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
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
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
话说蒋介石经过第2次围剿的失败，他才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心腹之患”。所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新的争斗中，很快就对北方军阀实行妥协，对两广军阀采取守势，而集中主要精力对中央苏区进行新的“围剿”。
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他口口声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信誓旦旦地宣称：“幸而完此夙愿，应当解甲归田”，否则，将“舍命疆场”。
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驻南昌，组织第3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红1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这一次把他的嫡系第14、第11、第6、第9、第10师共10万人也调到了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连同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和新调来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
6月21日，蒋介石带着英、日、德等国几个随军参与策划的军事顾问，到达南昌。蒋介石这次“围剿”的战略是“长驱直入”，他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然后再深入“清剿”。其部署是分左右两翼集团军向红军进攻：
以前敌总司令官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1路进击军、第2路进击军、第3军团、第4军团，从南城方面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驻吉安，指挥第3路进击军、第1军团、第2军团，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苏区实行“进剿”和“清剿”。
空军第1、3、4、5、7队，分驻南昌、樟树镇、吉安等机场支援作战。
另以第10师和攻城旅为总预备队，位于临川，策应各方作战;以第77、第28师和第12师34旅位于吉安、泰和、万安、赣州等地，担任“清剿”，维护后方，并拦阻红军西渡赣江;以第23、第79师和骑兵第1师位于南城、黎川、宜黄、临川、樟树镇一带，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以第49、第56师和新编第4旅位于闽赣边境，防堵红军东进。
6月下旬，毛泽东发现蒋介石有对北方诸军阀妥协、对两广军阀取守势、而集中力量先向红1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3次“围剿”的迹象。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为了利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经研究决定：
留下红3军贺敏学的第9师和红4军第12师，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监视敌人;以红3军团、红4军主力和红12军，分别移驻闽西北的建宁、光泽、顺昌之间地区和闽西及闽赣边的归化、永安、连城、长汀、石城之间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以红3军主力去雩都、会昌地区开展工作。
方面军总部驻闽西建宁指挥，以应付国民党军可能提前到来的第3次军事围剿。
毛泽东认为这样部署至少有以下5点好处：
“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使两广军阀不顾虑红军而放心与蒋对抗;“第二，地势偏僻，不受威胁，若较之我去南丰去宜黄者少;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的战场;第四，有款可筹，一年之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好，可以出兵扩大红军。因有这些条件，我们应在这区域作长期的工作计划。”
6月28日，毛泽东为了充分调动敌人内部矛盾，在给周以粟、谭震林的信中写道：
我军的活动方向不应是针对两广方面，在“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
“12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3县的工作。12军担任这3县，35军担任瑞金1县，3军担任于都、会昌两县，均以两个月(7、8两月)为期限，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4个问题真正地解决，使于、瑞、石、宁、会、汀6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正当毛泽东和临时总前委在紧锣密鼓地部署工作之时，国民党围剿军也正在准备向根据地发起进攻。
原来在6月下旬，蒋介石把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的红3军贺敏学领导的第9师和红4军第12师误认为是红1方面军主力，就下令迅速对之发起进攻，并将其第10师改随左翼集团军行动。
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敌人必将举行第3次“围剿”，但却没有料到国民党军经过第2次“围剿”惨败之后，新的进攻会来得那么快。
6月30日，毛泽东立即召集临时总前委紧急会议，与朱德、彭德怀、林彪、叶剑英以及谭震林、罗炳辉等人分析敌我态势。
叶剑英，1897年4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叶宜伟，幼年入私塾读书，后随父赴南洋谋生，到达马来西亚的怡堡。中学时期的叶剑英喜爱剑术，课余时间，常常独自一人寻个僻静之处，按照教官教的一招一式，挥汗苦练。叶剑英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出巡广西等地，参加了北伐的准备工作，参与了筹建黄埔军校。1927年为南昌起义作了重要工作。
在这次临时总前委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判断敌人即将发动第3次“围剿”，已经来不及经苏区中央局讨论了，当即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命令以独立第4、第5师和第3军贺敏学的第9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以红4军第12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当地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战和游击战迟滞敌人的前进。
毛泽东考虑到敌人进攻迅速，且已逐步深入苏区前部地区，红1方面军主力向赣南苏区前部和腹部集中也来不及了，就毅然决定，将分散在闽西北、闽西、赣南广大地区的红1方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中心回师：命令各部于7月10左右出发，先向瑞金集中，准备适时转入反攻，粉碎敌之“围剿”。
此时，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得知前线情况，也开始在苏区人民群众中进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领导群众支援红军作战;命令由粤桂边境转移到赣江西岸活动的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7军东渡赣江，同红1方面军主力会合。
1931年7月1日，国民党各路“围剿”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开始进攻。
此时，距红1方面军第2次反“围剿”结束仅仅1个月。红1方面军在苦战之后，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全军只有3万人，而且部队远离根据地中心区域近350公里，且处于分散状态，一时尚来不及集中。这就给第3次反“围剿”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带着两个洋铁箱子，找到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毅，郑重地交代他说：
“这是我们在建宁打仗时筹得的20万元款子，是我们的命根子。第3次反‘围剿’之后就要靠这笔款子了。现在要打穿插，没有前方，也没有后方了。这命根子就托你保管。你可以不管别的事，只要管好这件事就行了。”
毛泽东又说：
“我还有一件事要托你，就是我写了一些油单子，这些都是历史，留到将来也有好处，也请你保管着。”
毛泽东所说的油单子就是油印文件。陈毅果然不负毛泽东之托，后来派了两班人马，日夜轮流守护款子和文件。
7月10日，毛泽东率领临时总前委和总部人员从建宁出发。虽然是骄阳如火，毛泽东仍然是大步从容地走着，有时还边走边看书，上山也不骑马。
南方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就下起小雨来。毛泽东看起书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顾，把一切都抛到脑后了。此时，他用右手遮着头，还是边走边看书。一个战士看到毛泽东没有戴斗笠，赶紧跑到他身边说：
“报告毛委员，天下雨了，为什么您不戴斗笠?”
“请你到群众家里替我买一个。”
毛泽东的眼睛不离书，也不看那位战士，脱口而出。
“毛委员，您背上不是有斗笠吗?”
