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瓦拉后来的经历和著述中可以觉察到，青年时代的摩托之旅为革命事业做了铺垫。年轻的格瓦拉跨上摩托车，一路飞奔而去，远离有保障的优越生活，沿路了解到拉丁美洲大陆的民情。
《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
[阿]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著
王绍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277页，35.00元
1951年10月，当杰克·凯鲁亚克在纽约的公寓里潜心修改他一气呵成的《在路上》的手稿时，在美洲大陆的另一端，两个阿根廷青年正在埋头研究地图，计划一次纵贯南美大陆直达北美的伟大旅行。或许，不论是沿路搭车漂泊在北美大陆上的凯鲁亚克，还是开着摩托车在南美大陆上艰难行进的切·格瓦拉，他们与各自的伙伴疯狂而执著的长途旅行都在某种意义上诠释着时代精神。他们在漫漫长旅后各自留下的记录：用英语写的《在路上》和用西班牙语写的《摩托日记》，都为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的到来发出先声，被后世的热血青年奉为经典。
今年旅游卫视热播的公路纪录片《一路向南》也是一个穿越美洲的精彩传奇。主人公以搭车兼摩托骑行的方式，从北极跑到了南极。大多数年轻人在追随着镜头领略美洲美景的同时，又不得不慨叹自身条件的种种限制，不似片中的主人公那般洒脱，背起行囊就上路。的确，现代世界中有太多的羁绊阻止年轻人上路。年轻人大多不喜欢被设置、被安排的人生，却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需要。为了职位而刻苦读书，为了买房而拼命工作，为了结婚而频繁相亲，渐渐地被一张大网裹了起来。大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跟着浩浩荡荡的人流前行，即便迈不动步子也被人推着走。曾经的“理想”呢?戒了。有几个人有勇气冲破那无形的大网，逆着人流行进的方向走自己的路呢?我们越来越深陷于被设定的模式里，按部就班，浑噩度日，吃着一样的快餐，说着一样的词汇，连想法也渐趋相同。被安排的岗位，被设定的作息表，被组织的旅游。稍微有点个性的，也迅即被贴上标签，归入“文艺青年”、“二傻青年”还是什么青年的类别中，任由异于常人的锋芒被符号削减而趋于同质化。这一切都拜文明进步所赐。
网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旅行就是离开自己活腻了的地方，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去。这句看似调侃的冷幽默，在我看来是满含哲学意味的。循环往复的日常生活使人对美、对人生的感觉麻木失灵，旅行让人从既有的单调生活中逃离一段时间，获得陌生化的体验，再回到原先活腻了的生活中，感觉一定不同。很多时候，旅行就是来自一个无意识的冲动，看了一本书、一部电影，哪怕是一张图片，忽然生出某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于是抛下手头的一切，上路，向目的地进发。旅行是对既有生活模式的颠覆，革命是对现存体制的反抗，旅行与革命似乎有渊源上的联系。革命往往包含有“长征”或曰“伟大进军”的华章。革命者仿佛都是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要从学懂理论走向了解现实，必须旅行。逃避强权的追捕，不得不旅行。传播思想发动群众，更是得旅行。
“我的命运就是旅行，或者更恰当地说，旅行就是我们的命运。”二十三岁的切·格瓦拉，这位当时的大学医科学生、未来的革命家在他的《摩托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他和格拉纳多的摩托车刚刚开始征程，在阿根廷南部的湖光山色间行进，“在浓密的树荫下，茫茫荒野阻止了文明行进的脚步”。离开文明就是逃出那张大网，逃出那个越来越紧密地把年轻人束缚其中的体制，重新认识人和人生的意义。在沿着智利海岸北上的船上，他写道：“我们明白了自己的天职，真正的天职就是永远沿着世间的陆路和水路进发。我们应该永葆好奇，洞察眼前的一切，发现每一个角落——但不在任何一片土地上扎根落户，也不长期驻留，探究万物的本质，而是观其大略，浅尝辄止。”
很多人在走向“成熟”和世故后，会耻于重提年轻时的豪言壮语。在他们看来，当年的自己是多么天真。格瓦拉却未曾远离他的豪言壮语。在这位革命者短暂的一生中，他的足迹遍布四方。他没有停留在路已铺好、前程似锦的舒适中产阶级生活里，没有停留在南美洲世外桃源般的山水间，也没有停留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待遇优厚的高官职位上。他像堂吉诃德一样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征途上。
