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们进军闽
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
日主张，无论是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
话说彭德怀原以为赣州城可以一鼓而下，却不料一打才知道赣州城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赣州城池坚固，不炸城墙，难以攻克。彭德怀把攻城的重点放在了东门。于是，城外要炸城墙，城内要护墙；城外彭德怀将炸药装在棺材里，准备了“棺材炮”，城内马崑组织了一支特殊的“瞎子听音队”，随时听着发自地下的声响，以便搞清红军究竟在哪里挖坑道。就这样，“棺材炮”与“瞎子听音队”构成了战场上的奇妙对抗！
彭德怀虽说要炸城墙，却又规定不得炸得太厉害。因为大家已经设想把赣州定为“首都”，要保持城墙的完整，以利于未来首都的防御！
1932年2月13日，红军首次爆破城墙，因为怕炸坏城墙，所以，炸开的缺口太小，不顶用。
2月15日，红军第2次炸城墙，因为计算不准确，城墙炸塌时竟然向外倒了，把隐蔽在城下的红军战士砸死了一大批。
正当红军两攻赣州不克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机构伪造了《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于2月16日至21日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
“伍豪”即周恩来。周恩来年轻时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因抽签决定社员的编号，他抽到的是5号，自此他便以谐音“伍豪”作为笔名。
此时的周恩来明明在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怎么会“脱离共产党”呢？这分明是国民党故意造谣、混淆视听。身居东华山的毛泽东看到这个启事，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的名义起草了布告，郑重宣告：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再说2月23日，彭德怀指挥红军第3次炸赣州城墙，虽然炸开了一个不小的口子，却遭到了守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4个小时，红军也未能攻进城去。
1932年3月4日，红军第4次炸城墙。此时，急红了眼的彭德怀，已经顾不得保护未来首都的城墙了，一下子在东门下的坑道里塞进了3个“棺材炮”。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棺材炮”不但把东门城楼掀翻了，还把左右两侧城墙各掀翻了20余丈。彭德怀本以为这一次总可得手，那料想红军战士中出了一个叛徒，他早已把红军的重要情报告诉了马崑，马崑早在城内做好了准备，任你红军再猛烈的进攻也无济于事。
正当彭德怀无计可施的时候，蒋介石派出的援军也来到了赣州。陈诚、罗卓英部所属之11师、14师、52师和两个独立旅，从吉安经遂川到达赣州外围的赤主蛉；粤敌亦北上至大庾、九渡水一线，对红军攻城部队形成了反包围之势。
至此，红军攻打赣州城已成败局，毛泽东的预言被1个多月的冷酷现实所完全证明了。
3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正在给警卫员们上时事课，值班警卫前来报告说：有两个骑马的军人上山来了。毛泽东出去一看，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
毛泽东猜想，项英远道而来，肯定有要事。果然，项英一落座，便开口说道：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马上下山。”
毛泽东已经明白了项英的来意，说道：
“马上下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我军攻打赣州1个多月了，仍久攻不下，部队伤亡很大，3军团和其它部队正被敌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机。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共商大事。”
毛泽东也不推辞，便说：
“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项英一走，毛泽东对贺子珍说：
“赶快整理东西，准备下山吧。”
毛泽东收拾了一下文件，就要下山。此时，乌云滚滚，眼看就有一场大风雨。贺子珍劝毛泽东说：
“你身体不好，晚一天再走，免得让雨淋出毛病来。”
毛泽东说：
“不，我一工作起来，病就好了。”
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到了瑞金已是傍晚时分。傅连暲得知毛泽东的行踪，特意派陈炳辉随同毛泽东一起行动，做毛泽东的保健工作。
毛泽东找到郭化若，往前线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大胆起用预备队红5军团，尔后就连夜赶路，来到于都梓山澄江渡口。他等了很久，总算坐上一艘小船，一路上摇摇晃晃朝赣州方向驶去。经过2天3夜的航行，毛泽东一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
此时，中革军委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把红5军团也调到了前线。
袁血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敢于起用起义过来才3个月的红5军团。他致电前线，建议把红5军团从预备队位置调到前线参战。红5军团的第15军开到赣州外围，恰遇敌军从城内出击，把3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包围起来，情况十分危急。红15军奉调，在董振堂同志率领下，跑步前进，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尸横遍野，仓惶退入城内。扭转了战局，使3军团被围的这个师转危为安。从此，‘5军团的大刀’便在苏区军民中广为传播了。”
3月7日，彭德怀把红军撤到赣州城东面的江口地区及赣州以南的地区集结。
赣州攻坚战从2月4日至3月7日，历时33天，先后4次挖地道爆破进攻，虽然破了城墙，但始终未能攻进三面环水、城高两丈的“铁赣州”。是役，红3军团伤亡3000余人，红11师400多人被俘。红1师师长侯在英、红4军第11师政委张赤男、红13军第37师政委欧阳健等10名团以上干部壮烈牺牲。
3月中旬，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检查打赣州的问题。苏区中央局采纳了这个意见，立即赶到前方，在江口圩前敌总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江口会议”。
苏区中央局委员周恩来、任弼时、项英、王稼祥、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粟、陈毅参加了会议；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主持了江口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的第1个议题是要不要再打赣州。在讨论中，彭德怀等人主张再打赣州。毛泽东说：
“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去背吧！”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彭德怀等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无言。
会议的第两个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多数人仍然坚持占领一二个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方针，主张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彭德怀也放了一炮，他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
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主张红军撤回中央根据地，肃清白匪的土围子，休整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筹备粮食，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同时，他仍然主张在打通闽西、赣南两区后，即应向赣东北作有计划的发展，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与巩固。
毛泽东说：3个军团应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如果红军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可以汇合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的革命力量，取得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可以依托武夷山、仙霞岭、天台山等山区有利地势，稳步向外扩展；还可以同上海和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运动取得密切的配合。
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在重大失误的教训面前，仍然认为毛泽东的主张不符合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他们不但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是对夺取中心城市过分恐惧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继续要求红军去攻占中心城市；立即扩大红军，改组红军，开展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
苏区中央局力主红军主力兵分3路，以中路军和西路军夹赣江而下，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据彭德怀回忆说，他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是同意苏区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
毛泽东再一次陷入少数孤立的境地。
3月1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发布训令，打乱各军团原有建制，重编了红1、红3、红5军团，其新的建制是：
红4军、红15军编为1军团：由林彪为总指挥，由1931年12月从上海到达苏区的聂荣臻为政委，由陈奇涵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王良为红4军军长，罗瑞卿为政委；黄中岳为红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
红5军、红7军、红14军编为3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邓萍为红5军军长；龚楚为红7军军长；赵博生为红14军军长，黄火青为政委。
红3军、红13军编为5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徐彦刚为红3军军长，葛耀山为政委；董振堂兼红13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
红12军编为地方部队。
3月14日，中共闽粤赣省委遵照苏区中央局指示，在长汀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将闽粤赣省委改组为中共福建省委，由罗明任代理书记，刘晓任组织部长，李明光任宣传部长，萧向荣任秘书长。
3月17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训令中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说：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训令发布的江口会议的战略部署是：
“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夺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训令根据江口会议决定，将红军分兵3路：
以红5军团为东路军。
以红1军团组成中路军，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陈奇涵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与红5军团在赣江以东地区活动。
以红3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苏区，使遂川以及泰和、万安、河西部分地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
尔后，中西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毛泽东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以后，服从组织决定，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但是，他对苏区中央局这一冒险主义的行动计划，却不能置之不问。打赣州的失败，几千红军战士的鲜血，已经使毛泽东十分愤慨。他走在行军路上，一再向林彪、聂荣臻建议，中路军应该改向闽西发展。
毛泽东的意见，最终获得红1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的支持。
3月21日，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说：
“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取毛主席意见。3军团应暂在信丰一带工作，一面观察各方情况之变化。5军团应随1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宁、泰宁、宁化及清流等县。”
苏区中央局研究了林彪、聂荣臻这一建议后，决定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和5军团一起，临时到福建活动一个时期，筹措经费，尔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毛泽东在东征出发前，向红1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据聂荣臻回忆说，毛泽东是这样表述他的见解的，他说：
“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们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是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红军向外发展，如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围剿’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向南势必与广东部队主力顶牛，向西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便；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是有闽西根据地作依托，二是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3月26日，红1军团到达长汀。毛泽东命1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迷惑敌人。
3月30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
恩来：
