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张国焘要的是军权，你让他当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
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宁可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
话说1935年6月24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一起到达懋功县以北的两河口。
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为了欢迎从茂县来的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和举行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大会，在距离两河口镇3里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抚边村一小块平地上，布置一个会场，搭起了演讲台，路两边都插上了旗帜和标语。
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和红1方面军领导四五十人，冒着大雨欢迎张国焘的到来。
下午5时左右，张国焘和秘书长黄超骑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飞驰而来。毛泽东身边的人不知是哪一位称赞张国焘的马队，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人说：
“不要羡慕那些马。”
毛泽东和朱德急忙迎上前去，张国焘却骑在马上在原地等着，连半步都不肯往前走。张国焘见毛泽东到了跟前，这才下马和毛泽东握手拥抱。这是2人在分别8年后的亲切拥抱。而此时的两个人已非8年前的书生模样了。毛泽东显得瘦削、憔悴，眼含血丝，面带烟容，穿的军衣既不合体，又皱皱巴巴的;而张国焘身体肥胖，脸色红润，衣着也十分合体整洁。
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穿着，也都和毛泽东差不多。张国焘和大家一一握手拥抱。
朱德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旁，向张国焘和红4方面军致欢迎词;张国焘也致了答谢词。欢迎仪式结束后，众人一同向两河口镇走去。
晚上，毛泽东等人在喇嘛庙里举行了宴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人陪同张国焘坐在主桌，另外还有4桌，住在两河口的各方面负责人都到了。毛泽东举起酒杯，说：
“1、4方面军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今天，终于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提议，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胜利，为张国焘同志的到来，干杯!”
张国焘也举起酒杯，说：
“感谢中央同志对4方面军的一片热忱，向百战百胜的1方面军老大哥学习致敬!我提议，为了红色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干杯!”
应酬过后，毛泽东指着一盘炒辣椒招呼大家，说：
“想不到这里还有这种好东西，清心泻火，生津解渴，请用，请用。”
博古摇着头，笑一笑，说：
“不敢受用。”
毛泽东笑着说：
“辣椒还能攻毒，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
张国焘因为不能吃辣椒，他还以为毛泽东的话是影射他的，没想到博古接着毛泽东话头说：
“你们湖南的那个曾国藩也是个吃辣椒的吧?他也是革命的吗?”
毛泽东笑呵呵的说：
“我们的博古同志认真起来了。不过，曾文公是个有才的反革命。”
张国焘见毛泽东既没有和他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甚至连听他介绍红4方面军情况的兴趣也没有，心中有些不快。其实，毛泽东通过李先念，早就已经摸清了他的家底。足智多谋的毛泽东那些闲谈碎语，使张国焘有些烦躁不安。
晚饭后，朱德陪同张国焘来到了为张国焘安排的住处。朱德是个实在人，他在闲谈中无意之间把红1方面军的家底抖了出来：中央红军突围8个月以来，从8.6万人锐减到不到2万人，林彪的红1军团人数最多，约为3500人，彭德怀的红3军团约3000人，董振堂的红5军团不到2000人，而罗炳辉的红9军团只剩下几百人。所有的重炮都丢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几乎都是空筒子，每只步枪平均只有三五颗子弹。而此时的红4方面军除了拥有8万人的作战部队外，还有2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共计10万人。二者的比例是1：5，且红1方面军衣衫褴褛、疲劳过甚，军容军纪都和红4方面军相差甚远。
张国焘听了朱德的话，暗暗得意。自此，他自恃人多枪多，个人资格又老，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还能够实行正确的领导，所以，他就不再把毛泽东等人看在眼里了。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博古、朱德、王稼祥、刘少奇、凯丰、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参加了会议;刘英做会议记录。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他分析了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又说，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我们如陷在懋功、松潘、理番，就没有前途”。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从地域便于机动和群众条件、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北方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目前应该迅速前进，攻打在松潘的胡宗南，首先占领甘南。
张国焘在发言中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红1、红4方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他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理由是川陕甘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他说：
“那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毛泽东在发言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还说：
“1、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4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1、4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2、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东南，迅速向北发展，建立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3、我们必须高度机动，这就是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4、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们打野战，我们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5、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
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与会者都表示赞成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一个决议。
6月28日，会议正式通过了张闻天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起草的《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全文如下：
1、在1、4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2、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3、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4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4、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5、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地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各政治部把这一决议一直传达到团一级，但要求绝对保守战役部署的秘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6月29日，中共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4方面军进行慰问。
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考虑到必须尽快解决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常委会还听取了博古关于华北事变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说：
“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
常委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这一天，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名义，颁布了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拟订的《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两个方面军分为左、中、右路军和岷江支队，分别由黑水、芦花、懋功、卓克基和岷江东岸之平夷堡向北开进。
晚上，张国焘在其住处请彭德怀和聂荣臻吃饭。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红1、红3军团。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对他的印象不好。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说：
“他为什么请我们俩人吃饭?”
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笑着说：
“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6月30日，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红4方面军总部，立即对两河口会议决定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他策动一些人给中共中央写信伸手要权。又以“统一指挥”及“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发布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了第2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
周恩来带病爬雪山。他患的是肝脓疡，连日发高烧，不能进食。毛泽东对他的病情极为关心，天天看望，亲自派人为周恩来找医生治疗，千方百计想使周恩来早日恢复健康。
1935年7月6日，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李富春等人提出解决组织问题，要求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以解决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李富春感觉问题严重，立即向中央报告。
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在张国焘的授意下，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要求，还提出了具体的人员名单，点名要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
7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黑水地区的芦花。
这一天，张国焘又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共中央说：“宜速决统一组织的指挥问题”。毛泽东当即执笔，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国焘说：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要求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7月16日、18日，陈昌浩接连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说：
“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总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的权力”
7月18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来到芦花，毛泽东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劝张国焘说：
“部队不宜在藏区久留，希望4方面军及早行动，攻打松潘，打开北上通道。”
张国焘说：
“松潘不是不能打，但总不能让4方面军的同志们憋着一肚子气去打吧?4方面军10万人，在组织上却没有他们的代表。向前怎么不可以当副总司令?昌浩怎么不能当总政委?还有一些同志可以到中央工作么!只要心开气顺，打松潘还不容易嘛，何劳你们跑这么远的路?”