当然，旅行也让格瓦拉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理想。摩托旅行的十年后，格瓦拉曾这样说：“我深信，我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履行一桩使命，为了这桩使命，我必须牺牲家庭，必须牺牲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享乐，必须牺牲我个人的人身安全，也许还得献出我的生命。但是，这是我和人民达成的一个约定。而且，我真诚地认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不能脱离人民。”(1961年8月9日的讲话)
这不是政客开出的空头支票。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正因为此，尽管他是一个失败者，尽管他的革命战略有不合理之处，他却广受爱戴。“人民”在他那里并不是用来欺骗人民的廉价词藻。他的信念与拉丁美洲哲学是息息相通的：哲学是人与所处环境的一种约定，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历史负有责任。对于每一个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所处的环境，不是书本，而是他身陷其中的充满斗争的社会，是他周遭活生生的人民。
使命、牺牲、奉献，还会给穷人看病，这会令我们想起耶稣，想起圣徒。耶稣、圣徒是完美的，宗教是与幽默不兼容的，而格瓦拉并不是板着面孔说教的领袖人物。在《摩托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格瓦拉是天真善良而又浪漫可爱的，甚至还有点坏，会耍些小花招。根据他自己的记录，在旅途中，他在烧烤大宴上佯装喝醉偷偷地夹带红酒出来找地方私藏;他和旅伴靠着一张把他们吹嘘成“专家”的报纸在智利骗吃骗喝;他还借着酒劲骚扰有夫之妇结果差点遭群殴……这些细节都令人忍俊不禁。另一方面，这个坏小子也是极具热心和同情心的。他的目光常常落在那些底层人的身上：得不到救助的垂死老人、辛勤工作还要忍饥挨饿的矿工、在沉默中受压迫的印第安人、与世隔绝的麻风病人……唯有深刻的同情，才能写出这样的词句：“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时刻，在那些最远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们明白了笼罩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生命中的极大悲剧。那一双双即将沉沦的眼睛里透出的是那一丝对谅解的渴求，以及对那份失落于空虚之中的慰藉不顾一切的追求。同样，他们的身体也将消失于笼罩在我们四周的那种无穷无尽的谜团之中。”
年轻时的疯狂，不管后来是怎样地被否定，必然会影响一个人日后的重大抉择。从格瓦拉后来的经历和著述中可以觉察到，青年时代的摩托之旅为革命事业做了铺垫。年轻的格瓦拉跨上摩托车，一路飞奔而去，远离有保障的优越生活，沿路了解到拉丁美洲大陆的民情。他在后来的讲话中说道：“要真正走近人民，就要与人民感同身受，就要了解他们究竟渴望什么、需要什么、感受到什么……”(1959年12月28日的讲话)当他的手与麻风病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当他俯下身来与又脏又臭的穷苦病人沟通时，他深深体会到“孤独”和“贫困”的真实滋味。这些举动与政客和慈善家的作秀有本质区别。献爱心的表演往往是居高临下的，施与者借助受施者的热泪感谢给自己增辉，而格瓦拉的视角则是与那些需要救助的穷苦人平齐的，在做出这些善举之前，他已经把自己和他们看成了一样的人，看成了应当与之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人。他知道，在麻风病人面前，“对这些可怜的人来说，把他们当成普通人看待，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把他们当动物看，这样的心灵礼物却是无价的”。尽管我对拉美的解放者把穷人神圣化的理想持保留意见，但比起大把撒钞票派红包的伪善，我还是更喜欢这种俯下身来与穷苦人感同身受的真诚。格瓦拉还曾说过：“我们不应当跑到人民跟前这样对他们说：‘我们来啦，我们亲自跑来关心你啦，我们要用我们的科学来教导你，把你的错误、你的没文化、你对基本常识的一无所知展示给你看。’我们应当怀着调研的热情，怀着谦卑的精神，来向人民这一巨大的智慧源泉学习。”(1960年8月19日的讲话)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不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人民的智慧，起码应当在民众面前保持谦卑之心。
