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在世界上其它主要国家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所优先考虑的问题，已由一九七五年一月关于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报道以及在那次大会上宣布的新宪法所表明。目前执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在完成指标和满足优先考虑的需要方面，看来是相当成功的。最近取得的这个成就部分地反映了，现在的气氛比早先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和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期间破坏性的环境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以审慎的方式让她的经济同西方建立了贸易和技术关系。政治上的正常化和从先进工业国进口的需要增加，使得有可能并且鼓励中国把经济孤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进行这样一次改变。
　　
　　这本书是继早些时候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籍(《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九六七年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九七二年版)之后出版的。与前两本书有关的听证会的记录也出版了。本书充实和补充了前两本书的内容。本书有二十八名撰稿人，数目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那一本书的撰稿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参加写稿的人代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的学术机构，美国政府各部门和各研究机构。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即政策估计和执行情况，城市和工业发展情况，农村和农业发展情况，国防经济和贸易关系。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一些答案的要点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否已经安定得进入了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
　　
　　当前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完成情况仅次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虽然对最近的完成情况不应作出机械的估计，但是在正规化计划工作过程下的未来前景，看来应当使中国领导人感到鼓舞：
　　
　　“除了政治动乱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对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将是，把比较复杂的产品组合适应于她的制度，保持没有经历过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牺牲的精神，并且在进行普及教育和提高技术的时代里保持对消费的限制。”(阿什布鲁克，见本书第48页)
　　
　　此外，尽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政策过去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起了破坏性的作用，政治动乱可能不会严重地影响长期的经济情况：
　　
　　“最后，正如任何观察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经历的人现在必然知道的，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消极地接受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或意料之中但被低估的经济后果。当一种政策造成不可取的或不能接受的后果以后，很快就会制定新的政策来纠正这些后果；中国领导人显得他们非常愿意并且能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基本范围内进行试验，并且以相当大的独创性进行革新，以对付或消除他们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可取的后果。”(德恩伯格，见本书下册)
　　
　　(二)通过交流多同中国进行接触、多透露些经济资料以及情报变得可靠些，这样是否能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作出较正确的估计？
　　
　　“总之，中国的统计资料，就其可得到的程度、可靠的程度和可供使用的程度来说，充满着问题和困难。从一九七五年这个有利地位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特别是其后半期，可能看作是中国统计资料的黄金时代，尽管用先进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那些年公布的资料数量不能算多，质量也不能算高。到六十年代，整个十年期间，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们处于统计资料的一片黑暗之中，他们由于到了根本没有统计资料的地步而几乎绝望。一九七〇年以来，中国逐步恢复向外透露一些统计数字，从而为进行新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诚然，中国的统计数字中，尤其是近几年来公布的统计数字中，是有许多缺陷和圈套的。但是人们根据中国迄今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耐心、谨慎和机智的工作，还是能够作出一些有意义的估计的。”(陈乃伦(译音)，见本书第133页)
　　
　　西方专业人员对中国人口进行的估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联合国一九七五年作出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表明，根据假设，中国人口可能不到八亿三千万人，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外国人口统计分析处的估计，中国人口在九亿三千万人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近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普查是人们进行估计的一个遥远的根据，这一点乃是问题的一部分。
　　
　　“……北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人口有多少，也不知道中国人口的确切增长率……
　　
　　也许，李先念在一九七一年对一个开罗记者发表的、并且在一九七二年实质上向一个日本航空公司代表团成员重申过的那段经常被引用的话最好地概括了这个人口数字之谜。李说，供应和粮食部门的官员们使用的人口数字是八亿，粮食部门以外的官员们使用的数字是七亿五千万，商业部‘证实中国人口为八亿三千万’，而计划部门则‘坚持中国人口不到七亿五千万’。他总结说：‘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奥林斯，见本书第139页)
　　
　　(三)中国在计划方面把权力下放到各省后，是在沿着不平衡的经济发展道路前进呢？还是采取了均衡的、平均主义色彩较浓的地区发展办法？
　　
　　“……中国采取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苏联式的经济计划方法，一部分原因也是决定于中国的领导主张在工业布局和各项事业均衡发展方面要实现若干目标。这些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希望开始重新安排工业在地理上的布局。中国的领导认为，他们接管的工业发展格局是外国控制国内经济达半个多世纪的结果。在这种工业发展的格局下，工业生产能力都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一些主要的沿海地区。他们之所以决心改变这种工业集中的格局，不仅仅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而且也由于他们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导致各地区发展水平越来越悬殊的那种增长，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其次，中国的领导有责任保证均衡地分配政府所提供的各项服务。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广大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保健设施、教育机构和其他重要的社会服务事业。”(拉迪，见本书第186页)
　　
　　“在五十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最近的资料表明，从一九五七年到七十年代，这两类地区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相应份额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罗尔和叶公嘉(译音)，见本书第159页]
　　
