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这就叫做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
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话说红军两天两次设伏，都未能打到谭道源师，红军中便有人发牢骚讲怪话了，说毛泽东是在“摆孔明阵”，部分指战员主张一鼓作气，强取源头，歼灭谭师。
1930年12月27日晚，红军总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毛泽东针对部分领导人的急躁情绪，反复说明了慎重初战力求必胜的道理。他说：
“初战第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3个原则”。
红军为了隐蔽目标，仍从黄陂转移到黄陂以东的君埠和上下固一带，继续坚持待机。
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其已经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黄陂、小布、麻田地区之红军实施总攻。
这一天，年仅23岁的红12军第64师师长粟裕，亲自化装侦探敌情，探知“敌谭道源部仍在沅头、上下潮、树陂一带，熬延不进。”而敌军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赞辉以其第54旅留守东固，由他亲自率领师部和第52、53旅，“经善和、藤田到达源头，现正向上固、龙冈推进中。”
粟裕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在龙冈设伏。这是粟裕第一次向毛泽东提出重要的军事建议。
好一个不怕死的孤军深入！毛泽东大喜。他和总部研究后决定：龙冈地区的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都有利于红军，首先歼灭张辉瓒部于龙冈地区。
毛泽东、朱德发布总部红字第11号命令：《横扫左翼之敌张辉瓒等部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张辉瓒以至许、公、罗各师），次第歼灭之。拟分兵2路，左沿君埠、龙冈，右沿上固、潭头，向东固次第攻击前进。”
具体部署是：以彭德怀、滕代远的红3军团，林彪、罗荣桓的红4军为右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黄公略、蔡会文的红3军，罗炳辉、谭震林的红12军为左路军，由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
12月29日，红军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当日午前，毛泽东得到消息，张辉瓒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占龙冈，预料敌人次日晨将向君埠前进。
毛泽东根据这一情况，立即于傍晚时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
除了留中央军委政卫团，在黄陂钳制源头、洛口、头陂之敌外，主力部队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全部利用夜间秘密向西开进，在龙岗和君埠之间的黄竹岭设伏，求歼敌人第18师主力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指着参谋处长郭化若绘制的地图说：
“大家看，这里是东固，东固东20里是南垄，南垄东20里是龙冈，龙冈东20里就是我军所在的君埠。龙冈与君埠之间的黄竹岭，地势很高。就地形而言，龙冈最具优势。此镇位于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前面是一条两丈多宽的大河，后面则是大山，山路崎岖，林木茂密，是易守难攻之地。我看，我军就在龙冈设个布袋阵，将敌人诱入此地，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朱德说：
“好！这诱敌的任务就交给罗炳辉的35师好了，怎么样？”
毛泽东转向红12军军长罗炳辉说：
“你率领红35师，边打边走，牵住张辉瓒的鼻子，争取于30日午前将他引至龙冈。记住，只许败，不许胜。”
是日晚8时，毛泽东、朱德下达了总部红字第12号命令：《攻击龙冈之敌张赞辉师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以左路军于明（30）日攻击龙冈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队协助歼灭该敌。”
“左路军的第3军任正面攻击，该军以7师任正面，拂晓占领敌军必经的黄竹岭前面的木坑以右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迎击由龙冈东进的张辉瓒先头部队。第3军的其余两个师，紧接7师向龙冈东和东北攻击前进。第12军任左翼，向表湖前进，以一部分兵力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端之盲公山，主力截断龙冈至南垄大道，从兰石、茅坪攻击龙冈之敌侧背。
右路第3军团、第4军以主力向上固、下固前进，以一部兵力，到还铺附近，向龙冈西北端之张家车攻击前进，如上固无敌，则以主力向还铺、张家车攻击前进，而以一部分兵力向下固、谭头警戒。”
总攻击时间定在12月30日午前10时。
12月30日凌晨，担任正面攻击的红3军第7师，已经进入了预定阵地。
总司令部也已经进到小布附近，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布山上指挥。毛泽东、朱德带着几位参谋和遂从人员，来到了指挥所。此时细雨霏霏，雾色蒙蒙，抬眼望去，龙冈就锁在这细雨薄雾之中，正是“雾满龙冈千嶂暗。”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
“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
12月30日上午，在约溪地区担任诱敌任务的第12军第35师，在军长罗炳辉的亲自带领下，一路上丢了不少包袱、大刀、马灯之类的东西，已经完成了诱敌任务，插至南垄、龙冈间，配合第12军主力攻击龙冈，并向南垄警戒。毛泽东在龙冈东南的山坡上见到了罗炳辉，他关切地说：
“你们辛苦了，部队都回来了吗？路上有没有吃亏？”
罗炳辉说：
“除了3个连还在继续引诱敌人外，其余的都回来了，在路上没有吃亏。不过，为了牵引敌人，我们给他们作了一顿饭。”
此时，张辉瓒的第18师第52旅为先锋，师部及第53旅随后，由龙冈出击。
上午10时许，该敌先头部队在龙冈以东、小布以西登山时，突然遭到居高临下的红3军先头第7师的迎头痛击。敌军一阵混乱后，不断向红军发起攻击。到中午时分，敌军又展开两个团，向红军猛攻，均被击退。
下午3时许，张赞辉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多路向红3军阵地猛攻，战斗一时十分紧张。
此时，红12军已沿龙冈南侧迅速插到张家车，完全切断了龙冈敌人同东固、因富等地敌人的联系，并从背后向龙冈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红3军团、红4军主力已经进到上固及其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切断了敌军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冈敌军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
这样，张辉瓒的第18师主力被红军四面包围了。
下午4时左右，红军各部发起总攻。第18师向西北突围未逞，随即全线溃散，到处窜逃。赤卫军、少先队也和红军战士一起冲杀，一起搜索敌人。黄昏前，战斗全部结束。
红军新战士梁兴初在战斗中挥舞着大刀冲向敌阵，连砍带杀如入无人之境。他连中3弹，鲜血直流，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和敌人搏斗拼杀。战斗结束了，前面传来张辉瓒被捉的消息，梁兴初才被战友们抬下去。
梁兴初，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年少时是个顽童，因调皮淘气，学校让他退学。父母先后送他学裁缝、理发，都半途而废。14岁那年，又送他去铁匠铺学徒，一干就是3年。1929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军到了吉安一带，梁兴初于次年参加了红军。
这次战斗，红军歼敌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除个别漏网外，共俘敌90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弹药无数；活捉其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及两个旅长、1个参谋长。
毛泽东听到满山遍野都是战士们的欢呼声，据参谋人员的报告，得知张辉瓒被擒，十分高兴，不禁感叹道：
“好，粟裕捉了张辉瓒，还是粟裕有办法！”
毛泽东立即走出指挥所，向龙冈的街上走去，他要去看一看张辉瓒。张辉瓒和毛泽东都是湖南人，他们还在北伐战争时有过交往。毛泽东走在路上，只听到战士们兴奋地喊着：“捉到张辉瓒啦！”“前面捉到张辉瓒啦！”
原来，穿着士兵服装的张辉瓒，被红军战士从灌木丛中搜了出来，战士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自己是书记官；最后还是在俘虏群中被认了出来。张辉瓒说：
“我要见你们的军长黄公略。”
张辉瓒根本不知道和他作战的红军有多少人，以为只有黄公略一部和他作战。一个战士说：
“我们军长是林彪，你去找他好了。”
张辉瓒心里一惊，林彪他没见过，他怕林彪不分青红皂白把他给毙了，就改口说：
“我，我要见毛润之先生。”
这张辉瓒说来也并非无能之辈，他出生于湖南长沙，比蒋介石还大2岁，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后来去德国学习军事。他曾在北伐战争时与毛泽东相识，比毛泽东大8岁，不料今日却在战场上成了毛泽东的对手。张辉瓒自诩为儒将，除了打仗，还会写诗作画下棋；他不近女色，与其妻感情甚笃，在有名的色鬼鲁涤平手下当师长，相形之下，得了一个坐怀不乱的君子美称。张辉瓒最突出的特点是精中有细，外刚内柔，深知韬略，凡事于急功近利之中不失冷静慎思，同时，他还吸收了一些古代兵家思想的奥妙。就是这样的一个张辉瓒，如今却成了毛泽东的阶下囚。
张辉瓒先见到了朱德，他傲慢地问：
“你们要我拿多少钱来才放我？”
朱德不客气地说：
“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你带兵侵犯根据地，群众绝不会饶恕你。我们要代表人民的意志，在你自己部队的面前，以及我们的一支被你在赣西北清剿过全家的部队面前，公审你。”
毛泽东来到龙冈大坪上的时候，有人把张辉瓒捆绑着带过来。张辉瓒一见毛泽东出现在面前，就向毛泽东深深鞠躬，虚伪地说：
“润之先生！久仰，久仰。别后多年，不曾相见，十分思念……”
毛泽东打断张辉瓒的话，说道：
“总指挥先生，你是怎样指挥的呀？你从湖南到江西，又从南昌到龙冈，今天就叫你进到龙冈为止啊！”
毛泽东顿了顿又说：
“你气势汹汹地叫嚣要围攻我们，你可没有想到红军的厉害吧！你的‘围剿’反而被我们围剿了。你在龙冈墙壁上到处写反动标语，说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你的头？”
张辉瓒吓得面如土色，连连说道：
“有罪！有罪！润之先生，如今我可是你的手下败将啦。先生果真神机妙算，我算服了。”
毛泽东说：
“难道你忘了‘退避三舍’、‘城濮交兵’吗？”
张辉瓒垂着头，无言以对。毛泽东让人为张辉瓒松绑，让他一起就地坐下，简单地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又问了一些敌军内部的情况。张辉瓒表示愿意捐款、捐药、捐弹，请求免他一死。毛泽东交代要派人看管他，不要杀他。
毛泽东听说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有1架被炸坏的电台，还俘虏了几个报务员，非常高兴，便命令组建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为大队长，调来特务大队政委冯文彬为政委，让他们赶快修好电台。
冯文彬不敢怠慢，立即对俘虏进行了说服教育，鼓励他们要修好电台。没过不久，兼任报务员的王诤告诉冯文彬说：
“电台肯定修不好了，不过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它虽然不能发报，接收功能还好，可以收都敌人部队之间的呼叫联络，通过这些呼叫，便可以知道敌人各部队的位置。要不要把这些呼叫记下来？”
冯文彬说：
“这不是最重要的情报吗？赶快接收，不断接收，任何呼叫都不要漏过。”
当冯文彬急急忙忙地将第一份接收到的情报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高兴极了，连说：