1、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2、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1军团及闽西军区独立第7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3、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5天，5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15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4、1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7师取齐，即先向东行。5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4月20日须到达龙岩待命。13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1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7师望催兼程来汀，若7师不取齐，1军团下漳州更单薄。5、我明日去旧县（村）晤（闽西军区政委）谭震林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泽东
1932年4月1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马上由瑞金抵达长汀，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直下漳州”的可能性。毛泽东阐述自己的理由说：
“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
会议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直下漳州的战役计划。
此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
周恩来随中革军委留驻长汀，筹集给养，支援东征作战。
再说长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带着警卫和郭滴人等人星夜乘木船沿汀江到上杭县。
警卫员吴吉清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
‘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啰！’
夜空里，突然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着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附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抽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
‘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着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
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
毛泽东上杭经过调查后，致电周恩来说：
“请命令5军团全部立即出发，急行军，于14日到达龙岩。”
他又特地给中共福建省临时委员会书记罗明打电话，要罗明随红军前进，组织好支前队、运输队到漳州，以便运送战利品返回中央苏区。尔后，毛泽东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白砂。
4月2日，红1军团离开长汀。
4月4日，临时中央还在对毛泽东进行攻击。中央机关报《红旗周刊》第37期、第38期合刊（一说《斗争》），发表临时中央主要成员撰写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进攻，等待新的胜利”，“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说毛泽东是“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 要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动摇”。
4月8日，红1军团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攻占了龙岩西部约25公里的大池圩。守敌杨逢年旅误认为是“土共”骚扰，不以为然。
红1军团在大池云章书院召开军事会议，由龙岩县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汉钦介绍杨逢年旅在龙岩的军事部署。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研究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考塘守敌，直取龙岩。
4月10日拂晓，红1军团乘敌不备，向小池隐蔽前进。而后，先由地方游击队向民团发起进攻，敌人麻痹，使其仍然以为是“土共”骚扰。紧接着，红15军第45师一鼓作气击溃驻守小池的敌人补充营和民团，击毙敌营长，斩断了考塘守敌的触角。
考塘村位于山谷低洼地带，龙岩至上杭的公路穿村而过。村子两侧山高林茂，地势十分险要。杨逢年派出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即29团1000多人驻扎在这里。公路两侧的奎阁楼、协鸿楼亦驻有重兵，山上制高点都配备有重型武器。
红军进至考塘村，敌人用重火力封锁公路。毛泽东与聂荣臻研究决定，兵分3路，互相策应，猛冲猛打。
左路红军率先登上枫寮山顶，控制住敌人在枫树岭的机枪据点及奎阁楼。
在红1军团的猛烈攻击下，奎阁楼、协鸿楼守敌全部被歼，敌团长阮宝洪逃向永福、漳平。
毛泽东和军团领导研究决定：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兵分2路进攻龙岩城。
下午5时，第1军团攻占龙岩，杨逢年率残部向南靖方向撤退。红1军团在龙岩休整，“洗刷、检查、宣传、收集书籍、处置俘虏、埋葬死亡、送伤兵”。
4月11日，毛泽东在他所住的龙岩城内清高山南麓龙岩商会的2楼大厅里，召开红1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他总结龙岩战斗胜利的原因是：在白砂休息了1天，集结了兵力；在大池圩隐蔽宿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而教训是：红15军45师解决小池前哨之敌动作还不够迅速，致使部分敌人逃脱，未能全歼。
毛泽东和军事领导们又研究了进军漳州的军事部署。
此时漳州守敌系第49师第145、146两个旅。其主力配置在漳州的天宝、南靖及其以北山区，依托杨梅岭、风霜岭、十二岭、笔架山、榕子岭，凭险固守；另一部分兵力则布置于漳州市区。
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根据地形、敌情和敌人兵力的布置情况，经过一番周密的研究，决定首先歼灭漳州外围之敌，尔后乘胜夺取漳州。红1军团两个军的具体任务是：
红4军由政委罗瑞卿等率领在左担任主攻，第15军在右助攻。
另外由红5军团之红3军位于南坪附近为预备队；红13军驻龙岩。由罗炳辉率领的闽西军区红12军驻闽粤边的上杭、武平、永定，监视粤军的行动，保障东路军的后路和右侧翼。
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继续在龙岩休息，待5军团赶到，会合之后再向集结之敌进攻。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弟弟毛泽民，要他向地方干部和群众讲明政策，筹足军饷。毛泽民在龙岩店员工会委员长魏炳海的协助下，向龙岩商会借款5000大洋，待红军攻下漳州后，如数归还。
此时，贺子珍在龙岩城里一面忙着为军队筹粮筹款，一面托弟弟毛泽民去寻找寄养女儿的那位大嫂，打听女儿的情况。当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是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托给补鞋匠翁清河寄养。毛泽民按照嫂嫂的记忆，找到晋公祠胜利巷号翁厝那户人家，翁清河十分惊慌，他的回答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贺子珍闻言，半晌说不出话，只是楞楞地坐在那里。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安慰嫂嫂说：
“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原来，翁清河在白色恐怖下，害怕惹祸，出于小生产者的自私，他就弃婴于南门头。事后，毛泽东得知实情，缓缓地说道：
“真可惜呀！”
4月13日，林彪、聂荣臻率领东路军总部和红4军先行离开龙岩，绕过途中反动据点，取道盂头、前林、林田，2天赶了150多里路，到达和溪宿营。
4月14日，红5军团到达龙岩与红1军团红15军会合。毛泽东命令红13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他随红3军和红15军行动，向漳州方向进发。
4月15日，毛泽东骑着白马，亲自率领红3、红15军，冒雨挺进南靖县龙山、马山一线。毛泽东不时地询问前面的人：
“前边情况怎么样？”
此时，漳州城内的国民党军第49师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红军东路军主力已经进入了南靖。
4月17日，仍然是大雨滂沱，红军战士冒雨抢渡溪流暴涨的九龙江支流永丰溪，进抵五峰山大尖以南的内洞、南坪一线，准备从这里出发进攻敌军主阵地十字岭和风霜岭，撕碎漳州城的天然屏障。
4月18日夜，毛泽东扶杖登山，沿着古驿道，也来到了南坪。
南坪是一个小丘地，三两里外有稀疏的村落，对面是并不太高的寨前山。东路军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已经提前在寨前山安营扎寨，毛泽东只和他们相隔一个山垅地。
毛泽东自江口会议后，戎马倥偬，军旅劳顿，使得他面容消瘦，满眼红丝。警卫员吴吉清将油布摊在南坪小丘上，劝道：
“主席，你歇息一下吧。”
大战在即，毛泽东交代吴吉清说：
“一闻枪声，立刻唤我。”
说罢，倒头便睡，很快就打起鼾声来。
18日半夜时分，罗瑞卿带领的红军东路军先头主攻部队红4军红11师，在师长刘海云、政委刘亚楼率领下，在红10师配合下，悄悄向守敌主阵地移动。
红11师第31团由团长吴皋群、政委宋成泉率领，已经做好了攻夺五峰山大尖敌阵的战前隐蔽；第32团由杨成武率领，跟随11师主攻部队第33团前进，指向十字岭和风霜岭的敌人主阵地。
4月19日凌晨3时许，红33团第1、2连和重机枪连在团政委刘忠、副团长陈冬生的率领下，已经摸到距离敌阵地只有100米左右的树丛中隐蔽待命。
此前，红11师政委刘亚楼在做战前动员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特别要求第33团要用最顽强的精神，迅速攻占敌军阵地，坚决夺取天宝山屏障，赢得攻取漳州城的关键一仗。
刘亚楼，1910年4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一个贫困民家庭，父亲刘克芳，母亲曹秀孜。刘亚楼出生3天，母亲病死，父亲无力抚养他们姐弟，就把他们都送了人。刘亚楼是由铁匠刘德香一手拉扯大，取名刘振东。他于1929年8月加入共产党，更名为刘亚楼。
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敌人的工事、帐篷显出了朦胧的轮廓。突然，红11师师部发出了攻击信号。第31团政委宋成泉第一个从掩体里跳出来，向战士们高喊一声：“打！”
瞬息间，重机枪和步枪一齐向大尖敌阵开火，首先打响了攻取漳州的战斗。
枪声划破长空。吴吉清正要叫醒毛泽东，只见毛泽东一骨碌爬了起来，习惯地双手叉腰，观察着五峰山、十字岭和风霜岭方向。毛泽东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对吴吉清说：“走！”
吴吉清跟着毛泽东越过山坳，跨过山垅，来到寨前山红军总指挥部，与林彪、聂荣臻会合在一起。
此时，红12师1个团正面攻打十字岭受阻，数攻不克。毛泽东接过林彪的望远镜扫视一番，对林彪、聂荣臻说：
“可以增派部队迂回五峰山，从守敌较弱的大尖山俯冲而下，吃掉十字岭顽强之敌。”
林彪、聂荣臻立即调红30团冲上五峰山，配合红31团歼灭守敌，转而从大尖俯冲十字岭，从背后冲击守敌，打掉敌人的重机枪阵地。
不久，林彪、聂荣臻突然听不到十字岭敌人重机枪的吼叫，知道它已经成了哑巴，高兴地报告毛泽东说：
“好啊，上去了。”
此时，红10师也已经插进大尖山东侧阵地；红3军自左翼投入战斗。红3军和红12师一齐冲向天宝一线，会合红11师向溃退之地发起猛烈追击。红15军也在第4军的配合下，迅速攻占了榕仔岭、笔架山，直捣靖城，迫近九龙江江畔。
4月20日，国民党军第49师所凭借的天然屏障全线坍塌，守敌纷纷向漳州、南乡、浦南方向逃窜。东路红军全军协同作战，迅速占领天宝、南靖，乘胜向漳州市区方向进击。
在漳州西茶铺亲自指挥炮击的第49师师长张贞见势不妙，立即增派援军接济前线溃兵，他自己则领兵撤回城内。
张贞所遣的援军被红军阻击在香蕉林茂密的漳龙公路首段，敌145旅旅长祖清临阵逃跑；146旅旅长杨逢年也来了个“弃须脱袍”，用门板横渡九龙江逃命；副旅长魏振南被俘，团长陈启芳被击毙于山野。
欲知东路军能否打下漳州城，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76章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
能不能打仗，可是你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话说毛泽东和东路军总指挥部一道向漳州挺进。毛泽东来到北溪岸边，碰到红32团政委杨成武。杨成武此时才刚刚18岁，他一见毛泽东，就激动地说：
“报告主席，我们团缴获了好多好多的日本造洋枪，有三八式步枪，20发驳壳枪，马克沁轻机枪，三七口径小钢炮。”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他勒住马缰绳，说：
“缴到好武器，你们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要分一些给兄弟部队，‘有福同享’啊！”
杨成武于1929年1月15岁时，参加了闽西农民暴动。这是他第1次见到毛泽东。
是日晚，红军东路军各部逼近漳州城郊。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赶紧下令炸毁城中的枪械弹药库，率领残部连夜撤出城去，逃向闽粤边陲的诏安县，尔后逃往厦门。
红11师先遣团抢先攻入漳州，缴获了敌49师2架帆布双翅单引擎军用教练机。
毛泽东穿着一件长褂，头戴凉盔帽，乘坐一匹白马，跟在红军队伍中进入漳州城，遇见了正在指挥打扫战场的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我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的字。”
毛泽东边走边从地上捡起一颗弹壳，轻轻地说：
“战地黄花呵！”
舒同会心地笑了。他为毛泽东具有如此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如此神奇的妙语所触动。舒同有个习惯动作，右手指总爱在膝头上比比划划地练习写字，因此，他的裤子总是在膝盖处先破。他这一习惯是在行军打仗中的马背上养成的。毛泽东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马背书法家”。舒同还往往在休息时抓紧时间起草文稿，颇有“立马可待”之风。
毛泽东住进了芝山南麓的一座别墅式红砖洋楼；东路军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住在芝山半腰的一幢楼房里，邻近毛泽东的住处。聂荣臻和林彪随东路军司令部住到省立龙溪中学的“干之楼”，从楼上西窗口，可以看到毛泽东住的红楼。
漳州战役红军歼灭敌第49师大部，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枪2300多枝，子弹13万发，炮6门，炮弹4900发。一些战士还在战利品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的也不知道怎样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查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1932年4月21日上午，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了做“战役检讨”，又布置了进城后的任务。他偶尔甩动一下黝黑的长发，用右手扳着左手指，1、2、3、4有条有理的告诉与会指挥员们，要进行抗日宣传、筹措军费、扩充红军和开辟闽南苏区。毛泽东谈到筹款问题，他把政策界限讲得十分清楚，他说：
“没收官僚兼地主兼资本家财产；对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采取捐助的办法。”
4月22日，毛泽东在漳州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发电称：