　　“对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经验主义的证据，表明中央政府在制定计划方面仍然在继续行使广泛的权力，而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个证据表明，在决定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方面，各省的计划工作人员的作用并没有很大的增加，结果是，在权力下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并没有突出表现地方自给自足已成为有力的格局。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根据地理情况重新分配资源的程度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同象印度这样的其它一些幅员广大的欠发达国家相比较，更是如此。”(拉迪，见本书第185页)
　　
　　“总之，我们认为，尽管投资的比重偏重于内地，但是有若干因素导致总生产的均衡增长。这些因素是：纺织工业原料供应的紧张；内地工业和农业所引起的对沿海产品的需求以及强调自给自足和生产新产品。……强调沿海地区对发展的重要性，那是要充分利用资源以达到不止一个目的的讲究实际的做法。此外，如果中国领导人没有采取偏重内地的政策，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本来会作为双重经济的国家发展。”(罗尔和叶，见本书第182页)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目前发展过程中就关心她的环境是不是为时过早？
　　
　　“当然不能对中国作出有把握的预测，但确实看来，由于明智和‘幸运’二者相结合，中国不会遇到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国所遭遇的那种环境恶化。
　　
　　中国一直是很明智的，因为很早以前毛泽东就认识到，要在长期中使经济发展获得成功，就需要保护人民不致受到环境的危害，也需要保护环境不致遭到毫无控制的滥用。这个决心是基于非常实际的而不是纯生态学的考虑——它是在生态问题只是少数人感兴趣的问题发展成国际上关注的重要问题之前早就作出的。毛坚信人民身体方面的基本需要——健康的身体、清洁的水和足够的粮食——是实现国家其它一切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很早就采取了改善环境卫生和健康情况，并且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政策。只有在这些需要大部分满足以后，对环境的关注才能转到一些起源于工业污染的虽然很重要但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上去。
　　
　　‘幸运’只是在取得若干进展的执行阶段才成为一个因素。中国的‘幸运’是，她的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那里人口密度低和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因此环境问题比较容易处理。中国‘幸运’的是，她并没有一个对环境造成如此严重危害的富裕的经济，而只有一个俭朴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不要浪费’的伦理条文推行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出于社会本身的必要而固有的。”(奥林斯，见本书第273——274页)
　　
　　(五)中国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最近的将来发展速度是否会慢下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是否采取了跟苏联和西方的工业化模式都不同的、她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工业生产……
　　
　　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五十年代的经历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历是相当不同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而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六。
　　
　　尽管存在着积累起来的结构上的问题和一九七四年的情况不佳，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工业生产应该可以恢复到最近的这一增长趋势，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周恩来特别指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对于中国在本世纪末取得‘前列’地位是关键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问题是使粮食生产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中国在促进节育和提高农业产量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将是决定工业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将影响——比方说——可以省下来用以扩大和革新重工业的投资数量。”(菲尔德，见本书第283页、第302页)
　　
　　(六)中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同其他工业国的体制有什么不同？在继续推迟增加消费品供应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鼓励工人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度的目的，在于迅速改变其经济面貌，办法是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提高产量，除了供消费之用外，同时也供投资和防务之用。消费者优先注意的方面，包括个人希望工作轻松和工作之余悠闲自在的愿望，在官方整个目标中，仅仅占明显的从属地位。
　　
　　根据这些目的，我们对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工业体制下的情况所作出的估计必然是普遍有利的。上述的考察结果表明，主要依靠行政控制而不是通过市场分配的办法来调拨资源，有助于中国在提高工业产量、改变其结构和降低工业产品实际成本方面取得成就。中国的工业增长情况同其他后来的大工业国的工业增长情况比较有利，从这一点可以证明上述考察结果是正确的；同时，许多工业民主国家在战时都是采取不通过市场来分配重要物资(在战时调动资源和迅速改变结构已取代消费者福利而成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上述考察结果是站得住的。
　　
　　中国的消费品工业，由于它们的相对静止的产品结构和适度的生产增长率，并且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消费品市场正变得较为多样化，因此，完全有可能从转而采取与市场有联系的调拨方法这一重大变动中得到好处。但是，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部门中，雄心勃勃的指标继续占突出地位，技术上摇摆不定，需求难以预测，这意味着，和过去二十五年的情况一样，即使来一个制度上的根本变革，也很少有希望改进中国工业体制的情况。”(罗斯基，见本书第371页、第373页)
　　
　　“城乡差别仍然是中国人希望成为产业工人的一个原因。在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调拨劳动力很少考虑物质刺激。与职业和熟练程度有关的工资差别在鼓励努力工作和掌握技术方面只起有限作用。
　　
　　……由于外部刺激力量比较弱，因此我们预料工业的内部刺激力量起着重要作用。最后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刺激力量的功能很难同中国‘继续革命’在体制上的其他特点的功能区别开来。看来，关于中国工人的动力的线索如同其他任何人的动力的线索一样，最终要从把中国工人同社会联系起来的那些线中去寻找。”(里斯金，见本书第417页、第420页)
　　
　　(七)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否已能自给自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成为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一个重要生产国和输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只是最近的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石油产量是微不足道的。新政府在石油工业方面作出了广泛的勘探和开发的努力，这是它加强工业实力和减少对外国资源供应依赖性的这一总计划的一部分。意外的收获是，一九五九年在东北的松辽盆地发现了巨大的大庆油田，接着就迅速开发。由于发现了其他的大油田，特别是华北盆地的油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能够不再依赖外国石油，保证中国经济现代化可以得到充足的石油供应，并且使北京能够从一九七三年起出口数量相当大的石油。
　　
　　突出之点如下：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生产六千五百万吨原油，是居于印度尼西亚之后的世界第十三位产油国。
　　
　　据保守的估计，中国已经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十一亿吨。已探明的蕴藏量加上可能的蕴藏量，估计为五十九亿吨，极有可能达到七十六亿吨。近海蕴藏量将大大增加上述估计数字。
　　
　　当前的勘探工作集中在现有的油田和渤海湾。至少有三艘自升式钻井船和也许还有一艘半潜水钻井船在渤海湾进行钻探工作。
　　
　　一九七四年，原油的出口增加到四百万吨以上；一九七五年应能超过八百万吨，这将使中国获得七亿多美元。
　　