“太好了，太好了。同志，你知道，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我们可以给敌人当参谋长了。你们干得很不错，回去奖收报员两块大洋，买些鸡子，犒劳犒劳。”
且说张辉瓒第18师主力一战被歼，敌军全线震动。鲁涤平判断红军必将转扑谭道源师，为避免遭到各个击破，便迅速调整部署。
12月31日，鲁涤平发布命令：令公秉潘之28师速由约溪撤回东固、因富一线；第18师第54旅向富田撤退；谭道源第50师向东韶撤退，第24师向头陂撤退。
惶惶然不知所终的谭道源，接到命令后，如同接到了救命的护符，当夜即下令50师各部，从捷径开赴东韶，相机向广昌靠拢。
谭道源逃向东韶的情报，很快就传至移到小布的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力追击溃逃的敌人，把敌人歼灭在四周环山的东韶地区。
1931年1月2日晚10时，毛泽东、朱德发出红军总部胜字第1号命令：《追击谭道源师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以全力扑灭谭师，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以树政治上之声威。”
“第12军任正面之攻击，应于明晨10时前，经南团、琳池到达东韶街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第3军团任左翼，应于明晨10时前，到达陂头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第3军任右翼，应于明晨10时，进至田营，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之增援，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东端、右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攻击。”“第4军为总预备队”，位置在东韶西方之龙坛。总司令部在龙坛总预备队位置指挥。
“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须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收缴敌之经理处款项不准分散，纸票不准焚毁，须一律交部。”
此时，谭道源师已经逃到了东韶，敌我相距70华里。为了迅速赶到敌人的前头，围歼敌人，3路追击的红区军民边追边喊着口号：
“捉了张辉瓒，捉来谭道源，鲁胖子捉来好过年。”
“追上谭道源，再打个大胜仗”。
无线电通讯大队需要整理电台、充电器这些笨家伙，耽误了一会时间，便和前委大部队拉开了一段距离。
且说广大军民斗志昂扬，情绪激奋，不怕山高路远，不畏夜行艰难，穿峡谷，走小道，爬山涉水，连夜向前急行军。一夜过后，除红3军未能到达指定位置之高地外，西、南、北3面红军都进入预定位置。不久，毛泽东、朱德也来到前沿阵地上。待电台通讯大队赶上来时，毛泽东把冯文彬叫过去，劈头就问：
“怎么搞的嘛？为什么掉了队，出了问题怎么办？”
冯文彬见毛泽东如此严厉，一时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解释说：
“我们收拾了设备，见树林里有一些国民党散兵游勇，为保证电台安全才掉队的。”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
“这个情况为什么不早讲，出了问题岂不贻误了大事。”
说完，他立即命令从特务大队调一个排兵力，专门负责无线电大队的安全。
1月3日凌晨7时许，担任正面攻击的红12军首先与敌人展开激战。其他各部红军也加入战斗，他们从西南北3个方向向敌人发起猛攻。谭道源惊慌失措，火速电请许克祥增援未至，不得不命令所部就地抵抗。
到下午3时，红军不断突破敌人的阵地，向东运动，形成合围之势。谭道源不得已，只好下令残部分别向南丰、洛口、抚州3个方向突围，后于1月7日逃到抚州。
东韶战斗，红军共歼谭师1个旅，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枝（挺），迫机炮4门，无线电台1部，弹药无数。
此役因在右翼的红3军未能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合围不紧，使敌人逃去大半，未能全歼。
东韶战斗后，国民党围剿军更加慌乱。第28师和第18师第54旅仓惶由东固、因富、富田撤回吉安；第8师、第24师由头陂撤回南丰。
此时，第56师仍在建宁及泰宁、将乐、顺昌地区；第49师仍在龙岩、永定；暂编第2旅只进到永安，均未进入江西。
泰和的第61师，在由赣州北进的第60师配合下，虽乘红军主力向东韶追歼第50师之际，于1月3日占领兴国，但已无法挽救整个“围剿”的败局。
红军在5天内两战两胜，歼敌1个半师，俘敌逾万，缴枪13000多支，缴获电台2部，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
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人民群众公审了张辉瓒。毛泽东虽然交代过不要杀张辉瓒，可是彭德怀还是按照愤怒群众的要求，将张辉瓒给毙了。
毛泽东在总结第1次反“围剿”作战经验时说：
“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第一仗，就把敌人全部消灭，不漏一兵一卒，这的确是战争史上少见的。
天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还有个歌诀：第一句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后面记不起了，只记得大意是左右两支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到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兵为预备队。我们这次打法，是四面包围敌人，务求全歼，主力用在迂回敌后，从后面打，以求速决，就是少了一个预备队。然而我们打得更出色，更理想，胜利也更大。这就叫做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毛泽东的一番话，把在座的红军指挥员说得眉开眼笑。后来，毛泽东还总结教训说：
“1931年1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
红军在取得第1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乘势发动攻势作战，在苏区和敌占区之间消灭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争取了几十万群众，摧毁了三都、七堡、山寮、古龙冈等多处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在根据地边境各县区恢复、建立起赤卫队、独立营、特务队等群众武装。
红1方面军总部还利用缴获的无线电通讯器材，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支无线电队。从此，红1方面军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其它苏区陆续建立起了无线电联系。
胜利后的毛泽东豪迈而又充满信心，他乘兴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1次大“围剿”》一词，本章借用毛泽东的这一首词作为结语：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欲知毛泽东兵指何方？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彭德怀杀张辉瓒实在不该。一是毛泽东交代过不要杀他；二是张辉瓒已经投降，他愿意拿钱保命；三是他是一名政治犯；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毛泽东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老人家在几十年之后还重提这回事呢！
第68章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话说在打破国民党军第1次围剿后，毛泽东从缴获的敌人报纸上，蓦然看到了杨开慧母子被捕的消息，顿时心如刀绞，他知道杨开慧落入敌人的魔爪，必然是凶多吉少。
原来在1930年10月初，即毛岸英8岁生日前夕，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不幸被国民党密探发现。10月24日凌晨，杨开慧在家中被捕。凶残的敌人连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也不放过，把他们同杨开慧一起押到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随即，又转入长沙陆军监狱，押签上注明：
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1名，附小孩1名，女工1名。
“杨开慧，毛泽东哪里去了？”
敌人恶恨恨地逼问。
“不知道！”
“你们通过什么联系？”
“通过你们的报纸。”
“哪一家的报纸？”
“通过你们国民党的报纸，我知道他领导了秋收暴动；通过你们的报纸，我知道他上了井冈山；通过你们的报纸，我知道他指挥红军，杀得湘赣军阀丢盔弃甲……”
对于眼前这位文静的女子，敌人以为只要把刑具往她眼前一放，她就会乖乖地招供了。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貌似柔弱的女共产党员，竟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任你用尽各种酷刑，把杨开慧折磨得遍体鳞伤，逼她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交代和毛泽东联系的方法。可杨开慧就是不说，始终坚贞不屈。
六舅向明卿的妻子带着女儿向自冶，给杨开慧母子及孙嫂陈玉英送饭，她们带来了杨开慧喜欢吃的臭豆腐、酱牛肉。还带些钱给她，以备疏通关系之用。
杨开慧每次吃完饭，总是在碗底放一张纸条，写上狱中敌人拷问她的情况，向党组织透风捎信。有一次，她写道：“孙嫂坚强不屈，我信得过她。”还有一次，她在纸条上透露：敌人“拷问润之情况和地下党名单”；她坚不吐实，遭到毒打。
狡猾的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改变策略。一天，他们把杨开慧请到客厅坐下，假惺惺地说：
“只要你在报上发表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启事，你就可以马上得到自由。”
得到的却是杨开慧的严词拒绝：
“让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痴心妄想，要杀便杀，我绝不屈服！”
敌人在狱中软硬兼使，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威逼利诱，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此时，中共地下党和亲属们都在紧张地设法营救杨开慧，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出面保释。杨开慧60岁的老母向振熙和她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还先后到了南京、上海，他们在上海找到了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立即联络了几位社会名人联名打电报给何键，要求保释杨开慧。阴险狠毒的何健决定立即枪杀杨开慧，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杨开慧预感到敌人可能要对自己下毒手了，就对前去探监的六舅母等人叮嘱说：
“不要枉费精力了。请告诉亲人们，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杨开慧叫六舅母买块大镜子，再买些胭脂。六舅母感到有些诧异，因为杨开慧平素简朴，不爱打扮，更不涂脂抹粉。她没有想到杨开慧知道出狱无望，已经做好了决死的准备。六舅母含着泪水买来了镜子和胭脂。杨开慧说：
“六舅母，你不要难过，要坚强些！杀死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
杨开慧又嘱咐六舅母替她好好教育孩子，继承她的遗志。还叫六舅母转告她的母亲向振熙：
“不要难过，替我把3个孩子带大，教育他们继承母志。这样，我就可以瞑目了。”
最令杨开慧放心不下的是3个年幼的孩子。在狱中，她含泪吻着毛岸英，轻声说：
“孩子，我没有别的话要说，如果你将来见到爸爸，就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说我非常想念他，我不能帮助他了，请他多多保重！孩子，记住，血债要用血来还！”