“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间，“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
毛泽东还在电报上说：
“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红3军、红4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毛泽东说：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东路军打下漳州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红军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长期固守漳州。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
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有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根据地。在漳州则是只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
4月23日，在毛泽东指挥下，东路军分兵在漳州、石码及漳州所属的龙溪、海澄、南靖、漳浦、长泰等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地方工农革命委员会，扩充红军队伍、运送战利品回闽西苏区，打土豪、筹款子和物资。
毛泽东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当做土豪抓起来。就立即在他所住的楼前草坪上，召开了一次连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说：
“你们抓错了许多人，第一个原因，没有很好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打人权。”
红32团政委杨成武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感到特别新鲜。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
毛泽东教育大家分清什么叫土豪，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要马上放人，要赔礼道歉。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指定聂荣臻、罗荣桓分头到各军、师去，检查纠正筹款工作失误的落实情况；驻扎在石码的红4军政委罗瑞卿，也回到部队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教育部队要把抓错的人放了，还要赔礼道歉。仅一个红33团就放了100多名抓错的人，他们向那些被抓错的人一一赔礼道歉。
毛泽东要求在漳州城内筹款60万，因事关重大，就让罗荣桓亲自抓一抓。
龙溪县筹款委员会在芗城东厢打锡巷旧商会举行会议，罗荣桓特地挤出时间前去参加。上午8时，会议开始了，罗荣桓讲话先自报家门：
“我叫罗荣桓，在东路军政治部工作。红军是抗日的，日本人打到我国门内，中国人就要起而抗之。我们红军的臂章写着‘抗日救国’，也用行动贯彻我党的抗日主张。红军抗日就要军费，漳州工商界人士都要救民族于危亡，我相信大家都会踊跃捐款，相助抗日的革命队伍。”
罗荣桓话音一毕，与会者鼓起阵阵掌声。负责各商界同业的筹款委员，当场都认定了捐款数额：10万、7万、2万、1千……，一下子就筹到了几十万光洋。
罗荣桓回到芝山红楼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捐助政策能坚持，民族资本家会拥护我们的。”
罗荣桓说：
“政策开了路，我想，如数捐助不成问题。”
毛泽东在此期间，还会见了地方党负责人罗明、邓子恢、蔡协民、王占春，指导组建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红3团的武装队伍。
4月27日，毛泽东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城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
正在此时，中共厦门市委秘书长曾志也赶来了漳州，她找到了红4军军长王良，王良把她送到政治部罗瑞卿那儿，罗瑞卿派了辆大卡车将她送到漳州东路指挥部，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热情地请她吃晚饭。吃了饭，林彪派人带她去见毛泽东。她一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意外地发现蔡协民也在这里。毛泽东对曾志的到来也感到意外，他十分热情地说：
“我一直在想着你们，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巧得很，蔡协民也来了，你们俩就住在我这里，我搬到旁边的房子里去住。”
曾志说：
“我是奉厦门中心市委之命，前来打前站的。中心市委觉得应该把机关迁往漳州来，让我先来看一看。”
毛泽东闻言，沉思了片刻，说：
“我们的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呆多久现在很难说，市委要迁过来就过来吧，来了再说。”
有一次，曾志陪同毛泽东来到龙溪中学，他们进入空无一人的图书馆里找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毛泽东在书堆中翻出了不少有用的好书。
曾志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书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埋头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什么内容的都有。”
“曾志，给我找个箱子来，”毛泽东嘱咐曾志：“我们把这些书带走。”
曾志装了好多箱子书，让人搬上卡车，竟有半卡车之多，全部运回了中央苏区中心的瑞金。
毛泽东将要事处理一毕，在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的护卫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城南机场。他看着缴获的两架飞机，高兴地说：
“这下好啊，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我们一起坐飞机飞回红都，不要靠两条腿了。”
一句话说得陈昌奉、吴吉清也眉开眼笑。
红军部队在漳州这一段时间，伙食和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唯独毛泽东除了书籍增加了好几倍之外，其它一切还是老样子，吃的天天是豆芽和白菜，盖的还是那床连毛都磨光了的旧毯子，袜子已经换了两三次袜底。
曾志在去邮局拿报纸时，口袋里正好还有几枚伙食尾子，就买了2双黑线袜子送给毛泽东穿。曾志还从没收来的物品中捡回了两双女式胶鞋，2条肥皂，还有一包土纸包装的巧克力，兴高采烈地跑回去，交给毛泽东，说是要毛泽东带回江西给贺子珍。
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率市委一帮人进驻漳州后，立即开展工作。曾志负责起草了一份《告漳州同胞书》，请毛泽东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曾志利用这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她想回部队工作。据曾志回忆说：“我那时不过21岁，充满着革命热情，非常不适应白区憋屈的生活，一心向往着军队里的战斗生涯。我向主席表明心迹，他同意了，但一定要征得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的认可。王海平最后也答应了，放我走，我好不高兴啊！心想终于又能扛枪当女兵了！”
就在此时，厦门中心市委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漳南成立漳州中心县委，由蔡协民任县委书记。会后，蔡协民单独找到王海平说：
“要我到县委去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让曾志也去，否则我搞不好工作，负不起责任。”
王海平一听可就犯难了，他已经答复毛泽东，同意让曾志回中央苏区工作。王海平思来想去，只好还去找毛泽东，请毛泽东做工作。毛泽东就把曾志找了来，告诉她说：
“我本来是同意你回中央苏区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会影响工作。他的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你在他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去创建新苏区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毛泽东怕曾志不同意，又故意使起了激将法，他说：
“开辟新苏区很艰苦，一个共产党员要勇于承担这个任务。回苏区只是做一部分工作，而在这里是开辟，是创造，意义更大。”
年轻好胜的曾志，自然不愿意让人说她回苏区是逃避艰苦，尽管心里边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毛泽东既然这样说了，也就只好答应留下来。两三天之后，蔡协民、曾志将出发去闽南的小山城了，毛泽东特意设晚宴为他们夫妇饯行。他破例叫警卫员买了一只大红公鸡，还打开了一听从江西带来的还没舍得吃的牛油罐头。毛泽东如此真诚，使得曾志十分感动。
此一别也有分教：壮士热血洒闽土，巾帼苦尽重归宗。
后来蔡协民于1934年在漳州英勇牺牲，曾志在1939年12月回到延安后，才又重新见到了毛泽东。这是后话。
再说1932年5月3日，毛泽东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以个人名义复电苏区中央局，率直地陈述了他自己的意见。
原来，中共临时中央在信中说：“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反苏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全线的新的总进攻”。党的任务是“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第一，3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敌，亦是防御攻击性质。绝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3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第二，在3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为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了我们的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它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打击粤敌。
毛泽东
列（3日）
此时，漳州有不少知识分子向罗荣桓提出要参加红军。
夜深了，毛泽东和罗荣桓还在研究接受知识分子参军问题。从名册上看，有高捷成、李子芳、苏静、苏精诚等，一共100多名，他们当中有美术家、小提琴家、教员，还有几十名台湾籍的爱国青年和南山的几名和尚。
毛泽东想起在红军进入漳州后，闽南知识界就曾给他写过建议信，提出红军应当招贤纳士。他对罗荣桓说：
“知识界建议我们‘招贤纳士’，我们红军队伍能容五湖四海，对这批‘贤士’，可以尽招而纳之。这批贤士，我看，是不是请罗明带到苏区去？”
正在此时，罗明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工会李代表上楼来了。毛泽东指着罗明笑着对罗荣桓说：
“你看，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罗明是在到漳州后，就住在毛泽东楼下，常来常往。他今天是和李代表研究了漳州工人代表团赴苏区参观问题后，一同上楼来请示毛泽东，想不到来的正是时候。毛泽东拿起一叠信递给罗明，风趣地说：
“统统是秀才们的荐贤信，要我们招贤纳士。刚才我说，红军能容五湖四海，广招而纳之。你们要带领漳州工人代表团去苏区，能不能也带上他们？”
罗荣桓插话说：
“我和主席刚刚商量，就看你的了。”
罗明说：
“闽西我路熟，沟沟坎坎一清二楚，带路不成问题。”
5月11日，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批评中央指示信的复电后，做出了一个只“唯上”不“唯实”的决议。决议中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自去年3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地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种保守倾向便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12日，罗明和李代表率领漳州工人代表团一行19人及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从漳州启程前往汀州。
几天后，罗荣桓抖动着手中的《红色中华》，告诉毛泽东说：
“漳州工人在汀州，报载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
“见了，见了。”
罗荣桓又将刚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报告毛泽东说：
“工人代表有半数要求参加革命呢。”
“好啊！”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说：“说明这次东征行动，我们的党、红军是耸动远近视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来啦。”
就在这时候，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新的一轮攻击又来了。
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份很长的指示电，直接指责毛泽东在3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可以引出极大的危险结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临时中央认为这种“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的“纯粹防御路线”和“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
指示电同时批评周恩来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还没有“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
周恩来面对中央的严厉批评，被迫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是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战略主张的全盘否定，这预示着分歧双方的斗争将进一步尖锐化。
5月27日，东路军接到红军总参谋部发来的一份通报，通报中说：
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进攻赣南和闽南之意；又悉，敌19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
5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东路军撤离漳州地区，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保卫中央苏区。
聂荣臻奉命先行，毛泽东要他必须及早赶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汀州。于是，聂荣臻决定乘坐飞机前往。杨成武担心他的安全，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政委，你就这么冒冒失失的飞回去？还不知道驾驶员可靠不可靠哩。”
聂荣臻微微一笑就上飞机了。他知道，驾驶飞机的是一位朝鲜籍的可靠战士。就这样，聂荣臻第一次乘坐红军第一架军用飞机，安全地飞往汀州，后又飞抵红都瑞金。当电波传来“平安到达”的消息时，毛泽东放心地笑了。
1932年6月5日，中革军委发布军事训令：