经战士一提醒，毛泽东这才抬起头，笑着对战士说：
“哦，我忘了。”
毛泽东率部到了瑞金的壬田寨，得知敌人进入苏区，正在急于寻找红1方面军主力作战。而此时的红1方面军主力各部，在7月10日前后，相继从建宁等地各自的工作区域出发，紧急集中。
7月22日前，红1方面军各部绕道瑞金以北的壬田，到达于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地区，同第3军主力、第35军和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周士第参谋长率领的红7军会合。
张云逸，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张云逸从少年时开始追随孙中山，先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学习，秘密参加同盟会，后参加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在革命军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后受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张云逸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被派遣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大革命失败后，张云逸在广州、香港从事秘密工作。1927年，他与周士第掩护第25师大部分人员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7月，张云逸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10月他带领1000余人撤出南宁，掩护中共派往广西的代表邓小平到达右江地区，12月与邓小平、雷经天、韦拔群领导了百色起义，创立了右江苏区和红7军，张云逸任红7军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委。后来，邓小平在红7军被敌军包围时，离开右江根据地到上海汇报工作。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7军突破重围，在桂黔边界坚持游击战争，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第2次反“围剿”作战。
周士第，1900年出生于乐会县中原墟新昌村，他在村里当过小学教员，因他个子很高，学生很敬畏他。1923年，周士第北上广州时，在外面的墙壁上写了一句话：男儿出门要报国，不报国誓不回家乡。写完意犹未尽，又写道：
男儿立志出乡关，若不报国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周士第改写的日本人西乡隆盛这首诗，与毛泽东1911年春离开家乡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读书前所改写的西乡隆盛诗何其相似。1924年12月，周士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周士第这位黄埔军校第1期的高材生，是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后为参谋长。1927年8月1日，身为国民党军第73团团长的周士第，率领全团官兵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决定周士第离开部队去香港。聂荣臻在香港闻知此事，在给中央军事部的报告上说：“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事实证明，聂荣臻此言不无道理。此后，周士第离开党组织多年。后来在长征途中，周士第为部队在嘉陵江上游探路，落入滚滚江水。因他在万泉河中练就的好水性和好体魄，竟然又爬上岸，追上部队，笑盈盈的回到了战友们面前。1935年10月，周士第经罗贵波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后话。
再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临时总前委，经过研究，决定将红20军第175团编入红7军，又将加强后的红7军划归红3军团建制。
此时的红1方面军，在为时1个月的攻势作战期间，已经占领了闽西、闽西北、赣东、赣南广大地区，发动了群众，扩大和巩固了苏区;筹措了大量的经费和给养;总结了第2次反“围剿”作战经验和表扬英雄模范人物，进行了休整、训练;分别组建了红1、红3两个军团的山炮连，扩编了无线电队，加强了医疗单位建设，还将建宁战斗的俘虏兵3000余人经过教育陆续补充部队;同时，以赣南苏区的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为基础，组建了第4、第5独立师。这就为打破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创造了重要条件。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敌情，决定因势利导，再让敌人深入到赣南底部。红1方面军稍做休整，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插回敌人后方，打其虚弱之处。
7月28日，红1方面军终于到达苏区后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此次大规模的转移，总计行程上千里，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
7月的一天，毛泽东到兴国县城岗乡的白华山上察看地形，他来到山顶的白华山书院。这里是乡党支部经常开会的地方。毛泽东应书院私塾先生的请求，书写了一幅对联：
“主义尊马列;政权归工农。”
再说国民党围剿军进入中央苏区后，狼奔豕突20余日，一直找不到红1方面军主力。他们终于在7月底，发现了红军主力就集中在兴国地区，并判断红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于是，就以其主力分路向西南急进，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
7月31日，红1军方面军总部接到地方党组织报告：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急进，在其右侧后的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的防守力量也较薄弱。
据此，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领导紧急商量，制定了一个“迂回其侧后的计划”，在根据地后部打破敌人的“围剿”：
“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朱德当天就发布了一个部队秘密运动、突然袭击国民党围剿军的《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揭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各军各日行军时间规定为下午6时半至上午5时，上午5时10分至下午6时为休息睡眠时间。不得违误。”
31日晚，红1方面军各部即向富田方向开进。先头部队到达石陂以北地区，发现敌人第2路进击军陈诚、罗卓英两个主力师已先期到达富田地区。
这样，夺取富田的计划已经难以实现了。毛泽东、朱德当即改变计划，命令师长萧克、政委毛泽覃率领独立师在富田一线牵制陈诚、罗卓英的部队;命令红1方面军主力各部于8月3日“忍耐折回” 兴国高兴圩、老营盘一带山林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就在红1方面军主力各部折回到兴国高兴圩、老营盘一带1天之后，各路国民党围剿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涌来。此时的红1方面军，西有赣江阻隔，南、北、东3面有敌军9个师进逼，只剩下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的狭小地带。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毛泽东仍十分镇静，他时刻注意着敌人的动向，寻求出击方案。
就在此时，毛泽东根据红军电台截获到的何应钦发出的1份密码电报，得知敌第47师上官云相部和第54师郝梦龄部已经脱离富田巩固阵地、正在向南移动的消息。他和朱德立即决定：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以红1方面军主力向兴国东部的莲塘突击，穿过占据富田固陂的罗卓英和陈诚两部与高兴圩到莲塘一线的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及其南边的蔡廷锴部之间的20公里间隙，求歼正在莲塘前进中的战斗力较弱的第3路军上官云相和郝梦龄部。
为了隐蔽红1方面军的军事意图，造成敌人的错觉，毛泽东决定：由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成红军主力，向西运动，牵引敌人。
正当毛泽东运筹帷幄，准备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时候，他的老同学、好朋友、老战友蔡和森，已经英勇地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了。
原来在1930年6月，蔡和森被立三路线撤消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31年3月，蔡和森赴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他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逮捕入狱，后被引渡到广州，交给了国民党反动派。8月4日，年仅36岁的蔡和森，被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反动派用长钉将他的4肢钉在墙上，用棍棒将他打死，又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后来，毛泽东曾经称赞蔡和森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都做到了。”
这正是：最早酝酿建党人，雄才大略志难伸。
不似耶稣胜耶稣，三起三落一英魂。
再说1931年8月5日晚，毛泽东、朱德率领红1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利用夜幕掩护，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间，沿着林木繁茂的崇山峻岭地带秘密东进。毛泽东、朱德为了绝对保密，命令全体指战员：将一切发光、反光的物品都隐蔽好，将一切能够发出响声的用具都用布包起来。
8月6日，红1方面军主力到达莲塘、官田地区，顺利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包围圈。一盘危棋又活了。
8月7日，红3军团警戒部队同进至莲塘附近的上官云相第47师第2旅接触。
红1方面军总部闻报，立即决定，抓住战机，迅速歼灭该敌，尔后向北发展。下午，毛泽东在由团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战前动员会上说：
“这次千里回师，走的并不冤枉，为的正是暂时忍耐折回，集中优势兵力，然后再狠狠地打出去。我们不打就不打，一打就要把敌人置于死地。这一拳打出去，要叫敌人吃不了兜着走。”
毛泽东和朱德具体部署了莲塘战斗。
当晚，红3军团(包括红7军)和红3、红4、红12军(欠第35师)，秘密向敌军接近。
8月8日拂晓前，红4师参谋长彭绍辉正带领团一级干部看地形，正好碰上毛泽东带着警卫员、参谋从莲塘山上看地形下来。毛泽东大声招呼说：
“你不是彭绍辉同志吗!你赶快叫部队来，迅速占领这个阵地，敌人就在山那边，你赶快叫部队跑步前进!”