　　石油在中国主要的能源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二和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一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十七。工业和运输部门消费石油最多。农业用石油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在迅速增加，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九增加到现在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中国的天然气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九七四年的产量约为六百亿立方米，其中五百二十亿立方米是四川省生产的。
　　
　　一九七四年年中的提炼能力估计已达到四千七百万吨。中国炼油工业的技术水平同西方五十年代末期的水平差不多。它能满足中国的生产需要。
　　
　　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铺设了几乎长达两千公里的新油管。这主要是便于石油的出口。此外，还在港口、装卸设施和油船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到一九八〇年，中国每年应该能够生产两亿吨以上的原油，其中约五千万吨可供出口。
　　
　　北京不象是会允许外国人广泛参与她的石油资源开发工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同外界的打交道将局限于直接购买设备、技术和劳务。”(威廉斯，见本书第421—423页)
　　
　　一些日本人士预料，到一九七八年，对日本的石油出口数量将从现在的大约五百万吨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吨。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达到一些日本人士预言的水平，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年份中获得下述这么多的收入(按每桶十二点八五美元计算)：一九七八年——四十亿美元(四千五百万吨)，一九八五年——九十亿美元(一亿吨)，一九八八年——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亿三千五百万吨)。
　　
　　“到一九九〇年，中国可能同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国、苏联并列为五大石油生产国，如果她的产量能够超过日本人所估计的四亿五千万吨的话。”(金，见本书下册)
　　
　　(八)中国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是否可以同其他工业国的类似部门相比？
　　
　　“在头二十五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她的主要钢铁工业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在五十年代里建立了一些大钢铁基地。从那时以后，所取得的进展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以及来自非共产党国家的有选择的帮助。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别是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底吹纯氧转炉，改进了钢产品的质量和品种。粗钢的年产量现在接近二千五百万吨，这使中国的钢产量在世界上占第六位。
　　
　　中国具有建立更大规模的钢铁工业的潜力，但妨碍其发展的有三个因素：
　　
　　中国国内铁矿砂和煤的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质量低，必须加以特殊处理。
　　
　　当苏联技术人员在一九六〇年撤走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训练出一支能完全承担起任务的工作人员队伍。
　　
　　整个经济缺乏资金，导致钢铁工业出现不平衡现象。例如，采矿部门只分配到最低限度的资金，因此工人只能在体力劳动强度很大的条件下进行操作。
　　
　　中国人正在设法纠正这些缺陷，主要是通过进口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最近几年，中国购买了一些采矿和处理矿砂的选矿设备和大型的轧钢设备。
　　
　　这些设备的安装需要几年功夫，与此同时，对钢产品的需求在继续增加。因此，由于产量增加的速度不会很快，目前的不平衡状态将可能要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一九八〇年以后，钢铁工业的进展将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生产所需的机械和设备的能力提高得多快，同时，也取决于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把大量的外汇用来购买制钢设备和技术。”(尤萨克和伊根，见本书第509—510页)
　　
　　在基本金属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依靠很大。
　　
　　“一九六八年以来，日本每年出口一百多万吨钢铁，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主顾(最大主顾是美国)。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出口了一百四十万吨钢——占她的钢的出口量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钢铁占日本对中国的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它是最大的一个出口项目。因此，中国是日本钢铁工业的一个重要和稳定的市场。
　　
　　中日钢铁贸易额所以这么大是由下面几个因素决定的：中国的需求增加刚好同日本的生产能力相一致；地理位置的靠近；日本产品的高质量；日本准时交货的信誉，价格比较低廉。
　　
　　除了中国继续会有需求这一问题之外，日本的出口能力也有一些问题。日本的钢铁生产将面临许多困难——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劳工问题——可能无法保持她的高度增长率。”(金，见本书下册)
　　
　　(九)中国是否发展了现代化的国内和国际电信系统？它的发展是建立在扩大中国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进口的基础上，还是同时建立在两者的基础上？
　　
　　“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了一系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满足经济部门、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基本需要的电信系统。当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时，他们接管的是一个原始的和遭到严重破坏的电信系统。在头三年中，主要的任务是修复这个系统以满足新政府最迫切的电信联系的需要。
　　
　　到了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准备扩大原有的系统，利用架空明线干线把主要的省市同北京联系起来。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一九五八年，作为过度乐观的大跃进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宣布了一项要建立现代化电信系统的新的四年计划，它将具有大容量的微波无线电中继站和同轴电缆干线。由于物资和设备的缺乏，一九六〇年年中，中国人推迟了他们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六十年代初期暂停一段时间后，电信系统的发展，再次被放到极优先的地位。
　　
　　他们把较大的注意力放在发展电子工业方面。他们从西方进口了生产电子元件和测试仪器的全套工厂设备。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造成了工业生产急剧的、但是短暂的下降。对电信设备的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暂时的。电子工业的技术改进和扩大生产能力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目前的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时期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建造了一个长途电信设备干线网，为将来在一般和专用的电话、电报和视频通信的沟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传递基础。
　　
　　在这期间取得的其他成就是，无线电广播、有线传播、电视广播设备以及全国电视网的建成。与此同时，收音机、电视机和有线广播喇叭的生产大大增加，也有助于取得上述成就。中国还在增加传真设备、使一般电报业务自动化方面，以及扩大和使电话交换机的自动化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成就满足了中国在国内电信系统方面长期发展的基本需要。
　　
　　中国在发展国际电信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一九七二年以来，已向美国购买了三个标准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地面站。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建立了同轴电缆线路。此外，还同一个日本财团达成了协议，敷设一条从上海到日本的同轴海底电缆。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改进无线电话线路的质量，并且利用世界主要电信中心提供的转接中继业务以发展国际电信系统。”(克雷格，见本书第557—559页)