“1、5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毛泽东等人即遵命率领红1、红5军团，分别由龙岩地区向西进发，在路过福建武平县大禾圩地主的土围子时，红4军军长王良遭到冷枪袭击而牺牲。
王良，四川綦江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30年6月任红4军第10师师长。
王良牺牲后，由周子昆接任红4军军长。
6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会后，中革军委取消了东路军和西路军，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红1、3、5军团均由红1方面军指挥。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总政委职位空缺。
毛泽东在军内没有职务，继续以“政府主席”名义随军行动。
6月下旬，红1、5军团到达赣南天心圩等地。根据红1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军冒着酷暑，长途行军，赶到广东的乌径地区。
1932年7月8日，根据红1方面军总部命令，红5军团行至南雄水口圩与粤军相遇。由于红5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经向南雄逃窜，致使红1方面军总部改变了由红1军团和红12军增援水口的计划。
7月9日，粤军余汉谋命其第4师固守待援，同时命其独立第3师和独2旅由南雄驰援水口。
在9日这一天中午，粤军合兵一处向红5军团发起猛攻，红5军团又错把20个团的敌军当成3个团打。激战多时，红5军团伤亡很大，陷入困境。
这天下午，红1、红3军团和红12军，奉命紧急驰援水口。
7月10日拂晓，红1军团、红12军赶到水口战场。由于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敌我双方兵力基本相当。
红5军团战士们手持大刀，与粤军肉搏，使敌受到重创。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将粤军击溃，逃回南雄。
这是一场“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之词。红5军团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野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战士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水口之战一是由于红5军团误报敌情在先，二是因为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在后，这样就打乱了红军的部署，兵力没有真正集中，虽将粤军击溃，但缴获不多，打成了同敌人拚消耗的战斗。毛泽东后来总结说：
水口圩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但是“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红1方面军在水口圩战役后，奉命进至粤赣边界的南雄、信丰一带，休整一段时间，准备渡江北上，迎击进犯的敌国民党军。
北上作战如何打？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又产生了意见分歧。
欲知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分歧怎么解决，请看下章。
第77章
“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
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话说1932年7月15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
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规定：红1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红1方面军主力乘机由南雄、信丰北上，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实行“北上作战”，同国民党军主力决战；同时策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根据红军战争一贯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诱敌深入”、“避强击弱”等战术原则，提出了一个北上方案：他说：红军应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道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意见后，决定亲自去前线一趟。
7月21日，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研究决定：以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一道主持后方工作，他自己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来到信丰前线的红1方面军总部，同在前方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合，共同研究红军行动方略。
周恩来到前方后，经过实地考察，了解了前方的情况与敌我态势，很快就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
7月25日23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当前作战方向致苏区中央局电》，他们在电报中写道：
“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断绝的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会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定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诚、罗卓英等4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以任弼时为代书记的中央局给前线复电说：
不同意毛泽东任总政委，提议由周恩来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
7月29日，周恩来又致电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他陈述自己的意见说：
如果由我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泽东负责，方能指挥适宜。”
1932年8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重新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苏区中央局会议经过争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
红1方面军从赣江东岸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南丰方面敌人，解决陈诚、吴奇伟、朱绍良等增援部队，逼近夺取吉水、樟树、新滏等城，并威胁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抚州，联结赣东北。
苏区中央局还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1方面军总政委。同时，苏区中央局又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联名签发了《红1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命令说：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1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毛泽东终于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上。
在8月8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红1方面军随即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
8月15日，红1方面军经过连续行军一个星期，抵达同国民党军接近的招携、东韶一线，对方竟毫无察觉。毛泽东、朱德发布消灭乐安之敌的训令：
“我军有迅速消灭该敌、占领乐安城之目的。拟于明（16）日向守城之敌攻击。”“令林彪同志为攻城总指挥，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第5军团为为总预备队”，第3军团“监视宜黄、崇仁之敌，并策应我攻城军”。
8月16日，红1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突然向安乐之敌发动攻击，发起了乐安、宜黄战役。
8月17日，红1方面军攻占乐安城，歼灭了由孙连仲指挥的国民党守军新编第27师1个旅，俘敌3000多人。
这一天，敌机前来袭扰，被红军击落1架。红1方面军打下飞机这还是头一次。林彪非常高兴，他对聂荣臻说：
“聂政委，我们在敌机前合个影。”
聂荣臻也兴奋地说：
“好，好！蒋介石送来的飞鱼，正好做个纪念。”
于是，警卫员用照相机给林彪、聂荣臻二人拍了一张照片。
8月19日，红1方面军迅速转兵宜黄。
8月20日，红1方面军攻克宜黄，歼灭守军第27师3个多团，俘敌2000余人，第27师师长高树勋仅带领数人逃走。
8月23日，毛泽东率领红1方面军乘胜进攻南丰，一举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毛泽东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打得迅猛异常，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3城，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俘敌5000多人，缴获了不少山炮、迫击炮，还有包括机关枪等在内的长短枪4000余枝和大批弹药和物资。南昌、抚州大震。不仅江西敌人全部被调动，而且，还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个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前方领导人准备乘胜攻取南城，打开赣东局面，作为反“围剿”的后方。
8月24日，毛泽东随军抵达南城近郊。这时发现南城守敌已集中有3个师17个团的兵力，早有作战准备，敌方的工事又很坚固，地形也于红军不利。红军如果强攻，势必会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且，敌人在乐安、宜黄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机立断，改变预定攻打南城的计划。命令红1方面军进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待机破敌。随后根据新的敌情变化，红1方面军主力又向根据地的东韶、洛口回师，并主动撤退到宁都以北青塘一带休整，依托根据地内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
由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前方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巳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
但是，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却指责红1方面军在南城撤围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撤退到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更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他们还一再催促红1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逼南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
这样，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显然对立的看法。
1932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中央，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电报上写道：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丰之西到乐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经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北苏区求得联络。
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进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为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也分别对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去电，提出他们的意见：
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这样一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同周恩来、毛泽东等红1方面军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就迅速激化起来。
9月25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继续批评前方领导人的方针。电报中说：
“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1个月以上。与这时正遭受敌军进攻的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红军不能呼应配合，而会给敌军以布置的时间，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苏区中央局，对目前不能按苏区中央局指示去攻打乐安的吴奇伟第90师予以解释，电报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1、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和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卤莽行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2、（原文略）3、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进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我们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之准备。）这样才能胜利的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4、中局如同意这一布置，请即刻复电，以便明晨开动。如必要我们待机攻宜黄，则只能在此等候不动，因开进宜黄而不能打，将更加错误。5、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日期以30日开为好，3天赶到宁北的小塘。6、如何？待复电。
周、毛、朱、王
这是前线军事领导人第1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9月26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除了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外，也不同意立即举行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其理由是：