8月8日拂晓，红1方面军各部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上午9时，将敌第47师之第2旅及由良村向西侦察的1个多营全部歼灭，击毙了敌第2旅旅长谭子钧;上官云相骑马带着两三个参谋副官仓惶逃回龙冈，47师余部亦快速向龙冈方向辙退。
红1方面军取得了初战胜利。
红1方面军主力歼灭莲塘之敌后，不顾疲劳，继续向离莲塘15公里的良村急进，途中同由良村向莲塘增援之敌郝梦龄第54师第160旅遭遇，迅速歼其1个团，击毙敌旅长张銮诏。残敌向良村溃逃，红军各部衔尾猛追，直逼良村。刚由城冈撤回良村之敌第54师师部和两个旅，喘息未定，就陷入了红军包围之中。
红1方面军各部就势发起猛攻，一举突入圩内，歼敌一部，击毙敌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等，余敌逃向龙冈。
莲塘、良村两仗，红1方面军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3100多枝，迫击炮14门。
战后，军民高兴地唱起这样一首兴国山歌：
毛总政委好主张，红区兴国摆战场。避敌主力打虚弱，调兵遣将蒋贼慌。
莲塘一战获全胜，缴了敌人两师枪。旅长团长都捉到，仓皇逃命官云相。
8月8日晚，毛泽东、朱德等方面军总部领导，准备发布9日晨4时攻击龙冈的命令，计划消灭集中于龙冈的敌第3路进击军残部。但又考虑到：在龙冈除集中了敌第47师和第54师残部4个团之外，尚驻有敌第5师5个团，共有9个团，一时不易攻击。而且，驻守崇贤、方太之蒋鼎文、蔡廷锴部，驻守兴国江背洞之赵观涛部及驻青塘、古龙冈之孙连仲部，均有向红军进击之动向。
正在商议间，发现驻守君埠、南陵等地的敌第8师毛炳文部，因畏惧红军打击而缩回了黄陂，态势显得孤立。于是，总部改变了原计划，决定先攻歼毛炳文部。具体部署是：以红3军佯攻龙冈，牵制龙冈之敌，以红1方面军主力东进黄陂。
而此时的蒋介石、何应钦，是在莲塘、良村两役结束后，才得知红军主力已由兴国西北地区东进，他们估计红军可能要北出临川。
8月9日，蒋介石、何应钦令其第1、第2路进击军和第1军团掉头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企图协同由广昌向西的第10师，寻歼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
8月11日晨，红1方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总部确定以第4军、第12军由黄陂南侧实施主攻，第3军团并指挥红7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
这天中午，红4军和红12军主力冒大雨发起攻击，一举突入黄陂，迅速歼敌两个团。红3军团和红7军也从东面发起了攻击。
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率余部分头向洛口、宁都突围。红1方面军各部乘胜追击10多公里，又歼敌一部。
从8月7日至11日，红1方面军接连打了3个胜仗，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缴枪逾万，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这3次战斗，红军都是在敌军不明红军主力行踪和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抑制不住胜利的喜悦，挥笔题写了含有“黄陂”二字的嵌名联：
黄虎出洞吠白犬;陂水长流锁蛟龙。
获胜后的红1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君埠以东君岭脑山区，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
8月1 2日，国民党各路围剿军，按照蒋介石、何应钦的命令，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了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
战场上的情势，真是倏忽万变。刚刚获得重大胜利的红1方面军又一次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遭遇到了自第1次反“围剿”以来“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8月13日下午，毛泽东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在总部驻地杨斋村胡氏家庙里召开了高级军事干部会议，研究对策。
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各路敌人已同时向红军逼近，为了避免和敌人进行力量悬殊的决战，应该尽快跳出包围圈，向西悄悄前进，回到兴国地区隐蔽集结。
会议一直开到黄昏。毛泽东和临时总前委做出决断：改变原来由西向东的战略，转为由东向西，以一部诱敌向东，主力从敌人的两路中间八九公里宽的地段隐蔽向西突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兴国附近集中，待机破敌。
红1方面军要再一次穿越一个更加狭窄的敌人中间地段，的确是一个更为大胆而惊险的举动。
8月15日，担任佯动任务的红12军伪装出主力的样子，在罗炳辉军长的带领下，大白天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行进，一路上扬旗吹号，铺设路标。另一支担任佯动任务的部队——红36师，在张宗逊的率领下，则向北进攻，在小布及其以北地区游击作战，吸引敌人。张宗逊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和群众的支持，指挥军民破坏道路，封锁消息，布置疑兵，又在夜间派少数部队上山举起火把，佯装大部队移动，迷惑敌人。
红1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亲自率领下，乘夜由宁都永丰交界的尖岭垴山地出发，偃旗息鼓，沿着渺无人烟的山林小路悄悄西进。这一支主力部队硬是从正在东进的国民党军第1军团和第2路进击军之间一个不到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了。这一夜，连总司令部在内，都找不到宿营的房子。
红军主力回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
而此时的蒋介石还以为红12军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他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夺取临川。因此，就急忙调第10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第1、第2路进击军等部对红12军主力进行追击。
红12军主力同国民党军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紧紧牵住了敌人的鼻子，并利用自己轻装灵便的长处和敌人笨重不灵的弱点，翻山越岭，走崎岖难走的路，进一步疲惫了敌人。就这样，红12军一直把国民党军一部分主力拖了近半个月，并以一部分兵力攻占乐安县城，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西移和休整的任务。
毛泽东率领红1方面军主力来到兴国境内后，一面同朱德等人一起商讨反“围剿”的战略决策和红军整训工作，一面抓紧地方工作。
毛泽东向地方干部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指出反第3次大“围剿”胜利在望的光明前景，号召根据地人民参军参战、购买公债、筹集军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前线，配合红军作战。他还鼓励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儿童团员要做好红军的“耳目”，当好红军“助手”，严密封锁消息，打击敌探，打击奸细，配合红军做好围、截、堵、追以及毁路、破坏电线、牵制敌人的工作。
毛泽东还指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组织各级政府领导群众，做好坚壁清野的参战准备工作。
就在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东奔西忙的时候，就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生死决战的这一关键的时刻，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又一次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端的指责。
欲知毛泽东如何应对指责，如何打破围剿，请看下一章。
第72章
“红军力量还很弱，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红军
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树，要损伤刀子的。因此只
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不能出苏区打大城市。”
话说在1931年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在过去的土地革命中“执行了不正确的非阶级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模糊了土地革命的阶级意义”，《决议案》强调要“转变路线”，“纠正过去的错误”。
8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8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毛泽东担任代理书记。
这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不久又发出给苏区中央局第4号电，着重指责中央苏区存在的“严重的错误”，“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
中共中央指责的具体内容是：
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以至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疲于奔命”，造成红军“长期的内线作战，很难向外发展”。“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红军的编制要开始适应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特别要有堡垒战、街市战、射击飞机等等的演习。必须依据国际改造红军的主张，逐步适应利于大规模作战的编制，而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 “红军在冲破3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较大的城市。”
“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态度”，“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必须加紧农民与地主的对抗，必须下决心的消灭地主残余，对待地主残余的办法，只能是分配他们做苦工。必须加紧雇农、贫农与富农的对抗，而抓紧对中农的联盟，必须变更富农的土地所有，给他坏田耕种，富农的剩余工具要没收。”
此外，还指责全苏大会至今未能召开;指责苏区工人运动不能发展，没有组织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没有实行8小时工作制，没有组织反帝同盟等等。
中共中央要求苏区中央局，要在党内加紧反对主要危险，打倒“右倾机会主义”，“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列宁主义的强固性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去改正一切错误，去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而为国际路线斗争。”
毛泽东当然意识到这些指责都是针对他自己的。他对这种坐在洋房子里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最为反感，他的老主意仍然是：你说你的，我打我的;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加以抵制。
再说蒋介石在8月底，终于发觉了红1方面军主力已经由君埠以东地区向西转移了，随即下令以第1军团为先头，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1931年9月初，毛泽东等总部领导为了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率领主力继续西移，转移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待机。
这时，国民党围剿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个月，除了第49、第54、第8师等部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以外，其余部队也受尽了苏区军民的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的困苦，饥疲沮丧，纷纷哀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急剧下降。敌第1军团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与原来驻守在兴国的第4军团会合后，就停止了前进。
红1方面军则与国民党军的情况正好相反，在3战3捷之后，又经过了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
