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选图书： 《世界不平坦：来自上海的教训》
美国公众与跨国公司的博弈
在过去十多年间，不管是褒是贬，“外包”这个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成为工作岗位向海外流失的默认术语。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此类公司被称为“外逃工厂”，他们跨越州边界以逃避劳工和工厂卫生法，或削弱其员工的终身职位权。最初的外逃事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逃避工会的压力，纽约的服装业外逃到新泽西，而新英格兰的纺织厂主则外逃到南部各州。
事实上，20世纪所谓的服装工业血汗系统和当前全球公司的外包是一脉相承的。公司转包是离岸外包的先驱，它是一种摆脱较高工资和较高福利负担的策略，而这些高工资和高福利是工会数十年艰苦努力的成果。
除运营规模和地理范围大幅扩大之外，过去与现在没有太大的区别。将工作转移到国外或转包给外部承包商都为了创造一种以工人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性为代价的临时工作环境。损失的工作通常是带有工会性质的，而创造的新工作几乎都不是带有工会性质的，因此是以工人的权利为代价创造的。
实际上，雇主经常表示过度的工会权力是促使他们订购转包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岸内国家还是在岸外国家，转移工作和资本被经常用来威胁那些要求成立工会的员工。与此同时，欠发达国家处在好位置上的官员们通过接触外汇可以获得短期利益，更不用说回扣了。但接受国进一步降低了其国家税收，快速削弱了其公共部门提供公共物资、利益和就业保障的能力。
至于岸内国家，它必须承担公司外包决定的大部分代价。工作损失是影响了当地税收的基础，它将抬高保障失业人员利益和政府再教育计划的代价。此外，就业机会减少造成的社会代价也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公司转移造成对当地经济起重要作用的某项业务的关闭，则整个社区将被彻底破坏。被背叛的感觉的影响是深远的，不管背叛的指责是指向公司（通常与蓝领工人失业有关）、指向自身（传统上白领雇员倾向于此），还是指向受自由贸易意识支配的政客。
受廉价出口威胁的工业岗位，尤其是制造业工作的薪资和福利通常高于出口工业或服务行业的薪资。大多数转业工人都将经历薪资、安全感和福利的长期下降，特别是在外包对象是低成本国家的情况下。当外包转移涉足高端领域时，岸内国家整体经济都将遭受损失，除非它进行有力的竞争。最后，外包将损害国家主权意识、对国家工业成就的自豪感和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同时削弱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
相反，输出工作的雇主们对他们的决定却不必承担任何代价，只享受其带来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巨额的薪资节约、工会的消失以及社会保险、医疗和养老金成本的大幅下降，更宽松的环保和工厂规章制度，一系列的税务回报（包括对国外利润的税收免除），更高的公司利润和股票价格，以及对经理主管人员和投资者红利和回报的增加。按普遍认可的条件进入新的国际市场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外包公司对其国家的责任感。但从长远来看，对投资者来说价值最高的收获在于全球商业环境下永不消逝的毫无保障工作风气。在这种环境下，只要业务转移到别处，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转移工作的威胁能确保员工的顺从。
在普通民众当中，对外包产生的影响存在一种更有力、更有感情色彩的看法。2004年一次典型的民意测验发现，参与调查的将近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应当惩罚那些将美国人可以从事的工作外包出去的公司。与华尔街毫不掩饰的外包狂热截然相反的是，约1/4的人非常担心他们或其某位家庭成员可能会因为业务外包而丧失生计。
公司负责人实施转移的方式招致了广泛的憎恶，委婉的说法随处可见。消失的工作大多被称为“知识转移”，公司总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企图掩饰转移行为，对可能被诱使对媒体透露外包计划的员工下达了严厉的封口令。
由于IBM处于国家工业霸主的地位，其数千份高层次工作转移到海外的提议的泄露受到了媒体特别广泛的关注。最受公众关注的泄露事件涉及另一批IBM内部文件。它详细记载了关于另外数千份工作和费用节约（每年1.68亿美元）现行规划的外包计划。这份备忘录包括IBM上海办事处关于中国和美国程序员、项目经理和高级分析员之间劳动和福利相对成本的估计（尽管其1比4的成本比率远低于我在上海看到的任何薪资结构）。
该备忘录还包括一份对经理的“建议文稿”草稿，以便经理们在向受到影响的员工宣布此事时使用。类似“资源整合行动”——IBM对解雇的说法——之类术语应当避免使用。鼓励比较委婉的言辞：“这次行动是针对这个要求苛刻的行业发生的转变的速度和步伐的。这并非是否定您多年来出色工作。”