孙嫂哭着说：
“杨先生，你不能走啊，孩子舍不得你啊！”
杨开慧说：
“孙嫂，我的3个孩子都还小，他们是润之的亲骨肉，是革命的幼苗，我不能承担抚养的责任了。全托给你吧！等孩子们长大以后，你们会好的！”
刽子手终于举起了屠刀。临刑前，敌人最后一次来劝降：
“杨开慧，你真的不愿意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吗？”
“无须多问，早就回答你们了！”
“你上有老母，下有孩子，年纪轻轻的，要为自己的将来着想。”
“这些事，我自己有主张，不用你们管。”
“你不怕死吗？”
杨开慧义无返顾地回答：
“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1930年11月4日下午1时，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的刑场上，也就是在她的叔伯弟弟杨开明9个月前牺牲的同一个刑场上，倒在了血泊中，年仅29岁。
和杨开慧一起就义的还有6名难友。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她的六舅母委托一位堂兄向树林前往识字岭，帮助杨家亲友杨秀生一起连夜把杨开慧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安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毛岸英和孙嫂陈玉英出狱后，由杨开慧的六舅母接到平江老家，换上了整洁的衣服，休养了好几天，然后送到了板仓外婆向振熙家。
毛泽东预料得果然不错。不久，他就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杨开慧遇难的噩耗。那一天，他没有吃晚饭，而且，悲恸万分的他彻夜失眠了，杨开慧那温柔贤淑的面容，纯洁善良的微笑，深邃而总是含着期待之情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他的面前：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那冷冰冰的世界里，她总是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生育了3个小孩，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她生前曾向自己提过什么要求，就是在她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可一旦和毛泽东的目光相接，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从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的眼角颤动，他为一种负疚的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家庭和过去怀有愧疚之心。他甚至朝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传言所惑，不明实情，在2年前已经和贺子珍结婚了，而杨开慧却是在2年后才牺牲的。杨开慧之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很快，毛泽东就给妻兄杨开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寄去了银元30元，嘱咐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
“毛母杨开慧墓 男 岸英 岸青 岸龙 刻 民国十九年冬立”
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的代表项英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项英，189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2岁入工厂做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8月任中共长江局书记。
项英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来传达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的。
毛泽东这才知道，在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1930年12月来到中国后，王明、博古等28个半布尔什维克，利用与米夫在苏联莫斯科时的师生关系，在米夫的支持下，密谋向中共中央发起进攻。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3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秋考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陈绍禹个子不高，四方长脸，白净面皮，性情温和，能言善辩。他在苏俄期间，苦攻俄语，擅长背诵马列经典词句，深得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1929年4月回国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在清朝当过县令。他和王明在上海大学相识，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习尖子。1925年入党。1926年博古和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
1931年1月7日，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春特赫司脱路的一座四周有篱笆的花园小洋房里，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出席这次全会的代表都是由米夫圈定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代表共37人；他们是：
向忠发 顾作霖 温裕成 任弼时 贺昌 周恩来 瞿秋白 关向应 袁炳辉 李维汉 陈云 史文彬 周秀珠 夏曦 余飞 徐锡根 罗章龙 王风飞 罗登贤 凯丰 陈原道 王稼祥 王明 博古 沈泽民 徐兰芝 张金宝 顾顺章 何孟雄 沈先定 韩连会 邱泮林 许畏三 陈郁 柯庆施 萧道德 袁乃祥
在以上37人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代表15人。这后15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米夫作为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康生等2人做会议记录。
米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为借口，批判瞿秋白、周恩来犯了“调和路线错误”。米夫说：
“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米夫在会前就起草好的决议案。
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补选的中央委员及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因为王明原来不是中央委员，所以米夫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前，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接着，他就让周恩来宣布他所拟定的候选人名单，并让周恩来解释说，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及中央政治局的共同提议。这个名单是：
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甦、徐畏三、曾炳春9人为中央委员；
增补王明、陈郁、任弼时、凯丰、刘少奇5人为政治局委员。
在这个名单中，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李维汉、贺昌被排除在外；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瞿秋白和候补政治局委员李维汉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
这里先介绍一下刘少奇，他是在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广州和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1927年初，参与领导了武汉工人群众争取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共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到东北工作，担任顺直省委特派员、中共满州省委书记。1930年夏再赴莫斯科，回国后在中央工作。
再说周恩来刚宣布完名单，会场就乱了套。首先是罗章龙、余飞、史文彬坚决反对。继之，韩连会提出了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史文彬也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何孟雄对米夫的名单进行了抨击，还提出要王明在会上说明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会场上的秩序更乱了。
米夫当即宣布开始表决。罗章龙质问他说：
“那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说：
“所有参会人员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生气地说：
“这不符合党的纪律。”
说完，拂袖而起，就要退出会场，结果被人拉住了。米夫说：
“罗章龙同志，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扰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此时，袁乃祥正在拍案咆哮，米夫立即勒令他退出会场。在米夫的高压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米夫拟定的名单：
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 项英 周恩来 张国焘 徐锡根 卢福坦 王明 陈郁 任弼时
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罗登贤 关向应 温裕成 毛泽东 顾顺章 王克全 刘少奇
政治局常委3人：向忠发 周恩来 张国焘
在表决中，有人提出周恩来应该退出政治局。因为反对者和支持者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全会对周恩来一个人又进行了单独表决，结果使周恩来继续留在政治局内。
米夫为平息众怒，立即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他吹嘘王明，要大家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孟雄、罗章龙坚持己见。米夫大怒，他说：
“此后，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当受到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米夫很快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共产国际复电表示支持四中全会。
自此，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跃而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久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博古这位刚刚回国的24岁的留苏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依靠着米夫、王明这个靠山，凭借着山头宗派势力，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一个一般干部，一步登天，担任了团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后来，他又成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国内的实际执行者。