　　
　　(十)建设部门的组织和工作如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形成作出贡献？
　　
　　“在一个欠发达的国家里，建设的增长一贯是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要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情况也是这样。中国由于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和文化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带来的挫折把所有的指数都压低了。建设和工业产量的波动比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要大：在坏年头，两者下降得比国民生产总值要快；在好年头，两者也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要快。
　　
　　中国当前的建设活动反映了一九七二年底和一九七三年对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进行修正的情况。根据这个修正的次序，北京试图弥补工农业方面的缺陷。现在建设活动的重点是建造支援农业的工业项目，加强发电能力，改进港口和码头设施，使原料工业(采矿业)有基本的改进。一九七三年，中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签订购买价值十二亿美元的成套工厂设备的合同——主要是化肥厂和合成纤维厂。一九七四年，购买的成套工厂设备约值九亿美元，主要是设在武汉的轧钢厂(五亿多美元)。
　　
　　在今后两年到五年内，建设活动的重点将是生产化学产品、原料和电力的工业。这个活动将包括建立现在已签订合同购买的许多进口的工厂。采矿工业的建设将优先考虑露天采矿。在露天采矿技术方面中国有许多地方要向西方学习。在国际港口上建造大型的新设施将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展而加速。钢铁工业将在建设中继续占最优先的地位，而主要重点将放在生产钢材的能力方面。石油工业正在加速本来已经很快的步伐。在今后几年的发展中，敷设输油管和开发渤海湾的浅水矿藏的工作将占主要地位。”(麦克法兰，见本书第599页、第616页)
　　
　　(十一)农业产量的增长有什么限制？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人是否也能够使他们的人民丰衣足食？
　　
　　尽管农业受到很大的重视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农业情况仍然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改善农业情况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得多么好，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已保证能满足中期的粮食需要，并且为了长期解决农业问题已在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方面作了必要的大规模的调整。
　　
　　主要的改变包括：
　　
　　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签订关于到一九七六年年底为止每年最多提供四百八十万吨粮食的多年合同。
　　
　　降低对勉强生产低质量肥料的小工厂的重视程度。
　　
　　进口总共十三套大化肥厂的成套设备以提供上等肥料，进口合成纤维厂的成套设备以补充天然纤维的供应。
　　
　　加强基本建设项目的工程以改进和扩大耕地。
　　
　　限制可能影响农民承担集体义务的副业活动。
　　
　　以扩大复种和限制经济作物的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的耕种面积。
　　
　　这些化肥厂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当这些工厂中的最后一座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投产时，中国的氮肥供应将达到八百万吨，比目前的供应量增加一倍。氮肥的大量增加显然将对农业起很大的刺激作用，虽然边际收益大概会是很低的，至少在开头的时候是这样，因为化肥增加的程度将超过高产所需要的下列补充条件提高的程度——对水的有效控制，产量非常高的种籽；充足的痕量元素磷肥和钾肥；农业化学品等等。尽管如此，到一九八〇年粮食产量可能增加到大约三亿吨。北京利用她的有限的科学能力来达到实际的短期目的(如简单的选种和杂交)，而不是进行基本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如复杂的品种的发展)，可能证明是妨碍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进展的最严重的障碍。
　　
　　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中国将继续依靠进口来满足需要，在收成低于正常年景时更是这样。此外，中国人口的增加也会导致国内对粮食和纤维的需要量的增加。尽管有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也许还不能在粮食和其他重要作物方面做到自给自足。”(埃里斯曼，见本书下册)
　　
　　“中国农业在今后十年中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同其他欠发达国家面对的问题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农业并不存在明显的和严重的低效率的情况。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只要农村里的人了解克服低效率的必要性或者办能够传授他们新方法的业余教育，那就可以迅速克服。十多年来，中国建立在公社制度基础上的业余教育看来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六十年代初，那里有大量的没有采用的新技术等待着政府采取行动以供应必需的资金，今天已不存在新技术没有采用的现象。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农业产量的增加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将来的增产需要作出更大的、并且和过去不同的努力。将来的发展不仅仅是再打些管井或多施些肥的问题，虽然这两者都是有帮助的。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科学方面和充分利用中国北部河流灌溉潜力方面需要来一个新的突破。
　　
　　……很清楚，中国在六十年代把农业列为优先项目的这一转变，既是实在的，也是大规模的。
　　
　　但是，尽管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农业产量并没有很大的跃进。农业生产是上升了，但是就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四年整个时期来说，农业生产增长率仅仅稍高于人口增长率。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收入的增加比这要多，但这主要是工农业品贸易条件改善的结果。
　　
　　农业增长率没有提高得更快的主要原因，看来只是由于中国试图在基本上不利的情况下取得农业大增产。
　　
　　在耕地面积非耗费巨资不能再扩大，投入的肥料、水和劳动力已经高度使用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同样的肥料、水和劳动力所得到的收益，将不会是很高的。
　　
　　至于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农业产量将继续增长，尽管眼前看不出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为了取得这样的增长，中国农业政策的重点作一些调整很可能是必要的。中国北部河流的淤泥问题必须解决。中国对基本科学的研究工作的质量也必须大大提高。看来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这些变革，而且看来中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些变革大概是会付诸实施的。中国太大了，因此不能效法日本或欧洲那样越来越依靠进口来满足她的粮食需要。”(珀金斯，见本书下册)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是如何组织起来以产生刺激作用和获得一定程度的效率的？
　　
　　“中国的公社制度分为四部分，即公社、大队、生产队和户。这个制度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乐观热情中诞生的。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歉收时期，这个制度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但是在过去十二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
　　
　　目前中国有五万个公社，比一九六三年减少了大约二万五千个。公社一级基本上起地方政府的基层单位的作用。这一级的任务是收购粮食、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向上级报告统计数字和情况。此外，它根据上级交下来的政策并结合当地情况，替下属单位制定具体生产计划。公社也领导水利资源、建筑、造林和运输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因为这些项目需要一个大的组织单位来指导和监督。此外，公社也经营地方工业，生产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供当地使用。