漫漫长旅中，追求正义、改变现状的理想在未来的革命家心中发芽。格瓦拉在亲眼见证了一个患哮喘病的穷苦老妇垂死挣扎的惨状后发出这样的慨叹：“在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感到完全力不从心，就会渴望变革，渴望消除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他进一步写道：“我无法预知目前这种建立在荒唐的等级制度上的秩序还会持续多久，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现在真应该少花些时间自吹自擂了，而应该多花些钱用于改善对社会有用的事业了。”既然寄希望于统治者无用，那只有发动革命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了。后来，在古巴，格瓦拉和战友们一起推翻了专制统治者，开始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新国度。
尽管古巴革命创造的新世界并没有成为革命者当初所设想的那个样子，但在革命高歌猛进的岁月里，大部分拉美知识分子还是对加勒比海上的那块土地寄予厚望的。古巴革命绝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海岛上的革命，从马埃斯特腊山区走出来的蓄着大胡子的战斗者怀有把革命火种燃遍美洲大陆的理想。这种理想早已在年轻的格瓦拉心中生根了。《摩托日记》所记载的那一次伟大旅行，也是一次发现美洲之旅。
因为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和地理上的阻隔，拉丁美洲诸国呈现出各异的风貌，对彼此的了解还有待加强，更不用说在许多国家之间因历史遗留问题而持续至今的积怨了。对于阿根廷人来说，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是陌生的。在他们的建国史上，有过大规模屠戮印第安人的记录。无论是人种还是文化，阿根廷似乎都更接近欧洲而非拉丁美洲。在许多拉美人眼里，阿根廷人似乎总爱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仿佛他们是拉丁美洲的一等公民。对于格瓦拉和格拉纳多这两个雄心壮志的阿根廷小伙子来说，要了解拉丁美洲，必须深入大陆的腹地。
越往大陆的深处去，越能接近身处底层的人，那些历经磨难而终未灭绝的印第安人。从一个白种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度走出来的格瓦拉，没有为自己的白人身份而自豪，而是陷入了对身份的沉思。他记录了秘鲁印第安人的愁思：“他们到死都盼望着子孙们的血管里能流淌着一滴殖民者的血，盼望着这滴血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的子孙后代实现自己一辈子都没实现过的愿望。”统治者以肤色划分等级的习惯与底层人代代相传的自卑情结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切呢?
格瓦拉在日记中提到了那些观光客：“对于来秘鲁旅游的大部分北美人而言，马丘比丘都是他们的必游之地。一般情况下，他们坐飞机直达利马，游览库斯科，参观遗址，然后直接回家。他们认为，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看头了。”这些外国游客是来消费的，他们心里明白，沿途所见的当地居民，是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的，只是花钱看到的景色的一部分。而对于格瓦拉和格拉纳多而言，他们所见到的所有居民都是他们的同胞，是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兄弟姐妹。他们设法了解所到之处的历史，记录与所见之人的相会，思考这些国家的前途。在纵贯南美大陆的长旅中，他们愈发与整个拉丁美洲相认同。在秘鲁一处麻风村的食堂里开办的派对上，格瓦拉举杯说：“虽然我们身份低微，无法成为某项伟大事业的代言人，但是，经过这次旅程，我们坚信，分裂拉美国家完全是痴心妄想!分裂只能带给我们不稳定，带来虚幻。从墨西哥一直到麦哲伦海峡，我们同根同源，同属梅斯蒂索族。”梅斯蒂索即印欧混血人。梅斯蒂索的概念也就是拉丁美洲的概念：冲破地理、人种的阻隔，交融而成一个独立自由的伟大统一体。
那一天是格瓦拉的生日。他在日记中记道：“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六，还是个小伙子的我转眼已经二十四岁了。我已经进入了生命的银婚时代，站在人生四分之一的门槛上回顾过去……”他未曾料到他的生命会那样早地终结吗?
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维亚政府军俘获的游击战士切·格瓦拉惨遭杀害。青春的梦想未曾褪色，三十九岁而依旧年轻的他死在了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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