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都不应有的，经济建设
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
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话说1933年初春，王观澜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情况：
他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了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以便补充修改。出乎意料的是，连去几次，乡政府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他碰到了乡苏主席，约好开会时间，可是，到了时候谁也没来。王观澜怎么也想不通，叶坪是党中央、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里农民群众的生产情绪为什么会这样低落？他就找乡苏主席谈话，得到的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王观澜便直接去访问贫雇农，终于听到了实际的反映：粮食不够吃，分田不公平；过去收租、放债、摆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钻进了农会，摇身一变都成了“贫苦工农”了。农会给逃亡地主还留着田，真正的贫雇农分到的田地又少又坏。
毛泽东听了汇报，非常赞赏，他告诉王观澜说，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
3月，毛泽东派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县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的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了中央根据地的查田运动。毛泽东的想法，是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一天夜里，贫农团准备开会，王观澜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
“好！好！把群众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们来到会场门外停下脚步静听，屋里正热烈地争论着。毛泽东一听，就高兴地说：
“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斗争胜利的保证。”
叶坪试点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对划分剥削阶级的阶级成分，是在严格掌握剥削方式、剥削的时间和剥削的数量上，区分地主同富农的界限；对如何严格区分富农和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界限等方面，也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以此为基础，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局发来一份指示电，其中关于毛泽东的问题，指示电中说：
“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以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
由此，博古、张闻天等人不敢动毛泽东，就只好又开始对毛泽东的拥护者们下手了。
3月31日，中共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
邓小平是于1931年8月在上海汇报红7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的，先是担任瑞金县委书记，自1932年开始，调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
此时，毛泽覃任中央局秘书长；原来曾先后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谢唯俊，现任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局说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纯粹的防御路线”，还给他们扣上了“反对中央局活动”的帽子，加上反党派别小组织的罪名，要求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在他们的“申明”中，批驳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他们的污蔑；他们在“申明”中还说：“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等人被送到红军总政治部接受批判。邓小平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低估了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但是批判他的人还是不满意。邓小平只好说：“我再也没有别的可说了。”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又出了一个大叛徒孔荷宠，他坐着国民党的飞机飞到瑞金上空，指示目标进行轰炸。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不得不离开叶坪，迁到瑞金西郊沙洲坝附近的乌石垅。
博古看中了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就将杨宅作为中共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住在沙洲坝村的元太屋，这里距离瑞金县城五六公里。此后，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1年零3个月。
毛泽东住所的正屋前面有一道土筑的围墙，门前有两株连根的大樟树，樟树的绿荫下面是一口塘。有一天，毛泽东发现老表在水塘里挑饮用水，这水又混又有虫子，就问是怎么回事。老表回答说：
“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浇地、洗菜，全都是靠这水。”
毛泽东问：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干净水？”
老表说：
“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山泉水，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
毛泽东听了老表的话，一直思索着怎样解决吃水难的问题。第二天，他带着有关人员到附近进行实地考察，见乌鸡岭确实有一股山泉，就立即组织红军干部战士用粗竹子做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来，用一只大桶把水接住，暂时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燃眉之急。但是，因为路途太远，沿途竹管子漏水又多，用水还是个大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村里打口井，彻底解决用水困难。老表们听说毛泽东要打井，都表示怀疑，他们说：
“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有打过井，再说也没有人会打井啊。”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战士们打了一口井。可是，这口井附近有坟场，群众都不愿意吃这井里的水。后来毛泽东带人又重新选择地方打了一口井，使群众喝上了清甜的井水，再也不喝水塘里的脏水了。沙洲坝人在井台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上刻两行醒目的大字：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93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有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参加的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定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予他们组织上的处分。
5月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同志2次申明书的决议》，全部或部分地撤消了他们在红军、地方和党内机关的领导职务，并在会上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做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消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后来又被撤消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据统计，在反“罗明路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所以在中央及省各级领导干部中，有187人受到点名批判；有33人被撤销职务。除了前边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以外，还有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萧劲光、刘晓、谭震林、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郭滴人、贺敏学等等。
贺敏学的罪名是：在军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他被撤消了红24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毛泽覃的妻子、瑞金组织部的副部长贺怡同时受到了牵连，“左”倾冒险主义者逼着她揭发毛泽覃，并要求她与毛泽覃划清界限。生性豪爽的贺怡坚决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我没有看到他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
于是她就被撤消了职务，被送进党校学习。中央党校校长博古要开除她的党籍，经副校长董必武力保，才保住了她的党籍，但仍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后来又把她下放到瑞金一个区，去做群众工作。
董必武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逃到了日本。后来他又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于1932年9月来到中央苏区。
“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连与贺怡在一块生活的父母也不放过，他们说贺家成份不好，就是一些在组织内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的工作，也不让贺焕文夫妇插手了；贺怡的老爹老娘没有办法，只好又去教书挣钱，维持生活。
贺怡想不通，就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去诉苦。此时，贺子珍也不能幸免，她长期管理文件，也被改为收发员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就这样，博古还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此后，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再接近毛泽东了。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人，也很少再同别人谈话。
还有一个人的下落需要借此机会在这里交代一下，他就是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贺敏仁起初在黄公略领导的红军里当战士，红6军成立后，贺敏仁成为一名小司号员。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后，有人报告师部领导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走了1000多个花边（即银元——笔者注）。师部立即将贺敏仁五花大绑捆起来，要枪毙他。团长、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待批复后再执行。等到中央回电说可以缓期执行，在调查落实后再做处理的时候，人已经被师部枪毙了。后来查证落实，贺敏仁拿的只是一二百个铜板，折合银元也就是一两块钱，是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
后来贺子珍回忆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先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时期，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再说5月8日，“左”倾冒险主义者操纵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1次常委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正副总政委；在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这样，“左”倾冒险主义者就可以直接操纵红军部队了。
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议还决定：在前方另外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1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兼1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工农红军总政委兼1方面军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
此后，博古、项英便在瑞金主持了中革军委的工作。
5月，任弼时被免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自此，任弼时离开了“左”倾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罗荣桓被调离红1军团，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当巡视员。
就在5月份，谢觉哉也几经周折来到了中央苏区。他到瑞金后，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处，要求分配工作。毛泽东一见谢觉哉，充满深情地说：
“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
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老战友，毛泽东让弟媳钱希钧到老乡家里买了3个鸡蛋，算是加了一个菜。毛泽东说：
“我这里现在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
不久，谢觉哉开始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
5月23日，毛泽东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了题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的讲演。
5月26日，张闻天发表《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一文，提出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该文还说必须要开展查田运动，把分得了土地的地主和分得了好田的富农统统查出来。
5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
1933年6月1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强调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要注意“倾听中农群众的呼声”。
训令同时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在查田运动中分析农村阶级的指导文件发到基层。
6月2日，中共中央局根据毛泽东、胡海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决议错误地认为：在中央苏区差不多占80%的面积，群众在200万以上的地方，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也没有最广泛的发动起来；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执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决议再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决议强调说：这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要“检举每一个隐藏着的地主与分得好田的富农”，要没收富农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中央苏维埃政府《训令》和中共中央局《决议》的发布，标志着查田运动就要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
毛泽东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让王观澜筹备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让谢觉哉拟一个召开会议的通知。谢觉哉将通知草稿拟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谁知这个不足1000字的通知草稿，竟被毛泽东删改得只剩“通知”2字了。谢觉哉望着毛泽东新改的通知，吃惊地问：
“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东西了？”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和颜悦色地只说了两个字：“您学！”
谢觉哉回到办公室，反复学习毛泽东删改的通知，立刻意识到自己写的稿子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谢觉哉并不因为自己年过50，被毛泽东称为“谢老”而护短，他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学习。
6月上旬，博古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史称“第2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李富春、陈毅、杨尚昆也列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他说：
“上次宁都会议确定的军事方针并未实现，相反，红军第4次反‘围剿’采取的仍然是‘诱敌深入’的办法，也恰恰是在1932年9月26日我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中提出的预定战场上，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的申诉不但再次被会议否决，反而还招致了许多人对他的攻击和指责。博古在结论中重申说：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没有第1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时在江西省军区任参谋长的宋时轮后来回忆说：“第2次宁都会议的具体地点就在军区的作战室，他们的发言我都能听得到。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得简直不像话。陈毅同志列席这次会议，他发了一个言，表扬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功劳，以后又取得第1次、第2次、第3次战役的胜利。”
陈毅在插话中还说：
“我希望上海来的同志和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把中国革命搞好。南昌暴动后的残部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会合，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现在有人认为苏区干部只有打仗一点才可取，其它都不行，这是不正确的，苏区主要是政治方面正确。我再提一个促进团结的方案，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作战。现在，前方战士干部们都在问，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领导我们打仗？这就是统帅和部队的联系。”
在会议期间的一天，陈毅正在写毛笔字，项英看见了，就说：
“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而且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
陈毅反唇相讥，他说：
“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服你们就是反国际。”
毛泽东在和陈毅聊天的时候说：
“几次想到前方去，也去不成。只好到长汀去休养一下。”
陈毅建议说：
“反正你现在不管事了，前方能去更好，不能去也要和群众经常联系。有机会你也要公开发表一些意见，使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这次我先安排一下。”
陈毅在1971年老干部座谈会上对李富春回忆说：“散会以后，富春你还记得吗？我们两个就说：要请中央的同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在省一级的会上做一个报告，讲讲话。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毛泽东讲话。结果博古那个人你们是知道的了，他是隔起眼镜看人，蛮厉害就是了。他说：‘我跟洛甫讲，其他人不要讲了。’所以第二天在江西军区大会上，由博古、洛甫两个人讲了一通就算了，我们没有搞成功。我们就是要组织一个讲话，让毛泽东发言嘛！”
毛泽东在第2次宁都会议以后，心情特别沉重，他又一次病倒了。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关系到红军胜败的争论，他怎能不焦虑呢？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确定“分离作战”的方针，把红1方面军主力分为2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入闽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而后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会攻抚州和南昌。
就在6月13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对红1方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保留了军团建制，取消了军一级，番号也有很大改动，其序列是：
红1军团辖红1、红2、红3师。
红3军团辖红4、红5、红6师。
红5军团辖红13、红14师。福建军区红19军改编为红34师，归入红5军团建制。
其它地方部队：红12军改编为独立第1团。赣南地区的红23军改编为红22师。
6月17日，经过王观澜等人认真筹备后，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与会人员400多人。由毛泽东、梁柏台、邓发等11人，组成主席团。
少共中央局代表凯丰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毛泽东先后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报告和总结。
6月21日，大会通过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
毛泽东为查田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6月22日，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结束。
6月25日至7月1日，毛泽东在叶坪又召开了8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与会者600多人。
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运动风声一起，在群众中就产生了一些恐慌，他们以为是再分田，重新打乱土地关系。所以，此时毛泽东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他既不能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但又要力图纠正“左”倾错误，阐明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在大会上重新讲述了《在八县区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又做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的报告。他在讲话中说：
“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际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在查阶级之前，要进行一段宣传工作，“要把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在查阶级中，要发动工会贫农团和广大群众去查，不应该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查阶级也要查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的剥削情形查明白，真正使本人服罪，群众满意。“如只查个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 不能把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查阶级的材料，要登记，搞个“阶级成分调查表”，“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在确定阶级成分的时候，要通过一定的程序，首先是贫农团，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第三是区土地部，第四是村子群众会。“4个步骤必不可少”，讨论的时候，要大多数人举手才行。因为“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
毛泽东还强调说：
“反对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
贫农团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的决议》。
就在1933年7月1日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结束的这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分离作战”的方针，以红3军团和第19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兼任司令员，滕代远兼任政委，并就近指挥闽赣军区、福建军区的地方部队；以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1军团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任政委。
1933年7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会，决定中央苏区在8月份以内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个是南部17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瑞金，到会人员是省县区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3级政府的副主席；一个是北部11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博生县，到会人员与南部相同。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查田运动的同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上。
7月21日到24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苏区召开了兴国、于都、永丰、公略、万安、泰和、宜黄、南丰、广昌9县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
7月25日到28日，江西省苏维埃又召开了以上9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