毛泽东闻言，已经彻底看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他知道，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不作让步就打不了松潘，打不了松潘就难以北进，建立川陕甘的计划就要落空。对张国焘这样的人，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了。
于是，毛泽东立即去找张闻天商议，他说：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个相当的职位，1、4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他是要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德同志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
张闻天说：
“那就把我这个总负责让他当好了。”
毛泽东断然说道：
“不行!张国焘要的是军权，你让他当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宁可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还是让他当总政委吧。”
毛泽东找到在病中的周恩来商议，周恩来表示同意。
1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立即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
“提拔干部是必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还需要人嘛。”
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讨论，决定让周恩来辞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职务，调中共中央常委工作;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对中革军委总部负责，在张国焘未熟悉情况以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中革军委常委由4人增至5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革军委当天即发出通知说：
“1、4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事行动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历史学家们曾经评价说：毛泽东不叫张闻天让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职务，当时所有人包括张国涛在内，都没有明白过来。试想，如果真的让掉了中共中央总负责，张国涛以总负责的名义召集中共中央会议，那么，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就是合法的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7月21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联名签发中革军委《关于1、4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兼任参谋长，杨尚昆兼任政治部主任。决定规定：“前方一切作战部队，统归其统帅指挥，并即以4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决定宣布：将红1方面军的军团改称军：红1军团改称红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红3军团改称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红5军团改称红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红9军团改称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红4方面军的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从原红1军团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分别到第4、9、30、31军任参谋长。这样，5个军的任命是：红4军军长许仕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红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红33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经徐向前提议，从红4方面军中抽出3个建制团3800人，补充到红1方面军。
因为杨尚昆已经调任前敌总指挥部兼任政治部主任，他在红3军的政委一职由李富春接任。毛泽东在杨尚昆赴任时，交代他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像吃‘牛皮糖’一样，要有韧性，不要像玻璃，一碰就碎。”
正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张国焘当上总政委后，为了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立即设法控制红1方面军的部队，收缴了原各军团之间互通电报的密码本以及原各军团与中革军委通报的密码本。
彭德怀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1、3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1军团也隔绝了。”
7月底，毛泽东率部来到毛儿盖地区。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泽东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
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已经失去了进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胡宗南主力已经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向胡宗南靠拢;川军进占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他们企图围歼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果仍然坚持原计划由松潘北上，有可能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于是，毛泽东等中革军委成员举行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根据这一决定，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规定：
“攻取陈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军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夏洮战役计划确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8月4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喇嘛寺里召开政治局会议。
沙窝喇嘛寺附近都是红4方面军第11师的驻地，周围戒备森严，气氛十分紧张。陈昌浩和红4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会前拿了一个名单来找毛泽东和张闻天，上面写着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他们还说：这是张国焘提的名单。毛泽东知道张国焘的目的是要向中共中央要党权，他笑着对张国焘说：
“你这是开的督军会议。”
张闻天在会议上首先作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接下来，与会者开始讨论。张国焘在发言中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的正确，他对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要求红1方面军领导检查缺点错误。张国焘说：
“我很惋惜我们没有在两河口初次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
张国焘还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我们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毛泽东从张国焘的发言中，清醒地看到了本来就是“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的张国焘，如今摇身一变，要清算错误路线，他的目的是要借此否定遵义会议决议，改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如果此时要真的清算政治路线的错误，势必会落入张国焘的圈套。所以，毛泽东在张国焘发言之后，也作了长篇发言。他全面驳斥了张国焘的观点。他同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一样，仍然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
张国焘在政治局里毕竟是少数派，他1个人正应了“独木不成林”的这句老话，没有人会支持他的意见。所以，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与会者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纷纷重申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军事路线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经得到了纠正。
8月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驳斥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许多老根据地仍在坚持斗争，“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发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堆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决议中说：“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1、4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
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决议中明确写道：
“必须在1、4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1、4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会议决议最后写道：
“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1、4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的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的生长着”，“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这个决议没有点张国焘的名，目的是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是为了团结他一起北上。
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要求增加红4方面军9人进入政治局，以形成他在政治局的多数。因为这时在川西北地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总共也才只有10个人。
8月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团结和争取红4方面军的干部，在组织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在红4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干部进中央，但不能进这么多。最后增补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这样，即使是召开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等人的比例也仍然是9：7，就是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只有3个人。张国焘当然不会满足，他说：
“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几个人嘛。”
毛泽东说：
“4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的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嘛。”
张国焘还不罢休，又说：
“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出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践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说：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将这些好同志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
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红1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红1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因为陈昌浩、周纯全不久就要随中央一起行动，为了加强领导，另以陈昌浩任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以周纯全任副主任。
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他后来骂毛泽东说：
“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是“独裁者”，“由于毛泽东等死守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
欲知张国焘还有什么花招?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智斗张国焘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除了红4军七大以外，陈独秀剥夺他的表决权，瞿秋白等人免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等人批评他，“钦差大臣”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罢免他的军事领导职务，都是居高临下。而今他在数年的斗争中已经确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的军事的领导核心了，是他说了算了。况且他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嗜血如命、杀人如麻的恶魔，一个徒具野心而缺乏谋略的一介匹夫!诸君试想，两河口张国焘是单刀赴会，他虽然骄横傲慢，企图以强凌弱，但共产党历来是以少数服从多数，所以他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张国焘学聪明了，在沙窝会议上就提出要把他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没有到毛泽东棋高一着，让你进可以，但不能让你占多数席位。于是张国焘又以微弱的少数败下阵来。张国焘智不如人，就只好耍赖了，表面同意会议决议，翻脸就不认账。这样的人岂有不败之理?
