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上海自贸区可持续发展，也为了避免全国区域竞争陷入恶性循环
“自贸区热”该降温了
自贸区热降温，首先应给各地竞相申报自贸区的热潮降温;其次应给对上海自贸区特惠、政策突破的期待和要求降温。一个大国的安身立命之本只能是实体经济，而非资产游戏
一些地区只适合“对接”
而非“申报”自贸区
自贸区热降温，首先应当体现在各地竞相申报自贸区的热潮降温。
即使不考虑其他地方不具备上海这样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人才和地缘优势，即使不考虑自贸区试验潜在风险甚大、不宜在尚未取得经验时就急急忙忙遍地开花，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冷峻的现实——片面追求扩大对外开放将损害对内开放和建设统一国内市场的努力与效果，乃至在社会上造成裂痕。
30多年来，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的、多样化的特殊功能区，且多数是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而设立的。这些特殊功能区曾经为我国经济、特别是对外经贸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太多地使用了特殊的财税、土地优惠措施，乃至环境倾销和社会倾销，从而扭曲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行为，有些还需要额外的特殊监管体系，这对于建设统一的国内市场是不利的，对此必须加以节制和引导。而各地、各部门申报这些特殊功能区的过程，客观上也会给主事者创造寻租机会，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风险。
那些条件、禀赋差距太远的地区，与其徒劳地游说中央索取种种不现实的甚至是违反经济规律的特惠而企图建设自己的自贸区，不如多考虑如何与上海自贸区和在此之后最有潜力的自贸区候选者对接，借力发展自己。
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
“制度套利”动机
降温同样应当体现在降低对上海自贸区特惠、政策突破的期待和要求上，特别是要降低对上海自贸区金融业突破现行政策迅速大幅度开放、自由化的期待和要求，防范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失控。
与正式宣布之前舆论热炒的温度相比，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上海市政府颁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金融业开放的力度明显存在落差，令许多论者感到失落，非议之声顿起，这一点成为某些论者看空改革和上海自贸区前途的理由。
其实，从全局考虑，从更大背景上考察，这是正确的稳妥之举。须知上海自贸区成败关键之一便是克服急功近利的“制度套利”动机，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选择方面扎扎实实打好实体经济部门的基础。
须知，最喜欢爆炒“改革红利”之类概念、口口声声把这些挂在嘴上的多数是房地产、金融等资产市场玩家们，因为他们能够从“制度套利”中轻而易举大发横财，所以他们特别热衷于制度的“改革”;实体经济部门的实干者们最需要的则是稳定、可预期的环境，而不是高频率的折腾，而一个大国的安身立命之本只能是实体经济，而非资产游戏。
中央宣布上海自贸区构想之后，国内舆论大量集中在对其服务贸易、金融业发展的想象，其实其中许多主张已经完全背离了基本的经济常识而极为荒诞。
比如说上海自贸区内将单独开放资本项目，上海自贸区内将单独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自由浮动，等等，除非上海自贸区内单独流通另外一种货币而不是人民币，否则这些主张在技术上就完全是行不通的。一个区区2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经济体的母体上割离出来单独实现另外一种货币，这不是经济自杀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上海自贸区为全国做试验田闯出一条路，而不是创造空间让少数人去寻租赚快钱。
归根结底，货物贸易才是这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发展的基础。上海自贸易区立足发展的基础、最大的优势、成败的关键，在于货物贸易的转口贸易发展。
这个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区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这4块区域本身就是为货物贸易发展而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果上海自贸区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服务贸易和金融业，完全不必设在这4块远离市中心的区域，而是应该直接设在市中心地带。立足于货物贸易发展又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自由港、自贸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优势所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单纯的没有实业基础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并无太大正面意义，它能够给一小撮人创造超高收入，却不能给大众带来足够多的体面收入、就业机会;能够带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提高实体经济部门效益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更有用，何况上海立足于货物贸易发展的优势极为突出。
纵览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基本吻合中国入世议定书服务贸易准入承诺;由于金融业的特点，也由于按照中国入世议定书承诺，至今中国已经取消对承诺开放的外资金融机构营业地域限制，一地开放便意味着全国开放。我们不能贸然让全国经济蒙受考虑不周的冲击压力，也不能没有向贸易伙伴索取交换条件就单方面把这项好处交出去。即使日后开放，恐怕也是据此向贸易伙伴为本国资本索取更好准入条件作为交换，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全国和上海自贸区的利益。
上海自贸区不是单纯的
“与国际惯例接轨”
在更高层次上观察，某些论者要求尽快全面无条件开放金融业的主张，恐怕并不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提升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特点。
这些论者认为，自由化、与国际惯例接轨是金融中心发展的不二之途;据此，他们认为，上海永远超不过香港。
然而，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有两种：一种是不可能发挥全球经济领导作用的国家的金融中心，对他们而言，只有“与国际惯例接轨”、尽量自由化才有利于其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对于有望发挥全球经济领导作用的国家而言，其金融中心要成长为领导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单纯的自由化和“与国际惯例接轨”并非出路，可能反而是巩固了其竞争对手的地位。
当年纽约赶超伦敦的进程中，它是单纯与当地的“国际惯例”接轨吗?它当时的自由化程度比其他一些地方更高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但这一切都没有妨碍纽约乘着美国崛起的大势从美国金融中心跃居全球金融中心，美国规则成为国际规则。
对于中国而言，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期正在过去，我们越来越需要趟出自己的路。我们要明确意识到，尽管外界人们普遍将上海自贸区称作“再造一个香港”，而且上海需要继续向香港学习的地方确实还不少，但我们现在与当年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时候不同，这个自贸区在探索中完全有可能提供成为国际模板的做法，这一点有可能成为其超越香港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要把微观层次的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与宏观层次的产业结构自由放任区分开来。
微观层次的管理制度创新既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枢纽，又是推而广之示范全国的试验。不管是在该区域内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还是暂停实施某些法律法规……所有这些具体措施都是指向简政放权、减少和消除过度管制的方向，其目的在于避免和消除政府部门的惰性，激发经济活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陷入过度管制的误区。而这样一些改革能令所有产业部门受益，实体经济部门受益更大，因为正是实体经济部门在生产经营中牵扯到的政府管理环节较多，更需要放松过度管制，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则不然。
印度等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是因为政府效率低、执行能力差，无力为实体经济部门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方才格外着意金融服务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结果固然赢得了一时的喝彩，却使得他们陷入货币金融危机一次又一次重演的怪圈中难以自拔。 (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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