这2次大会，毛泽东均到会进行指导。他在这2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领导制定的文件，对查田运动的必要性、查田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精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
此后，毛泽东在回瑞金的路上，重游了大柏地，他看到残垣断壁上当年留下的累累弹痕，感慨万分。
那还是在1929年2月10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毛泽东率领红4军一战歼敌800余人，俘敌团长肖致平和钟桓等人。
毛泽东回想当年，指挥红4军如手使指，挥洒自如；而今却屡遭“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斥，军权旁落。眼看着自己刚刚打出来的一片天地，就要倾覆，禁不住心潮澎湃，诗思泉涌，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怀旧之作《菩萨蛮.大柏地》，词云：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再说1933年8月12日至15日，回到瑞金的毛泽东召开了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到会代表400多人。
大会由林伯渠主持，毛泽东作了《关于粉碎敌人5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着重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对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他说：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两种极其错误的思想观点。他说：
“有些同志以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你们看，敌人在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有些人“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这些人脱离实际地提出了要实行“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等。这“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因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所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纠正。”
毛泽东在报告中又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他说：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都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个同志喜欢的应是群众化的方式。”
毛泽东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种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他说：
“一定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坏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工作。
1933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毛泽东还在苏维埃大学给学员们演讲了《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问题。
8月20日至23日，毛泽东又在博生县召开了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
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这些会议上的东西。他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开始走村串户，和群众一起挖井、修路，借此了解民情。他有时又骑上马，到各县乡了解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统计粮食数字。
毛泽东一到群众中，心情就舒展开来，情绪又活跃起来，似乎忘掉了“左”倾路线的打击。按照调查研究的情况，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他的工作总是十分得心应手。
但是，毕竟是整个路线错了，无论毛泽东如何辛苦，如何尽量减少“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全局的糟糕局面。
7、8、9三个月是查田运动高涨的3个月，也是“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3个月。一位查田运动的亲历者说：
“开始并不那么‘左’，最初纠正分假田，分田不彻底，这是需要的，正确的。但中央路线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毛泽东许多正确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在“左”倾错误的压力下，8县查田运动大会制定的查田运动竞赛条约，竟演变成了查地主、查富农数字的竞赛，哪个地方查出的地主、富农越多，哪个地方就被称赞为阶级斗争的“模范”。因此，各地都唯恐落后，也不顾《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件的规定了，各搞一套，自定章程，地主、富农越查越多。“有些仅仅是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的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当成富农打了。”有的贫农“查成份查了他7代，结果划成了地主”，也有“工人被打成土豪的”。有的地方查出富农，“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捐款，即捆起来施以肉刑。”
所有这些，直接造成了侵犯中农利益和消灭富农经济两种倾向的严重发展，引起了根据地广大干部的不满与抵制。
毛泽东对查田运动中的“左”倾主义错误，一直予以密切地关注。他在8月间写出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对“左”倾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地揭露和批评。他写道：
“‘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7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捱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啰，隔富农就远了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洋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径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在插牌子遍查，同样发生了中农恐慌的事。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分田混同了。”
“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的只讲成份，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把恋爱问题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地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
“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于都、石城、宁化）。”“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在踏径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田委员会几个人去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通过。”他们的理由是“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这个踏径区同志的理论，真算是天下奇闻。”还有个地方开群众大会，3个干部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种蠢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
“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犯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误，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在查田运动中由于“左”倾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连“左”倾中央也无法否认。
1933年9月8日，中共中央局在《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中，承认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的事实到处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把富农当地主打的事实也发现”；要求中央政府“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纠正查田运动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他深入实际，在总结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指导王观澜、谢觉哉共同起草了《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农村中的阶级作了量化分析，对一些容易产生混乱的问题作了明确地规定，从而使得政策界限十分明确。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做斗争，请看下章。
第81章
“第5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
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之后，
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
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话说在1933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蒋介石发动的第5次围剿开始了。
原来早在6月8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7月23日，蒋介石又决定：国民党华北驻军除留下一部分外，大部分南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
蒋介石此次围剿的战略是：实行“碉堡政策”，即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50余万人，分为东西南北4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合围：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辖第1、2、3路，共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第1路总指挥由顾祝同兼任，在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2路总指挥由蒋鼎文兼任，在金溪、藤桥、崇仁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3路是北路军中的主力，总指挥陈诚，集结于南城、南丰地区，沿抚河两岸构筑碉堡封锁线。同时，北路军还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11个师又1个旅，在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东路军总司令蔡廷锴，指挥第19路军的7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北发展。
西路军总司令何健，指挥湘军和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分别在围剿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担任阻击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
蒋介石同时又配置空军5个队105架飞机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支援地面作战。
9月25日，蒋介石乘红1方面军的东方军和中央军分离作战之际，首先命令围剿苏区的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第5次“围剿”的序幕。
此时驻守黎川的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他手下只有闽赣军区司令部1个70来人的警卫连。因城内作战兵力寥寥，敌我力量实在悬殊，萧劲光就向中央建议说，红军主力应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
9月28日，萧劲光鉴于国民党军3个师来势凶猛，红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到，手下几十号人根本无法死守，眼看着后路即将被敌军全部切断，只好带队撤出了黎川城。
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博古等人震惊于此一城之失，不问青红皂白，就说萧劲光是退却逃跑。博古急于收复黎川城，就以中革军委名义命令彭德怀率领东方军收复黎川。
彭德怀率东方军开始由东向西移动，行至硝石洵口，与国民党军第6师3个团不期而遇。东方军一战胜之，俘敌1200余人，活捉其第18旅旅长葛钟山。此战惊动了黎川、南丰、南城等地的国民党军，他们蜂拥而至，向东方军夹攻。
此时黎川驻军有3个师，南城、南丰各约4个师，硝石正处在这3点之间，相隔只有一二十公里。东方军一开始就暴露在国民党军堡垒群中，从此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后来毛泽东说：
“第5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1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心情十分郁闷。他在瑞金的住所沙洲坝元太屋前，有一棵百年历史的大樟树。毛泽东常常来到那颗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时几天不说一句话。他凝视着天空、原野，不禁心潮难平。
是啊，在瑞金时，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充满欢声笑语。而如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不但没有人敢来了，也更没有人愿意听他的了。只有妻子贺子珍始终寸步不离地默默地陪伴在身旁，有时陪他到河边散步，有时干脆就默默无语地陪着他坐着。毛泽东时而对天长叹，时而吹吹洞箫，排解一腔的烦恼和忧愁。
贺子珍看着日渐瘦弱的丈夫，总担心他会在哪一天跨下去，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照顾好他。贺子珍和警卫、勤务人员商量如何改善一下毛泽东的生活，买吧，没有钱，他们只好下地里捉田鸡，到河里捞鱼摸虾。贺子珍甚至还暗地里求人帮助弄些新鲜的东西给丈夫改善一下生活，补养补养身子。
谈到毛泽东的这一段生活，陈士榘曾在贺子珍逝世后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贺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巨大功劳。至今，我仍然怀着崇敬之情，深深地怀念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女战士。”
毛泽东努力地领导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查田运动。他自己曾经说过，在这段时间里，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3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但是他的心里还始终牵挂着战场。“左”倾路线领导者在第5次反“围剿”中越来越盲目蛮干，战争形势也越来越糟糕，他的心也越来越紧了。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忧心如焚的他，仍然在寻找机会力陈自己的主张。
就在1933年10月初，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字李德，又名华夫。李德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191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和德国中部的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被捕入狱，1928年越狱后逃到苏联，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担任中共军事顾问。
李德到瑞金几天后，中革军委在他的住处召开了第1次会议。博古、张闻天、毛泽东、项英、刘伯承等人出席了会议。
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博古把李德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李德“表示欢迎。”
在中共领导人中，李德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 李德说他对毛泽东的“最初的印象”：“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的40来岁的中年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
博古在这次见面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局的决定：由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部队、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李德可以直接“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
中共中央局为李德专门配备了俄语军事翻译伍修权、王智涛。
之后不久，中革军委在李德的住处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早已被“左”倾中央剥夺了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他还是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还是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总是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尽最大努力为战争作出贡献。现在，他知道自己对制定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没有决策权，可是面对目前红军不利的战局，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战略设想。
于是，毛泽东就在这次会议上对敌我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他说：
在敌人气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面前，红军既不能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也不能死守中央苏区，和敌人拚消耗。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徒以损耗自己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
一方面“诱敌深入”，和以前几次反“围剿”一样，实行有计划地后退，以小部、次要兵力吸引和牵制敌人，将敌人诱至苏区腹地，使其“盲人摸象”。而主力红军隐蔽集结，待机破敌。敌人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惫；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必然会给我以相机歼敌的有利机会。换句话说，“诱敌深入”，造成敌人在战略上对我实行大“围剿”，我则在战役战斗上对敌人实行小“围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前几次反“围剿”的结果看，这样做是有胜利把握的。
另一方面，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困，跳到敌人身后去作战，和敌人实行大“换防”，迫使敌人走出碉堡回防，置敌人碉堡于无用，而红军则可以发挥机动灵活的特长，在运动中来消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大“围剿”。
毛泽东这两方面的建议，遭到了李德的全盘否定。李德说：
实行“诱敌深入”，“就会把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为我们阻止敌人并打击敌人提供保证”，是军事上的保守与胆怯。而跳出包围圈一途，“由于敌人的堡垒构筑坚固，并且层层向纵深发展，所以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的外侧或背后作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李德通过和毛泽东的多次接触，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又加深了。他说：“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
后来，李德还说毛泽东：“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他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实行的军事方针是“枪杆子政策”，是“一味退让，毫不抵抗”，是“向山区溃逃”的“游击主义”及“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因此，他对宁都会议撤消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表示赞赏。
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经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起，成为两个正式文件，作为划分阶级和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的标准和依据。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颁布这两个文件的第49号令中宣布说：
“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份有不合本决定者，应该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
毛泽东在《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重新提出了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政策。这就否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
两个文件下达后，各省、县、区、乡苏维埃先后召开会议，学习文件，学会分析阶级成份，掌握党的政策。据统计，胜利县在查田运动前划的地主、富农共有1580家，查田运动中又查出536家。10月根据中央政府文件复查后，有1300多家地主、富农改为中农和贫农，真正属于地主、富农的不到280家。
实践证明，凡是按照上述两个文件提出的科学标准进行划分阶级的地方，就能划清地主与富农、富农与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与富农的界限，既能把隐藏在中农、贫农阶级中的地主、富农挖出来，也能把在“左”倾土地政策影响下错划的阶级成份改正过来，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再说从1933年10月9日起，东方军在国民党军的堡垒群中连攻硝石5天未下，彭德怀这才发现已经钻入了敌军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了机动余地。
此时，毛泽东将《两个策略》寄给在前线的彭德怀阅读，他在书本上用铅笔批了一句话：“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
不久，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寄去一本《“左派”幼稚病》，他照样在书上批了一句话：“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这两本书都是在打漳州后从中学里得到的。毛泽东非常珍惜。
10月20日，博古、李德命令红1、红3、红5军团集中主力，攻打另一个由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堡垒阵地资溪桥，并且警告说：
“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红军3个军团连攻4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人，反而遭到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和地面打击，再一次被动失利。
就在此时，与红军在军事上的失利相反，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统战工作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派第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第9军团。红7军团以原红3军团5师师长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为政委，辖第19、第20师；粟裕为第20师师长。红9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辖第3、第14团和独立第1、第4团。
10月31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会见第19路军谈判代表徐名鸿及陪同他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陈公培。毛泽东对他们表示欢迎。毛泽东说：非常赞同与19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
此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第3个孩子出生了，傅连暲接生下来，是个男孩。可惜一生下来就夭折了。贺子珍过密的生育，使她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33年11月11日，中革军委得知国民党军1个主力师要赶往黎川西北部的浒湾，就急令红7军团前往阻止，要红7军团待红3军团赶到后，一同向该敌发起进攻。
寻淮洲，萧劲光、粟裕等人奉命立即率红7军团赶往浒湾，与敌交战了1天1夜，一直到第二天傍晚，彭德怀才率部赶到了。
此时，彭德怀身患疟疾，临时改由彭雪枫指挥红3军团。两个军团合兵一处，向该敌发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进攻不但未奏效，部队反而伤亡了700余人。
第3天，国民党军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出动装甲车，冲破了红军的长蛇阵，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
浒湾之战失利，红军受到重大损失，伤亡了1100多人，不得不放弃阵地，开始向苏区内地转移。
据彭德怀自己后来说，他曾经主动向方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说明，主要是红3军团没有打好，‘责任不在萧劲光’。然而，方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却把谴责的拳头砸在萧劲光头上，将萧劲光抓起来，“撤了他的职，调往建宁总部审查”。以曾经留学苏联、对军事一窍不通、且以正统布尔什维克自居的乐少华，代替萧劲光为红7军团政委，由粟裕任参谋长。