这正是：米夫做导演，一幕荒唐剧。
孺子皆粉墨，虎皮做大旗。
后来，刘少奇任职工部长。瞿秋白则被调到文化战线上工作。
罗章龙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支持下的六届四中全会，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于1931年1月27日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历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教授；基本上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再说在1月15日，项英在宁都小布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撤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前委和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CY中央一人共9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组织。在周恩来未到职以前，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有成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参谋部，由朱云卿担任总参谋部部长。
朱德、毛泽东仍分别兼任红1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
1月16日，毛泽东、朱德发出红1方面军胜字第4号命令，命令要求红军“继续积极筹款，备足给养”，同时，进行攻势作战，巩固和扩大苏区，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在宁都期间，毛泽东又见到了他学生时代的老师徐特立。
徐特立是在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到南昌参加了起义，成为“南昌起义一老兵”，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至广东潮汕地区，遭到重大挫折。徐特立因病转至香港治病。1930年12月30日，他从上海辗转来到了中央苏区。
且说毛泽东见到徐特立，用亲切的乡音爽朗地说：
“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
徐特立激动地对朱德说：
“朱总司令，我又当你的老兵来了！”
“你不老，一点也不老！”朱德笑着说：“要说你老，你也是个老怪物，你背叛了封建社会，又看穿了资本主义的西洋镜，终于跑到共产主义的营垒来了。”
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小布依据在寻乌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伏案疾书，整理出了《寻乌调查》，共5章39节，长达8万余字，分门别类记载了寻乌县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商业贸易、旧有土地占有、土地斗争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等情况。
毛泽东还专门为《寻乌调查》写了一个前言，以为说明，他写道：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7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5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
湖南5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5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
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次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4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2月7日4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6月4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3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3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和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2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了《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通令中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内设立总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同时兼任第1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
此一时期，毛泽东乘着战争的间隙，又做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发现了由于地权不稳而产生的农民“不安耕种”的严重现象。他说：
“过去，田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况是不好的。”
毛泽东在这次调查总结中，还回答了许多政策问题。
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他在信中指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一个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这田归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
毛泽东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这样，就解决了从“八七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此时的毛泽东再也想不到，就在他利用战争间隙整理出《寻乌调查》，又进行社会调查，以指导苏区的土地革命之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1931年3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发布了《土地法草案》。他们不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照搬苏联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经济的做法，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这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中提出的正确对待中农和富农，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一般地给地主以经济出路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土地法草案》很快就传到了中央苏区，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立即决定要“提出讨论”，“改变过去土地问题的路线”。自此，“左”倾机会主义的《土地法草案》，就成为对毛泽东大加挞伐的尚方宝剑了。
这正是：毛公拓就根据地，监军扯来令子旗。
一二三四你不是，我是钦差听我的。
欲知毛泽东如何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自从1931年1月15日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开始受到了空前的责难和排挤，遭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进入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斗争时期。
第69章
“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
叫花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
话说在1931年2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红1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2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亲自确定：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重兵，并实行经济封锁；然后“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3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红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以期彻底消灭红1方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第1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的1月16日，就以其远大的战略眼光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军会实行再次“围剿”。因此，他和朱德等领导人一起，马不停蹄，积极部署红1方面军为第2次反“围剿”战争做准备。
此时，红1方面军的人数虽然减到了3万余人，但经过第1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几个月的休整，广大指战员斗志旺盛；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也得到了加强；潜伏在苏区内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被肃清，由地主武装盘踞的一部分土围子也已经被拔除；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广大人民热烈拥护红军。
1931年3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方面军红字第1号关于加强反“围剿”准备工作的训令。训令中说：
我们在第一期龙冈、东韶两役，已经把进攻革命势力的白军打退了。现在，敌人为了要维持他们将要灭亡的生命，要向革命做更残酷的进攻。
训令从鼓动、会议、训练、给养4个方面对“现在应准备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关于训练，训令提出了11个方面的要求，主要有：“按照新操法加紧训练，并分别举行射击演习。”“实行测量野外战斗教练，举行团及师对抗演习各1次。”“每天早操一律做抢山头、追击、射击、速集的动作。”“游戏时间一律操刺枪术、测量、游戏、跳远等。晚点名时做军事讲评。”“所有各部队人员，一律须知行军、驻军或战时对空的隐蔽，遇敌机时即能迅速隐蔽身体。”
遵照这个训令，红1方面军各级、各部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军官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着重研究和部署了战时参谋工作、军事训练、给养补给、伤员收容救护等工作，使各项作战保障和战地勤务工作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毛泽东还在前委及总部驻地宁都县黄陂背后山堂村举办了训练班，从各部队抽调骨干参加集训，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毛泽东和朱德等主要领导人亲自讲课。毛泽东在讲课时，用木炭当笔，白墙为黑板，讲着，画着；学员们则用木棍做笔，大地为纸，听着，画着。毛泽东分析形势，介绍敌情，讲解红军的战法。