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所以“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当即联名复电中央局，坚持说：
待去闽西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中央局全体会议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为许多重大问题，“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10月10号以前为妥。”
这是前方军事领导人第2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就在9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气魄，从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以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说：
“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10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的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致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来夺取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还在《训令》中大胆地预定了未来和敌人决战的战场，是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地区。他在《训令》中写道：
“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要迅速地肃清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区与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和迫近宜黄、乐安、南丰各城市。有把握的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的北上”，“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4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
毛泽东在《训令》中并对战场地区的组织工作也做了详细的部署。这一《训令》的中心，是要将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三者的力量结合起来，做好充分备战工作，在有利的条件下，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第4次“围剿”，将战争的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
后来红军第4次反“围剿”的进程与战场分布表明，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的预见，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他在《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第4次反“围剿”的战略蓝图。
但是，毛泽东9月26日的这一《训令》，却使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更为恼火。因为这一《训令》不仅在当前的工作部署，就是在未来的战场预见上，都与他们的指示“大相径庭”。
9月29日，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我们4人并刘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金出发，星夜兼程，计沃（2号）晚可到前方。”
1932年10月1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
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村召开，史称“宁都会议”。
出席会议的前方的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有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主持了会议。
现存于世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称：这次全体会议“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任弼时、项英等人明白，毛泽东是前方军事方针的主要决策者，所以，他们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批判毛泽东说：
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而毛泽东却对中央主张攻打中心城市赣州持消极怠工的态度。其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毛泽东等人执行“进攻路线”不坚决而“遂未坚决布置”。“前方同志表现得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
打漳州胜利了，但却在战略上“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乐宜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最后，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
任弼时、项英指责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是“向偏僻区域发展”的“上山主义”；毛泽东的诱敌方针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方针、原则，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对这些错误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
在任弼时、项英连珠炮似的攻击和指责面前，前方军事领导人大多都噤若寒蝉。
周恩来一面主动承认责任，表示，“后方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一面批评毛泽东说：“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指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同时，他也认为“对毛的批评过分”。
毛泽东却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申明自己的观点，同错误意见进行了说理斗争。但是，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强烈的攻击氛围中，独木难支，他的辩白显得是那样的无力。
会议决定：再次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撤消他红1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把他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战争的领导总责。
王稼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怕孤立，挺身而出。他表示不同意撤消毛泽东的领导职务，应该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军事领导岗位上，指挥红军作战。
王稼祥是在中央苏区经过了一个时期与毛泽东的相处和了解，逐渐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建军思想深为敬佩。他义正词严地说：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周恩来既不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也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周恩来说：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他提出另外两种方案：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非常愤慨，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也坚决不赞成周恩来所提的第二种方案。他说：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和全部授权，那我也就无须自己去“负全责”。
朱德也不同意调毛泽东回后方。但是，会议上“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最后，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方案，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
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接到了临时中央的指示电。
原来，临时中央常委会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一次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的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做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的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做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望。”张闻天说：“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于是会议决定，立即去电给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封指示电后，周恩来就不再坚持留毛泽东在前线做“助理”的主张了。
此时，毛泽东被解除指挥权，心情十分郁闷，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提出请病假到后方治病。苏区中央局予以批准，前提是要他在“必要时到前方”。
周恩来专程到曾栋材家的黄泥小屋探望毛泽东。周恩来告别时，毛泽东又对他说：
“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10月10日，周恩来在1份电报中写道：
“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
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发布了一个似乎是正常工作调动的通令，全文如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红1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怀
10月14日，红1方面军发布战略计划《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计划最后署名也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周恩来在计划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
《战役计划》决定：红1方面军乘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尚未就绪之际，出敌不意击破敌之一面，消灭建、黎、泰地区敌人，占领该地区，以利尔后反“围剿”作战。
王稼祥将战役计划交毛泽东审阅后，又谈到毛泽东即将要走的事情，王稼祥心情很沉重。毛泽东劝慰王稼祥说：
“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高尚情操。此后，王稼祥逐渐从教条宗派中分离出来，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终生不渝。
欲知毛泽东此行何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力排众议，着实令人佩服。他那一番话，今天读来，仍然使人觉得是那样的真挚感人。他所说的两个“众所周知”，丝毫没有功利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诚、无私、不唯上、只唯实的伟大形象跃然纸上，流芳千古！
第78章
“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
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11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
败11师，便摧毁了陈诚的意志，敌军自然就再无斗志了。”
话说1932年10月16日至24日，红1方面军按照《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相继占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等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红1方面军的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至此，“左”倾冒险主义者正式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对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大为不满。
1932年11月12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说：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周恩来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他自己的意见，他说：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泽东同志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
后来临时中央在11月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指示中说：
“关于与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重复说：1、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2、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要公开加以批判；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害怕现在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会“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不管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周恩来之间如何告状与辩驳也好，也不管临时中央如何想利用毛泽东而害怕毛泽东回到后方有不好的影响也好，毛泽东却是早在10月间就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宁都。
毛泽东回到瑞金的东华山稍事休息后，他因肺病吐血，便经叶坪、古城，翻过长岭寨的牛岭，来到长汀县治疗。他与贺子珍一道住进了红军医院附近的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