与此同时，两广军阀正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利用蒋军主力深陷中央苏区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9月初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其退却部署为：
第1军团、第4军团由兴国、高兴圩地区撤向泰和、吉安;第1路进击军、第2路进击军、第3军团第5师以及第53师等部，分别由大金竹、上固、龙冈、东固地区撤向吉安、富田;第2军团全部缩回宁都;第3军团第8师残部、第24师以及第23师，由黄陂、头陂地区撤向广昌。
9月6 日晚，红1方面军总部获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至老营盘向北撤退。毛泽东等人当即决定：首先抓住从兴国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尔后根据具体情况再扩大战果。具体部署为：
由红3军和独立第5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截断敌军退路;由红7军牵制兴国之敌;以红3军团和红4军并指挥第35师及红35军，分别自西而东、自北向南攻击高兴圩及其南北地区之敌。
9月7日，国民党军第4军团正沿黄土坳、老营盘一线北撤，红3军和独立第5师迅速出击，首先攻占黄土坳，切断了蒋鼎文师的先头独立旅与其后续部队的联系，接着从北、南、西3面向敌独立旅发起攻击，从拂晓打到下午2时许，终将该旅全部歼灭，俘敌2000多人。
与此同时，红3军团、红4军、红35军也向高兴圩地区之敌第1军团第60师、第61师发起攻击;红7军则向兴国之敌第52师压迫，保障红军主力在高兴圩作战。
9月8日，红3军军长黄公略率部在江西省吉安县东固山地区，遭到敌机扫射，身受重伤。他在临终前交代在身边的毛泽覃，要毛泽覃在临时总前委和红军总部未任命新军长以前，代为指挥全军工作。一代将星就此陨落了。
再说由于战前侦察不细，低估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攻击高兴圩的红军各部经过2天激战，毙伤敌2000余人，终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双方打成了对峙局面。
红1方面军总部为了争取主动，命令红3军团、红4军、红35军撤出战斗，转移到茶园冈、均村、永丰圩地区待机;仍然以红3军及独立第5师位于老营盘阻敌北撤。高兴圩之敌亦因伤亡较大，且对红军情况不明，也就在原地加修工事固守整顿。
9月13日，国民党军第1、4兵团改变退却路线：第4军团余部和第1军团第52师经崇贤、东固向吉安撤退;第1军团主力先掩护上述部队北撤，尔后经兴国向赣州撤退。
红1方面军侦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集中全力对北撤之敌实施追击。
9月15日拂晓，在敌第4军团大部已通过方石岭隘口后，红军追击部队赶到，迅速抢占了方石岭，截住了韩德勤的第52师及第4军团的1个多团，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红军激战至上午9时全歼该敌，俘敌5000余人。韩德勤被俘后，又伪装成伙夫潜逃了。
国民党军第4军团已经到达东固的部队，匆忙经富田逃至吉安，其他各路敌军也纷纷撤到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
此时，红1方面军经过多次战斗、特别是经过高兴圩一役，损伤过大，已经无力再对敌军作战;对退却之敌，只命地方部队追击。因为国民党围剿军实施总退却，红1方面军第3次反“围剿”遂宣告结束，主力部队移师瑞金进行整顿。
第3次反“围剿”历时75天，红军6战歼敌17个团共3万余人，缴枪15000多枝，迫击炮35门，电台2部，弹药无数。
战争的亲历者军事理论家郭化若曾经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1、2、3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且说红1方面军主力回到瑞金，为在此次反“围剿”战斗中牺牲的黄公略军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为黄公略撰写的挽联是：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叫后世继君来。
尔后，毛泽东立即去看望妻子贺子珍和古柏的夫人曾碧漪。
原来，贺子珍是在战斗激烈进行时，一颗炸弹恰恰落在她和曾碧漪身边，把两人给震得失去了知觉。待她二人苏醒过来追上队伍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着完好无损的贺子珍与曾碧漪，又惊又喜，诙谐地说：
“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炸弹在你们身边开花，我以为你们被炸死了。我还打算等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现在你们这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
毛泽东一席话，逗得一群人都笑了。贺子珍也笑着说：
“我们不光是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住处，又与贺子珍开玩笑说：
“我原以为这回恐怕连你的尸体也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你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喲!”
贺子珍也笑着说：
“我的头长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
也就在这个胜利的9月里，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成功打破国民党军的第3次大围剿相反，躲藏在上海洋楼里的中共中央机关第2次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创。
经共产国际代表和王明指定，由王明、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在上海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有王明、博古、张闻天、卢福坦。
从此，王明、博古、张闻天正式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9月下旬，王明乘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会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
国内则由博古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由张闻天兼任宣传部长，康生任组织部长，刘少奇任职工部长。
张闻天，原名应皋，曾用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出生于江苏南汇县六团乡张家宅一个殷实农民家庭。1919年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赴日留学;1922年赴美勤工俭学;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2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中共中央机关的新危机，不久将要再一次给根据地带来更大的灾难。
再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命令说：
“自我军3期战争完全胜利后，白军已全线撤退。”“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25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7天行程(第5天休息1天)开到汀州城集中。”
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红1方面军由兴国以北地区逐次转移到闽赣边界地区，休整部队，筹措给养，而后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地区发展，以扩大根据地，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毛泽东对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指示说：首先要做好赣南之石城和闽西之长汀、于都、会昌4县的工作，然后，继续做好闽西之武平、宁化、清流、归化、太宁、万安等16县的工作。这样，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就可以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还强调说：上列20县共有群众400万，必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同时扩大红军10万人，这是聚集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
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来到瑞金，住在城东北离县城6公里远的叶坪村。叶坪村四周树木葱笼，约有50余户人家。
在村中谢氏宗祠的旁边，有一座面宽3间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200余平方米。这是一个逃亡地主的房屋，内有天井，楼上走廊为回字形，有雕花的栏杆，砌得完整的斗窗;因为天井特别小，还不到6方尺，所以，站在栏杆边几乎可以伸手摸到对面的屋檐。
楼上楼下有大小房屋10间，苏区中央局就在这里办公。毛泽东住在楼上左边的房间里，房子很小，呈长方形。朱德住在楼上右边的房间里。中间是一间较大的厅，做了会议室。
楼下住着一户谢姓农民，谢家看到毛泽东住在这里，恐怕妨碍他们的大事，就准备搬家。毛泽东说：
“没有关系，我也可以多接近一下群众哩。”
于是，那一家姓谢的农民就一直住了下来。
在这座建筑的周围，分布着警卫连的住房以及报社、电台、图书馆和广场。贺子珍和儿子小毛也住在楼前的一间小房间里。
此时，毛泽民、钱希钧也被调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与哥哥毛泽东再次相会了。
原来，毛泽民、钱希钧在上海工作期间，得知嫂嫂杨开慧被国民党军阀何健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愤，他们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毛岸英的外婆向振熙和舅妈李崇德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护送到上海。1931年初，杨家将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毛岸青改名为杨永寿，让他们向舅妈叫妈妈，向外婆叫奶奶。祖孙3代扮成走亲戚的模样，由板仓农民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3个孩子，送到粤汉线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再改乘船到了上海。毛泽民把3个孩子安排在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毛泽民、钱希钧经常去看望他们哥仨。4月间顾顺章叛变后，毛泽民、钱希钧受命离开上海，到香港开辟工作。此时大同幼稚园也被解散。毛岸英兄弟被暂时安置在董健吾家里。不久，顾顺章也到了香港，中共中央又命令毛泽民等人立即撤退到中央根据地。7月，毛泽民、钱希钧到了闽粤赣根据地，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因为中华苏维埃第1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需要人手，毛泽民、钱希钧就被调来瑞金。
1931年10月，也就是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前夕，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开了一次小会，毛泽东报告了第3次反“围剿”的经过。
中央代表团成员在这次会议上，把第3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大发展，说成是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所获得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特别强调说：
“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中国的东部，势必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中央代表团成员立即对毛泽东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和攻击，其中有人说：
“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还有人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毛泽东是“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
中央代表团成员的盛气凌人，连担任会议记录的人都记不下去了。毛泽东却意外地沉默着，什么也不争辩。此时的会议气氛已经无法争辩，这对毛泽东的刺激无疑是很深的。后来毛泽东提到这件事时说：
“有人说我‘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了。”
陈毅也来到了瑞金，准备出席苏区“一大”。他把毛泽东在第3次反“围剿”前托付他保管的两大洋铁箱子20万元款子和油印文件，完璧归赵，亲手交还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他说：
“我现在就靠你这20万元的战争费好扩大红军，不过，这也只能维持4个月，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呢!”