与此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召开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和规定。会议确定建立东、西、南、北、中5个指挥部，并把中央苏区划分为10个游击区，明确区分了任务。会议要求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队、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10项任务。
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举行第1次扩大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人认为，在国民党军严密包围的形势下，只有放弃以东固一带为中心的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把红军主力拉到赣江以西，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分散到苏区以外去打游击战，把敌人引出苏区，从而达到既保存红军又保全苏区的目的。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他说：
“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叫花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
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中，只有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的地形，高度集中红军的兵力，打敌人最薄弱的一环，才能取得胜利。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是能够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的。”
这次会议，与会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3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签发了总政治部第4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工作》。他在通令写道：
争取第2次反“围剿”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攻守形势。“我们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2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取得比龙冈战争更大的胜利。必须这样，才能使敌人溃败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敌人的攻势，强迫着他变成一条守势。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彻底解决苏维埃区域的巩固问题。必须使敌人退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使现在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一步。必须在敌人溃败下去，苏维埃区域有了切实的巩固，尤其在有了广大的发展下，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精炼。必须在苏维埃区域切实巩固与广大发展，红军进一步扩大与精练的形势下，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通令中分析了此时的敌我形势和争取第2次反“围剿”胜利的6个有利条件：
“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冈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广大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的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方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7军来到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2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2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的去争取。”
毛泽东在通令中又布置了红军和地方党的各项政治准备工作，要求召开士兵会、誓师会等。还规定了红军及地方游击队早晚点名的口号：1、勇敢冲锋！2、拼命杀敌！3、拥护共产党！4、拥护苏维埃！5、活捉何应钦！6、打倒蒋介石！7、二次战争胜利万岁！8、工农解放万岁！
红1方面军各部按照这个通令的要求，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下都召开了士兵动员大会，还同地方群众一起召开誓师大会，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第2次反“围剿”战争政治意义的认识，增强了胜利的信心，鼓舞了斗志。
此外，红军各部还以很大力量进行了筹储粮款的工作。在地方上，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和俘虏收容所。
毛泽东接着又主持起草了一个通令，指示地方游击队在配合红军作战中，要采取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10项办法。
以上这些准备工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2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这正是：布成天罗网，单等饿燕雀。
垂下香饵钩，要捉大金龟。
3月下旬，国民党进剿军分路推进到江西中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已经集结了18个师又3个旅，主要兵力有：以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19路军（蒋光鼐未到前线，由其第60师师长蔡廷锴代总指挥），以王金钰为总指挥的第5路军，以孙连仲为总指挥的第26路军，以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8路军，以及韩德勤的第52师和第5师一部（4个团）、刘和鼎的第56师、张贞的第49师、香翰屏的第62师、周志群的独立旅等，总兵力多达20万人。在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的800里战线上，形成一条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号称“八百里防线”。
蒋介石吸取前次“长驱直入”的教训，命令进剿军主力部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要“于国民会议开会前肃清朱毛。”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进剿军分4路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
他们在进攻中，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按照蒋介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一天只前进二三公里、5公里或10公里。每占一地，立即构筑坚固的碉堡工事和进行“驻剿”，龟缩在碉堡里想引诱红军脱离根据地去打他们的“乌龟壳”，然后把红军逐个击破。在政治上，每到一地，立即把地主豪绅召回来，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实行欺骗宣传和恐怖统治。在经济上，除继续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又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耕牛，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
与上述3个手段相配合，国民党军还多方派遣特工人员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根据地军民关系，扰乱红军后方。
就在这4月初，正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时候，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原来，已经取得了中共中央统治地位的王明等一伙人，为了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就对各地各级机关实行所谓的“改造”与“充实”，向全国各地派出了“钦差大臣”。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在到达福建长汀时，受到了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热烈欢迎。毛泽东自从于1927年在武汉与任弼时分别后，一晃就是3年多。两人在此时此地相见，自然是免不了一番客套。
王稼祥，又名王稼蔷，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1925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和《实话报》总编辑。1931年1月，王稼祥与王明、博古等人出席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卷入了王明“左”倾宗派集团。
毛泽东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交谈时，对他的理论功底颇为赞赏，说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章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见地。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了他所撰写的那一副根据地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队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书罢，将这副对联送给了王稼祥。王稼祥高兴地接过对联，知道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自然是心生钦佩。在与毛泽东的几次会面后，王稼祥觉得毛泽东同他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同，毛泽东是独特的，他所讲的道理，既简单明了，又很新鲜和具有说服力。
4月17日，由以任弼时为首中央代表团参加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宁都青塘召开。因为在“三人团”到达前夕，苏区中央局刚刚举行完扩大会议，所以，这次会议又称做“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
中央代表团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他们要在中央根据地开展“反右倾斗争”，要“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毛泽东与任弼时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在所难免了。
继续会议只开了一天，首先听取了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及中央代表团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通过了5项决议：
1、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2、土地问题决议；3、关于1、3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4、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5、CY工作的决议。