第98章
“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
陕甘这一着棋。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
向莫辨的一片泽国。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
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险路。”
话说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将红1、红4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
以红1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和4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为左路军，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地域，向阿坝地区开进。
以红1方面军的第1、第3军与红4方面军的第4、第30军为右路军，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地域，向班佑、巴西北上。
约定左右两路红军在巴西会合。
为此中国工农红军还成立了总供给部，毛泽民担任副部长。
混合组编后，林彪、聂荣臻被通知立即去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议结束后，陈昌浩请林彪、聂荣臻吃饭。饭后，陈昌浩要林彪先走，说是还有事要同聂荣臻谈一谈。陈昌浩在谈话中单刀直入，问聂荣臻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有何看法，聂荣臻说：
“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
陈昌浩见聂荣臻如此说，便把话引到其他方面，谈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聂荣臻回到军部，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他已经感觉到红军内部的气氛不正常，因为他已经获悉张国焘准备把他调到31军当政委，还要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这个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把原红1军团拆散，只是命令还没有发出。他当着左权、朱瑞的面对林彪说出了张国焘的方案，还特别提醒林彪说：
“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林彪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
“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当想一想，这是路线问题。”
林彪不以为然，他说：
“什么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呢?”
聂荣臻生气了，猛地一拍桌子，一个盘子被震掉地上，他说：
“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左权、朱瑞见聂荣臻动了怒，都没有说什么。自此，林彪也似有所悟。
1935年8月7日晚间，毛泽东去看望高烧不退的周恩来，当即派人到红1军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周恩来医治。
8月15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开始由卓克基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开进。
这一天，中革军委电示张国焘说：
“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
毛泽东对此次草地行军极为重视，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从没有那支军队在这草地上走过。他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
草地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呢?原来，红军所要经过的草地，是在从四川北部阿坝的马尔康、黑水到甘肃玛曲的一大块沼泽地，又称水草地。它纵横数百里，人烟绝迹，飞鸟不行，很多地方常年积水，淤泥深不可测，不管是人是牲畜，一旦陷进去，绝无生还之可能。
毛泽东决定派叶剑英为过草地的先遣司令。在讨论组织先遣部队时，毛泽东说：
“还得叫杨成武来，他可以。”
于是决定由红1军2师4团为过草地的先遣团。
8月17日，毛泽东在毛儿盖召见杨成武。杨成武在他的侦察排十几个骑兵的护卫下，来到毛泽东在毛儿盖的住处，登上一座藏式木架小楼。毛泽东正在俯看地图，闻声转身看了一眼杨成武，说：
“你来了，很好。就等你来挂印呢，坐。”
杨成武说：
“毛主席，林军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接受任务。”
毛泽东指着木头墩子说：
“坐下来，慢慢说。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这一次你们红4团还是先头团。”
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让杨成武看：
“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大筑碉堡。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经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会断送革命。”
毛泽东右手往前一挥，说：
“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险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你们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向导找到了没有?”
杨成武说：
“我们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民当向导，准备以8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带路。”
毛泽东说：
“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还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4方面军的294团已经编入你们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1、4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毛泽东嘱咐完了，就让杨成武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一下，接受具体指示。
杨成武从徐向前和周恩来那里回到毛泽东住所，中央保卫局长邓发问他吃饭没有?杨成武说，没吃。邓发便回到毛泽东房里，端出来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6个小鸡蛋大的青稞面馒头，递给他说：
“毛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
杨成武心想这是毛泽东的晚饭，自己怎好意思多吃呢?所以他就只吃了两个，说什么也不再多吃了。他临走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毛泽东还亲自过问右路军部队有关粮食和衣服的准备工作。
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杀后，将牛皮和内脏煮好分了，将牛肉晒成牛肉干当干粮，每人分一块。毛泽东吩咐说：
“要首先照顾修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
警卫队长分好后，让人一份一份的送到每一个人的手里。因为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分给她的就比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人稍微多了一点。毛泽东知道了，他非常生气，立即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了来，问她：
“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
刘英说：
“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
毛泽东说：
“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不敢怠慢，马上去找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他。邹队长很为难地说：
“哎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张闻天同志他们几位了，这可怎么办呢?”
刘英说：
“毛主席说要补，可不敢不补啊!”
邹队长没有办法，只好从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刘英将处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放了心。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几位成员开会，研究工作分工问题，决定由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工作。毛泽东提议，政治局成员每周至少开1次会议。
就在此时，张国焘又公然违反沙窝会议决议，他提出要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左路军西出阿坝，北占夏河、洮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发展。
在张国焘的授意下，陈昌浩在右路军这边，也对东进提出异议，他也提出了右路军要西进，要占领西宁。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成员，不得不再一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贯彻沙窝会议精神。
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均在左路军;叶剑英将要带领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彭德怀率红3军殿后;他们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首先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
“根据中央关于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首先要北进夏河地区。而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向洮河流域东岸发展;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敌人的部署，正是逼迫我军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邻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做战略退却，也是好的。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
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强调说：
“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
徐向前说：
“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西突击。”
陈昌浩也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的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的方针。
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很高兴，他在会上作了结论，他说：
“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首先，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3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昌浩同志所说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
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绝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报告，以补充6月28日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说：
“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况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
“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此时，蒋介石判断红军东出四川，也可能向西北行。如出西北，“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屏障，飞度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兵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飞。”薛岳也说：红军要想“通过软沙没人之草地，势有不能。”
由此可见，“横跨草地，北出甘南”，是毛泽东布下的一招险棋，也是一招妙棋。
8月20日和21日，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以他们2人的名义2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告以毛儿盖会议做出的决定，提出左路军在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国民党军，可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力量灭国民党军，北出甘南。
徐向前与陈昌浩商量说：
“张主席总与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
于是，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把北出甘南的计划告诉他们，并说：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有备之敌，必须左路军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出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没有想到陈昌浩、徐向前不但没有执行他的指示，反而站到毛泽东一边说话，一时无奈，于是就按兵不动。
毛泽东在这个非常时期，最担心的是具有分裂红军野心的张国焘拉走林彪，因为林彪还年轻，才只有28岁，最容易上别人的当。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毛泽东亲自找林彪谈了话，他分析了目前的局势，鼓励林彪，让林彪率领红1军作为过草地的先头部队。
8月21日清晨，王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红4团向无边无际的水草地进发了。紧随先头团之后的右路军3万多大军，也踏上了生死莫测的草地。走在大部队前面的是林彪的红1军主力，继后是中央机关、红军大学;中间是红4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第30军行动;生病的周恩来、王稼祥随彭德怀的红3军殿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想办法也要把病重的恩来、稼祥同志抬出草地。”
红4团在王开湘和杨成武的带领下，首先进入草地，不久，他们就知道了草地的厉害。这里没有夏天，只有漫长的冬天。年平均气温刚过摄氏零度，每天夜里都是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六七度。而且草地的天气也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一会儿冰雹盖脸，一会儿大雨瓢泼，一会儿浓雾弥漫，一会儿雨雪交加，一会儿狂风怒吼，它就像魔鬼在搞恶作剧。
王开湘和杨成武带领红4团，经过4个昼夜的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又经过2天行军，到达了目的地班佑。
再说毛泽东随着第30军向草地出发，他们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正遇上风雨交加，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都湿透了衣服。这天晚上，大家在一条小河边宿营。战士们想让毛泽东避避雨，就把一条被单试着往一棵小树上栓。此时，毛泽东来了，他让警卫战士们把他担架上避风雨的油布支起来，笑着对大家说：
“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
警卫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毛泽东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
“你们是怕影响我睡觉吗?”
