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迫害”乔石的“五七”干校
乔石逝世后，我对讣告“‘文化大革命’中，乔石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隔离审查和拘禁，先后两次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段话深感疑惑，因为“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各地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学校，类似于党校，怎么可能“迫害”乔石呢？如果参加点劳动就算“迫害”，那数以亿计的工人农民岂不是天天都在遭受“迫害”？
根据百度结果，“五七”干校的背景是这样的：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从中看出，毛泽东提议办“五七”干校，目的是让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参加劳动，一是去掉他们身上的官气、文气，改掉他们高高在上、轻视工农的毛病；二是让他们多接触以工农为主体的草根民众，熟悉国情、了解社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三是让他们自食其力，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联系当前党校内吃喝成风、机关内官员冗余、社会上官民对立的现实，会发现毛泽东的指示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毛泽东还率先垂范，动员李敏、李纳到“五七”干校接受锻炼。在毛泽东的带动下，除林彪以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10多位其他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如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公务员等），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等革命家的后代，全都到干校轮流锻炼。
当然，全国“五七”干校数以万计，条件千差万别，有好的，有一般的，有差的，条件差的在季羡林那里被说成“牛棚”。而且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有些人确实在干校内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像百度那样，说“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 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把“五七”干校渲染的毫无人性，显然是夸大事实、蓄意抹黑，涉嫌造谣。
有个事实不容置疑，即无论环境好坏，“五七”干校的条件在当地基本上都属于最好或较好的，至少不是最差，在干校里接受锻炼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除参加劳动和半军事化管理外，工资待遇不变，平时能吃到肉包子，业余时间打打牌、打打球，周末还能看场电影，也可以请假回家，只是不能过夜。
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待遇对普通的工人农民极度奢侈，但对某些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显得极度寒酸，类似“迫害”，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该住没有豪华卫生设备的集体宿舍，不该过有家不能回的日子，不该只吃肉包子，更不该劳动。
因此，文革后人们对“五七”干校的评价很复杂，如作家王蒙在回忆录中谈及“五七”干校生活时，不仅没有一点被“迫害”的意思，反而对他在干校内补发的2000元（一笔巨款啊！）工资记忆犹新；著名诗人臧克家曾写《忆向阳》组诗，赞美农村劳动，歌颂“五七”干校生活，却被文人姚雪垠说成为林彪、“四人帮”粉饰太平。《南方周末》则将“五七”干校说成“青春流放地”，凯迪网的评价更极端，说：“‘五七干校’是以左倾错误方针为指导办起来的，大大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身体健康，助长了‘知识无用’的风气”。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媒体和新华社播发的乔石讣告关于“五七”干校的评价，即可知当下的政治态势。（2015-6-16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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