这是一座傍山的小楼。先头来这里休养的，还有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以粟和毛泽东的老部下陈正人。周以粟是因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而挨整的。
傅连暲用X光透视，认真为毛泽东检查肺部，发现有一块阴影，但已经钙化。傅连暲又对他的痰做了细菌培养，没有发现结核杆菌。但是，傅连暲根据毛泽东的病状，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肺结核的可能。于是，他精心为毛泽东设计治疗方案，要毛泽东多休息，增加营养，同时辅以药物治疗。
在此期间，毛泽东、周以粟、陈正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谈论党内的“左”派幼稚病。据贺子珍后来回忆，毛泽东曾经这样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1932年11月间，贺子珍在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修养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两个孩子。傅连暲亲自为贺子珍接生，这是一个男孩。毛泽东给孩子取名叫毛岸红。
此时，贺子珍正在患疟疾，傅连暲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这位奶妈是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做毛毛。毛泽东与贺子珍入乡随俗，也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而毛泽东的同事则称毛岸红叫小毛。
毛岸红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常常把他从奶妈的手里把他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母子俩身边，静静地凝视着。
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休养所物资供给部门的一些人，知道毛泽东已经被撤了职，不管事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热乎了，冷言冷语也开始了。为此，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光荣、陈金水非常恼火。贺子珍为了改善毛泽东的生活，常常把自己因生小毛而照顾发的一份营养品，让给毛泽东吃。她还不时地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要一点东西；她又去找总务处傅公侠说明情况，傅公侠表示，毛泽东可以按以前的供给标准领取东西。
毛泽东时常躺在床上看书，护士劝他休息，他就笑笑说：
“好，就休息。”
毛泽东经常带着警卫员走到老古井旁，和汲水的群众接触，有时帮老人或小孩汲几桶水，然后步出西门，帮农民踩水车、撒肥，了解生产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干部好不好？对苏维埃政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毛泽东既平易近人，又是农活的行家里手，因此，农民都很乐意接近他。
毛泽东还到农会、商会、合作社开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情况。
此一时期的长汀苏维埃，只注意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人民的生活问题不大关心，因此，柴米油盐供应紧张。毛泽东的警卫员有时买不到菜，买不到柴，就发牢骚说：
“这个地方什么都买不到，咱们走吧！”
毛泽东说：
“这里有问题，咱们就一定要留下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领导者的责任。”
毛泽东找到长汀苏维埃的负责人，询问他们：
“供应为什么这样紧张，这样困难？”
负责人摊开双手，为难地说：
“有什么办法？敌人封锁我们，东西运不进来。”
毛泽东耐心地说：
“敌人的封锁，固然是造成我们困难的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改进工作方法造成的。长汀苏维埃的100多名代表，过去工作热情很高，一开会就到。可是现在他们不高兴来了，有时只到会几个人。这不是他们觉悟低，而是他们的心里话你们不愿意听，对于群众的实际问题，你们不关心，所以和你们疏远了。”
毛泽东指着汀江上一座破旧的小桥，说：
“比如对面这座桥，已经坏了，走上去摇摇晃晃，挺危险，要不要修理呢？应该想到。关心群众生活，这也是一件顶重要的工作。谁不关心群众生活，不问群众的疾苦，那么，扩大红军，支援战争，就是一句空话。不改变这种作风，是危险的。”
有一次，毛泽东正和汀州市委负责人研究工作，他忽然看到一位老妇人挎着篮子从门口经过，就说：
“我们要做到，老太太拿几个鸡蛋来就能换到盐，她需要什么都能买到，汀州就活了。”
毛泽东每一次调查之后，晚上就坐在灯下记笔记，写文章。警卫员见他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劝他在养病期间不要太辛苦了。他说：
“同志，工作要紧呵，革命就是要辛苦一点嘛！”
警卫员就到傅连暲那里去告状，傅连暲说：
“他的脾气我知道，劝也没有用。”
傅连暲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经常在下午5点至7点，陪毛泽东到汀州城边的卧龙山上去散步。在散步期间，毛泽东曾经向傅连暲提议，将福音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
傅连暲为了毛泽东的健康，把贺子珍也动员起来了，他对贺子珍说：
“主席这样长久下去，不但老病不能治好，还会患神经官能症，需要散散步，放松放松肌肉，呼吸新鲜空气，对毛主席有利的。”
贺子珍相信傅连暲的话，晚饭后就常常劝毛泽东说：
“今天月光不错，到外边走走吧。”
于是，毛泽东就放下手中的书，随着贺子珍一起去散步。
毛泽东终于在老古井休养所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草稿。但是他还不满足，叫警卫员将草稿一张张的都贴在墙上，请工人、农民、干部、战士来阅读，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每天晚上，毛泽东的住室里，马灯明亮，笑语声喧。他请来的人多了，凳子不够坐了，就把床从墙边挪开，让大家坐在四周的床沿上。有的人时间一长坐不住了，毛泽东就拍拍他的肩膀说：
“同志，耐心一些呀。共产党的干部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更好地工作。”
毛泽东有时还会指着某一段文章对某人说：
“注意哟，这是批评你的，仔细看看，对不对？”
有时，他会对某人说：
“看看，你的缺点这样改，怎么样？”
被批评的负责人往往会嘿嘿地笑着说：
“对，批评得对，请放心，我们一定改。”
毛泽东听到这样的话，就会握着他们的手说：
“同志啊，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改的越快越好。”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督促下，长汀领导干部的作风很快转变了。工农业和商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警卫员高兴地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你真了不起。”
毛泽东却说：
“依靠人民，关心人民，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就在毛泽东正为汀州苏维埃政府改进工作之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了。
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赣粤闽“剿匪”总司令部，下达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4次围剿的命令：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调集40多个师，计40万兵力，分左中右3路进攻中央苏区。其具体部署是：由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由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6个师又一个旅为左路军；由余汉谋指挥的粤军为右路军；左右两路军分别担任福建、粤北地区的“清剿”，同时策应中路军的行动。第23师为总预备队；还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
1933年1月1日，国民党驻抚州的前敌总指挥陈诚，按照蒋介石制订的先“清剿”金溪附近的红军、巩固临川、继之以主力向赣南推进的计划，命令第2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调第14师周至柔部、第27师孙连仲部及吴奇伟自己指挥的第90师，集结临川待命。
博古等人急忙集中所有的兵力，统统交付给周恩来指挥，以应付“围剿”。为了加强防御，他们甚至把赣东北的红10军也调到了黎川一线。
一天下午，方志纯和邵式平带着方志敏的委托，从黎川出发，前往瑞金汇报赣东北党组织和根据地的工作。在博古的办公室里，他们说明了来意，将一份详细汇报材料送到博古手上。博古翻了一下厚厚的材料，不满地说：
“你们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
方志纯年轻气盛，不服气地辩解道：
“首长说这个材料什么都有是对的，怎么又能说是什么都没有呢？”
邵式平见他有些激动，连忙拉了他一把，对博古说：
“请首长先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二人出了博古的办公室，方志纯问邵式平：
“怎么办？”
邵式平说：
“走，找毛主席去。”
说罢，二人便一起向沙洲坝走去。方志纯、邵式平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毛泽东的大名却是如雷贯耳，毛泽东对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的高度评价，也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毛泽东的住所。正在屋里办公的毛泽东听说有人来找他，立即走了出来。只见他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但洗得很干净。他那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眼睛深沉、睿智而祥和，清癯的面颊，流露出坚毅和乐观的神色。方志纯和邵式平走上前去，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用他那双温暖柔软的大手握着二人，连连说：
“欢迎，欢迎。”
然后拉着他们进屋里坐下，亲切地说：
“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和蔼可亲的话语，消除了方志纯、邵式平的紧张心理。他们告诉毛泽东说，红10军已经到中央苏区来了，方志敏等少数几个领导同志还留在赣东北。
“哦……”毛泽东显然有点惊讶，但他此时的处境和身份不便多问，只是说：“你们那里不是好得很嘛！”
接着他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从政治、经济到历史、地理，还让方志纯、邵式平画了个草图，一一作了说明。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你们那里很好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不知不觉间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方志纯、邵式平起身告辞。毛泽东望着他们不解地问：
“怎么？不谈呐？”
邵式平说：
“天快黑了，耽误您休息了。”
毛泽东站起身笑着说：
“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又说：
“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
方志纯、邵式平自然是求之不得，便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再一次会见了方志纯和邵式平。谈话一开始，他就问道：
“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方志纯、邵式平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被王明一伙排挤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就说：
“是中央调我们来的，您不知道吗？”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才说：
“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
说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关切地问：
“主力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方志纯、邵式平回答说，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准备以它为基础，再组织一个军。毛泽东点了点头，说了声：“好。”
方志纯、邵式平汇报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首先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省有警卫师，重点县、乡、村分别有独立团、大队、中队。到1930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基本形成了。这次红10军一调走，赣东北的军事力量就很弱了，虽然已开始组建一个军，但装备低劣，经验不足，真担心敌人围剿时，难以阻挡。
毛泽东说：
“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
方志纯、邵式平没有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和敌人打阵地战，而要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指示，他们总还是想着弄点大炮之类的武器好对付国民党军的碉堡，就说：
“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
“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支，是应该支持你们一些。这个嘛……打完这个仗再说吧。”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踱了几步，又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敌人的碉堡嘞？不可以把它引出碉堡来打吗？”
方志纯、邵式平见毛泽东回到了座位上，就把话题又转到这次部队调动上来，汇报了红10军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说：
“同志们还是想马上回赣东北去。”
“跟中央说了没有？”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
“要跟中央报告。”
“报告？有的人连我们汇报都不愿意听。”方志纯气愤地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还挨了一顿克呢。”
接着，他把在博古那里受到的冷遇说了一遍。毛泽东严肃地说：
“这就不对啰。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嘞！”
说罢，他转向邵式平问道：
“你学过军事没有？”
邵式平回答说：
“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史地的。”
毛泽东赞许地笑着说：
“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
说罢，他把话题转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上，问道：
“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了没有？”
邵式平汇报说：