　　
　　由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层单位，而且当前公社的组织和所有制形式同一九六二年相似，因此人们往往看不到过去十二年在公社一级和大队一级发生的重大变化。目前这两级比一九六二年提供更多的服务、控制更多的物资、有受到更好训练的干部和更强有力的党组织。的确，党内一直有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要取消生产队一级而把各户直接合并为大队，从而使农业向最终的社会主义化接近一步。可以理解，这种压力得到穷队的支持，因为穷队希望增加它们在集体收入中的份额。但是，一九七五年新通过的宪法制止了想要改变生产队地位的压力。新宪法具体规定这些单位将继续发挥作用。此外，中国农业的劳动集约化程度较高，也需要一种象生产队那样大小和组织的单位。这样的单位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推动中国的农民生产中国庞大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克鲁克，见本书下册)
　　
　　(十三)中国把经济活动分散到地区和农村的做法是出于经济政策或政治上的选择，还是非此不可呢？
　　
　　“鼓励中国的农村地区建立小规模的工业，是地区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这些计划把注意力集中于农业的发展和多样化、利用当地原料、动员人力物力和对就业产生的长期影响。
　　
　　然而，中国的农村工业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战略观点的产物。首先，它是部门战略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这种战略牵涉到许多工业部门中对技术进行的选择——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大部分是在大跃进或更早的时期创建的。这就需要通过对产品和(或)质量的选择，结合制造过程方面的设计变更，把现代化的大规模技术逐步减少。其次，农村工业是农村综合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在大跃进期间创始的。根据这一战略，许多活动都合并到公社系统里或者与公社系统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工业往往扎根于传统的经济部门，而且往往以有长期传统的农村工艺为前导。这样的工业往往是以农村工艺逐步提高为基础的。中国农村工业的逐步提高不只是以技术改进为基础。农村工业是通过合作化、电气化和使用价格低廉的简单机器而变成现代化的小规模工业的。
　　
　　实现农村工业化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但是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损失，因为需要把技术、资金和计划人员转移到农村去以便开始农村的工业化。但是从长期看，农村工业化可能有助于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在不实行农村工业化的情况下更快一些。首先，采取郊区发展的地方分权形式可能使工业增长在资本集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扩展，这比较适应于当前能够得到的生产要素的情况，也比较适应于生产要素与价格的对比。
　　
　　其次，如果能够——通过综合的农村发展——说服农村人口的大多数留在农村和不断扩大的县城，这样就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用来扩展庞大的郊区中心。第三，农村工业化使得有机会在同一地区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农业产量和收入的大量增加要依靠非农业部门，而非农业部门同样要依靠农业产量和收入的大量增加。第四，有着地方机械企业为强大核心的农村工业化可能会在地方自给自足的工业化政策中起重要作用。”(西格森，见本书下册)
　　
　　(十四)估计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使用武力的情况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政策有什么了解？
　　
　　“……对中国战略政策作出的专业性判断的根据一直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维持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和如何使用这些军事力量。从这一估计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目的一直是取得充分的具体安全。现在和将来的要求主要是准备对付苏联地面上的大举入侵，并且避免他们的工业和运输系统遭到越南战争中那样的破坏。
　　
　　(2)第二个战略政策的目的是再次坚持中国对诸如帕拉塞尔群岛(即我国西沙群岛——译者注)、台湾和其他边界地区等据认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地区拥有领土主权。在领土问题上以军事行动进行有控制的联系是中国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在朝鲜、一九六二年在印度边界问题上所进行活动的特点。
　　
　　(3)第三个政策是扩大中国的势力和影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她认为并不构成威胁的那些邻国看成是缓冲地带而不看成是目标。从长远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可能希望跟美国和苏联具有平等地位坐在谈判桌边。但是，对于取得这个亚洲和世界强国地位的问题，中国看来是抱耐心和现实的态度的。”(弗雷泽，见本书下册)
　　
　　(十五)中国军事力量目前的情况如何？他们的防务负担重不重？国防开支对经济的影响如何？
　　
　　尽管在中国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苏联一直说中国的经济实现军国主义化，但西方分析家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近年来，“大炮”的地位往往次于“牛油”——即工厂和农场。
　　
　　“中国的军事政策是，主张建立庞大的常规力量和小规模的核威慑力量。中国的三百万人的地面部队——世界上最庞大的部队——主要是为了应付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军事环境而装备和训练的，虽然这些部队获得较新式武器装备的百分比在增加。空军的大部分是过时的短程战斗机，而海军的舰艇主要是供海防之用。总之，中国部署的正是人们预料一个人口众多和主要搞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能部署的那种常规部队。在常规部队中强调人力和容易制造的武器，以代替比较先进的武器。
　　
　　中国也发展了可以由轰炸机和由能够达到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运载的核武器。以陆地为基地的射程较远的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大概在试制中，而那项显然是在制造中的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很可能配备常规水雷)的工作也在继续进行。这些武器的试制和制造——尽管为数不多——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掌握了现代工业国的一大部分技术。
　　
　　过去十年中，中国在采购武器方面总的趋势是增加的，其中有两个时期迅速增加——但在每次增加之后又下降了。
　　
　　第一次增加时期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中期，那时中国刚从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和苏联撤销军事援助(一九六〇年年中)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在六十年代初期，武器的生产实际上陷于停顿，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各种武器的产量已经达到新的高峰。
　　
　　在一九六六年，当武器生产似乎已从大跃进中完全恢复过来的时候，毛发动了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这场新的动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军事计划，虽然这一次不象大跃进那样基本上是经济性质的。
　　
　　中央当局设法使国防工业不受到文化革命的破坏。尽管这样，工厂里的政治活动和派性冲突常常造成秩序混乱，有的混乱情况是长期的和严重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遭到破坏，使原料、部件和配件的交货延迟了。
　　
　　许多党和政府的主要官员被拉下马，因此政策方面的主动行动减少了。文化革命中武器生产的减少没有象在大跃进期间那么严重，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文化革命对国防工业最坏的影响已经消除，又一个国防工业生产增长时期开始了。在那以后的几年中，武器采购量迅速增加，一九七一年的产量比一九六七年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多。
　　