有个警卫员回答说“是”。毛泽东指着正患痢疾的陈昌奉说：
“假如让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觉吗?你们想想，是大家好好地过草地好呢?还是影响我一晚上的睡觉好?”
警卫员们见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和他一起挤在油布下面睡了一夜。
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一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灰刷过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小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似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8月24日，毛泽东在草地行军途中，见张国焘依然按兵不动，就和张闻天反复商量，如何才能使张国焘转弯。毛泽东主动找到徐向前、陈昌浩说，如何催促张国焘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
“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1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率左路军速出墨洼，向右路军靠拢。并令4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
任是老谋深算的张国焘，至此也不得不率领左路军向草地前进。
毛泽东在一次行军中，发现路边的沟壕里有一些被人扔下的羊下水，他就让炊事员捞上来，收拾收拾煮熟了，与身边的人一起津津有味地打了一次牙祭。
警卫员王七九想给毛泽东找一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他从一个喇嘛庙里找了一副腊羊架子，兴高采烈地说：
“找到好吃的了，给主席改善伙食!”
毛泽东问明情况后，严厉地批评了王七九，命令他马上把东西送回喇嘛庙里，还要摆放到原来的位置上。
吴吉清回忆说：“几天来，主席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励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负责杀马的副官处的工作人员想让毛泽东吃一点马肉，可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就趁毛泽东不在的时候，悄悄地把一块巴掌大的马肉送到了警卫班。到了宿营地，警卫员拿出马肉，正想混着野菜煮给毛泽东吃，毛泽东瞧见了，责备他们说：
“你们又打埋伏了!”
他吩咐把这块马肉留给后边的病号戴天福吃。警卫员说：
“小戴是重病号，一定能分到一块马肉的。”
毛泽东说：
“还是留下的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
正在此时，一位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小戴同志牺牲了。”
说着拿出一块用纸包好的马肉递给毛泽东，流着泪说：
“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他分到的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好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早日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他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同志们，好好照顾您。”
毛泽东抑制着悲痛，紧紧地盯着那块马肉，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慢慢地摘下军帽，低下头为戴天福志哀。少顷，他把马肉包好，抬起头沉痛地大声说：
“成千成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过草地的第5天，是长征中最艰苦的时候，部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已经断了几天炊，红军指战员们粒米未沾牙，个个饿得头晕眼花;毛泽东也只剩下了几小块青稞饼，这还是他一路上吃野菜节省下来的。
毛泽东正行之间，发现两个战士无声地倒在路边。他弯下腰去，温和而又亲切地拍拍他们，说：
“同志，不能倒下去。”
一个战士说：
“我们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了。”
毛泽东闻言，默默地掏出仅有的那几块饼，他不顾警卫人员阻拦的目光，把饼送到两个红军战士手中，一字一顿地说：
“吃吧，再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无论如何要走出去。”
毛泽东让警卫员牵过自己的马，让其中最弱的那个战士骑上去，另一个让人搀着向前走。
聂荣臻在到达班佑的前一天，对同事和部下说：
“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1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
他又给殿后的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发电报说：
“1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同志身体太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8月27日，右路军全部胜利地走过了草地。
10天后，聂荣臻收到周恩来发给他一份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说：
“据3军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至于红3军自己掉队与牺牲的人数到底是多少，已经无法计算了。
欲知红4方面军能否过草地，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此次分兵，毛泽东特意把朱德、刘伯承及一批忠诚于革命的骨干安排在左路军，为的是要钳制张国焘;而把徐向前、陈昌浩安排在右路军，目的是可以随时教育他们，同时也拆散了张国焘的核心力量;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张国焘之所以同意这样安排，是因为他认为由徐向前、陈昌浩直接控制了右路军，而他自己又控制了左路军，已经是稳操胜算了。后人评价毛泽东，说他是用兵如神，智慧超人。他往往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候，把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可能性都考虑到了，不愧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此言不虚也。
第99章
“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
还要把1军调回来呐。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
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话说距离巴西、班佑50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那里有胡宗南的部队把守。胡宗南得知红军北出的消息后，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星夜向包座增援。
1935年8月28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后，毛泽东、张闻天和中央机关住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的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巴西。
此时，右路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之前，攻占包座，出师甘南。如果丧失战机，右路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
徐向前鉴于红1、红3军减员较多，就向中央建议说：由第30军、第4军攻打包座。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
于是，前敌总指挥部立即致电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说：
“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尔后歼灭49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49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程世才、李先念接到命令，马上命令红89师为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2人部署已毕，策马直奔中央驻地，向毛泽东、徐向前汇报情况。毛泽东和徐向前决定，速战速决，首先拿下上下包座，尔后集中兵力打援。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等人抓住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
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下，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此时，左路军前卫部队红5军，已经抵达了黄河支流葛曲河边墨洼附近。
8月29日至31日，红4方面军的30军和4军攻占了上下包座，又毙伤其援军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毛泽东高兴地说：
“4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蒋介石接到败报，顿时大怒，他立即下令将受伤的49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又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第14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
此时，国民党军在甘南的兵力比较空虚，正是红军出击的好机会。
1935年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说：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接应你们。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右路军和左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
9月3日，张国焘要朱德和他一起发电报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的拒绝，他就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电报中说：
“葛曲河上游侦查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3天，25师只2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路全部返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事实上，朱德、刘伯承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他们派人骑马测试河水的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到马肚子的部位，证明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北上。何况4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渡河工具。他们就向张国焘提出，部队应该按原计划北上，与右路军会师。张国焘根本不理睬。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中共中央不能同意的。毛泽东等人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率部北上。