“1930年5月，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弋，我们放枪，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这年下半年，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垱要塞。”
毛泽东插话说：
“这里是天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
邵式平接着说：
“我们在马垱要塞也打了个大胜仗。可是，九江就不同了，它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又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且越湖进攻，孤军深入，恐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没有敢冒险去打九江，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以及安徽的东流、秋浦一带进军，并开辟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很好。你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大城市啊！可就是那么一些人瞎指挥！”毛泽东又鼓励他们说：“你们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工作做得很好，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做宣传的。打完这一仗，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可遗憾的是，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红10军被留在中央苏区并被改编为红11军了。方志敏虽然重组了红10军，但由于失去了主力红军的支持，赣东北根据地不断被削弱，终于被王明路线断送了。这是后话。
且说“负指挥战争全责”的周恩来及朱德、王稼祥等人，面对国民党军的巨大压力，束手无策，只好问计于毛泽东，毛泽东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
这正是：哇喇喇四十万兵来势凶，黑压压乌云压境胆魄惊。看毛公羽扇轻摇，面授机宜，管教你舒愁眉，破重兵。
且说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3人，他点燃一支香烟，对着地图沉思了一会儿，说：
“敌人虽然有40多个师，近40万人马，分3路进犯，其实只能算3个师，4万人马。”
周恩来大惑不解，轻声问道：
“此话怎讲？”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
“在敌人3路军马中，右路军余汉谋部，系广东陈济棠的属下。陈济棠一向与蒋介石不和，出兵助战，只是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一定不肯为蒋介石尽力。左路军蔡廷锴部，以19路军为主，19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而全力进攻红军。因此，这两路军不足为惧，交给地方红军就行了。”
朱德闻言已经会意，周恩来、王稼祥也有所悟。毛泽东又说：
“中路军是敌人围剿的主力，然而总指挥陈诚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亲信，为人骄狂，排斥异己，先是吞并郭宗华43师，后又改编了川军52师。所以中路军十几个师中，只有第11师、第52师、第59师3个师，自成一纵队，听命于陈诚，其余各师，都害怕被陈诚吞并，一定不肯卖力。可利用敌军派系冲突，设法消灭陈诚这3个师，那么敌人近40万大军，就会自行瓦解。因此，我说敌人近40万军队，只能当有4万人。”
朱德不解地问：
“如果先打陈诚的3个师，不就犯了兵家大忌吗？孙子兵法最讲究避实击虚，在敌人几十万大军中，以第52、59、11师战斗力最强，其中第11师又居冠。”
毛泽东笑着说：
“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11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败11师，便摧毁了陈诚的意志，敌军自然就再无斗志了。”
至此，周恩来、朱德、王稼祥3人已经心领神会，于是就联名发布了《关于向北行动的工作训令》：训令中命令红1方面军由黎川向北行动，寻机歼灭江西南城县黄狮渡和资溪县嵩市地区之敌，占领金溪，吸引金溪西南两面敌人决战。
《训令》中还说：这是冲破抚州地域之敌的围攻线、破坏敌之部署、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关键。
此时，毛泽东还找罗明谈了一次话，其结果成为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借口，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原来，闽西根据地的全盛局面已经遭到了破坏，原属根据地中心区域的龙岩、永定、上杭东部地区，全部沦为红、白拉锯战的地区，情况很是紧张和复杂。在闽西根据地内部比较能与敌人作战的红军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8师和第9师共3000余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闽西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毛泽东面对这一形势，他找到因在漳州战役中摔伤也在福音医院治疗即将出院的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首先给罗明详细地介绍了中央红军取得3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然后对罗明说，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当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
毛泽东还说，在杭、永、岩等老根据地，要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动员，牵制和打击广东、闽南两方面的敌军，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
罗明在第二天出院后，立即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
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人，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线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域，直接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再说1月4日，红1方面军红3军团和红22军乘国民党军调整之际，向南城以北的黄狮渡发起进攻，战至5日，歼灭国民党军第5师周浑元第13旅大部，俘团长周士达以下1000余人，其余部逃往南城。
1月7日，国民党军第27师、第90师由浒湾向金溪进攻，第14师向黄狮渡进攻，另以1个师由南城向东北出击，进行策应，企图围歼红1方面军主力于金溪以西浒湾地区。
红1方面军以红1、红3军团为右纵队，以红5军团为左纵队，分别迎击国民党军；战至8日下午，红军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重创孙连仲的第27师，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此战红军伤亡也很大，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才华横溢的红14军军长赵博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6岁。
后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在瑞金的叶坪建立了赵博生纪念亭。
也就在这1月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住了，被迫迁入江西中央苏区。博古临行前，在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
张闻天首先到达瑞金。接着，博古和陈云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掩护下，也到达了苏区。博古一行到上杭时，罗明去迎接他们。博古劈头盖脸地责问道：
“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回答说：
“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听了，顿时心生不快，不耐烦地说：
“不谈了。”
博古一行到了长汀，有人提议说，先去看一下正在汀州疗养的毛泽东，博古高傲地伸出小手指说：
“小毛，有什么好看的！”
1月19日，博古、陈云抵达瑞金，与张闻天等人会合。博古立即召开会议，将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博古为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
中共中央局委员刘少奇也随之到了苏区。
此时的中共中央局对于毛泽东的态度，略微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他们决定：“对于毛泽东同志，需要最大限度的忍耐，并由同志们影响他，给他以充分的可能在中央和中央局的领导下，担任负责的工作。”
1月21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中央局，提出建议说：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迅速消灭赣江、抚河流域的主要敌人，全国各根据地必须协同作战，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建议“中共中央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的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也就在1月21日这一天，罗明根据他在长汀、新城和连泉等县的工作情况，向中共福建省委写了一个《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如何巩固发展闽西根据地、扩大红军主力和打破敌人的第4次“围剿”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其内容是同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相符合的。
罗明把《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送交福建省委后，自知这些意见是不符合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精神的，是不会轻易被采纳的。因此，他又根据实际情况，于1月底又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因为中共福建省委又被称为闽粤赣省委，所以，罗明在报告中的称谓是闽粤赣省委。
罗明在报告中进一步坦率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说：
“不注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此时，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信，反映新泉游击区应当适应斗争形势，精简机构，合并群众组织，以便集中领导。
1月24日，中共中央局电告红1方面军总部，要求红1方面军主动出击，西渡抚河，攻占国民党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抚州、南昌；电报中还告诫周恩来、朱德说：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不同意中共中央局的瞎指挥。
1月27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局说：在国民党军进攻部署尚未就绪、侧重坚守城防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红11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军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
中共中央局不但对军事上瞎指挥，同时对地方工作也瞎指挥。
1933年2月1日，中共中央局通过中央工农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二号训令。训令中说：
根据地内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土地分得好的地方，“要组织突击队、查田队去检查别区的或别县的土地，发动他们重分或对调”。
训令特别强调：在分田和查田中，“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2月3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为了争得战争的指挥权，致电中共中央局说：连续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为取得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共中央局应该常给前方原则上方法上的指示，而具体布置似宜属于前方。
2月4日，中共中央局不顾在前方的指挥者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一再要求，还是强令他们率领红1方面军攻打南丰，进而威逼南城、抚州。
胳膊拧不过大腿，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只有服从了。
2月9日，红1方面军开始向南丰推进。
2月10日，博古以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身份，在《红色中华》第51期上发表《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一文，提出“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号召“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开展我们在各个战线上的全线的进攻。”博古还在文章中高唱：我们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合奏最后胜利的壮曲！”
欲知博古等人还要如何瞎指挥，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1933年1月19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一步加剧对毛泽东迫害的第三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毛泽东只能置身于战争之外，去做一些地方群众工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糟糕的历史时期，继1927年上半年之后，再一次开始了。
毛泽东修改《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草稿的方式方法可真够绝的，他不但把草稿张贴在墙上，请最普通的老百姓提意见，还要请被批评的人来核实参悟。这种改文章法一举两得，真可谓是史无前例，唯他独有。佩服佩服！
第79章
蒋介石怒不可遏，大骂陈诚无能。他在写给陈诚的手谕
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话说1933年2月11日，按照中共中央局的命令，红22军占领里塔圩，国民党守军退集南丰城；新丰街国民党守军因被红军截断归路，即退至南城。
2月12日晚，红3、红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西北国民党军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
再说2月中旬，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休养了4个月之后，返回了瑞金。不久，毛泽东派人到汀州接傅连暲和他的全家人，连同医院一起搬到瑞金。傅连暲有病，身体不好，毛泽东就派中央政府的人用轿子抬着傅连暲和傅母走了40公里，进了瑞金城。
