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九二九年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九三六年
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七年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九三九年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从事学习的。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在模范青年发奖人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日《新中华报》。
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理方针，应当如下：
(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与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
l、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
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七月。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给抗大的题词，一九三九年。
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一九三九年十月。
一九四〇年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一九四一年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
一九四三年
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一九四四年
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九四五年
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五三年
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
祝贺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对青年团工作方向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五七年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小学校附设初中班，这种办法还是好办法，先进经验。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将来毕业以后，好回家生产。
关于社办、队办学校问题，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
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样。
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一九五八年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
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新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青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现在的许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一九六一年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一九六四年
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
要自学，靠自己学。肖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这一省那一省农民运动的小册子给人家看。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
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而且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活，一九六四年八月。
一九六五年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足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六年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与毛远新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二月。
林彪同志：
你在 五月六日 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给林彪同志的信，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①，学三八作风②，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①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②毛主席把解放军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一九六七年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摘自《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要斗私，批修。
摘自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见一九六七年十 一月三日 《人民日报》。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文革群众组织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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