这些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传达贯彻，开始了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攻击和否定。其主要内容是：
1、肯定毛泽东主持的红4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指责1930年6月成立的红1军团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认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直到新余的罗坊会议，才“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2、依据1931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草案》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指责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过去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土地路线，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要“提出讨论”，“改变过去土地问题的路线”。
3、指责此前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的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
4、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强调认为“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更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三立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
就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根据地挥起了整人的大棒。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正在进行中，而中央派来的这些人却不懂军事，还要依靠毛泽东来指挥打仗，所以，还不能在工作中对毛泽东实行排挤。
接着，继续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
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中的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多有非议。在主张退出苏区的人中，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分兵退敌”的主张，要把红军分散到苏区外去打游击，把敌人引出苏区；他们说，分散兵力“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这样，“才可以扩大红色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 另有一些人甚至提出了要红军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是：斯大林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既反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主张，也反对“分兵退敌”的主张，力主集中兵力，就地打仗，打破敌人的“围剿”。
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无法作出决定。毛泽东建议把会议进一步扩大，让各军的军长、政委都参加。
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朱德等人去了前线，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项英、王稼祥3人主持工作。
4月19日，毛泽东、朱德鉴于严重的局势，下令红1方面军于20日开始转移，向龙冈地区集中。
4月23日，国民党围剿军已经大军云集：第19路军之第61师主力和第60师进到江背洞、龙冈头；第5路军之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进到富田，第43师进到水南，第54师进到严坊；第26路军之第27师进到招携，第25师进到界上、横石；第6路军之第8师和第5师一起进到广昌及其周围地区，第24师进到广昌、南丰之间地区。
就在4月23日这一天，红1军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龙岗后，毛泽东为便于捕捉战机，又毅然命令红军西移20公里，到东固地区集中，伺机消灭富田之敌王金钰部。
正在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
4月25日，这一天是星期六。是日晚上，国民党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正在花天酒地度周末。中统机关里接连收到了6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指名要徐恩曾亲译。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钱壮飞，当即翻译了电报，不禁大吃一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是在3月护送中央代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返回途中于4月24日路过武汉，他竟然违反组织规定，用化名“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所表演魔术，结果被一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发现了。王竹樵跟踪到顾顺章的住所，特务机关当即将顾顺章抓获了。
钱壮飞知道顾顺章熟知党内许多核心机密，他的叛变对党威胁甚大。钱壮飞立即派秘密交通、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去上海告急。刘杞夫第二天到了上海，可是星期天不是同党中央接头的日子，他在万分焦急中挨到4月27日，才将这一紧急情况转到了中央。
原来，顾顺章叛变后出卖的首先是武汉的中共组织，在武汉的10余名共产党员干部先后被捕杀害。这一耽搁就为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脱险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转移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及顾顺章熟悉的党内干部、联络关系。
由于顾顺章想立大功，他就提出要求把他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南京立即召见了他，顾顺章向蒋介石全部供述了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的情况。蒋介石立即命人抓捕共党要人，之后他又问顾顺章：
“我们打红军主力，总是找不到；红军打我们总是一打一个准，是什么道理？”
顾顺章说：
“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军纪律坏，共军纪律好；一个是国军的情报不断泄露，徐恩曾的皮包都交给他的秘书钱壮飞，而钱壮飞却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闻听此言，气得破口大骂：
“娘希匹，还不快把钱壮飞抓起来！”
此时不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转移，就连在南京的钱壮飞也早已远走高飞了。
无独有偶，就在4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原中央总书记、现任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在接到顾顺章叛变要他立即转移的消息后，他却要再去见杨秀贞一面。向忠发见了杨秀贞之后当天没有回去，而是住在了那里。4月28日早晨，向忠发到附近静安寺一家车行叫出租车时，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了出来。顾顺章曾供认向忠发右手有一指是半截的，叶荣生看见向忠发的右手指，便知他正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为了一笔赏金，就告发了向忠发。特务们将向忠发押往善钟路巡捕房，向忠发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宗英和杨秀贞的住处，致使2人同时被捕。特务在向忠发的带领下，搜查了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幸亏周恩来、瞿秋白早已转移了。后来在6月24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按照蒋介石的批复，将向忠发就地枪决。向忠发在临刑时跪地作揖求饶，但他这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无耻叛徒并没有获得国民党的怜惜，就此一命呜呼了。
这才是：匹夫何想为魁首，临危犹思夜风流。
原本一只癞皮狗，求爷告奶也断头。
再说4月28日这一天，顾顺章跑到国民党监狱里，认出了被关在那里的恽代英。
恽代英是在1930年4月19日在路上遇到特务搜查，回避不及，抓破自己的面容，化名为王作林。他被捕后在狱中1年多未被认出，此时正有可能被释放，却被顾顺章认了出来。
国民党要员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叫做王作林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国民党将恽代英拉到监狱里的广场上执行死刑。恽代英拒不下跪，他挺起胸膛，高唱《国际歌》；他还说：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必将自食其果！”
第一个刽子手吓得双手发抖，开不了枪，不得不又换了一个刽子手行刑。恽代英身中数弹后依然高呼：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正是：身居洋楼发指示，大难来临各自飞。
又见英雄就大义，原来向顾是泼皮。
欲知中共中央后来情况如何，且看后边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1931年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左”倾机会主义中央对毛泽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毛泽东的日子愈加难过了。直至后来他被撤消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丧失了对军队的一切指挥权。
第70章
“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安地区
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
话说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几天之后继续进行。经过2天会内会外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又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式耐心进行了说服，终于使赞成积极防御战略的人越来越多了，在红军高级干部中，也几乎全部主张在根据地内打了。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示，原则上同意“分兵退敌”的主张，他们认为，马上分兵不好，“应该打一仗再分，才是更进攻与积极的。”至此，毛泽东也只好同意“先打一仗”再说了。