红军的第一所正式医院——中央红色医院，在瑞金杨岗一座祠堂里成立了，傅连暲是院长，同时，兼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此时，毛泽东已被排除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而中央政府的实际大权则被“左”倾的中共中央局所控制。“左”倾中共中央局运用他们的权力，责成毛泽东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开展查田运动。
这次查田运动，就是一个反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又要毛泽东去参与领导的运动。按照组织原则，毛泽东必须执行。明明是针对自己的主张，而且已经被证明了是正确的主张，却又要自己去领导去纠正它，而且还要跟着博古一些人宣传他们的“口号”。
毛泽东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不过，他在查田运动的实践中，在领导广大人民同封建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努力纠正一些偏差，尽量把“左”倾冒险主义过“左”的土地政策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左”倾冒险主义者与在实践上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的同时，在思想路线上又拿罗明开刀，向毛泽东发起了猛烈地攻击。
2月15日，中共中央局为了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消除毛泽东的影响，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职务。
罗明接到通知后，先回到了省委，后又奉命到瑞金做检查。从此，罗明离开了福建，被调到中央党校任教育处长。
罗明的两份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的，提出自已对工作的意见，在组织形式上是合法的，是党纪允许的；在意见内容上，也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但是，“左”倾的中共中央局却抓住这两个报告不放，将罗明的意见说成是“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全党上下和各根据地内开展了一场反对“罗明路线”的大斗争。
罗明在工作中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由于毛泽东在苏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中央局不敢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罗明，开展反“罗明路线”，以批判罗明路线为名来批判毛泽东路线。
2月20日，中共中央局又公布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称罗明路线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已公开走上取消党、取消群众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便是取消主义的政纲。
2月24日，中央派代表到长汀召开各种会议，把省委内对罗明斗争不坚决的刘晓等人，指责为对这场路线斗争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等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都撤换掉了。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罗明在建国后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
“王明一伙反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西也提反江西的‘罗明路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因为毛主席的威望高，就拿我开刀，说我犯了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领导开展这场反“罗明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诚恳地检讨说：
“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陷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再说2月22日，红军前线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奉命进攻南丰受挫后，大胆地做出了违背中共中央局命令的决定，以红11军伪装成红1方面军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运动，将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引向黎川方向，掩护红1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红1方面军主力则从2月23日起，陆续撤出战斗，秘密转移到以东韶为中心的南团、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2月26日，国民党军第1纵队第52、59师分左右两路从乐安分别经宜黄南部的太平圩、登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和东坑岭、霍源，向黄陂前进，准备与从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
2月27日，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分散，态势孤立，即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以红12军为预备队，在黄陂地域的摩罗嶂山区设伏。
2月28日，国民党军第52师、第59师进入伏击圈，红军左右两翼在黄陂地区的登仙桥、蛟湖和霍源等地，将其分割包围，经过激战，52师、59师基本被消灭，师长李明、陈时骥13000余人被俘；红军缴获步枪10000余枝，迫击炮40余门，短枪5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子弹数百万发，无线电1台。
黄陂战斗尚未结束，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从南城、南丰地区增援第1纵队两个师，企图夹击红军。
1933年3月2日，红1方面军主动向宁都县的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寻机歼敌。
3月上旬，蒋介石鉴于围剿中央根据地失利，将国民党军缩编为两个纵队，由“分进合击”战术改为梯队轮番推进。
3月15日，国民党军两个纵队从宜黄地区出发，南下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新丰、侯坊、草台冈一带；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等地。
这一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11军到广昌附近活动，吸引国民党军前纵队加速前进；令红军主力向北移动，寻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0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进至东陂附近。
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前后纵队相距50公里，后纵队力量又比较薄弱，遂决定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独立红5师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12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在草台冈、徐庄地域设伏，攻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1日拂晓，红军各部趁着大雾弥漫，突然向国民党军后纵队发起攻击，经过1天激战，歼灭其第11师大部。陈诚靠它起家、自称没有打过败仗的第11师，只逃走了不过1个团的兵力。
陈诚在抚州听到第11师几乎全军覆没，急得吐血，急令残部向宜黄撤退。
第二天，红军各部又在东陂等地歼灭第59师残部和第9师一部。
此战红军俘敌6000余人，缴获枪支6000多，击毙了3个团长，击伤第11师师长萧乾和他的参谋长及32旅旅长，31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至此，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早已预定好的乐安、宜黄一带地区战场上被红军打破了。
蒋介石在南京闻此噩耗，也怒不可遏，大骂陈诚无能。他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后来蒋介石于4月10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他宣称：“抗日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处罚。”
蒋介石对在第4次围剿中失利的将领进行了严厉的惩处：将陈诚降职1级，记大过1次；将第5军军长罗卓英革职留任；给第11师师长萧乾记大过1次。
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中央苏区上上下下一片欢腾。
红4军政治宣传部李卓然乘兴写出了一出话剧，叫做《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杀上了庐山。寓意蒋介石的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就会消融。
罗瑞卿为了演好这个戏，在罗荣桓的支持下，动员红1军团主要领导都上台参加演出。林彪听罗瑞卿说要他自己演自己，便说：
“好，演就演。但是有个条件。”
罗瑞卿问：
“什么条件？”
“你们安排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同哪个打仗呢？”
“同王金钰。”
“他算老几？我不跟他打！”
王金钰不过是国民党军的1个军长，林彪嫌他太小，不住地摇着头。罗瑞卿就说：
“何应钦怎么样？改打何应钦！”
“何应钦？”
这何应钦可是国民党的军政部长，还曾经兼任过“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林彪沉思了一下，还是嫌小，但他没好意思说出口。聂荣臻深知林彪的脾气，就说：
“罗长子，你就干脆改成蒋介石得了，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连连点头，说：
“嗯，好！咱们跟蒋介石对仗要得！”
罗瑞卿刚要走，林彪又叫住他问：
“罗局长，你打算叫哪个演蒋介石？”
罗瑞卿说打算让宣传队负责人藩振武来演。林彪对藩振武不中意，他说：
“还是你来演嘛！保卫局长演蒋介石，更能抓住敌人的本质特点。”
林彪知道罗瑞卿善演蒋介石，他不仅在台上要和大人物对阵，而且要扮演这个大人物的演员也要像个样子。
后来罗瑞卿还别出心裁，要在戏中出一个女角宋美龄，活跃场子上的气氛。可是找遍部队所有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合适的。没办法，只好抓了一个小秘书来男扮女装。这个小秘书叫童小明，在罗瑞卿手下干事，只有十七八岁，人不仅聪明，而且长得又白又漂亮。他穿上旗袍，包上花头巾，走起路来扭动几下腰肢，还真像那么回事。
林彪对演出投入了空前的热情。他以前没有演过戏，而且被公认为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大家都担心他在台上过于拘谨、呆板，会出洋相。谁知林彪一上台，竟出人意料地抖出了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庐山雪》演出开始了。舞台上，红军已经打下了南昌，军团部就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大楼。不过，舞台上只摆着1张桌子，几把椅子和桌子上的一部电话而已；另外，墙上挂有1张军用地图。
林彪大模大样地走上台，刚坐下，电话铃响了，他马上拿起话筒，拖着湖北腔说：
“喂，我是军团长，什么事？”
台下观众有的憋不住笑，用手捂住了嘴。只听电话里有人请示说：
“我们现在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请示军团长，怎么处理？”
本来，剧里的台词是：“统统收下！”可是林彪临时改了词，他顺口说：“用船装！”对方一听不是原词，只好接下去说：“船已经装满了。”林彪一听有点不耐烦，就说：“用汽车嘛！”
“报…报告军团长，”对方还在提醒他：“汽车也装不下了。”
“那……”这一来反倒是林彪没词了。
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顿时急了，他怕万一林彪一生气，摔了电话机下场去，这戏可要演砸锅了。他捅捅在电话里说话的那位演员：“你把那句话说了不就完了吗？”
没想到那个演员也紧张，他错会了罗瑞卿的意思，急匆匆地点点头，张嘴就说：“汽车也装不下了，怎么办？”罗瑞卿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没想到台下的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他们根本不知道幕后的人已经急得团团转。正在此时，编剧李卓然急中生智，他代替电话说了句：“报告军团长，我们都收下了。”可是林彪又来了一句：
“当然全部收下，还能给蒋介石留下吗？哎呀，这么多东西，怎么搞法吗？”
戏演到这份儿上，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演下去了。林彪也知道自己说错了，但他看上去还很镇静，终于想起了下面的戏文，就说到：
“你莫忙，莫忙，我们开会研究一下，马上告诉你。”
接着回头叫道：“罗主任，罗主任！”
此时罗荣桓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他听到林彪叫他，只是坐在那里笑，不想出场。罗荣桓在青岛大学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却没有登过台。现在又患疟疾，浑身无力，根本无心演出。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罗主任呢？”他见没人搭腔，灵机一动，马上又命令道：“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开会！”
于是，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给推上台去，戏终于演下去了。最后，罗瑞卿扮演的“蒋介石”被押上台，接受审问。林彪说：“你就是蒋光头吧！”台下轰然大笑。
罗瑞卿：“是，是，在下就是。”
林彪：“你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罗瑞卿：“我的飞机坏了。”
这些对话都是原台词，可是林彪就不想受束缚，他要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发挥：
“你怎么长得这么瘦？像个骷髅。”
罗瑞卿一听林彪又跑了调，也只好随机应变了，便说道：
“我整日挖空心思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罗瑞卿：“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肛肠不好，我吃红肉拉自屎，一肚子坏水。”
林彪：“你是浙江人，怎么满口四川话？”
罗瑞卿应付自如，他顺口说道：“我现在有奶便是娘，有房子便是家。为了打红军，我连家都不要了，祖宗也不要了。”
台下的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林彪、罗瑞卿二人配合默契，大展风采。李卓然听到最后，暗自佩服，他觉得这出戏经林罗即兴改动，反而更加生动更有特色了。
这正是：几个正儿八经人，一出滑稽活报剧。
古有李亚子，今有大将军，本色实力演技！
直叫人捧腹喷饭，问后来名伶谁堪匹？
欲知红军后来胜败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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