1931年11月1日至6日，在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及项英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开幕。
罗瑞卿参加党代表大会时，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负伤和治疗的情况。
罗瑞卿是在第2次反“围剿”指挥作战时，左腮被子弹打穿，血流如注，经过抢救才得以脱险。罗瑞卿笑着说，已经痊愈了。毛泽东也诙谐地说：
“罗瑞卿受了重伤未死，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任弼时 王稼祥 顾作霖 项英 毛泽东 朱德 陈毅 梁柏台 古柏
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身份向大会作了报告。
此后，任弼时、项英、王稼祥、顾作霖等人，凭借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和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他们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站在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上，不顾事实地批评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执行了立三路线，指责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是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
毛泽东等人据理力争，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央“左”倾代表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即将爆发，因此要动员起来保卫苏联。毛泽东认为：此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不一定先爆发反苏战争。
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及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中央“左”倾代表不得不承认：“红军1、3军团确实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他们又指责中央苏区没有建立真正的红军，在改造红军成份上，笼统地提出“洗刷流氓”，“是模糊了阶级路线”;“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个游击主义表现在：组织的散漫，小团体主义自由行动，工作缺乏科学的分工，忽视阵地战和白刃战。”中央代表说：国民党统治阶级腐败，内部矛盾重重，而我红军十分强大，要打出苏区，夺取中心城市，正规作战。
毛泽东说：
“红军力量还很弱，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红军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树，要损伤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不能出苏区打大城市。”
中央代表批评毛泽东夸大敌人的力量，是保守主义，夸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指责中央苏区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主义。“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无产阶级路线的道路上。”
陈毅极力支持毛泽东，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百里，红军几万人，打两个败仗就要垮台。”
中央代表批评陈毅说：
“你的眼睛就只看到这几个县，是机会主义。”
陈毅反驳说：
“你们说上海无产阶级强大，你们为什么不在上海，跑到苏区来干什么?”
中央代表说：
“我们就是来动员红军去打上海的。”
关于土地政策：中央代表指责中央苏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是“非阶级的‘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路线”，是“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同样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他们主张，不分田给地主，提出‘消灭地主’的口号。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应该给地主分田地。
就这样，会议一连吵了好几天。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赣南会议”“完全同意中央9月指示信，一致认为这指示信所给予中央苏区的批评与其所指出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先后通过了关于政治、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团工作、苏区工人运动等5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主要是《政治决议案》，完全按照中央指示信的调子，具体地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政策和策略进行否定。决议指责中央苏区的根据地还是流动的;阶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群众组织力量更是脆弱，苏维埃政权没有最大限度地实施;苏区的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且受到障碍，阶级异己分子时常占据领导机关;从政权一直到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非常散漫。
在党建问题上，决议指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临时总前委领导：“党包办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与工作方式的遗毒，在党内很浓厚。”“党的组织非常松散，党员对组织的认识缺乏，党内的教育训练很差，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很低”，“存在着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思想。”“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实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在红色政权问题上，决议指责苏维埃政权机关中，混进了地主、富农、商人，因此“更失去了工农政权的阶级性”。“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统治的作用薄弱，政纲没有完全实行，政权的工作没有建立。”
在工人运动问题上，决议指责工会运动是被忽视的，“过去的工会完全不是阶级工会”，“工人反对雇主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发展的，工人生活的改善还很差，8小时工作制一般的是没有实现，其它的劳动保护法更没有实现。”
在中央代表团看来，苏区的一切简直是一塌糊涂。这些装腔作势的批评，虽然没有点毛泽东的名字，直接称谓是“中央苏区”，但是很清楚，毛泽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最主要创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大会最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项英代替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王稼祥增补为中央局委员;由项英和任弼时共同主持中央局工作。
这正是：眼睁睁贪天功不分贤愚;赤裸裸挥大棒颠倒黑白。
欲知毛泽东如何抗争，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郭化若曾经评论说：“第3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毛泽东同志依然镇定自若，排除干扰，从容不迫地深思熟虑，巧妙地设计，以集中优势兵力，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调动敌人于运动中，给予各个歼灭，终于取得了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以其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打败了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可以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而其中的两次以数万之师从国民党军队的夹缝中秘密穿插而不被发觉，也确实是战争史上的神来之笔。红军如此“忍耐折回”，毛泽东作为首要指挥者，如果没有非凡的胆略，没有过人的智慧，没有超常的自信，没有缜密的指挥，没有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他得胜凯还，而那些党内的少壮派指着鼻子骂他“狭隘的经验论”时，他却意外地沉默着，什么也不争辩。这又是何等的大智慧!。
第73章
“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
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
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话说1931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
早在1930年2月4日，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就急于想提早建立全国性工农兵政权，曾经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通告中提出建议，要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召开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那时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是“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4月间，中共中央两次致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和红4、5、6军新前委，要求要“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具体要求红4军与红6军联系，“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实现中央的策略任务，促进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央在4月3日的来信中特别说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由于军情等各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参加1930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对于成立中央政权问题，还是予以肯定的，只是批评李立三“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因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共中央，对于立三中央时期成立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并无影响，同时并为建立中央政府继续作了努力。
1930年10月18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至1931年2月7日，即于二七惨案纪念日在赤色区域举行开幕。后因负责此项筹备工作的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等人相继被捕牺牲，筹备工作即转由红1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进行。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王明等人虽然全面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但对于建立全国性中央政权这一点却接受下来，并积极促进这一中央政权的建立。
1931年6月1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告，决定于8月1日召开全苏“一大”，指示各党部与各党团，应将大会的准备工作列入这个时期中心工作的议程上。于是，各地苏区纷纷建立了全苏“一大”准备委员会，负责宣传鼓动和选举代表的工作，加快了召开全苏“一大”的步伐。但由于战争频繁，各地选举代表需要较长时间。加上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特别是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的第3次“围剿”，所以在1931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了《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将原定在8月1日召开的全苏“一大”，“改在十月革命节举行”，即在11月7日举行，并号召苏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用实际行动迎接全苏“一大”的召开。7月8日，苏区中央局将这个决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8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央组织问题的决议》，曾对临时中央政府的人选问题，对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具体指示。
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严厉批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未能如期召开全苏“一大”是一个“严重错误”。
