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该文为对“关于纪念120周年专题征稿活动”的投稿，充分论述了毛主席的战略经济思想。网刊将持续连载该文。】
连载《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
第一编 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理论
第一章 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第二节 过渡时期理论
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理论——一化三改造，上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下启社会主义建设，是这两者间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和平革命的渐进工程。这一理论提出的前提条件为继《共同纲领》之后，中国共产党集体意识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简言之，这个理论是按照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律来建构，主要解决“如何过渡”的问题。同时，也借鉴苏联经验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农业化”运动中的“大规模农业”。苏联和西方的发展经验证实了一个规律：即大规模的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换句话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共同条件之一就是大规模农业代替小农经济，对中国而言就是“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毛主席语)。 这三个方面规定着过渡时期理论，它包括过渡的条件、内容、方向、举措、步骤、时间、政策等战略问题。既然，“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已是党的决定，那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个语境自然设置了去资本主义因素，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的假设。以这种历史发展方向为新的根据，针对党内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争论：1、“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2、“措施不适合于小农经济”;3、“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4、“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5、“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等等，毛主席作了耐心说服，指出它是小农意识在党内的反映，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思想。为统一思想，毛主席进一步叙述了一化三改造的辩证法则。
(一)从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在发展和保护生产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规律描述农业合作化对经济发展的动力。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二)从工业化将带动城镇化加速农业人口转移，刺激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规律与小农经济增长有限的规律之间的矛盾，从而要求大规模农业实现平衡来描述作为大规模农业的实现形式的合作化具有更大的增产能力可以解决供求冲突。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现在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各项问题:(1)耕畜和大农具是否以迟一两年再入社为适宜，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2)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3)合作社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4)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得恰当，才不至于违反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5)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6)社员成分问题，等等。”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三)从工业与农业联系的规律描述工业化内在诉求着农业的社会化，这就规定了应当执行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因为，工业与农业存在着诸多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范畴，如：
1、原料关系。“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2、市场关系。“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3、资金关系。“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四)从农民的基本出路描述农业合作化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过渡时期理论”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完成了一化三改造的讨论后，还有必要把毛泽东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异加以比较。
刘少奇把社会主义当做一个高度发达社会转型的果实，一个现成的东西，一种纯公有制的关系，所以，认为过早过渡到社会主义会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发展工业，因此，新民主主义应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以制度的方式加以确立使私人资本不受限制地获得长期发展。但对毛主席来说，首先，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个发展过程(后来这个过程被描述成分阶段性的)，一个逐步建设和建成的过程，她的开始有可能是“一穷二白”，因此，不会是纯公有制模式，也允许私有制在受限制的情形下发展。这与恩格斯“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p219)的思想是一致的。其二，“巩固”的观点虽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本质区别，但又认为新民主主义一般不破坏私有制，他的私人资本不受限制地获得长期发展的想法却暗示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趋势，抹杀了区别。毛主席认为私人资本必须限制，限制就是破坏。“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毛泽东文集》第六集，49页，1999年6月版。)刘少奇讲的 “今天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更是有悖政策和策略。其三，刘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单一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公有制(这可能是他“人民公社化”时期带头刮共产风的理论依据)，而毛泽东认为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资本主义。其四，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地是一种“竞争”关系。或许，刘少奇不了解马克思对“竞争”的否定。