红军接连3战，未取一地，反而遭到重大损失。李德和博古等人原本应该检讨其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可是，他们不但不认识自身的错误，反而搞起了一个审判萧劲光的事件，要将萧劲光送交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公审。他们还在全军上下用报纸、漫画、演戏的形式，开展对萧劲光的批判，借此推脱自己责任，然后再进一步攻击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此事后是，容后详述。
先说11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有毛泽覃参加的中央政府检查团来到了长冈乡。
长冈乡属于江西省兴国县的上社区。毛泽东到这里来，一多半是因为“慕名”。早在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就曾找长冈乡的党支部书记、村代表主任、贫农团代表3个人到瑞金汇报工作。他在这次听取汇报中，已经了解了长冈乡里的机构、人口、管辖范围等基本情况和乡里的工作情况。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村口，长冈乡党支部书记谢昌宝领着几个乡干部大步流星地来迎接。谢昌宝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我们刚刚接到县里来的通知，说中央检查团要到我们长冈巡视检查工作，没想到毛主席你来了。”
毛泽东说：
“长冈乡苏维埃工作做的很出色，我想亲自下来看看，所以赶了几天路程，到兴国来了。”
毛泽东在谢昌宝引导下，来到乡苏维埃政府大厅，刚一落坐，就对大家说明了来意：
“我们检查团这次来长冈，任务是总结长冈乡动员群众、反对敌人的好经验，全面推广出去。因为，目前有些省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在机关里发号施令，对基层区乡的实际情况不去了解。这样下去，只会削弱政府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苏维埃政权建设。敌人的第5次围剿已经拉开了战幕，他们气焰嚣张，杀气腾腾，妄图摧毁我们的红色革命政权。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应当团结千千万万个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形成铜墙铁壁，我们才能战胜敌人。”
谢昌宝闻言自然十分高兴，但他还是谦虚地说：
“毛主席，我们长冈的工作做得不够，还希望你们多加指导哩。”
毛泽东说：
“缺点谁也不能免嘛。但长冈乡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好办法、建设苏维埃的好经验，应该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嘛。你们通知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开一个各村的干部会议。”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乡列宁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召集了有乡党支部委员、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妇女主任和检查团人员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大家说：
“我们这次到长冈乡来，是了解工作情况的。今天请大家来，开个座谈会，我们有许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请同志们协助。”
说到这里，毛泽东把写好的调查提纲摊在桌上，掏出铅笔，又接着说：
“我们按提纲来谈，我提出问题，大家可以随便谈，知道多少就讲多少；做了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拘束。”
说完，他就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题目，逐一发问。这次调查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权建设、户口、代表会议、选举、地方部队、扩红、担架、侦察、优抚、慰劳、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合作化运动、社会救济、卫生、文教、妇女、儿童、工人、贫农团、宣传队、革命竞赛等20多个方面的一般情况，而且还有苏维埃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从政治到经济，从推销公债到群众生活；从风俗习惯到长冈乡的山林、河流、物产等等。
毛泽东问一阵、记一阵，有时还以商量的口气和大家展开讨论。
这样的会，接连开了好几个晚上。
毛泽东是晚上开会，白天带领检查团人员，分赴长冈、塘背、新圩、泗网4个村，深入群众中访问，边劳动边调查。
毛泽东专门来到乡消费合作社设在大祠堂里的销售部，向社长李奎应了解办社和经营的情况。毛泽东边提问边做记录，临走时说：
“长冈乡消费合作社办得很好，解决了群众生活问题，又密切团结了群众。只要我们的消费合作社一发展起来，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也就一点不怕了。”
通过1个星期的调查，毛泽东了解了长冈乡召开代表会议的情况，其议事日程经常是：1、开会，2、报告，3、讨论，4、其他，5散会；会议内容主要是军事动员、经济动员、修整河堤道路等。毛泽东说：
“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但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大乡7人，小乡5人；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择最好的代表1个月或两个月一任，10天一换，太频繁了。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但那个空洞的5条议事日程应取消。”
“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依靠这种办法。”“最坏的代表应早些撤换。”
长冈乡曾在11月4日进行了选举。毛泽东调查了原来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宣传、工作报告、代表的政治表现等情况后，指出了那一次选举的缺点，他说：
“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
毛泽东说：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长冈乡苏维埃之下有很多委员会，即群众团体。大家向毛泽东一一道来，有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国有财产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整整15个。每个委员会多则19人，少则3人。
毛泽东听后禁不住笑了。尽管有这么多委员会，他还仍觉不够。他认为还应该增加“粮食”、“户口”、“工农检察”、“赤色戒严”等几个委员会。他在后来的调查总结中这样写道：
“长冈乡的许多村委员会，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因为村有了5人的委员会，乡的委员会许多也只要5个人就行了，而乡的每个委员会的5个人，其中4个就是4个村委员会的主任，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但长冈乡同志把这些委员会看做成如同工会、贫农团等一样的群众团体，而不知其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其中建设委员会可取消。土地委员会在兴国这样土地斗争深入了的地方，应改为农事试验场委员会。”
毛泽东询问了地方部队的训练、编制、勤务等情况后，对大家说：
“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
他高兴地赞扬说：
“长冈乡在这一个方面也是成功的。”
毛泽东特别注意调查了群众生活情况，对比了一些主要农产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暴动前与现在的价格变化，了解了群众吃肉、吃油等生活细节。他在后来的调查总结中深有感触地写道：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
公债的发行，是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长冈乡5000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而不是按户去推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4次个别宣传，4次全村大会，从开始到推销完，仅用了15天。之所以如此，在于长冈乡“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完成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想到别的乡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5倍6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毛泽东在调查总结中写道：
“拿了这些乡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慰劳红军；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乡里失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救济饥荒；救济红军家属。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3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天，乡政府从200多里的附近县办来了米救济群众。
毛泽东边记下这些宝贵的经验与事迹，一边不住地夸奖：
“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毛泽覃在调查中了解到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会议上，有干部提出，由于80%的青壮年参军，劳力不足，应该想个办法。女共产党员李玉英立即站起来说：“可以把妇女组织起来学犁田，我来带头。”结果，在李玉英的带动下，全乡4个村130多名妇女，仅用20多天，就学会了犁田。
毛泽覃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三哥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
解放妇女，发挥妇女的力量，是毛泽东尤其注意的问题，在调查了长冈乡的情况后，他加以总结概括，兴奋地推荐给根据地广大人民：
“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有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主要是她们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在苏维埃的组织和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中，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后来，毛泽东在瑞金的一次会议上，以中央临时政府的名义，奖给长冈乡两头牛，奖给李玉英一条蓝色围裙。
毛泽东在长冈乡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后，就要离开长冈回瑞金了。他在临行前亲自召集全乡4个村20多位干部和代表们在乡苏维埃政府院子里开会，让检查团的一位干部将调查到的内容，一段一段地念给大家听，征求大家的补充意见、核对事实。
欲知毛泽东回到瑞金如何开展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1933年10月初，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以及后来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为成员的“三人团”的组成，进一步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和大失败，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灭顶之灾，一个由毛泽东开创的大好革命局面完全丧失了，一支强大的红军队伍即将毁灭殆尽。下一段历史读来，简直令人发指。
第82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
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话说1933年11月，正当蒋介石以重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福建发生了一件令他非常头痛的事情。
原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19路军广大官兵，正像毛泽东在第4次反“围剿”前预料的那样：“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此时他们非常厌恶打内战，纷纷要求抗日救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0月26日在瑞金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府设在福州市。接着，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在围剿红军的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强迫他们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反戈一击。
第19路军有正规部队33个团，约5万余人，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们控制的福建与中央苏区东线接壤，如果红军和他们联起手来，不仅东线的威胁就此消除，还可以大大增强对付北线蒋军主力的力量。因此，福建事变的发生，第19路军的倒戈，使处境艰难的红1方面军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4面围剿苏区的计划，红军通往苏浙皖赣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是一个实行战略转变、粉碎蒋介石第5次“围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福建事变的当天，即11月20日，由毛泽东与朱德以中央政府和红1方面军的名义，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第19路军，电文中说：
“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11月24日，蒋光鼐、蔡廷锴将所部第19路军扩编为5个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
蒋介石慌忙召开行营军事会议，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又从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分别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镇压第19路军对他的反叛。
这样，国民党军“围剿”根据地的主攻兵力减少了，减轻了红军的正面压力。毛泽东和朱德几次去找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商议军情。毛泽东建议说：
留红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1、红3、红7、红9军团，向闽浙赣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聘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正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发动第5次“围剿”，可以说是集中全国兵力倾巢而出，后方兵力薄弱，守备空虚。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经没有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也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苏浙皖一带几乎没有正规军。
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主力部队攻入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是完全可以“纵横驰骋”的；在援助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同时，必将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仅第5次反“围剿”另有一番局面，而且全国政局如何变化，也都是很可乐观的。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朱德赞成毛泽东的建议。但是，博古、李德却再一次愚蠢地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博古认为：毛泽东和朱德曾经对福建方面提出的“共同抗日3条件，只是宣传口号，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
此时，张闻天提出了与博古相反的意见，他说：
“3条件既是宣传口号，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讲的。”
张闻天主张从军事上支持第19路军。但他的意见也被否决了。
周恩来也提出：由红军主动出击，歼灭途径资溪、光泽入闽讨伐19路军的蒋介石部队。他的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否决了。
博古、李德不敢采用毛泽东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性战略，主要是害怕会因此而失去根据地；他们也没有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尤其是“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他们还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李德甚至认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他们。
博古、李德说，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是冒险的行动。他们还说：红军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第19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第19路军这一“最危险的敌人”，无异于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于是，他们把毛泽东的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就这样，博古、李德等人又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而让第19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军队作战，终于使红军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11月下旬，毛泽东再次离开瑞金，来到中央苏区有名的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才溪乡，每到一个村庄，都住在贫雇农家里，和群众同吃同住，不允许村苏维埃政府对他的生活有一点特殊照顾。
他每天带着检查团的工作人员，下地帮助群众生产，利用饭前饭后地头田边休息时间进行调查工作。每到夜晚，就和好多群众，特别是老人，守着一盏灯，一谈就是半夜。
毛泽东在调查中留意了才溪乡与长冈乡工作的不同之处，尤其是他们的成功经验。他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乡的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7个方面。
1933年12月初，福建的第19路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按照《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及中共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请求红军主力东调，与第19路军联合作战。
中共中央局非但按兵不动，他们还把福建事变说成是国民党政客欺骗民众的新把戏。
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发布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没有什么区别，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12月初，蒋鼎文奉命率领的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红1军团就在附近休整。国民党军的移动情况，红1军团的指战员们看得清清楚楚。由于中共中央局不让出击，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军的这两个师，在眼皮子地下开过去了。
12月15日，毛泽东回到瑞金，伏案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个长篇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
毛泽东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
“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实现，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而是要依靠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动员群众的领域。这是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
“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着这样的情形：发得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关于乡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情况，他写道：
“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象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胜于历史上的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320人，占79 %。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有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33人，占了70％。毛泽东非常惊讶地写道：
“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象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运动中，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村中劳动力缺乏和耕畜农具不足的问题。他在长冈乡的调查中，高兴地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办法——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他向全苏区广大农村推广介绍说：
“劳动互助社的工作，就是优待红军家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它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才溪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10％。荒田开尽，进而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
此时中共中央局内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看到毛泽东又是下乡调查，又是写总结，他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他也召集了几个区的工作人员开调查会，与他们一起商讨了区对乡的领导问题，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
人民委员会将毛泽东的两个调查定名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与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放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合订本。有人当面称赞张闻天写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就笑着说：
“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12月下旬，蒋介石亲赴福建前线，指挥对第19路军全面进攻。
福建战事暂且按下，先来说说中共内部的斗争情况。
1934年1月6日，瑞金最高临时军事法庭对萧劲光进行公审，书记宣读控告书以后，萧劲光对黎川之战辩解说：
“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1个军3个师，我只有70人的1个警卫连，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也没有任何人让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是什么错呢？”
旁听的群众听萧劲光如此这么一说，便不再喊口号了。
在审判萧劲光的过程中，甚至有人主张杀掉他。后来萧劲光尽管没有被杀掉，最后还是被判处5年监禁，开除了党籍、军籍。
周恩来在会议上没有表态。散会后，他立即去找毛泽东，心急火燎地闯入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起身相迎，说：
“哦，‘无事不登三宝殿’。恩来，看样子又有什么好消息啰？”
周恩来眉宇紧锁，阴沉着脸说：
“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来向你请教呵！”
当毛泽东知道要判萧劲光5年监禁，他悲愤不已，对贺子珍说：
“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你去告诉萧劲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贺子珍奉命前往探视萧劲光。她见到萧劲光，含着泪水对萧劲光说：
“毛主席很惦记你，要你保重身子，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毛主席说你没有错，黎川失守是‘左’倾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黎川撤退做得对。他们审判你是错误的。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毛泽东虽然同样身处逆境，但他还是利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影响，坚决抵制了“三人团”监禁萧劲光的决定。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支持，王稼祥也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后来在2月份，萧劲光被关押1个多月后，毛泽东即将他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中有这样2段话：
“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认为在苏区业已巩固、敌人进行堡垒战的新条件下，这种过时的方法必然会导致战略重点、甚至大片地区无法挽回的损失。”
“同时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
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
全会听取了3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域中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
李德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
“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全党要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把原来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查田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又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
