?
他们但凡还有一丝“活力”可以“散发”，又怎会极度悲观厌世?他们但凡还有一条可以稍许美好的生活前景，又怎会走上绝路?他们但凡遇到几位并非“猛如虎”的衙役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又怎回在同时低层民众搭乘的公交车上制造极端事件?陈水总本人或许有些偏执，但他的偏执思想并非一天养成，而是他在这个社会中遇到的林林总总的各种不顺造成的，而他所经历的恰恰是城市中下层城市居民共同的经历，只是更多的市民更加有忍耐力。
我们不要考验城市中下层市民的忍耐力，改革的设计和执行者也不要考验改革付出者们的底线。
这才是需要改革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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