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即先实行国家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实行第二步，即农业集体化，在工业化之前搞农业集体化是农业社会主义。这个设计很机械很脱离现实。断然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分前后进行是不可思议的。刘少奇大概是教条于苏联的经验提出此设想。但是，列宁说通过拖拉机帮助农民集体化是从农民的“意愿”讲的，并没有说没有机器就不能搞农业集体化，也没说离开机器的生产力就不能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形成效率更高力量更大的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的生产力。列宁担心农民抵触甚至反抗集体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联革命的主体是城市和工人，并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成功，广大农村不很了解苏维埃。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村和农民，时间28年，有遍布全国的根据地(解放区)，军队、干部几乎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经过土地革命、土改加之长期的“组织与教育”，农村具有普遍的觉悟，和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割不断的情感。根据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认为没有工业化并不等于没有工业，更不等于没有搞工业建设，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工业支持农业。所以，用不着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用一个很长的时间等到工业化可以提供足够的机械使农民心甘情愿地服从集体化。相反，在坚实广泛的感情、觉悟、信任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工业与农业并举等多样的方式推进农村集体化。把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过程加以结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互动才能相互支援、互为发展、争取时间，绝不是农业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农村集体化更有利于后来粮食等物品统购统销等政策的配套)。“接受”生产力的
刘少奇认为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等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后再一举进入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第一天”必须拥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强大生产力。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假如存在但也不是唯一，守株待兔又能奈何?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是自己创造发展的，不是封建社会送的。社会主义难道不能像资本主义一样走创造和发展之路，非得等一个“现成”?另外，“一举”包含着时间、范围、方式。在新民主主义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后以某个确定的“早上”(刘少奇语)，在全国范围以私营工商业“献出”的办法实现国有化。这个设计中刘少奇把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理解为一个突变过程，这种突然式朝发夕至的“一举”的主要办法就是对私有制不打草惊蛇，用“养肥猪”政策，“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参见陶鲁茄《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p181-182)这样做的根源在于刘少奇对私有制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动摇的原则，而在任意发展私有制后又突然一举剥夺很可能引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又有个暴力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以政权的剥夺来逼资本的“献出”存在着极左危机，如果资本家知道这个政策，不是消极生产就是抽资逃离，其结果是极大地破坏生产力。相比之中，毛泽东把握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多样性，采取“渐进”的路线用“逐步”动摇私有制的办法，不断的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为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供社会环境。
这种差异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山西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一场争议。
在搞社会主义已经是定了的前提下，1950年全国土改后，由于可以土地买卖农村一些地区一方面出现了富农经济和两级分化，另一方面是互助组向合作社的升级，这描述着当时的实际政策有发展资本主义和发生社会主义因素的两种效用，说明在“逐步动摇”和“不能动摇”私有制的政策矛盾中五种经济结构受到了挑战。
如果按建设新民主主义制度属独立社会形态，那么公有制与私有制是在“竞争关系”中发展，会出现上述两样趋势，这在理论上或许有意义，可在当下却无现实性，还有，这两种趋势若是为“一举”革命剥夺私有制的策略服务就更增加着对抗矛盾的风险，很可能制造出共产党又将面临的一场暴力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在理论上规定了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发展，但在实践中由于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会损失另一方，这样，在各级政权机构的不同意见者都不可能任意反对的事物“自然”发展而采取“政权命令”相互阻止，使竞争关系成为空话，甚至因对立情绪的长期积累制造党分裂的危机。
如果按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质属社会主义范畴，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是“有利于国计民生”并纳入国家轨道那么就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导向结果是渐进和平式的。“和平式”曾是毛泽东解决战争的手段之一，现在被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它的本质意义是在马克思“暴力革命”之外建设起一种“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从而避免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再次陷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这与波普的“渐进工程”是“共鸣”的。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代表“渐进”，刘少奇代表“一举”，毛主席借山西省委与华北局和刘少奇的争论，肯定了逐步动摇私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山西省委的方向。
毛主席与刘少奇发展道路的比较：毛-重工业优先、农轻重并举;刘-农业优先-轻工业-重工业-适当的国防。刘机械的借鉴西欧道路。正如[法]弗朗索瓦*佩鲁所说：“在讲英语的国家中，有时存在着一种把工业化早起阶段的英格兰情况与今天观察到的某些情况相混淆的倾向。英格兰农业比较早的发展是为那里的工业发展铺平道路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的观点——其本身是有严重争议的——不能被提出来估价发展中地区或发展中国家现在的情况。其理由很简单：一个结构完备的工业部门今天是在整个世界中运行的，并且早已在不发达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这些不发达国家最初的情况决不能与18世纪未英格兰的情况相比。因此，那种认为工业化必须等待本地市场的建立并在农业人口中生长出一批商行顾客的观点，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对比和不可靠的互换基础之上的。”《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 1991年3月p136-137)
三、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社会主义是个不熟悉的事物，有一个不熟悉到熟悉的矛盾运动，期间贯穿着毛主席对进入社会主义的思考。他在1956年12月8日《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里提出“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的问题，从多个方面展开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思考。
这是个条件-目标的范畴。
物质方面：毛主席认为旧中国留下的条件不仅比俄国甚至比印度还差。首先反映在人口结构上，5.4167亿数字中80 %以上为文盲的农业人口，其中很穷的贫下中农又占农村人口70%以上，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其次，没有工业，工业品也得进口，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使用机器工业的产值只占整个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左右，原煤6188万吨，石油32万吨，电60亿度，按1949年人口计，人均钢1.7千克，原煤114.1千克，石油0.6千克，电11度;第三，交通，铁路21800千米，火车头要进口，钢轨主要从外国买;公路通车80700千米。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结构中，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80%，民族资本只占20%。这种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