1月18日，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1人，他们是：博古 王明 张闻天 周恩来 项英 任弼时 陈云 康生 顾作霖 张国焘 毛泽东
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6人，他们是：王稼祥 朱德 刘少奇 关向应 邓发 凯丰
选举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他们是：博古 张闻天 周恩来 项英
博古为总书记
另外，由李维汉为中央组织部长，张闻天为中央宣传部长，陈云为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董必武为党务委员会书记。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06年出生。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在这次六届五中全会上，仅有1年党龄的他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持团中央工作。
再说1月份，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他与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再次相会，同是天下沦落人，自然是别有一番感叹。
毛泽东还去看望了参加“二苏”的冯雪峰，他们一见面，毛泽东就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冯雪峰，1902年出生于浙江义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秋，冯雪峰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中共中央便将他调到苏区。冯雪峰于1933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被安排在马列主义学校工作。冯雪峰为人正派耿直；毛泽东通经纶、富文才，对文艺领域也很关心；因此二人一拍即合，常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一次，冯雪峰把鲁迅的情况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告诉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是，他能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还说，他想重读一遍《阿Q正传》，可惜找不到。他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些什么东西？冯雪峰向毛泽东扼要地介绍了鲁迅的一些杂文，并说，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不解地问：
“为什么？”
“担任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
“谁主张的？”
“不是什么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
“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也谢绝到苏联去，他认为在他的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很感动，他说：
“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再说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前夕，预备会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作政府报告，由朱德作军事建设报告，由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
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毛泽东提议由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表示支持。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指示吴亮平，要在报告中强调深入群众，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开幕。
这一天清早6点钟，沙洲坝忽地响起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因为事先从布告中得知，要为庆贺“二苏大会”放礼炮——仅仅是几门土炮，所以都早早地跑来观看。
沙洲坝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在刚刚搭建好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人。
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8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何长工一声“向右——看！”学员们的目光全都向右看去，投向检阅台上的领导人。
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头上带着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他们也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检阅台前走过。
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的时候就结束了，主要是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来轰炸。
中央大礼堂大门正上方，贴着一排黄色的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会场里装饰着红绿彩旗，一条标语上写着：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693名，候补代表有83名，还有1500多人参加了旁听。一声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二苏”大会所有的决议，都已经在提前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这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要么不起任何作用。有名无实的毛泽东还得来到大礼堂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
大会选举75人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毛泽东 博古 张闻天 项英 吴亮平 刘少奇 凯丰 蔡畅 曾山 邓发 王盛荣 范乐春 李维汉 陈云 朱德 周恩来 王稼祥 何长工 王震 滕代远 宋任穷 冯文彬 董必武 徐特立 梁柏台 顾作霖 张金楼 汪金祥 谭余宝 成仿吾及中央根据地、其它根据地、各省市一些代表
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全国工会代表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向大会致词。
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45000多字的政府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他在报告中强调说：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
尔后，朱德作了红军建设决议报告，林伯渠作了经济建设决议报告，吴亮平作了苏维埃建设决议报告。
这一天会议结束了，张闻天找到他在苏联学习时期的老同学刘英，说：
“你不是一直想见毛主席吗？”
刘英说：
“是啊，这个人讲话生动风趣。你看他今天在报告中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就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刘英说完又问：
“什么时间去？”
“我现在就带你去！”
张闻天和刘英来到毛泽东简陋的住处，张闻天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你的老乡，长沙人。她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现在少共中央局当宣传部长。”
毛泽东听说是故乡人，连忙让座。又叫贺子珍在炭火盆里添加些木炭，4个人围着炭火而坐。毛泽东操着湘潭话问刘英：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长沙师范。”
刘英也是一口长沙土话。毛泽东一听就乐了，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个子矮小、比自己年轻12岁、“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一样的小老乡，略带惊讶地“咦”了一声，说：
“是吗？我也是师范的。”
刘英说：
“你是第一师范，我是女子师范的。我们那儿的老师都是你的同学。比如周以粟、陈章甫啦。我去看周以粟老师时，他向我介绍过你，说你走群众路线，打仗了解国情，是正确的，现在不是有人说你是……”
刘英本来是要说“游击主义”，可是觉得这个词太刺激了，话到嘴边改了口：
“说你是……不正确嘛！”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和刘英聊着。张闻天一边伸手烤火，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两个同操湖南腔的人一见如故，不时也插上几句话。刘英称赞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幽默生动，毛泽东笑笑说：
“说话是要让人家听的，所以我们说话或者作报告，一定要分清对象。你是学生出身，现在到苏区来了，要注意，不能学生腔。你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分子，没有文化的，对他们讲话一定要通俗。现在许多人写的文章人家看不懂，讲话长篇大论，人家听不懂，这有什么用啊？”
刘英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说到点子上，自己受益匪浅。
1月27日，毛泽东还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的小册子，发给每一位到会代表。
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是结论的重要部分。毛泽东说：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了，对于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如果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我们就有了真正的革命的铜墙铁壁。国民党实行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汀州市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
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大会改选了以后，100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
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了长冈、才溪两乡的工作。他说：
“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总结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等重大问题。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发表了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设计稿。国徽呈地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上面则书着“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1934年2月1日，“二苏”大会闭幕，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委员36人。
冯雪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2月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洵、朱地元、邓发、方志敏、李维汉、周月林（女）17人为常委，组成最高政权机关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
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选举张闻天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人民委员会下设11个人民委员：
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邓振洵为劳动人民委员，高自立为土地人民委员，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项英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委任董必武为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失去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全部职务。
谢觉哉来到根据地时间不长，不了解内情。他问毛泽东，中央为什么要撤销何叔衡的职务，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第二次又问，毛泽东仍然没有吭声。谢觉哉忍不住了，便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
毛泽东像是怕他继续追问，一声不吭，弓着背，缓缓地走开了。
由于毛泽东失去了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就离开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
后来，在“左”倾土地政策直接指导下的“继续查田运动”，终因第5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而草草收场。这是后话。
再说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和瞿秋白交往比较多，毛泽东常到瞿秋白办的图书馆读书，二人对第5次反“围剿”战争深表忧虑，经常交换意见，商讨革命大计。
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合作关系也始于这一时期。“左”倾领导者安排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目的是以张闻天排斥毛泽东，架空毛泽东。
在这之前，在1933年2月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张闻天是主要领导者之一；在3月下旬的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初期阶段，张闻天也曾多次作报告、写文章。张闻天后来曾经说过：
“我一进苏区，不重视毛泽东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和本领，我是不了解，也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经过接触，相互了解越来越多。毛泽东循循善诱，张闻天作风正派，二人逐渐走向接近。
毛泽东和张闻天长谈了好几次。毛泽东亲口对吴亮平说过，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同时，张闻天对毛泽东的病十分关切，用手抚摩了毛泽东的痛处，并表示了亲切地慰问。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观点和主张也比较接近，他们都认为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有一次，毛泽东亲自帮助附近农民挖茅坑，使张闻天很受感动，他对工作人员说：
“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自古道，用贤不避仇，举贤不避亲；可“左”倾冒险主义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米夫用王明，王明用博古，博古用凯丰，无不是唯亲是举。这就叫：山头宗派，无事不怪。任人唯亲，焉能不败？天不佑奸，来者足戒！
第83章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
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
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
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话说1934年1月15日，毛泽东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撰写了一通碑文，他写道：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争中，许多同志光荣地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再说在1月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领导的第19路军再次请求红军主力稍向东移，贴近闽北，求得配合，争取从中路突破蒋介石的包围。
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支持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而在他们遭到蒋介石军队重兵“讨逆”的艰难处境之际，落井下石，发出了一个《关于争取19路军方针意见》，说什么“闽政府完全倒台快要到来，我必须更努力在士兵和群众面前揭穿闽军政府领袖消极及投降政策”，争取士兵到我方来。
这正是：生子莫如此“海归”，先人后辈都蒙羞。
毛泽东此时无职无权，已经无能为力，他只有向福建方面献计献策的份了。在第19路军节节败退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危难之际，他和朱德再次致电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6条紧急建议：要他们立即实践人民民主权利，组织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团体，武装福州、泉州和漳州各地的群众，保卫福、泉、漳，肃清第19路军内部的投降变节分子等等。然而为时已晚了。
1月23日，在蒋介石军事压力和政治收买下，第19路军土崩瓦解，“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只好亡命海外。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第19路军后，还心有余悸地对其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说：他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蒋介石的担心，完全验证了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所提的建议，是何等的英明正确。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两天后，已经于1933年12月改称为中央红军的红1方面军，马上就尝到了苦头。
1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5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为夺取建宁，分左右2路进驻黎川、建宁之间战略据点樟村和横村。
1月27日，罗卓英部又进占了战略要地邱家隘和寨头隘。
从1934年2月起，蒋介石重新布署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的兵力，分东、西、南、北4路，向中央苏区继续进行碉堡推进。此次东路军是由入闽镇压福建事变的部队组成的，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由原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一变而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他们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而是要求红军进行阵地防御，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顶住敌人；而且，他们还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主力，对敌军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想以此来“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5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
中央红军如此战法，毛泽东不能不为此而扼腕担忧。
2月9日，国民党北路军第94师在樟村以西大鸡公山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14师在小鸡公山及熊家寨与红9军团发生战事。红1、红9军团均失利。
2月1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师、第70师在凤翔峰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67师在司令岩与红3、红9军团各一部发生战事；第94师在芦坑与红5军团发生战事。中央红军各部均失利。
2月24日，国民党东路军第10纵队汤恩伯部攻占沙县，驻沙县的红7军团伤亡400余人，国民党军伤亡200余人。
2月25日至27日，红1军团为保卫建宁，在黎川西南的三岬嶂同国民党北路军数个师激战3天，将国民党军1个师击溃。
1934年3月7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师袭取福建将乐。
3月14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纵队周浑元部第96师、第5师和第6纵队刘绍先部第43、第97师，会同第3纵队樊崧甫部主力，与红1、红3、红9军团战于寺前、东华山、白舍地区；随后再战于马鞍寨、元头寨、毕乐寨、石下寨和金家寨地区。
接着，中央红军彭德怀等部，在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等地反击国民党北路军的作战中，遭受重创，其中红3军团伤亡多达2000余人。
就这样，中央红军各部在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下，节节失利。红5军团、红9军团和红1军团一部，在抵御失败后，被迫向南边的广昌方向撤退。
到3月中旬，国民党北路军已经完成了北起南城，西至乐安、宜黄，南至南丰的白舍，东达黎川的邱家隘的堡垒封锁线，并开始了向广昌进行攻击的准备。
3月19日，国民党东路军王仲廉师攻占泰宁，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一部伤亡600余人，王仲廉师近伤亡70余人。
3月23日，国民党东路军李默庵师攻占归化，红7军团伤亡500余人。
沙县、将乐、泰宁、归化失守后，红7军团和第34师等部被迫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东路军步步筑垒推进，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战略要地建宁进逼，并在闽赣边的德胜关与其北路军一部会合。至此，国民党东、北两路军对中央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
3月下旬，蒋介石为攻占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命令以罗卓英部为河西纵队，以樊崧甫部为河东纵队，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夹盱江两岸南下，准备大举进攻广昌。
1934年4月3日，林彪鉴于此时的不利局面，以《关于5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有些主要的负责同志，以为敌数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三四百米一推或三五里一挺进）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了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而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寻求小的战斗胜利以削弱敌人，想去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团消灭敌人1个连或1个营），就此把敌人的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于运动战中的以我主力军大量消灭敌人，每次消灭它数个师，只有这样的仗，才能转变战略形势，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彻底解决问题，如果零敲碎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林彪在这封信中的观点，正是毛泽东一贯战法的极简单的表述。
与林彪正相反，李德以华夫为名，于4月在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一文，对他的“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再次作了说明，他写道：“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
毛泽东立即对李德的堡垒战理论提出了反驳意见。他说：
“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占领区或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
后来，毛泽东又针对怕丧失土地而拒绝“诱敌深入”的观念，作了更深刻的批评。他生动地说：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毛泽东的反驳与斗争，使他不断地遭受排挤和打击。后来连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让他参加的也越来越少了。
4月11日，国民党围剿军以罗卓英部、樊崧甫部共11个师的兵力，开始进攻广昌。
博古、李德等人为死守广昌，调集了红1、红3、红9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争”，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他们荒谬地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死拼硬打的口号。
博古、李德等人还决定，将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外组建临时司令部，由朱德任总司令，由博古任总政委，李德也亲赴前线，指挥坚守广昌的战斗。
国民党围剿军每天用三四十架飞机，在广昌一线狂轰滥炸，中央红军伤亡很大。李德指令1个营在工事里守备，结果全部壮烈牺牲。
4月14日，国民党围剿军突破中央红军防御阵地，占领甘竹。
4月19日，国民党围剿军占领大罗山、延福嶂，继续向南推进。
4月28日，国民党围剿军从盱江西岸向广昌发动会攻，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迅速摧毁了广昌城外中央红军构筑的堡垒工事，并逐次攻占了各制高点和战略要地。坚守广昌的红3军团虽然大量杀伤了敌人，但他们自身也伤亡了近千人。
就在4月28日这一天，博古、李德等人发布《5次战役第二步的决战关头和我们的任务》，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同优势国民党军拼死决战。
后来由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博古、李德等人不得不同意中央红军9个师放弃广昌，在撤出战斗后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中央红军英勇奋战，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共击毙、击伤、俘虏敌人2600多人，但自身也伤亡了5500余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其中红3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约占全军团的四分之一。
中央红军每况愈下，中央苏区越缩越小了。
在4月28日晚上，也就是广昌失利的这天晚上，中革军委开会讨论广昌战役。王稼祥在会议上说：
“象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
以前支持博古等人错误主张的张闻天，也开始认识到了冒险主义军事方针的严重危害，他不同意博古、李德等人的这种消耗战术，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张闻天对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说：