红1方面军第3次反“围剿”胜利结束，赣南、闽西根据地已经联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包括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巩固的苏区，主力红军发展到近7万人。与此同时，游击战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成立了红4方面军、红2军团和其他10多支红军部队，全国红军总兵力达30余万人。
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运动的发展，迫切地要求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将全国的革命力量统一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把革命推向前进。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王明中央要建立正式的国家政权的心情更加迫切。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强调指出：“在十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
9月底，毛泽东来到瑞金，筹备召开全苏“一大”。
至此，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从酝酿到筹备，已经将近2年。
再说此次代表大会的会场设在叶坪村东北边的谢氏宗祠里，大门口的横幅上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主席台正中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旁挂着绘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台口前沿装饰着苍松翠柏树枝，中间嵌着许多大红花;台口两侧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台口上沿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场四周墙壁上贴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会场上摆着一排排长板凳。整个会场的布置，使这座古老宗祠显出一副庄严的气派。
11月7日清晨，参加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先后进入会场。参加大会的代表团一共有7个，他们是：赣东代表团，赣南代表团，永吉泰代表团，闽西代表团，瑞金代表团，红军代表团，湘鄂西、赣东北、琼崖海员代表团。还有两个是在大会开幕后几天才赶到的湘鄂赣省和湘赣省代表团。与会者共有610名代表。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等草案。这些草案从1931年3月9日起已陆续发表在《红旗日报》上，根据这些草案，大会讨论通过后，将作为法令颁布。
项英主持了大会，并在大会上致开幕词。
大会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粟、朱德、曾山、邓广仁7人组成主席团。
11月7日晚，为庆祝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瑞金人民举行了“提灯游行”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本来是准备在白天进行的，因为害怕遭到蒋介石军队的飞机轰炸，后来就改在晚上举行“提灯游行”。
入夜以后，瑞金人们举着火把，提着灯笼，纷纷涌上街头，汇成一条条闪光的河流，向着叶坪的谢家祠堂涌去。
谢家祠堂左侧的防空洞里，一台发电机在隆隆作响，使挂在祠堂里的一串串小灯泡发出明亮的光芒。主席台上早已站满了人，站在正中央的是项英，在项英的两边是朱德、张鼎丞、周以粟、曾山、陈正人、邓广仁。在稍远处，站着个子瘦高的毛泽东。
各处游行队伍来到谢家祠堂后，集中在旁边的一个大草坪上，举行了联欢晚会，直到夜深了，人们的欢呼声才逐渐平息下来。
在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处报告》。
毛泽东在《政治问题报告》中说：
“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大会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了中华苏维埃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它的“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
宪法大纲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人民政权，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宪法大纲还规定了劳动人民享受的各项民主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宪法大纲规定：
“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同时，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重要法律和决议。
大会决定：将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11月19日，代表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组成人员，有63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
毛泽东 项英 张国焘 周恩来 卢福坦 朱德 瞿秋白 张鼎丞 邓发 王稼祥 徐锡根 范乐春 王明 彭德怀 关向应 孔荷宠 方志敏 任弼时 贺龙 沈泽民 谭震林 黄平 曾山 林彪 陈郁 罗登贤 夏曦 邓子恢 刘少奇 刘大朝 陈正人 袁德生 崔棋 屈登高 段德昌 葛耀山 彭轨 陈福元 古大存 韦拔群 张华先 何叔衡 黄甦 胡海 滕代远 萧恒太 罗炳辉 陈毅 张云逸 周以粟 庐德光 胡均鹤 徐特立 邵式平 洪紫清 刘光朝 吴致民 刘建中 李宗伯 刘生元 王永盛 阮啸仙(少一人)
何叔衡是在“马日事变”后被迫化妆离开了湖南，经武汉转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6月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秋，何叔衡学成归国，来到了中央苏区。
且说11月20日，大会完成全部议程，胜利闭幕。毛泽东在大会上致了闭幕词，号召各级工农兵政府要组织广大群众致力于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武装自己，用革命战争打倒敌人。
代表大会结束后，王观澜主编《红色中华报》，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此前，王观澜在闽西主编《红旗》。他对闽西的斗争，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王观澜，原名金水，字克洪，1906年7月1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城内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担任师范部党支部书记。1927年冬，王观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分到军事第7班。苏联进行“肃托”清党，波及中山大学，王观澜因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观澜在1930年12月回国，1931年初到中央苏区。
11月25日，根据全苏“一大”决议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规定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15个委员组成，他们是：
朱德 彭德怀 王稼祥 林彪 谭震林 叶剑英 孔荷宠 周恩来 张国焘 邵式平 贺龙 毛泽东 徐向前 关向应 王盛荣
由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由王稼祥、彭德怀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参谋长。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宣布取消原红1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继红4军七大后又一次被免除了，完全失去了对工农红军的直接指挥权。
11月26日，毛泽东写下了《兴国调查》一文。他在《兴国调查》中写道：
“1930年9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长沙到江西，10初打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10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贞山、钟得五、黄人寿、陈北平、雷汉番8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
毛泽东还写道：
“经过土地改革后的贫农在12个方面得到了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同时组成了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机关。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人民外交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会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由邓发任局长。
同时设立最高法院，何叔衡兼最高法院院长。
毛泽民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委派，筹建国家银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大弟弟毛泽民说：
“润莲啊，希钧当你的家，你当我们苏区几百万人口的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枪炮弹药梭镖叉，担子不轻哩!”
毛泽民摆出了办银行的家底太薄的实情。毛泽东说：
“创业是很困难，事情总是从无到有嘛。要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数量适当的纸币，同时吸收群众存款;还可以贷款，支持有利于革命的事业;做到有计划地调整苏区金融。”
后来在1932年3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担任第一任行长。
1931年12月1日，以毛泽东主席、项英、张国焘副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布告宣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12月6日，临时中央指令红1方面军“首攻赣州，迫吉安”。以项英、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亦做出了相应的决议。
12月10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毛泽东是在全苏“一大”会议上，获悉老战友、老朋友恽代英于4月29日被叛徒顾顺章出卖，已经在南京英勇就义了，他感到既震惊又痛惜。他在通令中列举了顾顺章叛变革命的罪行，他写道：
“他更将已经为国民党政府定了徒刑的中共中央委员、全国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等人，从狱中指证出来，给反革命立即枪杀。”
毛泽东在通令号召革命人民缉捕顾顺章，为恽代英等死难烈士报仇。
这正是：内忧外患何时休?冲天一怒为仇雠。
欲知毛泽东如何在困境中坚持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有历史学家评论说：在全苏“一大”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只所以没有完全被排斥出领导层，是因为在赣南会议后，“左”倾冒险主义者感到他们在中央苏区还未完全站稳，拥护他们政策的干部还不多;毛泽东在苏区军民中有崇高的威望，整个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亲手领导红军开创出来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想一下推倒毛泽东，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甚至还幻想，笼络毛泽东为“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政策服务，拥护他们的领导。所以“左”倾冒险主义还没有做得太过分和太明显，没有真的把毛泽东彻底“改造”出所有领导机关。因此，“左”倾冒险主义者才安排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斯言可信。
第74章
“耳听风涛声声，俯看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话说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了由原冯玉祥部队收编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内的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汉澄记载了这次会见的情况，他写道：
“早饭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面，我轻声问：
‘毛主席是什么主席?’
他说：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
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第答：
‘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法，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主席第一句问话是：
‘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我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是朱瑞叫我来的。’
毛主席高兴地问：
‘你认识朱瑞吗?’
‘不知道是谁，是军委告诉我们的联络暗语。’
毛主席会心地笑了，望了大家一眼，又问：
‘你在上海军委受训时，还认识哪些人?’