9月4日，毛泽东派前锋红1军出发北进俄界。
9月5日，张国焘擅自命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还强迫已东进到葛曲河边墨洼的前卫部队红5军返回阿坝。
这时，在左路军中有一个人公然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他就是前面说过的红9军的陈伯钧。陈伯钧原来一直是跟随毛泽东的，他在井冈山时，因摆弄手枪，误伤战友吕赤致死，是毛泽东救了他一条性命。
陈伯钧在中阿坝听到一些人攻击红1方面军的言论，他明白是张国焘从中怂恿挑拨的，非常愤慨。吃过晚饭，他立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要说明他对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纠纷问题的意见。
张国焘把陈伯钧的信扔在一边，置之不理。
9月8日上午，陈伯钧直接找到张国焘，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他说：
“我深感个别以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可当面提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
张国焘托词改日再谈。
第2天，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避而不见。以后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张国焘都拖延不见。直到9月13日，陈伯钧才得以见到张国焘，结果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不久，张国焘要陈伯钧离开红9军，“休息”一段时间。陈伯钧离开9军时，遭到一些不明真相战士的围攻，望远镜和一应物品均被抢去。11月，陈伯钧写信给张国焘，要求到前方作战，张国焘不许。陈伯钧面对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始终坚定乐观，有时忍不住引吭高歌，以歌解忧。此事后事，读来令人拍案!
再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在巴西多次同陈昌浩、徐向前商谈，争取张国焘北上。
9月8日，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给朱德、张国焘发了一封特别讲究斗争策略的请示电，电报中说：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最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1军是否速占罗达?3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中央政治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在研究这封电报稿时，颇费了一番心机。首先，此电说明右路军已经扫清北进通道，向俄界探进的1军是否占领罗达，3军是否向1军跟进，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请总政委“飞示”;其次，以“正考虑是否南进”来表示中央尊重张国焘南进的主张;特别是毛泽东知道张国焘对自己持有成见，便违心地将自己和张闻天说成是“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而将周恩来抬出来将张国焘一军，因为张国焘自视甚高，而周恩来是中共六大选出来的5位常委之一，看看能否镇住张国焘;最后，又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呼吁团结的重要，并提出上、下两策，张国焘不至于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确是用心良苦。
但是，此时的张国焘已经铁了心，他立即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1、3军暂停向罗达行进，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张国焘接着又向左路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詹才芳发出电令：
“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陈昌浩首先接到张国焘的电令，他拿着电令去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这样，陈昌浩就去向张闻天、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当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周恩来患病未愈，起不了床，会议地点就选在周恩来的住处，并让陈昌浩打电话通知徐向前到那里参加会议。
深夜时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来到周恩来驻地， 7人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
毛泽东在会前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他在会上念了一下，要求徐向前、陈昌浩表态。陈昌浩说：
“我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
徐向前表态说：
“我同意中央的意见。”
就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份以7人名义致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的电报，发给了张国焘，电报中写道：
朱、张、刘3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1、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700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开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8000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丁)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2、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3、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25、26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 洛甫 博古 向前
昌浩 泽东 稼祥
9月8日 22时
9月9日上午，彭德怀来到前敌总指挥部。
此时彭德怀在阿西的红3军部，离在巴西的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处，相距8到10公里远近，彭德怀每天都要到毛泽东处去一趟，他还秘密地派红11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
彭德怀在总指挥部和徐向前、陈昌浩一起谈论了一会儿有关北进的事。他刚一离开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就接到了张国焘的电报。
张国焘在致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的电报中说：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做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25、93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10天行军，左路20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深思明告。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25、93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2、6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一看张国焘的来电，一反常态，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也不愿把4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表示愿意南下。于是，陈昌浩拿着张国焘的电报来见毛泽东等人，并说明了4方面军愿意南下的意见。毛泽东看了电报，听了陈昌浩的意见，立即对他进行了批评。
陈昌浩回到驻地很不高兴，他对徐向前说，挨了一顿批评。
毛泽东待陈昌浩走后，立即和张闻天再电张国焘，说：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这天午饭后，彭德怀再次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已经改变了口气，他对彭德怀说，阿坝比通、南、巴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说了。
彭德怀一听，就猜想可能是张国涛又来了什么新指示，右路军改变了行动方针。于是，他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听。
彭德怀离开前敌总指挥部，马上到毛泽东处告知此事。毛泽东说，中央已经知道了。于是，他就把陈昌浩将张国焘发来的电报交给中央、中央又如何致电张国焘促他北上一事，说了一遍。彭德怀这才明白陈昌浩何以前后判若两人。他就问毛泽东：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涛南进方针，1军已经走了2天，4方面军如果要解散3军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说：
“不可。”
彭德怀心想，如果张国涛强制3军南进，1军也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1军就是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如果一同南进，张国涛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想到此，心中不免有些懊丧。
彭德怀走后不到1个小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就给毛泽东送来了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密电。
原来，前敌指挥部在午后召开军事会议，陈昌浩在会上做长篇讲话，译电员拿来一份新电报，见总政治部主任正讲得兴起，便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一看，是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上面除了命令右路军南下外，还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
叶剑英不动声色地将电报装入口袋，借口上厕所溜出会场，疾步来到仅数百米外的毛泽东住处，将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将电报内容抄了下来，他说：
“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
叶剑英赶紧跑回会场，会议还没有结束，陈昌浩还在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文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毛泽东在叶剑英走后，立即找到张闻天和博古，又找来彭德怀，将抄件传给他们看，众人大惊失色。此时，离彭德怀与毛泽东密议还不到两个小时。
毛泽东提议，今晚中央要员要赶到红3军军部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如何离开这是非之地。
黄昏时分，毛泽东若无其事地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的住处。陈昌浩见毛泽东来了，就说：
“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进。”
毛泽东平静地问道：
“你的意思如何?”