“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
博古对张闻天的批评极为不满，说他这是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和博古争论得面红耳赤。李德说：
“你们之间不要闹摩擦，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
这时，彭德怀冲着李德说：
“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1、3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彭德怀还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李德听了，骂彭德怀是“封建”，彭德怀也骂李德是“下流无耻”。
自此，张闻天也受到了排斥，被博古派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实际上他是被博古放逐在了决策层之外。
这正是：海归老外，沆瀣作怪。纸上谈兵，不败才怪。
中山狼子，爷田崽卖。老彭破口，张生贬外。
毛泽东在后方听到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和愤慨，他说：
“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
此时，也有令毛泽东兴奋的消息。红5军团的主力部队红13师，在24岁的师长陈伯钧率领下，在新桥等地接连打了10余个胜仗，新桥一战，击毙敌团长2人、营长5人，取得了歼敌800余人的大胜利。毛泽东闻之，兴奋得大手一挥，情不自禁地喊道：“13师万岁！”
后来，红13师荣获了“坚师”的称号，陈伯钧也荣获了二等红星奖章。
4月下旬，博古、李德还在广昌前线。毛泽东经留在后方瑞金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意，只带着身边的几个随员，离开了瑞金，到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工作，也算作是休养。他终于在遭到冷遇后又得到了一次工作的机会。
前边已经说过，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南路军，布防在中央苏区南方外部地区，其任务是配合东、北两路主攻部队作战，并防止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
此时红军与陈济棠部相对阵的，是驻守在南方战线的红22师。
红22师是在1931年第2次反“围剿”后，由会昌、安远、寻乌、信丰等县的赤卫队和模范营等地方武装，合编而成的部队，只有65团和66团两个团的建制。后来，独立红3师8团改编为第64团，加入红22师建制，全师就增加到了4000余人。师部设在清溪。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安远方向的敌人。
第5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指导下，以红22师64团驻守信丰，66团驻守南康、65团驻守寻乌的吉潭和澄江一带，在东西长几百里的防线上，分兵把守，打“阵地战”、“正规战”、抵御安远方向和福建方向敌人的进犯。结果被弄得穷以应付，手忙脚乱，不得不一再后撤。
早在在1934年春，陈济棠部以3个师的兵力，由参谋长黄幼民指挥，向红65团驻守的筠门岭扑来。红军指战员们被迫守在碉堡里，在“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的命令下，同粤军硬拚消耗。他们拚完了弹药，就用刺刀和石头同粤军搏斗，给粤军以严重杀伤。4月21日，粤军对筠门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先是飞机轰炸、扫射，继而又以大炮轰击。碉堡一个个被炸塌了，红军官兵们整连整连的随着碉堡的倒塌而英勇牺牲。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红军战士用刺刀、石头同敌人拚了整整一天，最后被迫撤出筠门岭，南线大门筠门岭终于失守了。
筠门岭失守以后，红22师的指战员们，怀着沮丧的心情退到站塘李官山，进行整休。师长周子昆、政委王开湘、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在李官山的祠堂里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筠门岭战斗。他们在总结会上，从战时政治工作、战役的组织部署、阵地设置、兵力使用、战斗指挥等各个方面认真地严格地检查了自己。然而，“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者们却拚命推卸责任，不仅不承认其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是造成战斗连连失利的根本原因，反而把筠门岭失守的罪过，强加到红22师全体指战员身上，说什么“红22师的干部，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战士们打仗不勇敢”等等。这种批评，使战斗失利的红22师指战员的心情更加沉重，部队气氛沉闷。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从瑞金来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东北部3公里处的文武坝。这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前有一口大池塘，池塘边有一栋砖瓦房。中共粤赣省委就在这里办公。
毛泽东会见了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这天晚上，毛泽东与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红22师的政委王开湘，询问他：
前边敌情怎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些什么动向？筠门岭的仗是怎样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的情绪怎样？现在是怎样部署的？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后，鼓励王开湘说：
“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编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他又说：
“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主力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这样既可缓和前线形势，又可积蓄我军力量，休养生息，以备不虞。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教训，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1个营1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战斗方案，例如，敌人从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从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
毛泽东最后还特别强调说：
“对‘反水’的群众绝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布传单、标语。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红22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政委员会会议，作了具体部署：正面放两个营，加固阵地，顶住敌人。以小部队协同地方武装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做群众工作。将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李官山进行整训。
整训以后，红22师士气重振。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动出击，有计划地分别在周田、新圩、半冈、赤埠一带打了五六个小仗，连战皆捷，消灭了赣军一些前伸的小部队，使赣军驻守在筠门岭，不敢前进一步，遏制了赣军向北推进的企图，稳定了南线的局势。
1934年5月初，毛泽东出席了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指导刘晓、何长工制定了南线的工作计划，他说：
“”“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你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沙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
毛泽东还说：
“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希望大家迈开双脚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加强调查研究，克服盲动倾向。”
欲知毛泽东在南线战场还有什么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博古等人在福建事变中的措施，岂止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无赖之举，简直是天生的痴儿！共产党有此蠢猪式的领袖，真乃天下民众之大不幸也！
共产党内斗争多年，有人还不知道“形左实右”为何物？那就请看一看立三路线，看一看王明、博古的理论与实践吧！立三路线尽管对革命有危害，但它那时也只是远距离地发发命令而已。正如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你说你的，我打我的。而王明路线则是深入根据地，直接控制了根据地前线的党政军大权，他们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应该说，王明一伙是蒋介石最喜欢最得力的天生的同盟者！
第84章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
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
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
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话说1934年5月3日，博古、李德和朱德离开广昌，于5日回到了瑞金。
李德提出了准备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主张，并电告共产国际批准。
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并明确规定：“三人团决定一切”，负责筹划战略转移问题。“三人团”的具体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并分管干部的处理问题；军事上由李德负责计划的设计与制定；周恩来则负责军事计划的具体实施。
5月16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部在北路军和空军的配合下，攻击建宁。中央红军开展了建宁保卫战，一直打到6、7月份，在古龙冈以北地区多次进行反击均未奏效，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
5、6月份，博古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高自立到了莫斯科以后，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报告了国内情况。他还传达博古的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么大的人物来，谁保险？”
据吴亮平后来回忆说：“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
后来曾经有人评论说：博古传达的共产国际来电，事际上还是王明搞的鬼。王明的聪明之处在于：一是毛泽东在国内可以利用，可以控制；二是毛泽东万一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等上层人物一接触，国内的情况就要穿帮。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可能就要变更了。这就是王明所说的：“谁敢保险？”
后来张闻天则从另一个角度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
这正是：暗语既出破天机，王明还算小聪明。
毛公赴苏利与弊，见仁见智各不同。
再说1934年6月1日，国民党军占领连城，中央红军被迫退往宁化、石城、长汀、宁都、兴国一线。
此时，林彪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一反他于4月3日在给中革军委的建议信中，曾经认为短促突击是“零敲碎打”的观点。
林彪何以会转这么大的弯子？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原来是李德和林彪作了一次深谈，他约林彪写一篇文章。李德说，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迷惑敌人。林彪毕竟年轻，他竟然答应了。
林彪在《论短促突击》中写道：
“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略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林彪在文章的末尾，还引用了李德的一段语录作为结束语。
6月上旬，毛泽东骑马从文武坝来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22师。他住在老乡一间不大的堂屋里。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见红22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询问敌情、战士们的生活和心情、地方群众、地方工作、作战经过等情况。
稍后，毛泽东又在李官山屋背窝召开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毛泽东说：
“反第5次大‘围剿’的失利，不单是军事上的原则问题，而且在地方工作上也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
“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一定要坚持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在站塘李官山进行了10多天的视察后，回到文武坝，参加了中共粤赣省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深知陈济棠和蒋介石有利害冲突，所以陈济棠在南线战场上，对红军采取的是“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并没有积极地向苏区发动强势进攻。他在会议上详细分析了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说道：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以派一些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部管区，宣传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济棠的军队停战抗日。
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毛泽东这些指示，对消除南线的两军对立，为促进陈济棠和红军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协议，为后来中央红军的突围顺利突破第1、2道封锁线，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此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7军团南调，以加强南线的防御。
6月22日，毛泽东同刘晓、何长工等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复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情况说：
“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建议红7军团可不南调，“寻淮洲部以在瑞金待机为宜”。
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
6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6个师由泰和地区渡过赣江，向沙村、兴国推进。
1934年7月上旬，蒋介石又下令加紧围剿，从6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
此时，博古、李德等人决定派出2支远征军打到外线去。这2支远征军用周恩来的话说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负责探路的这第1支远征军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7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把红7军团6000余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北上皖南。中央代表曾洪易随军行动。由曾洪易和乐少华、寻淮洲3人组成前委会，以曾洪易为书记，全权指挥先遣队的行动。再转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邵式平率领的红10军会师。
7月6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从瑞金出发北上。此一去也有分教：
艰难困苦百战多，壮士鲜血沃山河。
可怜粟裕少年将，几次生死多蹉跎。
7月中旬，国民党东路军3个师向赤水、驿前、小松、石城推进；另有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另有南路军的3个师也由筠门岭向会昌佯动。
7月中旬的一天凌晨，毛泽东带领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部分干部及警卫员，从文武坝出发，游过绵水，经黄坊从半山寺右侧的羊肠小道，登上会昌城外的山峰岚山岭视察阵地。
毛泽东站在岚山岭上，极目四望，感触颇深。他回到文武坝后，当晚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时词作《清平乐.会昌》，其词云：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不久，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背上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望着田野说：
“好快啊！我来的时候早稻才有1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先是坐了一段小船，然后步行，回到了瑞金。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说：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掠，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危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中国民众一再宣言，在‘1、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2、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生、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和自由；3、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3个条件之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宣言还表示，若接受前述3个条件，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在7月间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双方建立了秘密的通讯联系。
7月23日，博古、李德等人为对付国民党围剿军6路进攻，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6路分兵”、“全线防御”。继续同优势国民党围剿军拚消耗。其具体布置是：
红3军团第6师、第21师位于兴国西北地区；红3军团第23师和江西独立团、独立营位于古龙冈以北地区。红3军团第4、第5师和红5军团第34师位于驿前以北地区；红5军团第13师位于头陂地区。红1、红9军团及第24师位于朋口、连城地区。红22师位于筠门岭地区。
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已经失去了在中央苏区、在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迫切希望红军能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歼灭国民党军。他把李德的“6路分兵”、“全线抵御”，作为军事平均主义的典型，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毛泽东因为多次建议改变打法，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受到了留党查看的处分。他曾感慨地评论说：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1、2、3、4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2、3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7月底，红军反“围剿”形势更加严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正式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问题。同时制定了《8、9、10三个月战略计划》，提出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求得战略情况的改变。”
1934年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进攻。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在高虎垴、万年亭至驿前约15公里纵深地区，构筑防御阵地进行固守。红军虽然打退了北路军多次进攻，迫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第8师退出战斗；但是红军也伤亡了2300余人，其中指挥员就多达600余人。
8月7日，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向石城、宁都、于都地区撤退。
就在8月7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又组织了负责“调敌”的第2支远征军——红6军团，其任务是从湘赣苏区出发，突围西征，再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以调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8月12日，红6军团由红17师、红18师、红16师计3个师6000余人在寨前圩组成，并召开了誓师大会。以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红6军团中央代表，以萧克任军团长兼17师师长，以王震任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以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18师以龙云为师长，甘泗淇为政委，谭家述为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萧克在担任红8军军长时才刚刚24岁，此时已经征战多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8月20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文章说：9、10两月间将是决定胜负的血战关键，红军必须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此后，中央红军的突围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了。
8月21日，由于中革军委中出现了大叛徒杨岳彬，国民党飞机又来狂轰滥炸。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又从沙洲坝迁移到背梅坑。
背梅坑在沙洲坝西南，两地相距15公里。这里有一座高仅30多米占地约20来亩的石灰岩小山包，叫做云石山。云石山上竹木葱郁，山顶有一座坐东北朝西南的古寺，面宽5间，是一座极普通的青瓦黄墙小庙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机关为了交通方便，分别驻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毛泽东和张闻天则被分配住在云石山的古寺里。
此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小毛来到了古寺。古寺里住着一个法号叫乐能的大和尚，还有两个小和尚，警卫人员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准备让和尚们搬走，毛泽东说：
“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
于是，毛泽东搬进了左厢房，和尚们住在右厢房。中堂就作为会议室。一向清贫的和尚们，见毛泽东这样的“大官”，一家人的伙食竟然也跟他们差不多，十分感叹。
古寺后边有一棵大樟树，枝叶茂密，树下有两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常坐在石凳上读书。有时，他和贺子珍带着小毛在树下相对长坐。
有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泽东聊天，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种艰苦的岁月里，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啦。他们坐在毛泽东住所院子里的藤椅上，品着还剩下的酒，说起了令人留恋的往事，毛泽东叹道：
“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在云石山期间，中革军委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毛泽东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近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全书共分为3章：第1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2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对付敌人围剿和追击及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3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内部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
这本书后来在中央红军大转移时，题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印发到了各部队中。这是后话。
再说8月26日，吴亮平、林伯渠和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滕代远联名发出通知，通知中提出：从9月15日起，苏区扩红30000人；要求所属各部必须在1个月之内完成。
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回到瑞金，就住在云石山古寺的侧屋，毛泽东和他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们除了谈工作，有时也谈谈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则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1934年9月1日，红1军团在红9军团及红24师的配合下，在福建温坊地区先后歼敌1个多旅，缴枪1300余枝，迫击炮6门，子弹23万发。
9月初，中央红军各路高级指挥员陆续返回瑞金，接受新的命令。
周恩来和奉命从前线赶回瑞金的林彪、聂荣臻，进行了单独谈话，向他们说明了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指示他们秘密进行准备工作，暂时不要向下级透漏。中央只要求在转移之前，红1军团先到兴国阻击敌军，以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的地域集结。