然而，新中国经过6年发展已取得初步成就。三年恢复中，1952年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产值占整个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8%左右;特别是“一五”时期，实施以重工业为主体的“156” 等工程后，建成冶金、机械、能源、军事、轻工业和医药等工业项目，全国经济建设支出总数766.4亿元，铁的年生产能力为575吨，钢为610吨，电为106万千瓦，原煤9310吨，载重汽车为9万辆，拖拉机为15000辆，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1957年的56.7%;现代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64.2%上升到1957年的70.9%;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工业产值比重占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41.5%上升到1957年53.8%，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3.3%上升到19%，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工业产值由4%上升到26.3%，资本主义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则由30.6%下降到0.1%。这说明中国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这时的农业，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
觉悟方面：1955年7月，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对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有个评估。他认为改变社会制度，从私有到公有，从个体到集体，几亿人口，总有勉强的。 但是，约五百万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到十分之相信，不到十分之一的抵触，中间80%的拥护社会主义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农民中的70-80%人口有一种为了摆脱贫困、抵御灾荒、改善生活，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动摇的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另外，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反思的危机感也被加入这个条件-目标的范畴。毛主席认为，从1840年到1945年，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都打过中国，除了最后一次的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中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新中国初步成就基本解决了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话，那么，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则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究竟谁能更好地解决争取在今后几十年内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这就涉及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
毛主席的描述是：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毛主席对生产力有个简明的说法即人力和机器。所谓人力就是毛主席人民的概念，当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通过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后就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改变了雇佣劳动状态得以实现解放生产力之目的，这时一切自觉的积极性就成为可能。(1)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后会按国家意志分配财富。国家为谁服务的性质决定分配的比例。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就会按占有者的意志分配财富，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资本会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劳动者的工资被界定在维持生存能继续提供劳动力的范畴或所谓劳动的边际效益。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动机决定着其共同富裕的调节机制(平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动机决定着其两极分化的调节机制，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始终存在劳动者的绝对或相对贫困的原因。这就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条件。(2)在这里“解放”还有消灭小农经济的自然属性的要求，这种自然属性便是老子描写的小国寡民情形与现代性尖锐对立。“分散、封闭、孤立、”是工业化消除的对象。工业化需要大农业（合作）。(3)财产权变更后，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就满足了劳动者当“主人”的心理动机自然会增强责任意志，为劳动的积极性提供长期有效的依据，这样“效率”一词也会成为规律之一，当然它的使用会更强调集体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是夸大资本的占有者或经营者创造财富的能力。
（二）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同资本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要优胜得多。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三)政权的目的。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
（四）过渡时期的预期比较。过渡时期公有经济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五）可以采取大跃进的发展方式。不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而是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六）可以实行民主集中的制度。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
（七）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19]一文按语)
四、对小农经济的批判。小农经济是农业国的基本制度，在西方工业化后，这个制度在中国的存在是使中国社会陷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和苏联的经验均证实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实现工业化以及现代化都要用“大规模农业”(恩格斯语)消灭小农经济，这也是西方超过中国的秘密之一。关于这个“经验性”的历史运动，关于小农经济和农民为什么会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牺牲的祭品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都作了深刻地说明。“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资料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p172)。然而，在中共党内和各民主党派存在着事实上要保留小农经济的思想，对此，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两个方面给以了批评和批判。
（一）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毛主席在《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又是如何批判小农经济的呢?