陈昌浩说：
“我看我们还是一道南下，有不同意见，与老张见面后再议。”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
“原来我们曾考虑过南下这种可能，如果南下走不通，以后还是北上吧。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还要把1军调回来呐。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好，就这么办吧。”
陈昌浩同意了。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正是毛泽东的金蝉脱壳之计。
毛泽东借着月色来到徐向前的院子里，也不进屋，叫出徐向前，问道：
“向前啊，现在要南下了，你看怎么办啊?”
徐向前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4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心意已决，就不再说什么，只说请你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彭德怀在离开前敌总指挥部时，找到叶剑英，两人商量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军委2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红3军部，叶剑英同意想办法。彭德怀刚走，张闻天、博古也来找叶剑英，对他说：
“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
叶剑英非常清楚，如果自己一走，整个中央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于是就说：
“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毛泽东回到住处，立即和张闻天、博古一起去红3军部所在地阿西。毛泽东一到红3军部，马上就给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电报中说行动方针有变，命令红1军在原地待命。
原来，彭德怀早已让人编写了一套新的密码本，派朝鲜籍的武亭带着指北针寻找红1军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码送给林彪和聂荣臻。恰巧这天武亭刚刚送到红1军部，就派上了用场。
毛泽东发完电报，就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一块儿来到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阿西会议”。
毛泽东分析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为了贯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3军和军委纵队一部连夜转移，脱离险境。由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1部组成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决定：以后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会议还决定：委托毛泽东起草一份《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阿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的开始进行。毛泽东要求红3军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彭德怀亲自向红10团政委杨勇交代了这一任务。杨勇小心地问：
“这样一来，红军不就分裂了吗?”
彭德怀说：
“那也没有办法，我看这是暂时的，以后还会走到一块儿。”
杨勇又问：
“他们人多势众，会不会来找我们?”
彭德怀说：
“有可能，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但尽量避免冲突。”
深夜12点过后，红3军及军委纵队三更吃饭，准备在五更时分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由红3军在山上警戒，担任后卫。
李德在凌晨时分，紧急通知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让他马上组织大家随中央北上，嘱咐他密切注意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4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的行动，防止他把部队带走和整人。
毛泽东和彭德怀为了能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随着杨勇的红10团走在中央机关的最后面。彭德怀问毛泽东：
“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杨勇说：
“那我们就坚决同他打!”
毛泽东忙说：
“打不得，打不得!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就只好跟他们一起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正在此时，徐向前、陈昌浩得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陈昌浩和徐向前大吃一惊，到底是怎么回事?红4军军长许仕有也打来电话说：
“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红军大学的何畏又打来电话问：
“是不是有命令叫走?”
陈昌浩急了，连忙对着话筒说：
“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徐向前见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他也愣了神，呆呆地坐在床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此时，许仕有又打来电话问：
“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
“怎么办?”
徐向前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按照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他马上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还让李特带给彭德怀一封信，要红3军停止北进，回头南下。
天快亮了，红军大学师生已经集合起来，正准备出发，矮胖子李特果然带着一队骑兵赶来了，他们绕着部队喊：
“停止前进!4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集合起来的队伍即刻炸了窝，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些4方面军的学员也跟着喊：“我们不走了!”“不能跟他们走!”
红1方面军的学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气愤，可又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前面已经出发的学员也停下了脚步。
李德见状，急忙窜上去拉着李特的马，斥责他的分裂言行，三言两语之间，竟把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于是，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是“流氓”，他要拉着李特去见毛泽东，说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他坚持说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脱离险境，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我读党史数十年，均不解左路军以数万之众，除了朱德、刘伯承之外，何以竟无一人自觉地、勇敢地站出来，坚决地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今读陈伯钧上将一卷，始知在左路军中，并非没有胆识兼备、耿直忠勇之士。诚然，陈伯钧此举是基于对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的朴素感情，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完全了解和爱戴。善哉，陈上将!壮哉，陈上将!然而下一章将要说到，另一个同是出自红1方面军的军级领导人，却与陈伯钧相反，他不但不反对张国焘，反而助纣为虐!自古以来，有道是愚忠盲从者，误己误人，明哲保身者，误国误民，诚不虚妄也。假如在左路军中，多一些像陈伯钧将军这样的人，张国焘的阴谋还能够得逞吗?红4方面军数万红军将士还会惨遭杀戮、惨遭蹂躏吗?哀哉!痛哉!
第100章
“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
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1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
会来的。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
话说正当李德和李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毛泽东赶了过来。有人喊了一声：
“毛主席来了!”
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从西南边走来了。在人们的簇拥下，李德扭着李特朝毛泽东走去，一路推推搡搡，吵个不停。毛泽东说：
“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
李特怒气冲冲地说：
“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
“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竖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李特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泽东是逃跑主义，数落中央红军丢掉江西苏区的罪行。李德担心李特已经控制不住情绪，一下子就把李特紧紧抱住，任凭李特怎样挣扎，也摆脱不了李德的控制。毛泽东让李德松手，他正告李特说：
“彭德怀同志率领的3军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李特闻言，有所顾忌，就未敢轻举妄动。毛泽东又说：
“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根据地是困难的。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他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正在此时，彭德怀也赶来了，李特把陈昌浩写的信送给彭德怀。他让步说：
“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4方面军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说：
“可以，红军学校4方面军学员回去跟4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1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会来的。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
毛泽东转对彭德怀说：
“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去，放他们去!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毛泽东又指着李特对彭德怀说：
“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此时已经是1935年9月10日上午8时，红军大学中红4方面军的学员大部分随着李特回去了，只有工兵科的4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跟着毛泽东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天到这般时候，叶剑英还没有到来，大家都担心他出了什么问题。不久，叶剑英和二局局长曾希圣带着二局的全部人马赶来了，他们连军用地图也都拿来了。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
中共中央在行军途中，向部队发布了毛泽东在9日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在告同志书中写道：
“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毛泽东在告同志书中号召红军指战员：
“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这一天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像是开了锅，师长、军长们都来了，许仕有跳着脚骂了起来：
“他娘的，住店的临走还要告诉一下房东。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搞什么突然袭击!”