林彪和聂荣臻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后，怎么也不能平息心中的震惊。他们急于想了解诸如转移方向等之类的大事，可是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聂荣臻提议去看一看毛泽东，林彪欣然同意。两人策马通过一条狭窄而阴暗的小巷，来到云石山毛泽东的住所，看望了老领导毛泽东。门庭冷落已久的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聂荣臻会来看他，显得很兴奋。美国人索尔兹伯里描写了此时的毛泽东，他写道：
“毛泽东1934年秋天已满40岁。他面庞消瘦，面颊深陷，又直又硬的黑发长可及肩。瘦长的身材，高高的颧骨，衬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周身透出一种痛苦的气色。他已病了几个月，疟疾经常发作。尽管教会培养出来的医生傅连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仍然没有康复，身体孱弱，心境不好。”
毛泽东拉着林彪、聂荣臻的手，3双好久没握在一起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握得紧紧地，谁也不愿先松开。毛泽东望望林彪，望望聂荣臻；林彪、聂荣臻也都望着毛泽东，就这样望着，就这样久久地对视着，一直到眼里都溢满了泪水。许久，毛泽东才问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聂荣臻回答说：
“我们是回来接受新任务的。”
毛泽东又故意问道：
“接受什么新任务？”
“要转移。”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你们已经知道了。”
林彪、聂荣臻本来想从毛泽东这里打听一下转移的方向，就问道：
“我们要到何处去？”
没想到毛泽东却说：
“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毛泽东话锋一转，提议和林彪、聂荣臻一起去看看瞿秋白办的图书馆。
毛泽东不与林彪、聂荣臻谈红军转移的军事问题，一方面是守纪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嫌。因为红1军团长期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李德等人平时就不断散布谣言，说毛泽东搞宗派活动。因此，毛泽东此时既不过问红1军团的工作，也更不能向老部下说什么情况，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制造口实，再说他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
9月10日，《红星》报发表文章，号召苏区人民赶做20万双草鞋，支援红军，限于10月10日前全部完成。
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司字第44号”命令，对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和地方武装的指挥进行改组，规定凡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区或即将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区域的县区军事部，立即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游击队政治部；由县区军事部长任县区游击队长，由相应的党组织的书记，兼任游击队的政治委员。命令要求上述改组计划，务必在9月25日以前完成。
再说9月上旬，毛泽东主动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他带着秘书、卫生员、警卫员一行二十几个人，从瑞金云石山出发，一天步行来到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于都县城，住在北门外何屋一栋房子的左厢房里。省苏维埃主席钟世斌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
毛泽东由于工作繁忙，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疲惫而又虚弱的他，又染上了疟疾，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工作。
有一天，赣南省委的负责人来到何屋看望毛泽东，他谈到了登贤县许多肃反扩大化的事情。他说：
白区一些小商人来畚岭圩卖食盐，登贤县一些干部说他们是来赤色区域刺探消息的，不分青红皂白，抓起来就统统杀掉。小溪有个钟牙子带人到白区反水了，后来他被赤卫队员捕获后关了起来。没想到钟牙子竟将墙壁掏了个洞又逃跑了。登贤县委负责人硬逼着看守钟牙子的钟老东，承认他与钟牙子有串通。结果，钟老东被冤枉处死。高石村贫农张德福去赶圩，中午到一家私人饭馆吃饭，他只说了一句“饭太少了”，结果饭店老板到县里告他，说他是“AB团”；县里干部也不做调查，就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贱女和乡政府文书张炳东，对党忠诚，工作负责，办事公道，深受人民爱戴。登贤县干部来乡里检查工作，对他们招待的饭菜不满意，于是就寻衅陷害他们，把谢贱女、张炳东二人当作“AB团”抓了起来。第二天，县干部在小溪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谢贱女、张炳东的罪行是：在乡政府工作8年，没有得罪一个地主富农，目的是希望在将来反动派卷土重来时，地主富农请他们坐上席；而他们对革命干部却没有丝毫感情，罪该万死。此时台下有人高喊：“他们两人杀不得！”登贤县干部马上派人到台下追查喊话的人，群众把喊话的人掩护了起来。结果，谢贱女、张炳东还是被杀害了，不少群众都流了泪。
毛泽东听了这么多典型事例，非常痛心。他让警卫员扶起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封给登贤县苏维埃的紧急信件，让警卫员马上送去。
警卫员因为往返需要一天时间，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就说：
“主席，是否让其他同志送去？”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问道：
“为什么？”
“保证您的安全，是我们警卫员的职责，要是我走后，您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交代？”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是对革命者的起码要求。登贤县肃反工作存在严重错误，必须尽快纠正，否则会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这封信无论如何，今晚务必送到！”
警卫员深情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双手接过信件，转身跑出门去。
中共登贤县委接到毛泽东的信，立即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制止了乱抓乱杀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由于繁忙的工作和万般焦虑，他又一次被疟疾击倒了，一直卧床不起。每当疟疾加重时，还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躺在床上，两眼深陷，嘴唇干裂，脸烧得通红。年仅17岁的小卫生员钟光（福昌）给他吃过奎宁，打了针，额头上敷着冷毛巾，但高烧依然不退，连续3天，他吃不下食物，只勉强喝几口米汤。钟光（福昌）慌了手脚。警卫吴吉清立即跑到省政府报告了情况，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打电话向在瑞金的张闻天告急，他说：“毛泽东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张闻天得知毛泽东在于都高烧不止，非常关切，他立刻电话通知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说有紧急事情相商。两人见面后，张闻天说明了原委，要傅连暲马上赶到于都，为毛泽东治病。
从瑞金中央所在地梅坑到于都，路程90公里，傅连暲带着药箱，骑着骡子，一天一夜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傅连暲进了门，只见毛泽东躺在木板床上，额头上敷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起。毛泽东见傅连暲来了，焦急地说：
“傅医生，你一定给我医好。”
毛泽东精神很疲惫，不能多说话，傅连暲也不敢多问，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在毛泽东的嘴里。毛泽东的嘴唇干裂了，呼吸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傅连暲焦急地等了10分钟，从毛泽东嘴里轻轻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哟！体温41度！傅连暲有点心慌，却极力保持着镇静，又给毛泽东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只是腹部有点胀。
傅连暲是最熟悉毛泽东身体状况的，他向毛泽东身边的人员询问了有关病情，诊断为恶性疟疾。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赞成他的意见。于是，傅连暲加大了用药量，给毛泽东服了奎宁丸，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傅连暲要亲自陪护毛泽东，可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傅连暲只好嘱咐卫生员和警卫员，要多给毛泽东喝开水，多换换额头上的冷毛巾。
第2天清早，傅连暲给毛泽东量体温，病情好转，体温降低。
第3天，毛泽东体温继续下降。
第4天早晨，毛泽东起了床，他对吴吉清说：
“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
吴吉清说：
“你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我好了。”
毛泽东来到傅连暲的住室，看到傅连暲还在睡觉，就没有惊动他。傅连暲一觉醒来，看见毛泽东正站在他的床前，不由得一愣。毛泽东见傅连暲醒了，就亲切地问他：
“这几天你累了，身体怎么样？”
傅连暲急忙说：
“我很好，主席你自己要多休息。”
毛泽东笑着说：
“我好了。”
傅连暲起了床，拿着药箱，随着毛泽东来到他的房间里检查身体，一量体温，只有37度，就高兴地告诉毛泽东说：
“你退烧了，体温正常，好了。”
毛泽东也笑了。
傅连暲让人为毛泽东炖了一只老母鸡，说是要他补一补身子。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吃，他反而非要傅连暲把这只鸡吃了不可，说是要犒劳他。傅连暲有定时定量进食的生活习惯，这只鸡，他一连吃了3天9顿，才把它报销了。
傅连暲在于都住了10天，一直等到毛泽东的身体恢复了正常。
就在这时候，刘英急急忙忙地来找毛泽东，她一进门看见毛泽东那个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原先身材高大魁梧、双眸炯炯有神的毛泽东，现在变得又黄又瘦，一脸倦容，极度虚弱，垫着棉被靠在床上，一问才知道他是刚刚大病了一场。
毛泽东见小老乡来了，格外高兴，又恢复了往日的风趣，他笑着问道：
“明朝金陵陈全作的一首曲子，形容害疟疾的，你读过吗？”
刘英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兴致勃勃地背诵起来：
“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锉。只被你害煞人也么哥，只被你闷煞人也么哥，真的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毛泽东背完了，笑着说：
“刘英同志，这一次，我可是深有体会哟。”
欲知刘英找毛泽东有何要事？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抗日先遣队以区区数千人之旅北上，无异于羊入虎口。而且外有虎狼环俟，内有蠹虫乐少华、曾洪易破坏，孤军如何不败？只可惜军事天才粟裕不得不去打游击，他离毛泽东越来越远了，离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心战场越来越远了，展示其卓越才华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粟裕4次受伤致残，也是他命多乖蹇，失去了不少卷入中心战场的机会。倘若他能像林彪一样一直在毛泽东身旁，一直处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心战场，其个人历史及整个社会历史又该如何书写呢？
第85章
“红军主力立即突围，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
另一方面改取进攻战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调动敌人至
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5次‘围剿’的希望就
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话说刘英看着憔悴的毛泽东，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是静静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看出刘英的心思，似乎有事要说，但又不好意思开口，便轻声问道：
“怎么啦，刘英？是不是扩红遇到困难了？”
刘英只好说：
“情况很紧急。于都目前剩下的青壮年不多，扩红非常困难。罗迈同志却要我当突击队长，给我下达了4500人的任务。大家都缺乏信心，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
刘英所说的罗迈就是李维汉，罗迈是李维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化名。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果断地说：
“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再开会，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不到10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可是，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现通知也来不及了。”
“这事好办，我有4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
毛泽东立即把警卫员叫到床边，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又叫他们把口头通知的内容复述了3遍，直到他们背熟了，才让他们出发。
1934年9月19日，于都县扩红工作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在县委机关一间屋子里召开了，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进会议室，大家都向他鼓掌致意。刘英先做报告，把毛泽东和罗迈的意见传达给了大家。与会者一个劲地鼓掌，要求毛泽东讲话。刘英说：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打摆子刚好，身体还很虚弱，大家不要再鼓掌了。我的报告就是传达他的意见。”
刘英越这样说，大家鼓掌越热烈，非要毛泽东讲话不可。毛泽东只得站起身，举着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说：
“好，我就讲5分钟，讲‘决心’两个字。”
毛泽东的讲话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极有说服力，与会者倍受鼓舞，刘英更是发自内心的钦佩。
后来在9月26日，《红色中华》报道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扩红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收到了最大的成效”。但是，扩红的指标毕竟太高了，到9月底，刘英也只动员了近1000人参加了红军。此是后话。
就在9月19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国民党军的情况和地形。毛泽东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做调查，还找一些从国民党军占领区过来的商人及其他人，详细地了解国民党军的情况。
9月20日，毛泽东急电致周恩来：
“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东岸10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1星期内不见来了。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
毛泽东这份电报，为中央探路从于都方向突围，起到了决定作用。
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的红21师、红22师合编为红8军团，由周子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委。
9月下旬，国民党东路军第3、9、10、36、83、85共6个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会攻松毛岭。红9军团和红24师同国民党军激战数日，撤退至长汀、瑞金集结待命。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6个县了。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还可以进行休整补充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向国民党占领的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其有生力量，争取粉碎其军事“围剿”。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央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他说：
“红军主力立即突围，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进攻战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但是，此时的博古、李德等人，已经被国民党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哪里还敢想“进攻战略”。毛泽东最后一次扭转危局的努力也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
“此计又不用，打破第5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3日，国民党军攻占瑞金以北的石城；宁都也继之失守。
东部国民党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的白衣岭发动进攻。接着连长汀也落入了国民党围剿军之手，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战死在沙场。
至此，由毛泽东、朱德等人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创建初期的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占有21座县城，发展到控制了70个县的相当规模的广大区域，已经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等一小块中心地带了。
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的进攻，企图进而占领于都，瑞金，以实现其彻底围歼红军的目的。
中央苏区已频临绝境，中央红军真的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剩下突围一条路了。
此时眼看敌人就要合围了，变得惊慌失措的博古、李德等人，又开始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打算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到湘西去与贺龙所部会合。
撤出中央根据地是大规模的战略性转移，是十几万人的统一大行动，本应该动员全党全军的积极性，共同努力，一致奋斗。但李德十分固执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央红军突围这一十分重大的战略行动，不仅没有在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中进行政治动员和解释工作，而且也一直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讨论，一切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在小范围内讨论决定。一直到最后，李德、博古、周恩来才将行动安排，向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作了传达；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的措施，而不知道整个行动是什么。对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根据地、转移到何处等问题，李德、博古、周恩来一直都秘而不宣。
至于要哪些党政干部随军行动，也都是“三人团”和李维汉决定的。对于毛泽东的去留，博古、李德一开始都主张让毛泽东留在南方；可是共产国际考虑到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崇高威望，而且他还担任着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所以，最后还是批准了让毛泽东一起转移。
10月5日，周恩来、朱德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开始同陈济棠的代表——国民党南路军参谋长杨幼敏和师长黄质文、黄旭初举行密谈。经过3天3夜的反复磋商，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5项协议，协议中规定：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就后撤20公里。
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的防务。红1军团向宽田、梓山之间集结，红3军团向于都东北的水头、石溪坎、东头、禾田及仙霞观地区集结，红5军团在兴国以北原阵地阻击国民党军，红8军团向古龙冈地区集结，红9军团向古城、瑞金地区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有特殊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马上来到刘英的办公室，刘英一见毛泽东来了，便起身相迎。毛泽东未等她张口，抢先说：
“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特别任务？”刘英看到毛泽东神情严肃，顿时一惊。她知道罗迈是出名的“铁的纪律”，就为难地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泽东见刘英不肯走，显得有些焦急，张张口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转身带着警卫员走了。刘英第一次见毛泽东说话如此吞吞吐吐，想起毛泽东说话那神秘的眼色，心中不禁犯起嘀咕来：“到底有什么特殊任务啊？”
刘英正在胡思乱想，忽然看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他郑重地说：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殊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说到“特殊任务”4个字，故意加重了语气，又朝刘英眨了眨眼，扭头就急匆匆地走了。这下刘英可犯难了，自己是走还是不走呢？恰在此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电话一听是罗迈的声音：
“是刘英吗？你马上回瑞金来！”
刘英说：
“可于都的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别任务，你快回来！”
李维汉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又一个“特别任务”！刘英放下电话，急忙收拾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向瑞金疾驰而去。
于都离瑞金90公里，刘英快马加鞭，1天就赶到了，她这才知道大部队要转移了。刘英安排了少共中央局的工作，就来看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早已骑马赶回了瑞金，他先到中革军委见到了周恩来，谈到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涸的情况；然后回到驻地正蹲在地上和王稼祥一起准备担架。他见刘英来了，就放下手中的活儿，站起身来高兴地说：
“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
刘英埋怨道：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
毛泽东严肃地说：
“军事秘密，不便乱说。”
刘英看看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样子，急切地说：
“你们现在身体能吃得消吗？”
毛泽东指着地上的担架，颇为自豪地说：
“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
原来，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4次反“围剿”中，遭受敌机空袭，身负重伤，肠子被打穿耳膜也被震破了，此时尚未痊愈。如果长途行军，不能不坐在担架上走。
刘英看着设计精巧的担架，连连说好。毛泽东说：
“刘英，你要坐担架试试吗？”
说着就非要让刘英坐上去体验一下。刘英连连摆手，她笑着说：
“我既不是病号，也不是伤员，干嘛坐担架？我骑着马跑，可比坐担架神气哩。”
毛泽东突然打趣说：
“刘英，你怎么不找爱人哪！该结婚了。”
刘英的丈夫林蔚已经牺牲五六年了，而且她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像她这样有文化的女干部，在苏区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刘英听毛泽东如此一问，便大大方方地说：
“我怕生孩子。女同志有了孩子就不能工作，我要工作，所以不结婚。”
王稼祥伸出大拇指，称赞她说：
“聪明！女同志有了孩子，的确是个问题。”
毛泽东说：
“她不光这方面聪明，工作上也聪明。于都扩红可是一鸣惊人哪！不过，女同志没有老公不行啊，你一定要找一个。”
“我不要。”
刘英一口回绝。毛泽东却不依不饶，他说：
“那不行，你一定要找一个。要不你就是心目中有，跟我说老实话，是哪一个？”
“没有。大家都是朋友。”
“那我就给你介绍。”毛泽东故意说出了一大串人名，刘英一直摇头。毛泽东又说：“洛甫这个人怎么样？”
刘英笑着不说话了。
毛泽东在云石山古庙里，召集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开会，这就是“云石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要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毛泽民作为国家人民银行行长，负责管理财经、档案和物质供应工作。他和哥哥商量如何搬运“秘密金库”。
毛泽民所说的这个金库，是毛泽东在1932年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的大批金条银元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
“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
毛泽民说：
“想搬到兴国一带去。”
“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办？”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
毛泽民在后来突围时，按照哥哥的意见，把金库中的大部分金条银元分散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组织专人负责运输，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时候，毛泽东听张闻天说，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随军行动，妇女和小孩均不准随军。他回到家里，抚摸着儿子小毛毛，心里很是难受。
毛毛已经2岁多了，正讨人喜欢。这个孩子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孩子中唯一一个在两人身边抚养的，因此，备受父母宠爱。毛泽东每次出门，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望，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就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
“毛毛不饿，毛毛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毛泽东告诉贺子珍说：
“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后来，毛泽东到中革军委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要分散到各军团，都应该随中革军委行动；希望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第二，应该带一部分女同志走。