在扩大会议第3次会议上，为研究先打哪一路敌军，与会者中间又有了较大的争议。多数人提出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就有了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还有人提出先打第6路军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各部。
毛泽东提出应先打弱敌王金钰这一路。
1931年4月31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第4次召开。中央局先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深刻地分析了形势。他说：
敌人包围我们的军队虽多，但它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如敌人虽然号称20万，但和第1次大“围剿”时一样，全部都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他们内部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致，没有群众支持，地形不熟悉，远离后方，兼之到了山区，补给非常困难。
相反，我军数量虽少，技术装备虽差，但有3个有利的条件：“第一是红军好”，上下团结一致，求战情绪高；“第二是群众好”，得到了土地革命利益而又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对敌人极端仇恨；“第三是地势好”，红军可以占领优越而又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我们有这些有利条件，是能够以少胜众，以弱胜强，粉碎敌人“围剿”的。
井冈山以来武装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第一仗先打谁的问题。他说：
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是各路敌军中最强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而且在兴国时间较久，完成了工事，它的两个师合在一起，不容易分割。所以，打蒋光鼐、蔡廷锴是攻坚战而不是运动战。如果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压过来，红军就要吃大亏。
第6路军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的兵力亦较强，且打它就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限，打完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毛泽东的结论是，应该先打王金钰的第5路军。他分析说：
王金钰部5个师中的罗霖师防守吉安，其余的4个师在“围剿”军中虽然也可算是主力，但它从北方新到，士兵不服水土，不习惯爬山作战，士气不振，对我们表示恐怯，因而也可以说又是弱兵。且打垮他们之后，“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
与会者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作战意见渐趋一致。会议最后终于再次肯定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在苏区“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也批准了毛泽东的战役设想，第一仗求歼由富田出动之敌王金钰部第47师和第28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等人回到东固前线红军总部，按照战役设想，指挥红1方面军主力进发到富田、东固附近的白云山区，迫敌而居，依山设伏，隐蔽待机；并指示各部队在深谷丛林中加强临战训练，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王金钰部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
毛泽东约彭德怀到红3军团驻地东固和富田之间的山上去看地形，他们一路上吃着刺梅、议着军情。经过实地考察，解决了如何打的战术问题。毛泽东决定：由红1军团的3、4两军，在离东固约8公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红3军团则绕到敌人右侧背，背赣江而阵。毛泽东问彭德怀说：
“有无危险？”
彭德怀说：
“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他们。”
毛泽东决定伏击王金钰部的阵地，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军之间，北面距郭华宗部五六公里，南面距蔡廷锴部20余公里。对于这个阵势，有人总放心不下，说这是“钻牛角”。但毛泽东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为了预防蔡廷锴、郭华宗两军的突然夹击，决定由红7师、红35师各派1个团，在枫边、城冈、方太、崇贤一带阻击第19路军；由红35师的另1个团，在潭头附近牵制郭华宗师。
安排已定，3万主力红军似雄踞丛林的一只猛虎，继续等候王金钰部脱离其阵地，便可乘其不备，突然歼灭之。
红1方面军一直等了十几天，终于捕捉到了战机，“钻牛角”钻通了。
1931年5月13日，红军总部得到情报说，王金钰的第5路军右翼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走出“乌龟壳”，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进犯。毛泽东、朱德于当即发布《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命令说：
“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定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
毛泽东、朱德为了保守机密，在命令中特别强调说：
“此命令限于师长、师政治委员以上负责人阅看，不让他人阅看。”
5月14日晚8时，朱德、毛泽东下达《红1方面军攻击富田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先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之敌，拟于后日（16）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
命令中所说的两师之敌，就是王金钰的第5路军中第47师和第28师，王金钰兼任47师师长，公秉藩是28师师长。
5月15日拂晓，红军各部开始行动。
富田与东固之间相距20公里，中间横着一座大山，有两条大路相通：一条经九寸岭，一条经观音崖，都是险要隘口。
5月15日，毛泽东、朱德据此又发出如下补充命令：
以第3军团为左路军，15日到达江头村附近隐蔽宿营，严密断绝交通。16日经固陂向富田攻击前进，进行迂回包抄。
以红3军为中路军，沿东固通中洞大道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占领有利地形，伏击敌公秉藩的28师。
以红4军、红12军及归红12军指挥的粟裕64师为右路军，红4军担任第1梯队，红12军及64师担任第2梯队，分两路抢占九寸岭、观音崖，正面迎击敌人。
总司令部设在东固通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上。
毛泽东为了确保打胜第一仗，于15日晚赶到红3军，同黄公略军长一起，找向导调查道路。他们在东固至中洞大道的南侧找到了一条小路，随即确定红3军主力改由这条小路前进，从沿着大道东犯之敌的右侧实施攻击。这一改变，对于歼灭敌第28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月16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红1方面军总部的一部分直属队，由黄沙坳村向西，沿着通向中洞的大道，往东固岭附近的指挥所进发。
走在队伍前边的毛泽东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和刚补过的黑布鞋，肩上斜背着挎包和一把油纸伞。朱德把一顶竹叶斗笠推到脑后，手里提着1尺多长的望远镜。队伍约莫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桥头岗，天已经蒙蒙亮了。
毛泽东和朱德休息了一下，又向一个小山村走去，那里是预定的指挥地点。他们快进村时，总部参谋处长郭化若迎了出来，他陪着毛泽东、朱德察看了村子的地形。
这个小山村处在群山之中，村子西面有一块比较平坦的田园，再往前有条小河，河上有座小木桥。村子背后是一座比较高的山峰。毛泽东、朱德观察完地形，让总部直属队在周围隐蔽休息，他们和电台工作人员进了屋子。此时，只有电话队还在忙着往红3军和红4军架设电话线。
毛泽东刚进屋不久，3个老表满头大汗地跑来报告说：
“白狗子朝这边来了，离这里只有三四里。”
紧接着，一个电话兵也跑来向毛泽东和朱德报告说：
“正前方小桥以西的大路上发现敌人的尖兵排，敌人也发现了我们的电话兵，问是‘哪一部分的’，有个新战士没有经验，回答‘是总司令部的’，敌人一听就跟着过来了。”
大家听了都觉得奇怪，敌人怎么会从这里钻出来呢？前面开过去的红军大部队怎么就没有碰上呢？只见毛泽东和朱德简单说了几句，朱德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带着直属队的警卫连就迎了上去，在小桥以东占领有利地势，准备迎击敌人。
毛泽东也立即带着电台工作人员和直属队的通讯排，从山村的背后登上山顶，占据了白云山制高点。
毛泽东在白云山的指挥所里，先是从电台里听到了公秉藩师部电台发出明码“SOS”的呼救声，知道公秉藩师已经被红军包围。接着，又听到王金钰的47师求救的呼声。不久，“救命”的呼声听不到了。毛泽东判断，战斗已经结束。
可是就在此时，眼前的敌人尖兵排却像惊弓之鸟一样，从东固岭爬了过来，眼看到了朱德和警卫连前面三四十米远的光景，朱德将驳壳枪一挥，“啪啪”就是两枪，警卫连也跟着朱德打了一个排子枪。敌人尖刀排立时被撂倒了一大部分，少数幸存者扭头就跑。
过不多久，国民党兵居然又上来了1个营的兵力，朱德指挥警卫连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朱德为了保存实力，就指挥部队撤向了另一个山头。
敌人的火力立即扫上了毛泽东所在的山头，眼看着敌人的部队开上来的越来越多，而且发起了猛攻。霎时间，密集的机关枪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呼啸的子弹落在毛泽东周围，爆炸的炮弹皮，不时从耳边飞过，一股股硝烟从身边腾起。工作人员和通讯排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一个个丢掉随身带的背包，举着驳壳枪，掩护毛泽东撤退，与且战且退的警卫连一部分战士会合在一起。
毛泽东看到快要撤到山腰的队伍中没有朱德的影子，他担心极了，立刻跑下去，命令警卫连长带着唯一的预备队——通讯排的20多名战士和警卫连的10多名战士，扔下背包，把敌人打下去，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德找回来。
警卫连长带领战士们一个反冲锋，把爬在最前面的敌人击退了，经过搜寻，这才发现朱德在两名警卫员的掩护下，正向山上爬来。众人会合以后，立即向山顶撤退。
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直属队剩下的人不多了，弹药也没有多少了，敌人以更猛烈的炮火向白云山顶袭来，毛泽东和朱德鼓励大家把敌人顶住，争取时间。毛泽东说：
“同志们，注意节省子弹，用石头也要把敌人砸下去！”
打得筋疲力尽的直属队的战士们及伤员们，都鼓起精神，奋力坚持战斗，顶住敌人的进攻。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敌人就又一窝蜂地往山上涌，指挥官还不住地高叫着：
“红军没有子弹了，弟兄们上啊！”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红3军及时赶到，从敌人背后包抄上来；红3军团也来了。敌人受到红军主力两面夹击，不到1个小时，就全部被消灭了。
战斗结束后，大家才明白了这场遭遇战的原因。
原来，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3军主力进到中洞的南侧，乘敌第28师的后尾全部离开了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敌28师遭到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顿时陷入混乱。被俘的敌人惊呼：
“你们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