几个师长也随声附和，你一言我一语，唠叨个没完。
许仕有，小名有德，1906年2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许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许存仁是一个勤劳忠厚的种田好手，母亲李氏，是有名的贤妻良母。许仕有少年放羊时，扒了恶霸李静轩地里的两个红薯充饥，被李静轩打了一顿，李静轩还牵走了他家两只羊。母亲上门评理，也被李静轩打了一顿，许仕有发誓要报此仇。他从嵩山少林寺学武归来的一个晚上，手提大刀闯入李家，将李静轩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山头的树枝上示众，然后摸黑跑上后山，从此参加了革命。许仕有在1924年农历三月初八，经当地一位妇女介绍与朱锡民成亲。红4方面军第2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西迁转移。1932年8月，许仕有在转移途中路过许家洼，回到家中见到了母亲和妻子朱锡民。朱锡民含泪送别了许仕有后，被迫改嫁给一个以杀猪为业的王姓青年。
正当前敌总指挥部一片混乱之际，陈昌浩、徐向前接到了中共中央发给他们的指令，指令中说：
“8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取消该电。”
上述电文中所说的“中央已另电取消该电”，就是指这一天中共中央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内容，电文中说：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调令，中央认为完全不合适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9月11日，毛泽东率领红3军等部队陆续到达甘肃迭县的俄界。
俄界是岷山脚下的一个藏族地区。毛泽东率部刚进入藏族地区的时候，藏族群众都躲起来了。部队先是断了食盐，接着是严重的粮荒。毛泽东和战士们1天只能吃两顿半饱的青稞、苞谷。
有一次，部队做的是青稞面混合着野芹菜、豌豆叶子熬成的汤，警卫员端着这样的伙食，犯了嘀咕，心想，让主席吃这样的饭怎么行呢?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就接过碗说：
“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有听说上古的时候，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他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
说完，他大口大口地吃下了这碗饭。
俄界由一个杨姓的土司控制。这位土司是杨家的第10代传人，藏名谢代。自从杨家第1代祖先从14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这位第19任土司，向国民党贡献盐巴、粮食以及采炼出来的粗糙的金银。
经过红军做工作，谢代在国民党和红军之间保持中立，粮食也向红军敞开，不用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只需要红军回送一些枪支弹药以装备他自己的武装。
人困马乏的中央红军，在俄界得到了极好的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好在中央机关、红3军与红1军会师后，队伍不算十分庞大，总共不过六七千人，在这里住上三五天也不成问题。
这一天，毛泽东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刻率左路军北上。电文写道：
国焘同志：
1、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2、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1、3军在罗达、俄界集中。3、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张国焘又一次抗拒中共中央的命令，他在阿坝召开了“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会场上高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他在会议上大批“毛周张博”的“右倾逃跑”。还威逼朱德、刘伯承表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朱德说：
“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我举了手，是赞成的、拥护的。如果硬要我声明，那我就声明一下：我坚决拥护中央作出的北上抗日的决定。我还要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会后，朱德对刘伯承说：
“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9月12日22时，张国焘直接发电给红1、红3军，电文中说：
“1、3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1、3军的。”“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9月12日晚，中共中央在俄界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1军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3军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一共是21人。
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与4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首次点名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机会主义错误，他说：
“我们坚持北上的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1、4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初，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4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以后便不愿北上，又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
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1、3军带去走这条绝路。
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1、3军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争取苏联的帮助，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在会议中间，有人对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做法。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和通江县、南江县与巴中县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6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应当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4方面军的干部。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想到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关系到1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人，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做工作，争取4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开除了张国涛的党籍，以后争取4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对于张国焘的处理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说：
“4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
这个决定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
会议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决定把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会议还建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以叶剑英、邓发、李维汉、蔡树藩为委员，研究部队整编方案。
9月13日，毛泽东率红1、红3军、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毛泽东随红1军走在前面，彭德怀和叶剑英率红3军、军委纵队走在后面。
9月14日，党中央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的方针，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又致电张国焘，在电文中恳切地说：
“中央先率领1、3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
9月15日，张国焘与陕甘支队背道而驰，发布《大军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部队向着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进发。
9月16日，毛泽东到达黑朵寺，他与林彪、聂荣臻接连3次致电彭德怀，部署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战斗的计划。电报说：
“顷据2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1营驻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此地古称天险，民谚云：“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而此时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以1个旅部又3个团的兵力，扼守着腊子口及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直至岷县，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红军陕甘支队的去路。红军陕甘支队若要北上甘肃，除了通过腊子口，别无它路。
红1军红2师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先头红4团，接受了夺取腊子口的任务。从地图上看，从红4团所在的位置莫牙寺到腊子口足有100公里，红4团决定连夜行动。
9月16日下午4时，红4团集合在路边的草坪上，政委杨成武对大家说：
“同志们，军部命令我们担任先头团，在3天之内，必须夺取腊子口，为大部队的前进道路扫清障碍，以便早日到达抗日前线。同志们，能完成任务吗?”
“能!”“坚决夺取腊子口!”“坚决完成先头团的光荣任务!”
战士们以雷鸣般的声音回答着。部队在晚饭后，趁着夜色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到第二天黄昏，他们一直走了60多公里路程才宿营。
9月18日凌晨2时，红4团饱餐一顿又冒雨出发，途中击溃守军1个营，俘虏20多名军官。下午4时，来到离腊子口几里远的地方，前方传来密集的枪声，红4团先头营1营已经与守军打响了。王开湘和杨成武策马疾驰，来到腊子口前，见1营攻不上去，又退了回来。
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已经来到距离腊子口300米远的朵里寺，等待红4团的消息。
林彪、聂荣臻、陈光、王开湘、杨成武立即带领全团的营连长，来到前现观察地形。只见在腊子口前，两山之间有一条腊子河，水深流急，3米宽的河面上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独木桥，要通过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独木桥别无它路，而守军在独木桥东头顶端丈把高的悬涯上修筑了几个碉堡。据俘虏称，这个工事里有1个机枪排，4挺重机枪对着红军必经的一片30—40米宽、100米长的开阔地。只有通过了这片开阔地，才能到达两边是悬崖峭壁、宽仅8米的腊子口的隘口。
林彪看了多时，面有难色，他心里想：这仗只能智取，不能硬打，可是又怎么个智取法呢?他转身问聂荣臻：
“腊子口还有何处可进?”