之后，毛泽东得知中革军委已经派部队到于都搭浮桥，大部队准备在那里过河，于是就策马赶往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话，说是中央已经采纳了他的提议，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分别到红5、红3、红8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委员均随中革军委行动；还决定带走29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
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赶回瑞金，将第二个消息告诉了贺子珍，并且交代说：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毛泽覃、贺怡夫妇照顾了。
此时中共中央还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人为中央分局委员，以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决定成立原苏区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原苏区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的行政工作。
同时决定留下中央苏区直接指挥的红24师和独立3、4、11团，江西省军区的独立第1、2、3、4团，赣南省军区的独立第6、10、13、14团，闽西军区的独立第8、9、19、20团，共计16000余人，加上各县的独立营及伤员，共有武装力量3万余人，在原中央根据地及其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这个时候，瞿秋白身患结核病，他向张闻天提出要求，要随红军主力突围，张闻天表示同情。张闻天请示博古，遭到博古的反对。身为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向中央提出，应该带瞿秋白、何叔衡一起走，可他的话一点也不顶用，最终也无力带上自己的老战友何叔衡和小弟毛泽覃一起走。
毛泽覃以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的身份，和怀孕的妻子贺怡一起被留在了苏区。被留在苏区的还有方志敏、贺敏学、唐在则、陈寿昌、徐彦刚、古柏、曾山。
10月9日，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政治指令》，指令中提出的总口号还是“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求得战役上的大的胜利”。同时又提出：“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还要求红军各部“迅速的整理、补充、配合友军和全国革命力量准备反攻”。
中革军委也在10月9日这一天，发出了第5号命令，决定将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1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1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下辖4个梯队：
第1梯队由彭雪枫负责：包括军委总部的1、2、3局及无线电3台，电话兵1个排，通讯队、警备连、士兵连、工兵连、运输两个排。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随第1梯队行动。
第2梯队由罗彬负责：包括军委总部的4、5局及总政治部、警卫营、医务所、运输1个排。
第3梯队由武亭负责：包括工兵营、炮兵营、运输大队、附属医院。
第4梯队由陈赓、宋任穷负责：包括干部团、医务所、运输1个排。
将中共中央机关、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中央纵队，又称军委第2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任参谋长。
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中革军委还规定了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如军委为“红星”，军委第1纵队为“红安”，军委第2纵队为“红章”等等。
还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颁布了《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详细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突围出发日期和每日到达的地域。
大军整装待发暂且按下，容后详述。这里不得不先说一说几位留守革命家的凄惨和英勇壮烈之惨况。
贺子珍根据毛泽东的交代，把心爱的儿子毛毛交给弟弟毛泽覃和妹妹贺怡收养。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家要来一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分离那天，毛毛以为带他去走亲戚，非常高兴。当他明白爸爸、妈妈要出远门把他留下时，伤心得大哭起来，抱着妈妈的脖子不放，哭着喊着说：
“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不留下！”
贺子珍强忍着悲痛，哄着孩子说：
“小毛不要哭，等打了胜仗，爸爸、妈妈会来接你的。”
后来，毛泽覃、贺怡把毛毛隐蔽在瑞金城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从此，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这个儿子。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12个代表之一，为建党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德高望重的中央“苏区5老”中也是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就因为他对王明路线排挤毛泽东十分不满，在工作中对“左”倾错误的某些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因此受到了排斥。1934年他被撤消全部领导职务后，仍然坚持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一天午后，董必武去看望何叔衡，何叔衡问董必武：“如果红军转移，你愿意留在瑞金，还是愿意跟队伍走？”
董必武说：“如果批准，我愿意跟队伍走。”
何叔衡说：“红军跑起来飞快，你跑得？”
董必武说：“1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100里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时所经历过的。”
何叔衡说：“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2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董必武说：“我只准备了1双新草鞋，脚上穿的1双还有半新。”
在转移前夕，林伯渠去与何叔衡告别，2人整整谈了一夜。何叔衡把女儿何实山给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激动得说不出话。
突围前一天，谢觉哉去看望何叔衡，何叔衡准备了猪肉和鱼招待老战友。他们同时湖南宁乡人，2人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但他们这次分手，却默默相对无语。临别时，何叔衡拿出一把小钢刀和在上海做地下党时买的怀表，赠给了谢觉哉。后来在1935年2月，何叔衡手拄拐杖和瞿秋白一道转移到福建上杭途中，被国民党军包围，身负重伤。他在国民党士兵逼近时，霍然跃起，欲跳崖自杀，又连中2枪，壮烈牺牲，时年60岁。
瞿秋白被留在中央苏区后，陈毅立即送给他1匹马，劝他快追中央去。瞿秋白说：“既然中央要我留下，还是应该留下坚持斗争。”1935年2月，瞿秋白和何叔衡、邓子恢在转移途中，多次遇险。最后他在长汀境内，还是被保安第14团钟绍葵部包围俘获了。国民党要人多次对他劝降无果，蒋介石只好电令将他就地枪决。在行刑的前一天，国民党特务又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说：瞿先生应再三斟酌，如果能回心转意，蒋委员长还可以收回成命。瞿秋白断然回答说：“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荣！”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瞿秋白被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押解到长汀中山公园的中心亭。他见那里已经备好小菜4碟，酒一瓮，就泰然独坐，自斟自饮，酒半酣乃言曰：“人生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国民党特务在亭中给瞿秋白照了相。瞿秋白酒毕起身，缓步走出公园，用纯熟的俄语唱着《国际歌》和《红军歌》，来到西门外侧罗汉岭山脚下养济院的草坪中央，盘腿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尔后他面对罗汉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瞿秋白饮弹3发，从容就义，时年36岁。
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突围后，心中十分牵挂瞿秋白的安危。他在重返领导岗位后，致电原苏区中央分局，指示他们说：“妥善安排秋白同志。”后来当毛泽东获悉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时，十分悲痛，连声说：“秋白是个好同志，太可惜了。”
毛泽覃在南方带领独立师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1935年2月，他根据中央分局的统一安排，率领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省长汀的四都，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率领的队伍汇合整编，成立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构。4月上旬，红军部队在腊口西分水坳被国民党军包围，伤亡惨重，毛泽覃掩护龙腾云、万永诚率大部队转移。4月25日，毛泽覃率领游击队穿山越岭，来到瑞金县黄田坑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中。4月26日，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在一个背叛战士的带领下，包围了毛泽覃所部的休息地。毛泽覃听到枪声，立即冲到门口进行掩护，使部分战士得以突围，他自己则被一颗子弹击中前胸。年仅30岁的毛泽东最喜爱的小弟弟毛泽覃，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国民党士兵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满血迹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一本党证，这才知道他们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
在南方英勇牺牲的领导人还有：阮啸仙、贺昌、刘伯坚、蔡会文、曾彪、曾纪才、李乐天等人。
欲知中央红军突围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毛泽东再斗博古、李德。
东方翁曰：假设毛泽东被留在中央苏区，他手中握有16000人的红军和数万地方武装队伍，中国的历史一定会改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崛起于中国的南方；而拥有8万之众的中央红军，一定会毁灭在逃跑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之手。正如本传前面已经讲过的，毛泽东在建立广大而稳固的根据地方面，在第1次到第4次反“围剿”和后来的四渡赤水及3年的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中，他的政治的、军事的才能发挥得是何等的神奇！这一切都是最好的佐证！很可惜，历史从来是不能假设的。呜呼！可怜的中华民众，哀哉！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第86章
“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
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
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
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5次围剿仍有可能。”
话说在中央红军突围以前，毛泽东在3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少数孤立地位。此时，他敏锐地感觉到，挽救党和红军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要挽救党和红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要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将这一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必须首先取得已经有所觉悟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和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在突围前夕和张闻天进行了几次长谈，张闻天把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都倾诉了出来。张闻天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
与毛泽东策划和准备的同时，李德和项英等人也在活动与密谋。
李德在他后来的《中国纪事》中说，就在突围转移的前夜，他和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项英进行了彻夜长谈：“他（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泽东暂时服从不过是处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这可真是：物极必反是天道，事到转折犹耍奸。
不管博古、李德等人后来如何打压毛泽东，请诸君往下看一看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从其内部攻破了机会主义的堡垒，如何挽救了党和红军，便知毛泽东的策略是何等的高明了。闲话打住，且说中央红军大突围大转移的情况吧。
1934年10月10日傍晚时分，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了艰难困苦地突围转移。
这次突围，一开始就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组织了十分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在10000多名的非战斗人员中，有7000余人是中共中央和军委各单位与地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2000余人是后勤部门如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此外，各部还携带有大批的辎重和各种器械，连造币机、石印机、油印机、野战医院的X光机、用于印刷宣传品的纸张等等，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为此，还动员了5000名民夫来搬运；有些机器的底盘，需要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才能抬得起来。
毛泽民和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被编入第15大队，由他担任大队政委。15大队携带着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计160多担。他们还负责接受沿途没收的土豪的财物。
10月14日下午3时，贺子珍等29名女干部从瑞金随总卫生部修养连出发了。在这支女干部队伍中，除贺子珍以外，其她28人是：邓颖超、蔡畅、李坚真、刘英、刘群先、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李伯钊、邓六金、危秀英、刘彩香、李桂英、陈慧清、吴富莲、王泉媛、周越华、丘一函、吴仲廉、甘棠、谢飞、廖似光、萧月华、谢小梅、钟月林、杨厚珍、李建华、危拱之。
此外，还有一个女红军曾玉，她虽然没有被批准随部队转移，可是她坚持要跟着丈夫走，一路追到了遵义。中共最显赫人物的妻子们，几乎都在这30名女红军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走完了长征的路程，堪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怀着第4个孩子的贺子珍，就这样踏上了突围的道路。她在10个月的长征路上，一直没有和毛泽东在一起。艰难的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同时也损害了她和毛泽东的婚姻关系。
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3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6日傍晚，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野战军渡河计划日程表》，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和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率先踏过了于都浮桥。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随着中革军委系统改编成的、代号为“红星”的军委纵队一起行动。
傍晚的余霞宛如暗红的血色，洒在于都河上。
毛泽东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他长征的第一步。他头戴八角红星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斗笠。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旧油布，一件旧外套，还有一把旧的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系在一起。他身旁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挑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一副特制的担架跟在后面。
毛泽东站在旧河堤上，眼前呈现的情景是：于都河上人头攒动，一队队红军战士身背背包和斗笠，行进在用数百艘渔船搭起的5座浮桥上。毛泽东对王稼祥说：
“这是大搬家！”
王稼祥觉得毛泽东的讥讽十分贴切，苦笑着摇了摇头。
成千上万的老表拥在河堤上，沙滩上，浮桥边，为自己的子弟兵送行。老人、孩子和妇女们，把煮熟的鸡蛋、蒸熟的红薯、竹叶包的饭团、一把把炒米，装进亲人、战士和男人们的口袋里。
“你们可要回来呀！”
乡亲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着。大军一开走，他们面临的将是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血腥屠杀。
“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自师长以下的红军指战员们，无人知道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的何在，他们显得兴奋和轻快，回应着乡亲们的呼唤。
毛泽东伫立观望着军民送别的情景，心潮澎湃。他听着乡亲们的呼唤，问身边的战士们：
“听见了吗？”
战士们说：
“听见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重复着战士们的话说：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这时，领导人中有人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毛泽东闻言，便朗声诵道：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李德不熟悉中国的古籍，在他看来，毛泽东是引用了老子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引用的是《庄子》“庖丁解牛”这则寓言里的一句话。李德也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是在提醒人们：在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问题上，不要盲目，应当认真摸清情况，以达到游刃有余的目的。
本来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可是由于李德、博古等人原来确定的目标，是到湘西与贺龙部会合，重新建立根据地。所以，他们僵化而又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到达预定地区湘西，在放下行李后，再开始反攻，消灭敌人。因而他们就一味地强调行军、突围，只求到达湘西会师，而不顾其它一切了。这样就一改第5次反“围剿”中所奉行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避战主义。
在军事部署上，红军总部命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左翼前卫，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随后跟进；命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为右翼前卫，周子昆、黄甦率领的红8军团随后跟进；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负担着大量辎重物资的后勤机关，则位居两侧大军之间；而令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殿后护卫。
如果说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后勤机关是一顶轿子，那么在它前后左右的5个军团则是5个轿夫，这完全是一副“大搬家”的阵容。而且这种甬道式的前进，行动非常迟缓。全军80000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过一个山坳。每遇爬山涉水和险崖隘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
中央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根本不可能进行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而且还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彭德怀气愤地说：
“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毛泽东看着走走停停拥挤不堪的队伍，不无担忧地说：
“象这样的战略转移不用敌人来追，自己就会被拖垮。”
10月1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赣南作战的命令》，要求各军团应于20日夜半，完成一切攻击部署；总政治部也下达了《关于加强战时工作的命令》，命令中说：这次战役将决定革命战争及每一个红色战士的生命。命令要求各部队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当前的战斗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全部进入了突围地域。
中央红军为了冲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选择了与红军“明打暗和”的南线作为突破口。那里是粤军3个师又1个旅的防线。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早已感到，蒋介石只所以未能侵入广东地盘，就是因为中间横隔着一块中共的根据地。如果中共的根据地一旦被蒋介石攻灭，不但他早已垂涎的赣南领地会被蒋介石占去，而且红军很可能会被赶入广东，那么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会乘机而入。这样，他的广东地盘就很难保住，他的“南天王”的宝座也就坐不成了。另外，陈济棠也深知，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借刀杀人”、“一箭双雕”。可蒋介石握有中央大权，他也不得不暂且俯首从命。陈济棠又不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实力，所以，他就在表面上作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此来获得蒋介石供应的饷械，却在暗地里派人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终于求得了与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局面。
10月21日夜，中央红军突围战役开始。先头部队从赣州以南的王母渡和新田之间，在粤军默许下顺利地越过了他们的第一道封锁线。
10月22日，意外事件突然发生了，红军竟然歼灭了粤军1个团，引起了陈济棠的强烈不满。尽管双方有协议在先，但因双方发生了战斗，已经无法停止了。由此，粤军在延寿圩、珊瑚岗附近与中央红军激战了近2天时间，双方才再次会盟。
陈济棠借此向蒋介石告捷，说是发现了中共红军第1、3、5、9军团番号，已经俘获了共军多少多少人；他还虚报了粤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数字。
这就叫：假途灭虢义不周，盟友反目又成仇。
一着不慎全盘乱，天机泄露血水流。
在此之前，蒋介石南昌行营一直命空军侦查红军动向，总是查不出红军的行迹。蒋介石接到陈济棠的捷报，兴奋地说：“延寿战役是弄清共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
蒋介石与杨永泰、熊式辉、贺国光、晏道刚等人判断说，红军的行动方向有4个：一是入广东，二是入湘南，三是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再北进，四是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
杨永泰认为：要考虑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而入川西的可能性。蒋介石说：
“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蒋介石认为，不论红军南下或西进、北进，只要离开江西，就是除去了心腹之患。他说：
“共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是不成问题的。”
10月23日、24日，毛泽东在信丰县古坡以东的杨坊宿营。
10月24日，贺子珍随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古陂杨坊，看望了毛泽东。贺子珍向毛泽东讲起瑞金县的男女老少送别红军的情景，她说：
“乡亲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我们的亲人’……”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难过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他说：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在江西信丰、安西和安远三点一线的封锁线上，担任防守任务的粤军余汉谋纵队，在得到陈济棠的示意后，只是稍事抵抗。双方实际上是假打，为掩蒋介石的耳目，双方都做出攻防之势，枪弹却是朝天上放的。
10月25日，红军大部渡过了信丰河（桃江），越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进入粤北。
毛泽东的身体十分虚弱，他虽然每天都躺在担架上，可他的大脑却在不停地思考着判断着。他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10月26日，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以3700余人生命的代价，全部越过了蒋介石吹嘘的第1道“钢铁封锁线”。尽管双方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战斗，但毕竟还是为中央红军保存了实力，争取了一定的时间。这一天，中央红军总部吸取了教训，电告各军团说：
“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的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敌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应勿“俘其官兵”。