‘认识两位，一位代号是丰收在望，另一位代号是草包。’
王稼祥同志插话：
‘丰收在望那就是朱瑞同志，草包是李富春同志的代号。’
毛主席风趣地说：
‘没想到富春同志还有这么一个雅号!’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
“经过这段轻松、融洽的谈笑，我感到气氛祥和、欢快。”“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
‘你们特支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特支书记刘振亚，是个中尉;组织委员是我，是个中尉;宣传委员王铭五，是个少尉。’
我刚汇报到这里，毛主席笑着说：
‘你们几个小人物不简单!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大闹天宫了。赵博生入党，是你们发展的吧?’”
“刘伯坚同志插话说：
‘我在西北国民党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
“毛主席称赞说：
‘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
‘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
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
‘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吗?’
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
‘假使74旅不干，72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我把74旅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扼要的汇报。”“毛主席点点头说：
‘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
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
‘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26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力量小，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常言说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央已决定派刘伯坚等同志到彭湃县与你们联络。好吧，等候你们的捷报。’”
12月14日晚，第26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趁第26路军总指挥兼27师师长高树勋去南京治病的机会，设盛宴招待驻守宁都的第26路军的主要军官们。宴席上，众人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赵博生突然宣布反蒋起义。
这就是赵博生与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一起领导的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海县东慈庄。18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6期，曾在皖、直系部队担任见习军官，23年冬转到冯玉祥部队，历任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作《革命精神之歌》，在他所掌握的部队里传唱。歌词是：“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做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在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1930年10月，赵博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15日早晨，第26路军除了驻守宁都20公里以外的1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共6个旅11个团，计17000多人，携带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当起义部队开到苏区固村时，受到了苏区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12月16日清晨，刘伯坚、何长工等人在一个打谷场上，召开了欢迎起义部队的大会。
刘伯坚，四川省平昌县龙冈寺人，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到比利时勤工俭学，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冯玉祥从苏联归国，刘伯坚和苏联总顾问乌其曼诺夫随行。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部长，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因此，第26路军的上层领导和刘伯坚都很熟悉。
刘伯坚在欢迎起义部队的讲话中说：
“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26路军广大官兵关荣起义，参加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授予起义部队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同志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第15军军长。”
这一天，董振堂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董振堂得知消息后，他把3000多元的私人积蓄，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红5军团经过几天行军，来到瑞金县附近的秋溪、壬田、九堡、西江一带驻扎。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在秋溪举行的欢迎红5军团的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宁都起义给予高度评价，希望新编的红5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何长工把董振堂将3000元私人积蓄交给党组织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董振堂说：
“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些自己用。”
董振堂说：
“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毛泽东为了迅速建设好红5军团，决定派萧劲光到红5军团任政委，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任13军政委，黄火青任14军政委，左权任15军政委。
萧劲光在上任前去找毛泽东请示工作问题，他问道：
“毛主席，我到红5军团工作，感到担子很重。对冯玉祥部队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教育改造部队如何入手，请您指点。”
毛泽东想了想，对他说：
“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根据地缺人缺枪，这17000人，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对敌人的营垒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弄得不好嘛，也很麻烦。怎么办呢?我看对这支部队关键是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萧劲光说：
“现在从上至下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支部队是假起义，到苏区过渡一下，反水去投靠广东的陈济棠。因此我们的一些干部不太愿意去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
“干部中要统一思想啊!起义过来是事实嘛。至于以后，要看我们的工作，要看发展。我们的原则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弦绷得太紧。”
毛泽东还找何长工谈话说：
“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
经毛泽东批准，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高自立、李翔五、刘型等人也都被派往红5军团去工作。
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卢寿椿担任了第43师师长，苏进担任第44师师长。各师还派去了政委，每个连队也都派了指导员。
此后，毛泽东不断指导红5军团的工作，在5军团中发展党的组织，提拔一些愿意革命的下级军官。
毛泽东还应红5军团的请求，为他们组织文艺演出。他对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
“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办法向他们宣传是为谁牺牲，为谁奋斗革命。”
李伯钊、钱壮飞等人按照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主题，编出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萧劲光、季振同与贺子珍同台演了这一出戏，萧劲光饰演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饰演军阀，贺子珍饰演共产党员。当“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一唱一和时，引得台下人捧腹大笑。当演到白军士兵的悲惨遭遇时，台下有人在哭，有人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当红军!”
12月底，毛泽东要傅连暲在汀州万寿宫开办了中央红色护士学校。
就在这时候，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一起，住在叶坪谢氏宗祠旁边那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的楼上，与朱德并排在毛泽东房间对面右边的房间里。他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不久，聂荣臻也离开了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工作。聂荣臻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幼年时入私塾和小学读书。1919年在江津县立中学读书时，因参加五四运动、支持当地的学生爱国运动，被迫离校，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到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学习。1923年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接受军事训练，8月回国。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后来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28年，聂荣臻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爱上了负责在香港、九龙和广州之间传送组织文件的秘密交通员张瑞华。早在1926年冬，聂荣臻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张瑞华。多年后，聂荣臻谈起初识张瑞华的印象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背井离乡，投笔从戎，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一次，两人又在一起工作，聂荣臻主动向张瑞华表达了爱慕之情。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经组织上批准结为夫妻。1930年5月，聂荣臻赴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先后在特科和军委工作。1930年9月，聂荣臻和张瑞华唯一的女儿聂力出生了。这位后来成为将军的聂力，1岁零4个月即告别了父亲，3岁多就随母亲蹲过英国人的监狱，5岁就孤身留在上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1946年4月，才与分别了15年的父亲和分别了10年的母亲重逢。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聂荣臻在愉快的气氛中，向毛泽东等人报告了上海的情况。他感慨地对毛泽东说：
“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
毛泽东听了，高兴得用手比划着说：
“还是象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呀!”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占领南昌、抚州、吉州等中心城市，把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连接起来，取得在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在来苏区前，也主张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到苏区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后，根据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就改变了想法，于是，他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致电临时中央说：
“中央苏区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立即复电周恩来，要求说：
“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占。”
周恩来只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
1月10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
中央局多数领导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这3个城市中，赣州处于苏区包围中，可以首攻赣州。
此时红军所得的情报是：敌金汉鼎的12师34旅马崑部两个团约6000余人驻守赣州，受南昌行营直接指挥。红军进攻赣州之前，南昌行营已命令马崑部积极搜刮粮草，储备弹药，准备死守赣州;同时，城内还有赣南17县逃亡来的地主武装，约5000人，组成17县民团指挥部，下辖17个大队;连同赣州商民自卫团、城防办事处等反动武装，共有1万余支枪。
事实上，赣州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据1965年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载马崑的回忆录称：驻守赣州的马崑部队是8000人，加上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的10000人，共计18000人。