聂荣臻觉得他问得太奇怪了，明明知道腊子口只有一条路可走，哪儿还有其它路好走呢?就没好气地说：
“除非，除非飞过去。”
林彪闻言一震，他马上从聂荣臻的话里找到了突破口，不但不生气，反而拍手叫道：
“好，飞过去!”
王开湘和杨成武听林彪如此说，感到莫名其妙。这么险峻的山峰，我们又没有翅膀，怎么上得去?
林彪回到军部，一直琢磨如何飞过去的问题，他又给杨成武挂了个电话，命令杨成武在“飞”字上下功夫，叫他只能智取，不能硬拼。
杨成武、王开湘也是反复琢磨地形，终于发现了守军也有两个弱点：一是守军的炮楼上没有顶盖;二是隘口上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山顶上没有人。
王开湘、杨成武回到部队，立即召开红4团士兵大会，反复研究如何夺取腊子口，最后决定由政委杨成武在正面指挥红6连组织突击队攻击;团长王开湘率两个连迂回到敌后，由只有十七八岁在贵州入伍的苗族战士、也是飞夺泸定桥勇士之一的绰号“云贵川”，领头攀缘绝壁，实行奇袭。这就是林彪所说的“飞过去”。
王开湘、杨成武将作战计划报告给陕甘支队副司令林彪和红2师师长陈光。林彪、聂荣臻、陈光又观察了地形，马上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
黄昏前，迂回部队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拧成几条长绳，每个战士身背冲锋枪，腰插十几颗手榴弹，在王开湘团长的带领下首先渡过了腊子河，在太阳落山前，开始攀登悬崖。
正面的攻击也即将开始，毛泽东同陈光、萧华、杨成武亲自看望了20个突击队员。
夜间，战斗开始了，在6连连长杨信义、1营政委胡炳云的指挥下，突击队长王良太带领战士们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有恃无恐的守军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红军战士接近桥边时，突然投出一大堆手榴弹。进攻失败了，只剩下王良太和另一个战士。王良太负伤7处。
王良太，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1933年1月参加红4方面军川陕保卫营，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毛泽东和林彪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询问突击部队现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杨信义和胡炳云又指挥6连重新组织火力和突击力量进攻，可是，连续攻了几次，还是接近不了桥头。杨成武命令停止进攻，只进行牵制性射击，等待迂回部队发出信号，再一齐总攻。
参谋长李英华指定3个通信员专门瞭望右岸悬崖上空，怀表上的时针指向3点、4点……右岸高峰上突然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砰、砰、砰”正面阵地也接连发射3颗信号弹。山上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6连和山上的迂回部队同时发动了猛烈地进攻。
9月19日，红4团在晨曦中终于攻占了天险腊子口。他们当天穷追猛打45公里，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和食盐2000斤，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红军自从过草地以来，第一次吃上了饱饭，同时也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大家欢欣鼓舞。
毛泽东登上腊子口，对战士们说：
“就是这样的‘天险门户’，也经不住我们红军的攻打。”
红1军参谋长左权，对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说：
“你们连立即出发，目标是前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
毛泽东接着说：
“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粮食’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梁兴初和曹德连接受任务后，两人一商量，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朝哈达铺进发。
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离开腊子口，向哈达铺进军，途中需要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雪山——岷山。
岷山和夹金山一样，山上终年积雪，气候恶劣。从山下到山顶必须攀登近15公里的陡峭山路。
整个部队在宣传队的鼓动下，情绪很高，大家唱起了《上前线歌》、《反攻胜利歌》和江西民歌。队伍爬到半山腰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紧接着，天空出现了几架飞机。毛泽东命令道：
“大家散开!就地坐下，用步枪、机关枪对空射击!”
国民党军的飞机扔下了20多枚炸弹，因为它不敢低飞，只炸死了两匹马和1头驮粮的牦牛，就飞走了。毛泽东望着身边的战士们，打趣地说：
“敌人又做蚀本生意了，他们要是不走，我们就有飞机肉吃了。”
当天下午3时，红军胜利登上岷山山顶。下山时，红军陕甘支队指战员们都因最后脱离了雪山草地感到无限欣喜。毛泽东后来写出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著名诗句，正是这种心情的充分表露。
此时红1军先头部队侦察连已经抵达了昆仑山东部脚下的甘肃小镇哈达铺。说来也是巧合，梁兴初、曹德连率领的侦察连到达哈达铺时，鲁大昌的1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带着几驮子书籍、报纸、衣物，曹德连带着战士们把他给截获了。
聂荣臻骑着李先念送给他的骡子，随红2师进驻哈达铺，曹德连便将这一应物品交给了聂荣臻。聂荣臻一看，这些报纸还都是近期的报纸，其中一张天津《大公报》上登载着徐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被称为“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报纸上还说：“全陕北23县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
聂荣臻看罢非常高兴，立即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到毛泽东手里。
李维汉骑马来到河边的一个圩场上，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人在一起休息。毛泽东见李维汉来了，就打招呼道：
“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
李维汉下了马，凑近一看，毛泽东几个人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刊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在中央苏区时，也仅仅是知道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闹红，由于陕北与中央苏区一直没有无线电联系，至于他们发展如何、是否还存在，毛泽东也茫然不知。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听到了有关刘志丹的一些传说，那也只是传说而已。现在毛泽东看了报纸，这才知道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不小的苏维埃根据地，而且著名的群众领袖、红26军军长刘志丹还仍然统率着他的部队;红25军和徐海东居然也到达了陕北。他笑容满面地说道：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欲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以后情况如何?请看下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9月12日晚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此时真的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也就不会有以后2、4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1、2、4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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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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