10月30日。蒋介石已经察觉到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立即电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健火速出兵，沿着湘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布署了第二道封锁线；电令北路军薛岳担任追剿总指挥，调集薛岳的第5军、第4军吴奇伟部、第36路军周浑元部及刘建绪的3个师，总兵力10万人，由江西沙溪、龙冈等地，向万安、遂川地区集结，协助西路军、南路军向西追击中央红军。
由于陈济棠执行秘密协议，只图自保，没有派重兵阻截；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远在湘赣边，又鞭长莫及；所以当中央红军奔向蒋介石部署的第2道封锁线时，担任湘南汝城守备的只有湘军第26师陶广部的1个旅，驻守广东仁化城口的也只有粤军李汉魂、叶肇部的部分部队，而其它守军，多是地方的保安队。
红2师6团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率领下，负责奔袭城口。城口临河有一座木桥，公路从上边经过，守军在桥上设有岗哨。
1934年11月2日晚，负责主攻的红2师6团1营，到达距桥头尚有数百米远，就被桥上的哨兵发现了，他们喝令1营停止前进。1营佯称是自己人，一部分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部分涉河包抄。
11月4日，6团2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了城口的粤军，生俘100多人。
与此同时，红3军团以一部监视汝城湘军62师陶广部旅，而以其它部队全部从城南绕了过去。
红5军团在延寿一带，与尾追之粤军相持数日，掩护军委纵队。
11月5日晚，中央红军开始跨越国民党军第2道封锁线。
11月6日，毛泽东鉴于此时国共双方的军事部署，在城口提出建议说：
“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5次围剿仍有可能。”
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对于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从根本上摆脱被动挨打的境地十分有意义。但是又一次被博古、李德等人拒绝了。
到11月8日晨，中央红军以9700余人的代价，全部通过了湘南汝城到广东城口间的第2道封锁线，分3路继续西进：
左路：红1、红9军团，沿九峰山向宜章边境前进。
中路：由红1师为先锋，随后是军委第1、第2纵队，红5军团殿后。
右路：红3、红8军团，经延寿、文明司向宜章进军。
11月8日这一天，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在红军主力突破第2道封锁线后，颁布了紧急“堵剿”电令。该电令还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
于是，国民党军队的第3道封锁线，就设在粤汉铁路两侧沿粤边湘南境内的郴县、宜章、乐昌之间。在这道封锁线上，湘军刘建绪、李觉部驻守郴县，王东原师在郴县、宜章之间的良田，陶广师在汝城以西的文明司一带。
此时，韶关一带的铁路还没有完全修通，但火车可以在短距离内通车，而且公路上来往也很方便，这就十分有利于国民党军调兵。在这一地带，国民党军还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修了不少碉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部，也从江西赶到了，他们紧紧追赶在红军之后。
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中革军委依然部署红1军团从乐昌、九峰山之间突破第3道封锁线，命令红1军团派部队占领九峰山要点，以掩护红9军团和中央纵队西进。
也就在此时，在红1军团内部围绕着要不要占领九峰山，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原来，九峰山是粤汉路东面约10多公里的一个制高点，它对于中央红军突破第3道封锁线关系重大。时年29岁的红1军团司令员林彪，把作战命令看了又看，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九峰山，他对站在一边的政委聂荣臻说：
“荣臻同志，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占领九峰山，一直从平原突过乐昌。”
聂荣臻说：
“那可不行！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军委命令我们必须占领九峰山呀！”
林彪说：
“广东军阀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乐昌，我们完全可以避开九峰山。”
聂荣臻说：
“那也不行。我们离乐昌也还有一段路程，敌人是坐汽车，我们是用两只脚走，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和敌人的车轮比呢？等我们用两只脚走到乐昌，也可能就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
林彪说：
“既然知道两只脚跑不过敌人的汽车轮子，去占领九峰山不是更耽误时间吗？”
聂荣臻说：
“占领九峰山，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军委纵队在后边，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去占领九峰山，敌人把我们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还是应当按军委命令办事。”
左权参谋长见二人意见不统一，就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查一下。聂荣臻说：
“侦查也可以，不侦查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查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我同意派人去侦查，但部队要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派部队控制九峰山。”
林彪以不言语为默许。不久，陈光侦查回来报告说：
“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了敌人，他们正在向北开。”
11月8日下午3点，红1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利用民团的电话线，装作自己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电话，只听电话那端说：
“红军到了何处，我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的3个团，1团今日开往九峰山去了。”
林彪放下电话，立即命令红2师4团昼夜奔袭九峰山，抢占阵地；同时命令红1师师长李聚奎带1个团在前头开路，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山的敌人，掩护全军通过粤汉路。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突破第3道封锁线？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87章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
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
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
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话说李聚奎随即命令红1、红2团在粤汉路以东继续防备粤军的进攻，他亲自带红3团撤出阵地，急行军来到了红1军团的前面。李聚奎率部赶到乐昌时，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3个人在路边谈话。周恩来见李聚奎来了，就说：
“你们来得好快呀！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毛泽东也对李聚奎说：
“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监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城或其中的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自己在前头决定，我们就跟着你们来。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边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这是李聚奎在长征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听着毛泽东的指示，心里百感交集。周恩来、朱德连忙说：
“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
李聚奎，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自小家中贫寒，曾读过一段私塾，务过农。参加平江起义之后，曾救过彭德怀的命。是彭德怀的一员爱将。后来，他从老部队红3军团调到红1军团红1师当师长，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对从红3军团来的他不太放心，问他怎么才能当好红1师师长，他只一句话就说服了林彪，他说：“红1师师长就是红军第1师师长！”
1934年11月11日，中央红军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红3军团在右翼先后攻占了宜章、良田等城镇。
就这样，红1、红3军团两大主力，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等后续部队继续前进。
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部署第4道封锁线，其计划是：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万一此计不成，第二步就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3县，构成一个三角形口袋，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全部和北路军的薛岳部、周浑元部、李韫珩部、李云杰部，共16个师77个团；同时电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黔军王家烈各派有力部队分别到湘粤、湘桂、湘黔边堵截。至此，蒋介石共动用了26个师100个团近40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成第4道封锁线，要求把中央红军“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11月14日，何健走马上任，将追剿军分为5路：
以刘建绪为第1路军司令，率4个师出湘赣边向全州以北的黄沙河地域集结，筑碉堵截。
以薛岳为第2路军司令，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域集结。
以周浑元为第3路军司令，率4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
以李云杰为第4路军司令，率两个师同第3路军周浑元部配合，由桂阳经嘉禾向宁远方向追击。
以李韫珩为第5路军司令，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经临武、蓝山、江华方向追击。
11月15日，中央红军以8600余人的生命代价，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3道封锁线。此时，庞大的后勤部队的“坛坛罐罐”的拖累，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了，由于他们的行动特别迟缓，以至于使整个部队经常失去到达预定地点的先机，给国民党军造成了围追堵截的机会。红军主力部队不仅根本不可能进行主动的攻击战，反而还要处处为他们掩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样一来，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了，前面有波涛滚滚的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重围，已经关系到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了。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2路西进：红1、红3、红8军团及军委第1纵队为右翼；红5、红9军团及军委第2纵队为左翼；经嘉禾、蓝山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
部队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面对险恶的形势，反复研究了敌情，他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新建议，他说：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又一次被“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拒绝了。
中央红军右翼向道县，左翼向江华，继续前进。道县、江华两个县城紧靠潇水西岸，是这一带的2大渡口。
11月20日，右翼红1军团派出1个团，在红2师4团团长耿飈、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于22日拂晓占领了道县县城。左翼红9军团先头部队也占领了江华。
尽管毛泽东的多次建议未被博古、李德等人理睬，但他始终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抛开个人所蒙受的委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在红4团占领道县、红9军团先头部队占领江华后，他再一次提出建议，他说：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他的建议依然没有引起博古、李德等人的重视。
11月21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从道县至江华之间架设浮桥，准备渡潇水。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他说：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潇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可惜的是，“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仍然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红2、红6军团会合。
原来，正当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间准备突围的时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6军团，已经在黔东北地区与贺龙所部会师了，他们共同创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贺龙是在1927年8月1日，率领中国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8月下旬，经周恩来、周逸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带领余部在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缺乏经验，几起几落。1929年3月17日，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介绍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在井冈山建党建军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 贺龙开始整顿部队，在士兵中发展党员，把党支部建在连队，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部，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使湘鄂西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
11月23日，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渡过了潇水，朝广西东北部进发，朝着全州、灌阳、兴安进发。
实际上，博古、李德等人要走的这条路，早已被蒋介石算定了。原来蒋介石在第一步计划失败后，正在纠集李宗仁等部20个师的兵力开往全州一线，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博古、李德等人的谋划，无疑是硬叫中央红军往蒋介石布置好的那个三角形“口袋”里钻。
就在这时候，中央红军还曾有一个有利的战机，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抢渡湘江。原来在广西境内的全州，原是由桂军驻守，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矛盾很深，跟湘军何健也是矛盾重重，所以，李宗仁、白崇禧眼看红军日益逼近，为了保卫要地桂林，就下令驻守全州的桂军撤往恭城、平乐一带，这就造成了全州、灌阳一带兵力空虚。此时的军委纵队已经到达文蒂、桂岩一带，距离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假若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但是“左”领导者却仍然让人们抬着从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走，加上李德在过了潇水之后，又错误地命令中央红军左翼变成右翼，右翼变成左翼。这样一改变队形，又延误了行军时间，加上本来的行军速度就慢，就这样，红军足足走了4天时间，才到达湘江江边。当红军前锋侦查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湘军已经抢先一步入城了。原来，何健一得知桂军撤防，就致电蒋介石说：“全州以上，无兵守河。”他立即派湘军参谋长刘建绪率主力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原本是由于蒋桂矛盾而松动的铁三角，又被湘军给补上了。红军晚了一步，就陷入了被动。这样，国民党军队在灌阳新圩、全州咸水一线又是重兵麇集，红军再要想渡过湘江，已经是非常艰难的了。这不仅丧失了有利的战机，更严重的恶果，只能是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血染湘江了。就连李德后来也不得不承认：
“这期间又过去了2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向我们的左翼发起进攻，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11月25日，湘江战役打响了。中央红军红3军团和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从兴安、全州间，分为左右两翼抢渡湘江，跟湘军刘建绪所部打了2天。
11月27日夜，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4师和红2师各一部在兴安、全州间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湘江两岸的渡河点；紧接着，红3、红1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从左右两翼抢占要点，相继控制了界首与屏山渡之间30公里的江岸，只等后续部队过江。
界首是一个有400多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中央红军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由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在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然是总司令，也只有遵令行事的份儿。
此时湘江水位正浅，有些地方还可以趟过去。只有那些辎重令人大伤脑筋，不得不借助于木船。就在此时，蒋介石发出了总攻击命令，乘红军“半渡而击”。
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骂他们是“纵匪西窜”，严令李宗仁、白崇禧“速以大军压迫”。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又重新调回5个主力师回防堵截红军。
至此，蒋介石的铁三角又猛烈地收紧了：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健的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而由东向西冲过来的则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就在28日这一天，湘军第1路由全州向觉山铺地区的红1军团红2师阵地发起进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兴安、灌阳以北进攻，与红3军团先头部队展开了激战。湘、桂两军在飞机的支援下，相互策应，企图夺回中央红军的渡河点，聚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国民党军队用几百门大炮轰击红军阵地，加上蒋介石调来大批飞机，把红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他们的炮火每一次延伸，成营成团的部队就向红军阵地轮番发起冲锋。
一时间，在整个湘江至潇水100公里内的战场上，天上是飞机横行，来往穿梭；地面是枪炮轰鸣，人喊马嘶；喊杀声昼夜不绝。
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的湘军。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在20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敌人像风暴摧折的高粱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了；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主要对手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社会上一直流行的说法是：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红3军团所属的红5师，原是由红7军所编成。他们负责坚守在灌阳附近距离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中革军委给他们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4夜。”
红5师阻击的是桂军精锐第7军的两个师和湘军第15师的一部。红5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就是桂军第7军的老对手。然而，他现在要以1个师对付近3个师的劲敌，困难可想而知。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一起到红5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师长和钟赤兵政委表示说：“人在阵地在。”
桂军以7个团加6架飞机反复冲击，却拿不下新圩、杨柳井一线阵地。白崇禧感到非常奇怪，是红军什么部队在阻击？他们经过了长途跋涉，哪儿来这么强的战斗力？他的部下说：是彭德怀3军团的红5师，自师长李天佑以下，很多都是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广西人。白崇禧这才恍然大悟，他说：
“真是冤家路窄啊。”
李天佑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才奉命将阻击任务交给了红6师，率红5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这一场战斗下来，红5师伤亡的人员多达2000有余，将近占全师的一半人马。
此时在红1、红3军团掩护下的界首渡口，也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渡口乱极了，人喊、马嘶，与枪炮声交织成一片。待机渡江的指战员们，一个个脸色发灰发黑，一双双眼睛充满迷茫的神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土的破烂军衣或便衣，有的背着斗笠，有的戴着红五角星帽子，有的光着头。
江边上到处散乱不堪地扔着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伙食担子、担架、各种书籍、野战医院的屎盆、尿盆以及从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各种物品。
河滩上布满了人体、马匹的残骸和大大小小的弹坑。在一个2米多深的弹坑旁边，竟然躺着30多具尸体。许多伤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一动不动，多数人却在那里痉挛、哼哼、呻吟。
国民党军的飞机轮番轰炸着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迫击炮弹不断地向红军江边阵地袭击，机枪子弹雨点似的向正在渡河的部队倾泻。
国民党军的飞机刚一飞走，红军的工兵部队就冒着枪弹抢修浮桥。浮桥刚刚架好，工兵们还没有爬上岸，飞机又来了。炸弹把新架设的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混合着尸体，在波涛中沉浮，江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在整个江面上，漂浮着一具具戴着八角帽穿着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漂浮着一匹匹战马的尸体，漂浮着一顶顶斗笠，漂浮着很多散乱的文件和书页，也漂着一页页“蒋委员长劝降令”。
11月30日，毛泽东随军委第1纵队渡过了湘江，他对谢觉哉说：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啊！”
就在这11月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开始了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的公开批评。
1934年12月1日，湘江战役结束了。中央红军余部在湘江西岸渐渐聚集。此时的中央红军，已经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国共双方劲旅激战长达1个星期之久。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共计死、伤、被俘3万余人，其中被俘的人员就多达7000余人。
在此次战役中，发挥“铁拳”作用的红1军团减员不少。红3军团第18团整整1个团被国民党军切断，未能过江，大部战死。红5军团红34师负责湘江之战掩护任务，部队正要过江时，被数十倍国民党军包围，最后全师覆没，少数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也大都遭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毒手。红8军团这支刚刚诞生于突围前夕的部队，在渡江战役之后，仅仅剩下了1000余人。
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博古、李德等人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
“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
他们痛心地问：
“照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历史评论家们说：湘江战役标志着“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事实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被“左”倾机会主义所排斥的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人们是在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广大干部眼看第5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的博古，也感到了事情不妙。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突破第4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这正是：博古年少气如虹，纸上谈兵敢称雄。
忍看满江血如碧，湘水便是赵长平。
欲知中央红军余部前途如何凶险？请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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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字辉煌历史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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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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