　　一九七一年以来，武器采购量大大减少。这种减少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四年，而在一九七五年第一季度仍在继续减少。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期间武器产量和采购量比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的最高峰时期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种下降的一大部分反映飞机的采购量大大减少，但是其他武器生产计划也放慢了。这次下降的范围之大和时间之长，表明这并不只是由于同时削减一些武器计划造成的，它乃是一个或几个全局性的原因造成的。
　　
　　虽然情况还不清楚，但在减少武器生产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些互相关联的因素。
　　
　　在处理经济的轻重缓急次序和预算拨款方面引起的争论本身，可能在促使林彪危机爆发方面起了部分作用，虽然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很少。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可能已经断定，军事计划占用数量过大的人力物力，而没有使中国的军事地位得到很大的改进。
　　
　　中国生产的武器中，有许多很快就要变得陈旧了；如果增加这些武器的数量，也不会使中国的全面防御能力有明显的改善。此外，中国的决策者必然认识到，美国和苏联在战略武器和战术武器方面都占有压倒的优势，即使中国在武器生产方面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在今后许多年中，也不会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
　　
　　同时，北京很可能感到，她现在拥有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已经足以使苏联不敢动用核武器进攻中国，并且足以阻止苏联或任何国家以常规力量进攻中国。此外，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美国的威胁也减少了。因此，北京可能决定，某些武器的生产应当减少，而把人力物力用在其他方面——这肯定要持续到较新的武器准备大规模投产的时候。这样的重新分配不会使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小，而是使军事现代化的速度放慢。
　　
　　因此，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从长远来看，要加强中国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经济将比在目前更大规模地加强军事力量更有效。”(詹姆斯，见本书下册)
　　
　　“但是，由于中国资源情况的限制和当前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军事潜力和能力仍然来自其本身的人力资源，因此，光从人力来看，中国的武装部队同两个主要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武装部队相等，比北约组织的武装部队总数稍大。但是，从现代化武器以及诸如空军和海军力量等支援力量来看，中国远远落在两个主要的超级大国后面。中国每年的国防开支不到美国和苏联的五分之一，也不到北约组织国家国防开支总额的一半。从武装部队每年每人摊到的国防开支来看，中国同其他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甚至更大。
　　
　　这种人力同现代化先进武器和海空军力量的非典型的结合，说明了中国尽管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但她的军事力量能够居世界第三位的原因。从绝对的和综合的数字来看，中国的经济居世界第七位，但按人口的平均收入还不到二百美元。因此，在象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众多的国家里，强调建立一支多花人力的军事力量，只是为了把中国的得到公认的军事能力的经济负担，保持在可以控制的限度以内。但是，由于中国希望她的武装部队得到一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拥有一些精选的现代武器系统，从而拥有可靠的军事威慑力量，因此，中国的国防开支的经济负担仍旧要求在中国的生产中取得一个很大的份额——大约等于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中国在她的军事战略方面强调人力这一点，使中国能够从他们花费的费用中收到最大的成效。但是要收到这个成效，他们将发现，必须花掉他们所得到的钱的相当大一部分。
　　
　　由于收支已经很紧，额外的国防开支——特别是武器方面的开支——需要动用本来已经存在短缺和不平衡现象的其他部门最优先配给的物资。例如，增加国防开支数额或改变其组成而增加武器方面的开支，就会减少可能供民用的生产资料供应(可是对这些供应的需求却在迅速增加)，就会减少对出口的供应和增加对进口的需求(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情况已经要求中国动用她手头为数很少的外汇)，而且会降低民用劳动力的潜在生活水平(这种水平已经比较低，它是公众可能产生不满和反对的根源)。
　　
　　因此，当中国的领导人考虑国防开支方面可以进行的各种选择时，这些选择带来的经济后果显然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德恩伯格，见本书下册)
　　
　　(十六)自从签署上海公报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有哪些妨碍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幅员广大，但从贸易数量上看，却不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国家。中国的出口从来没有超过世界出口的百分之二。中国贸易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约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贸易额来看，中国平均每人约为十四美元，它属于世界大国中最低者之列。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额很低，但是对外贸易是为了追求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由于对外贸易是在中国的控制经济范围内由国家垄断的，它已经成为中国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国的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具体来说，对外贸易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如下：
　　
　　对外贸易构成了促进和加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并不拥有生产现代化计划所需要的品种繁多的机器和设备的所有设施。一些工业物资在中国有的根本没有，有的数量不够。对外贸易有助于提供这些必要的物资。此外，进口这些物资为中国提供了掌握现代化技术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进口专门的机器和成套的工厂设备——有些是由外国技术人员安装的——加快了掌握技术的进程。”(陈乃伦，见本书下册)
　　
　　“在一九七〇年还不存在的贸易，到一九七三年增加到八亿零五百一十万美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九亿三千三百八十万美元。在这个出乎意料地迅速的发展中，突出的是小麦销售、喷气式运输机的出口和其它一些巨额合同。主要由于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因此美国在过去两年中一跃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关系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
　　
　　虽然贸易已迅速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家访问北京和参加广州交易会，虽然已经分别在两国首都建立设有商务人员的联络处，但是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显然还阻碍着贸易关系取得进一步的重大发展。
　　
　　如果被冻结的中国资产的问题和美国私营企业提出的财产权要求的问题得到解决，那将为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正常化扫清道路。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直接的海运和直接的空运联系，因为会有这样的危险：挂本国旗帜的船只和飞机会被对方扣押起来，以使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目前不能建立直接的银行业务，也不能互相在对方举行展览会。另一个重大的商务问题牵涉到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最惠国非歧视性关税待遇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们已经向美国企业家和其他人提出了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北京大概不仅希望得到最惠国待遇，而且认为，由于上海公报保证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所以他们理应享受上述待遇。美国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法规定了一项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的办法，但是这个贸易法中，有一些规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市场经济来说是难以执行的。
　　