在某些情况下，泄漏即将实行的计划促使公司律师采取压制行动。2003年11月，一家反外包网站“美国冠军”的网页上有一家公司的文件，这份文件简述了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70%的移动通信方面的工作从华盛顿转移到国外的计划。“对那些曾经为公司走向成功而努力工作的员工竟然一点也不尊重。我对此非常反感。”受计划影响的一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员工说。
“有些人干脆就是大怒。你某天来上班，看到有人倾着身子站在你的办公桌前，讨论如何去做你的工作。我们花了许多年学习如何做这件事，以便胜任工作。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感到自豪，经常无偿推迟下班时间以便做好工作。现在公司却对我们说，‘我们并不在乎’。”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计划解雇的员工被迫培训其海外替代者，直接帮助知识转移，否则将丧失解雇费，并面临可能的法律诉讼。该公司经理们曾将这种过程曲意解释为“试验计划”，员工被邀参加。“这感觉仿佛是你在与你的刽子手交谈。”一位不幸的参与者说。类似的故事成为工作场所的谈资，甚至促使一些政治家试图指控这种行为是一种不人道的犯罪行为。
20世纪90年代所有关于新经济的讨论都没有预料到职业迁移会变得如此之快。另外，繁荣时期曾经发挥杰出作用的先进技术竟然成为通过轻按路由器开关即可将其工作输送到海外的手段。白领们已经习惯于享受人道主义的工作氛围，在那里他们对工作的尽责能受到诸多尊重。当与蓝领工作遭受同样的待遇时，他们感到非常震惊。
长期以来，他们将蓝领工人所处的充满倒闭工厂和福利救济支票的世界视为是属于另一种人的领地。类似制造业工人，他们也没有能为他们与管理层在收缩和撤资方面进行斗争的工会。相反，他们效仿了技术工人——他们创建了抵制IT外包浪潮的网站。这些类似上述“美国冠军”的网站剧增至百家以上，其中每家网站都为受屈人士提供了关于采取法律手段以保留他们工作的大量资料。因为白领们的专业性较强，相对于组装线工人，主流记者更容易判明他们的动机，因而这场运动及其抗议得到特别好的报道。
到2003年，计算机行业人员失业率达到5.2%，电子工程师失业率则达到6.2%。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这种失业率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当时此类专业被誉为创造美国就业机会的先锋。2004年第一季度，劳动统计局表示，计算机程序员的失业率为9.5%。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急剧下降，劳工市场的萎缩影响到了美国经济中一些最高价值的工作岗位和行业。2001~2004年间，软件行业的工作损失百分比（16%）超过了制造业（15%）。
在这些统计数字面前，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高峰期最广为流传的神话很快就破灭了。低价值制造业工作曾被宣告将继续流向发展中国家，而高价值工作，特别是那些在技术工业中的工作将保留下来。服务行业的持续增长将继续为那些自愿接收再培训以脱离老式工业的蓝领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到2004选举年之初，这些观点已不可能再为制造业工人所接受了。同样的逻辑也不再可能适用于高科技或生产服务领域的失业工人了。
简而言之，在价值链高端——金融、工业研发、高科技或专业服务领域，员工们能期待在稳定的职业中得到提升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另外，许多这些高价值工作与每个其他技术饱和国家，尤其是那些东业国家所热切追求的是一样的。这个庞大的国际劳工市场完全成熟之时，美国中产阶级的父母们可能会希望他们的孩子们长大后能够成为管道工——的确这类工作不可能输送到海外。
1990~2003年间，总体公司利润增加了128%，首席执行官司薪资增加了313%，而平均工人薪资仅增加了49%。
经公司化数十年锤炼的美国公共关系部门试图谋求公众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有更廉价和更具竞争力的选择，公司除了抛弃即使是对它们最有价值和最忠诚的员工之外，别无选择。在全球范围内使工人互相竞争的日益提高的能力加剧了竞争的底线（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委婉地称之为“全球劳工套利”）。
在这场竞争中，雇主们正寻遍发展中国家，以便获得最低薪资场所和最佳的投资优惠。同样的公共关系也适用于下列观点，即员工必须努力保住他们的工作，防止被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对手们“夺走”。怪不得有些转业工人发现，指责不知名的外国人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比指责那些支付第三世界薪资却寻求第一世界价格的公司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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