可是中央局多数领导人对赣州守敌力量估计偏低，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
周恩来倾向于执行中央指示和苏区中央局多数人打赣州的意见。
毛泽东首先就不赞成“左”倾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他说：
“现在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
他主张红军此时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肃清根据地内的地主豪绅土围子，巩固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准备;一方面可采取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方向发展，打通中央区与赣东北区的联系，然后再向外发展。
毛泽东根据红4军以前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更不赞成打赣州。
笔者在本卷前面已交代过，赣州易守难攻，向有“铁赣州”之称。
这座赣州城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两江会合处，是赣南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赣州城东、西、北三面环水，只有东南面是一片陆地，不利用兵;城墙高达两丈而且坚固，城墙内外深沟高垒，守军又筑有工事，外军确实不易攻破。毛泽东说：
“就攻打赣州来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这一仗。攻坚，在我们现在条件下是不行的。真正要打赣州，只有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现在何必着急。”
朱德也知道赣州城不好打，他也不同意打赣州。彭德怀则说：
“如果有时间，蒋介石不来增援，赣州城是可以打开的，而且，攻下这座城市，对于赣江以西和赣江以东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都是有利的。”
事实上，此时在距赣州北面不远的吉安，有敌陈诚的3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在西南面的南雄、大庾一带，有敌陈济棠的部队20多个团。这些国民党军时刻都在窥视着红军的行动，随时都有增援赣州守敌的可能。因此，彭德怀把攻取赣州的“宝”押在敌人不增援上，显然是不可行的。
可是，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不但坚持要打赣州，而且他们还批评毛泽东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说，只要打下了赣州城，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移到那里，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可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会议最后表决时，因为与会者受临时中央指示的影响，也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城市，所以赞成打赣州的人占了多数。于是，会议乃决定，由红1方面军攻打赣州。
1月10日这一天，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按照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出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训令对此时的政治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反革命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动摇衰落而加速崩溃”的境地;“继续进攻革命，只是统治阶级欲挽救其死亡”。
训令对攻打赣州作了军事部署，把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3部分：
主作战军由红3军团、红7军、红1军团的红4军组成;红7军一部为攻城部队，一部为监视部队;红4军为地方工作部队。
任命中革军委副主席、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组成，主要任务是担任警戒、打援，配合攻城部队夺取赣州。任命陈毅为江西军区总指挥。
机动部队由红3军、红12军、红16军和红5军团组成;命令红3军暂时担任消灭宁都、于都内残余地主武装的任务;红12军在宁化西南及连城西北一带工作，使闽赣苏区日益巩固和发展;红16军进窥樟树、威胁吉安之敌，使之不能援救赣州;红5军团在赣县江口一带整顿训练。
从军事部署看，中革军委是动员了红军全部主力部队，完全是把攻打赣州当作主要任务，并把赣州当作一般设防的城市，认为采取袭击或强攻的战术，就可以“拿下赣州”。
遵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1方面军和江西地方武装立即进行了动员和布置。“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到处都刷上了这样的标语，到处都喊起了这样的口号。
此后，彭德怀雄心勃勃地率领红3军团从会昌、安远、信丰等地向赣州挺进。
1月下旬，在红5军团内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骚动。
原来，此时的红5军团的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被中央军委找去谈话，起因是在1月中旬部队里出现了一部分军官逃跑事件。在红5军团中突然出现了一些谣言，说什么：“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了，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经批准红4军来缴15军的枪，已经在山下埋伏下了。”“对要走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
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从中革军委回到部队，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不安。就在这样的混乱中，一些连队夜间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异常紧张。
萧劲光忧心如焚，他飞马返回到总政治部、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汇报了红5军团发生的事情。一些领导人主张马上派部队武力解决。萧劲光拿不定主意，又去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反问他：
“你的意见呢?”
萧劲光说：
“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
毛泽东说：
“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去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萧劲光闻言，心中豁然开朗，当即告辞，赶回红5军团召开高层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季振同非常激动，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说了声：
“好!拥护，赞成!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我们坚决革命到底!”
他走到门口，对等在外面的军官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说：
“你们要革命的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
就这样，一场即将发生的风暴迅速平息了，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
这正是：不审势草木皆兵，高端争曰割韭菜;
能攻心反侧自消，毛公一言定风波。
1月下旬，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了病假，闷闷不乐地带着贺子珍和他的警卫员，包括秘书、卫生员一行13人，上了瑞金城郊的东华山。
东华山位于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葱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小庙，就来到这里休养。贺子珍、吴吉清、陈昌奉等人打扫庙宇，搬卸东西，安排住宿，照料马匹。
毛泽东站在庙前不远的岩石上，解开棉衣扣子，露出里边补了多处补丁的白色衬衣，双手叉腰，俯瞰着山下的景色，忍不住赞叹道：
“好景色，好景色呀!”
他突然叫道：
“子珍，快来。”
贺子珍闻声而至，惊奇地问：
“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
毛泽东说：
“你来看，耳听风涛声声，俯看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贺子珍见毛泽东难得有这个好心情，就说：
“是个好景致，比永新家里的山还美，真是个世外桃源哩!”
“比喻得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
“晋人陶渊明，少家贫，好读书。娴静寡言，不慕荣利，曾说道：‘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他一生写下不少田园诗句。我记得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此时，吴吉清在庙前叫道：
“主席，布置好了，快来看看如何?”
贺子珍搀着毛泽东走进庙里。这座古庙中间为殿，两边为房。打扫过后显得很清爽。据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毛泽东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边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条边带条子的浅红色线毯，上边是白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立在耳房门外，看了看说：
“很好哩。”
吴吉清说：
“主席，我们住右边，烧火在外面。”
毛泽东审视着殿里说：
“这中间派什么用场啊?”
他见大家都没有回答，就笑了笑说：
“中间就是咱们的学习室。每天抽几个小时，我给你们当先生，你们当学生，学文化好不好?”
“好，太好了。”
大家听毛泽东如此说，无不响应。毛泽东又说：
“你们家里都很穷，上不起学;参加了革命，战争又很频繁，没得时间学文化。没得文化，就不能很好地革命，有人也会瞧不起你们。咱们订个计划，我呢，读书、看报，大部分放在晚上;你们上午、下午各抽两个小时，学文化，讲时事，怎么样?不好好学，是要打板子的啰。我念书时，也常挨先生的板子。”
众人看毛泽东既风趣又认真，都笑了。
“好!鼓掌通过”
毛泽东一提议，警卫员们都鼓起掌来。
毛泽东在东华山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不断地读着化名为“郑爱群”的傅连暲医生派人送来的《申报》、《新闻报》，还有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有时，毛泽东也破例在他的吊床上睡到正午。
毛泽东一直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这座古庙里度过的。
再说1月2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议》中说：苏区中央局在审查李韶九过去工作以后，认为李韶九同志在肃反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的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专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决定给李韶九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做群众工作。
1932年2月3日，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在扫除了敌之外围据点后，占领了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门外的白云山，控制了制高点。
接着，各部队按中革军委训令规定进入阵地：攻城部队占领了赣州城东南面的阵地;总预备队集结在沙石埠;监视部队在西北方向占领了唐江及其以北地区，在南面占据了王母渡一带。
地方工作部队红4军亦到了南康、大庾一线开展工作。
红军包围赣州城后，赣州守敌马崑部立即采取了“缩短防线，固守内围，将城外的防御工事毁坏，撤兵进城，建立强有力的火力据点，构筑坚固的工事，挖掘坑道，作为长期作战准备”的方针，与红军对抗。
2月4日，红军各部进逼赣州城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也设在城下。他指挥部队把赣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命令红3师攻北门，红7军攻东门，红2师南门，红1师攻西门。总兵力为14000人。
眼看赣州城即将到手，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也兴奋起来，他们于2月8日通过了一个《关于在粉碎敌人4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决议中说：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4次围剿，将是反革命力量同革命力量的最后决战，在这一决战中我们的胜利将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将使我们取得一个以至几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这一胜利将开始我们直接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进行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阶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决议要求根据地最大限度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各个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赣闽两省在3月20日以前，必须输送10000名新战士到前方。
这个决议还最先提出了在苏区进行查田运动的口号。苏区中央局提出的贯彻“左”倾中央指示的所谓查田运动，就是要使“左”倾冒险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在根据地内得到全面的贯彻，而彻底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土地政策。
这才叫：天地我为尊，嘴里咒，念念有词，呼风唤雨;
兄弟咱联手，水中月，明明可及，手到擒来。
欲知彭德怀能否拿下赣州，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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