　　在今后几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将会继续增长。增长的速度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中国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和是否愿意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提供美国所要的必要数量和质量的商品。中国鱼类和水生贝壳类动物的出口在一九七四年有相当大的增长，茶叶、调味品、蔬菜和其他预制食品也是这样。这些应当继续保持一定的水平。金属中的锡、钨和锑将继续成为美国的重要进口项目。树胶脂和香料油的进口量在一九七四年有迅速的增长，这应当可以持续下去。纺织品、服装、鬃毛、羽毛和绒毛的进口量将继续保持相当高的水平。美国人继续欣赏中国的工艺品和古董，但是长期以来处于领先地位的爆竹、花炮等减少了，部分原因是在符合美国新的安全标准方面有一些问题。中国向美国出口石油看来不成为一个因素，虽然美国拥有的石油公司可能购买中国石油然后在东南亚销售。美国的进口商将继续大批地参加广州交易会。
　　
　　中国对美贸易的逆差在一九七五年将大大减少，大概减少到五千万美元。这种逆差可能会持续下去。今后逆差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多少。”(克拉克和艾弗里，见本书下册)
　　
　　“发表上海公报以来，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签订一项贸易协定的前景，提供了两国关系显著地向前迈进的可能性。从第九十三届国会休会前夕通过的一九七四年贸易法来看，这对两国都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个法案就是公法93——618号，由总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签署。根据这个法案，降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关税的权力已经从国会转到总统手中。可以肯定，总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权力有一些限制，但是他有谈判的权力，如果他不是有意识地迅速同北京进行贸易谈判，那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当然，关键问题是，美国是不是应该考虑同一个没有在外交上承认的国家缔结一项贸易协定。根据国际法，签定这样一项协定的先例(如果需要找这样的先例的话)是英国同苏联在一九二一年签订的一项贸易协定，这是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采取的一个步骤。在北京也可能提出同样的问题，尽管中国人早些时候曾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过一些贸易协定。虽然双方必须研究，从讲究实际的角度，一项贸易协定究竟应该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还是之后签订，但是，为签订这样的贸易协定而进行的谈判，肯定可以在政治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前开始。
　　
　　……要持续地工作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国(中国人已经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保证要完成这个任务)，的确需要获得外国的商品和技术。购买所需要的进口商品和技术，就需要同西方进行较多的接触。不是所有的接触都会使政治领导人合意的，他们必然会担心，革命性可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消失。接班的领导人肯定会忙于巩固政治局势、保护革命热情和保持旧领导的重大成就。
　　
　　这种过程显然会对中国在贸易和发展方面的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北京在一九七五年提出的关于‘在本世纪内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保证，应该是一个够清楚的信号，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使美国的公司感兴趣。”(西劳克斯，见本书下册)
　　
　　(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交往在适应国际的做法方面有多大灵活性？
　　
　　“中国在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中收付款项的做法，同采取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大不相同。
　　
　　尽管同采取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其他国家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总额中同西方贸易的份额较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这些国家更不愿意接受西方银行业务的做法。中国接受的许多做法也都遭到修改，总的结果是，同采取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其他国家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同西方的国际金融关系控制稍多。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从进口和出口的信用证的谈判都必须在北京举行，一直到贸易合同用人民币作为货币单位。
　　
　　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一直不愿意追随采取集中经济计划制度的其他国家接受这样的西方银行业务，如在欧洲设立分行以便从事象为一般贸易提供资金和积极参加欧洲货币市场等典型的银行活动。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做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般是在采取较为传统的做法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公司在各种信用证的条款方面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而且他们已经变得比较愿意在贸易合同中用西方货币作为货币单位。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开始接受信贷，尽管是有节制的，而且往往是间接的。”(丹尼，见本书下册)
　　
　　(十八)日本是否可能继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特殊的贸易关系？
　　
　　“日本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近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一些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促使中日贸易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得到迅速的扩展。首先，两国经济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充。日本严重地依赖原料的进口以维持她的现代化工业经济，而日本的工业界领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需要的某些原料的理所当然的供应者。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计划者把进口日本能够出口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制品列于最优先的地位。日本同中国之间距离很近，而且采取的是比较便宜的水路运输，这对两国的贸易关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那些运输费在最后价格中占很大份额的货物的交流，更是如此。经过长距离的水路和铁路运输把货物运到西欧和北美等地的市场去，就要付出高得多的运输费。由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补充和地理上的接近，因此有机会进行有利于双方的巨额贸易。本文所研究的某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对外贸易潜力，将是决定未来中日贸易额的一个重要因素。
　　
　　决定中日贸易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政府间的政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总的对外政策目标所决定的。因此，中日贸易关系是同亚洲的四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苏联和美国——在外交上的相互作用有联系的。”(金，见本书下册)
　　
　　(十九)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对外国技术的需求的？中国人在传播从西方得来的技术方面效果怎样？
　　