红3军团未能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致使敌28师逃脱了一个旅。这1旅敌军本想从小桥以西的大路上逃跑，摆脱红3军团的追击，没想到冤家路窄，竟然在这里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直属队遭遇了，双方打了1个多小时。
这一仗，敌师长公秉藩被地方赤卫队俘虏后，又被他蒙混逃脱。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等以下2000多人被击毙。红军的又一个收获是缴获了公秉藩的一台100瓦特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右路军红4军、红64师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隘口，并在追击中歼敌第47师1个旅大部。
中洞大捷后，红1方面军依照毛泽东的“由西向东横扫，求得各个击破”的运动作战方针，集中主力向富田开进。
当晚，在去福田方向一个较大的村子里休息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告诉大家说：
“这次反‘围剿’，已经旗开得胜。”
5月16日午夜，担任迂回任务的红3军团，向富田之敌发起攻击。
5月17日晨，红3军团进占固陂，歼灭敌28师兵站守军，随即进占富田。红3军、红4军相继抵达富田。
5月17日上午，红军各部由富田向水南追击郭华宗之第43师。敌军企图退至潇龙河北岸据守，但原先架设的便桥已被当地赤卫队拆除，河深不能徒涉，便转向白沙逃跑。
红3军、红4军立即向白沙猛追，红3军团亦直插白沙附近。
5月19日，红1军团各部在白沙截住逃敌，经激战，全歼敌第47师1个旅的残部和第43师大部，余敌逃向永丰。
与此同时，红12军攻占沙溪，敌第54师星夜逃回永丰。南面的第19路军也由城冈圩撤回兴国，随后又全部撤回赣州。
正当红1方面军集中主力同国民党军第5路军作战时，敌第26路军孙连仲部奉命从南团出小布，绕道向红军侧后进攻。
5月20日，第26路军高树勋部第27师进到南团附近，当晚又受命经永丰县的中村向沙溪增援第54师。
此时，红军各部在白沙战斗结束后，正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东扩大战果。
5月21日午后，红军前锋进至中村附近，即与敌高树勋部第27师第81旅的先头部队接触。
毛泽东、朱德决定：歼灭进至中村之敌，乘势直下南团。作战部署是：红3军团和红4军攻击中村；红3军、红12军为总预备队，准备尔后参加攻击南团。
5月22日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敌人依靠修筑在高山上的坚固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红3军团的1个师经过几次冲锋，还是没有拿下来。眼看就到中午了，在离前沿阵地只有1公里的指挥所里，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红4军第12师从右翼迂回包抄，配合红3军团行动。
前沿战斗再次打响了，警卫人员却发现毛泽东不见了，他们找来找去，才从炊事员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前沿阵地上。
原来，毛泽东在前沿发现一位姓赵的战士负了伤，就马上跑过去，扯下自己的衣襟，给他包扎好伤口，背起他就往后方的卫生队走。小赵觉得背他的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就问道：
“同志，你做什么工作？怪面熟的！”
毛泽东怕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这位战士就不会再让他背了，于是就说：
“我们都是红军，经常见面的。”
毛泽东背着小赵刚走出约1里路，他的警卫员吴吉清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说：
“毛委员，你快歇歇，让我来背！”
毛泽东脚不停步，对吴吉清说：
“你先去找一副担架来，咱们俩抬他。”
小赵一听说背他的人是毛泽东，哧溜一下，从毛泽东背上滑了下来，他两眼含着热泪，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毛委员，谢谢您！我能走，不要您背，也不要您抬。”
小赵从腰间解下毛巾，想给毛泽东擦擦汗。毛泽东扶着他，接过毛巾，擦了擦汗。正在这时，担架队上来了，毛泽东让留下一副担架，同吴吉清一起把小赵轻轻地抬了上去。小赵激动地说：
“毛委员，这里是前沿阵地，有战士顶着；您要指挥全军，不能在这里，您快走吧！我一定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上火线杀敌立功！”
毛泽东说：
“你负了伤，要安心养病。这一仗我们会胜利的。”
红军经过勇猛冲击，于下午1 时占领永丰县的中村，歼敌高树勋第27师近1个旅，余敌窜回乐安。当晚，红军追至南团，敌军第25师仓皇撤回宜黄。
红军在南团按照留驻龙冈的苏区中央局指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前线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
前面已经说过，原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前委，是在1月15日由项英在宁都小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撤消的。现在，根据战事的需要，又重新设立了一个临时总前委。
红军各部在临时总前委指挥下，按预定计划，日夜兼程向东急进。吓得国民党军第6路军慌忙向广昌收缩兵力。
5月23日，敌第6路军按第8师、第24师、第5师的顺序，由广昌向南丰撤退。
红军临时总前委得知敌人意图后，决定乘敌第5师4个团未及撤离广昌之机，攻歼该敌，夺取广昌城。部署是：以红3军经甘竹向南丰急进，追击北逃之敌第8、第24师；以红4军为左翼，红12军为右翼，攻击广昌城；以红3军团为总预备队。
5月27日晨，红4军、红12军直逼广昌城下。守敌第5师凭坚顽抗。两路红军打了整整一个上午，不仅仍被挡在城外，而且部队伤亡很大。
下午2时许，毛泽东、朱德率领总预备队红3军团来到广昌城外。毛泽东听说攻城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就和朱德一道登上距城西2公里的乌石岗，站在这个制高点上观察战场形势。
毛泽东俯视了一会儿，又沉思片刻，就叫传令兵命令红4军、红12军暂停攻击；让军级以上干部到乌石岗指挥所参加战地紧急会议，重新研究攻城策略。毛泽东对大家说：
“眼前的敌人虽然被我们围了起来，走投无路。但兵力高度集中，火力猛烈，而且有着坚固的工事，所以很难对付。红军如果靠火力跟敌人死打硬拼，不但攻不下来，反而会使自己遭到很大伤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划不来的。为了使下一步的战斗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必须立刻变更攻城的策略和方法。”
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给守城敌军留出逃路，再用声势浩大的总攻势吓跑敌人，把敌人歼灭一部，击溃一部，从而尽快为红军下一步行动打开通路。
接着，红军各部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击。至当晚9时，红军冲进城内，歼敌一部，敌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死了，残敌向南丰逃窜而去。
毛泽东进入广昌城内，已经是掌灯时分了，他这一天只在中午吃过一点剩饭，警卫员便急忙煮好了一锅稀饭。毛泽东没来得及吃，就又忙着召开红1方面军临时前委会议。
原来在红军攻占广昌后，敌军第56师刘和鼎部约7000人，自安远以南之中沙仓皇撤回建宁。因此，临时总前委决定：
由红4军第10师北上，配合红3军继续追击敌人第24、第8师和第5师残部；留红4军主力在广昌休整；由方面军总部率红3军团和红12军主力继续向东，求歼建宁敌56师。
当晚，毛泽东出广昌城，住在城东北8公里处的沙子岭。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和总部随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向建宁出发。
建宁守敌刘和鼎师装备很好，一律是德国造的套筒七八式长枪，不论官兵都背有1把刀；这个师还有1个水机关枪营和1个手枪营。
5月30日下午6时，红3军团出敌意外地扑向建宁城，迅速地结束了外围战斗，把敌人包围在建宁城中。
当日晚8时，临时前委在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如敌不退出建宁城时，决以3军团为攻城部队，向该城进击”，并具体布置了攻城的作战计划。
5月31日，红3军团从正面攻击建宁城；时至中午，红12军从建宁河上游渡河，绕道建宁城后边进行包抄。守城敌军顿时慌了手脚，开始逃跑，在过城东石桥时，争相逃命，拥挤不堪，不少人掉进了河里。
建宁一战，红军总计歼敌3个多团，活捉了敌56师师长刘和鼎，缴获了红军所急需的大批药品。
此后，红3军团又去进占了黎川。
就这样，红1方面军从5月16日开始至31日结束，在15天中横扫350公里，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先后在东固、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2次“围剿”。
彭德怀经此一役，由衷地钦佩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赞扬毛泽东说：“究竟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国民党20万大军全线败退，蒋介石气急败坏，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一边为死去的将士哭泣致哀，一边指责部下将领无能。
毛泽东却是豪情满怀，诗意勃发，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曰：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此时的蒋介石岂止是“嗟何及”，他更大的麻烦也随之而来了。
原来在5月底，国民党内部出现了的新的争斗，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旨在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伺机南进，要和蒋介石再争高低。
以毛泽东为首的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新发展和江西敌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转入进攻。预定整个攻势作战分为3期进行：
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寿宁及其以北地区发展，威胁临川、南昌，促使两广军阀加速向湖南进兵；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地区发展，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向赣江西岸地区发展，打通赣江两岸同湘赣边根据地的联系。
攻势作战的主要任务是：
拔掉一些土围子，发动群众分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政权和党组织，巩固和扩大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
按照第一期计划，红1方面军主力于6月上旬，分别进至宜黄以南、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赣闽边境地区，开展工作；红35军调瑞金，维护闽赣交通。
此外，临时总前委还指令闽西新12军，向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发展，求得与江西苏区打通联系。成立永丰、吉安、太和特委，由毛泽覃任书记兼独立师政委。
毛泽覃后来在7月20日，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喜结连理。
贺怡原来曾经有过婚姻经历，她是在1929年5月和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于1930年8月解除了婚姻关系。
贺焕文老夫妇就跟贺怡生活在一起，也参加了革命工作。二位老人做过勤杂工，刻过钢板，印过文件。凡是抄抄写写的事，他们都能干。后来，贺怡先后为毛泽覃生育了儿子贺麓成和女儿贺海峰。
欲知毛泽东的攻势作战计划能否实现，请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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