　　“在建国二十五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接受外国技术方面有几次很大的转变，一时是热情接受，一时又坚决拒绝。在五十年代——中苏密切合作时期，中国热情地接受了毫无疑问是现代历史上最全面的技术转让。在这十年中，中国从苏联获得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变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的指导，并且听信采用同中国拥有的资源不适应的苏联式的强制性工业化。在五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开始拒绝这种方式，拒绝苏联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大跃进的标志是，重申比较传统的中国本土主义和坚持自己权利的主张。她拒绝外国技术和专门知识，确立了自力更生的政策。由于不合适的政策，连续的歉收，加上一九六〇年苏联技术人员的突然撤退，因此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混乱。
　　
　　六十年代初转而优先照顾农业，以及恢复比较放松的技术进口政策，从而帮助了经济的复苏。中国的领导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有选择地购进欧洲和日本的成套工厂设备，主要是作为学习和仿制的样本。到一九六五年，中国的经济已经从早些时候的挫折中大大地恢复过来，不料在文化革命的动乱中又一次遭到破坏。这个时期激烈的排外运动又一次使吸收外国技术的活动大大减少。在一九六九年，机器进口不到十年前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四分之一。
　　
　　一九七〇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再一次转而向外国大规模地购买机器设备和引进技术知识。中国人不再局限于购买样本。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成套工厂设备和联合企业的工业设备以增加六个基本工业的产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来的机器进口比以往任何时期增加得快。
　　
　　虽然如此，他们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他们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下列三个目的：(1)把中国在战略上和财政上对外国的依赖减少到最低限度；(2)培养有自信心的‘毛泽东主义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国影响；(3)动员国内厉行节约以节省为数很少的外汇和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开支。根据这些条件实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靠。中国现在自己生产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很大，因此进口的技术只占她全部技术增长的一小部分(也许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但是在质量方面，技术进口仍旧是发展中国工业生产系统中比较先进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海曼，见本书下册)
　　
　　(二十)中国同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规模、效果和负担有多大？
　　
　　“在遭到文化革命的破坏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七〇年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且重新下决心要表明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她谋求充当第三世界的负责的发言人，以使她的地位取得国际上更广泛的承认。中国在充当新的领导角色时，不再强调她以前采取的关于促进激烈变革、推翻现有政府的直接行动政策。因此，作为对欠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政策的手段，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贸易的重要性增加了。北京在加强她在欠发达国家中的地位的同时，还设法削弱苏联和西方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
　　
　　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这五年中，中国把她向欠发达国家承担的经济援助义务增加了二十四亿美元，比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九年这十四年中提供的十一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七十年代里提供的援助中，近三分之二是给非洲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援助项目是即将完成的坦赞铁路。从一九七〇年起，北京平均每年为这条铁路投入将近一亿美元的资金。
　　
　　中国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重新活跃起来，也表现在军事援助的增加方面。在过去五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三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过去的十四年中总共只提供了二亿五千万美元。中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中，约有四分之三是给巴基斯坦的。
　　
　　至于贸易，欠发达国家成了中国大米、钢铁和纺织品的巨大市场，也是供应橡胶、棉花和有色金属的重要来源。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向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约为十四亿美元，进口为九亿美元。”(福格蒂，见本书下册)
　　

　　
　　基于下列几个原因，这本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书籍对美国的决策人、学者和一般公众可能是很有用的：
　　
　　1．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和解以后，两国之间的政治、贸易、社会等方面的关系一直在发展。贸易关系的扩大是由于对西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包括用以增加农业产量的现代化肥厂成套设备。石油贸易方面的收益增加以及对信贷和西方市场的其他方面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意味着今后会有更广泛的贸易联系。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领导人已经把改善经济情况放在优先地位。最近武器采购量的减少可能表明，中国优先考虑的是目前的经济情况，而不是武器生产(特别是老式武器的生产)。尽管节制生育可能取得进展，在今后的中国，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幽灵仍然笼罩着她的未来。从西方进口粮食和获得农业技术的转让，虽然在短期内有些帮助，但并没有解除中国农业肩负的维持人民生活的沉重而长期的负担。
　　
　　3．公布经济资料的情况有了程度不大、但是重要的改进，从交流中凭经验可以得到的证据，以及更多地注意准确的报道，这些都有助于西方分析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情况作出估计。
　　
　　要把经济情况中的长期趋势的因素同周期性的或容易变动的因素区别开来，是困难的。但是，在执政二十五年后，这一点似乎是清楚的：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与超级大国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充分满足其公民需要的、现代化的强大工业国。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发展中，不存在要在一个规定的很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其他国家的那种斯大林式的紧迫做法——这曾经是中国人在大跃进中提出的一个目标。
　　
　　在这个要为超级大国奠定经济基础的长期目标背后，看来有一些不时使国家建设的短期进展受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在今后几年中可能有很大重要性，并且影响经济情况。这就是：政治继承问题、恢复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以及外国的威胁或需要增加武器和军事力量的可能性。
　　
　　的确，有一些人会争辩说，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中主要的、基本的力量，而经济的考虑是外部的或易变的因素。不管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是主要的力量、什么是次要的力量，在连续进行的每次经济估计中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已经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国内目标、同时也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国际目标的要求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尽管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今后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都不应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无法满足她的优先的经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