大工业作为新的生产力必然要求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组织与其结构，小农经济作为农业国的生产方式在工业化的历史运动中势必被新的生产方式代替——大工业每天都在消灭小农。对于这个规律的因果，马克思、恩格斯作了深刻地说明。
1、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大工业诉求根本冲突。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p217-222)：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 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 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
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2、在工业化运动中小农经济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日益加深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第一卷p472“在小块地制度下，土地对于所有者全然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沃程度随着土地被割碎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来愈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递 增。……但是土地被割碎的过程愈发展，小块地连同其极可怜的农具就愈益成为零细经营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愈少，贫农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
学识，土地的耕作就愈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减少，按照农民私有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他种生计的比例而减少，然而这私有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第一卷p487“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
3、小农经济排斥工业化所带来的现代生产方式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马恩第二卷p451-452“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将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拥护所有权的言论都无论为力的。”“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即使在目前这种使生产者本身沦为牛马的资本主义方式下)，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那末全国规模地经营农业，难道不会给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吗?”p453“……使土地分成许多小块，由资金很少、而且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和自己家属劳动的人来耕种。土地所有制的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的耕种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还把耕种者本身变成任何社会进步尤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于是……农民就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其不幸的境地。”
4、小农经济导致在资本工业化过程中农民更加贫困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p217-222)描述了法国农民破产的情形：
……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 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
……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小窗，有的有两个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小窗。
5、这样，工业化的规律就是消灭小农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恩第一卷p261 “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p265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马恩第二卷p253 “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织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 p266“这种生产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
显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描述，小农经济被大规模农业经济代替正是以大工业开始的现代化的一个起始性标示，这种普遍历史的真理是每个企图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与不好也从某种角度决定着现代化的效用。毛主席正是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思考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在对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恩选集四p295)所叙述的工业化规律进行讨论，毛主席战略推进的真理就会更加彰显。令人惊讶的是当年恩格斯与法国社会党“我们的同志”的争论竟然与毛主席与党内部分人的争论何等相似。
恩格斯写《法德农民问题》的背景为：
(1)英国工业化催生的大规模农业已消灭了小农经济;
(2)类似于英国这样的历史运动规律也在法德持续展开;
(3)被“驱逐”的农民虽然面临破产的危险，但因其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仍从保护小块土地的利益出发，怀疑和憎恨社会主义和工人，因而，有可能由“消极敌人”成为大工业和工人的“积极敌人”;
(4)法国正经历着当年拿破仑分小块土地给农民——这种背弃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和灾难;
(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割断了小农经济的命脉，小农正不可抑制地灭亡和衰落。
这样，法国社会党的“我们的法国同志” 想更多的争取小农就想把过去的纲领“弄得更加符合于农民的口味”，其核心是要在小农经济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下，“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财产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为此，恩格斯对“绪论”提出的不切实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1)“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恩格斯认为这是“草率的措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只有个人占有和公共占有。前者已是背驰历史发展的而且一天天地愈来愈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更何况小农的悲惨生活情境也证明既是小农占有小块土地同样也不能获得自由;而对公共占有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有的一切手段来争取。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
(2)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把所有权和劳动“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恩格斯认为这个“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相反，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而不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把小佃农变成私有者，把满身债务的私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私有者。
(3)关于保护小块土地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的“侵犯”。恩格斯认为，小块土地属于灭亡着的旧的生产方式的残余，想保护也保护不了，它的要义是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保护那些有时“剥削短工”的法国佃农。理由是“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如果按这个理由推演“大农”、“中农”、“大土地占有者”的剥削是否也加以保护呢?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
(4)针对“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恩格斯指出：“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5)关于给小农施小惠的政策，如：国家补助金;无报酬地把机器交给小农支配;税收改革等，恩格斯认为这些或不切实或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 。
(6)关于“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他们在试图接近农民时，杠杆没有使对。”小农意志注定要灭亡。不应当用自相矛盾的许诺吸引小农，让他们今天来明天又离开，或者即使暂时实现了小农的愿望，但他们终久仍会回到灭亡的路上。所以，恩格斯说：“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
因此，恩格斯指出，对待小农的任务是“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使他们“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各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由国家银行接受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钱，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末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
“可见，如果我们所给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
恩格斯的这个叙述与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第一卷p389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的表述是一致的。
列宁在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也阐明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同的观点。他说：“警告他们不要被小经济制度迷惑住，因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小经济制度是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论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必要性》列宁全集第25卷p111)“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叙述的工业化消灭小农经济的规律，为毛主席提供了对中国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普遍历史的真理”(恩格斯语)。在这个基础上，除了已说明过的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外，毛主席还从另一个视域描述了用合作化代替小农的必然性。他认为：“小农经济。这个经济不好，”这样，“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由于中国不可能采取资本主义暴力消灭小农的办法，只能用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如果再对小农采用保护利益的政策很可能适得其反。“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这种结果不仅会大大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还会使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属。所以，“要搞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全面比较后，毛主席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漫长而且痛苦。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可见，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建立在：(1)如果以中国的条件搞资本主义，那么a“漫长而且痛苦”,b“别人的附庸”，c“两极分化”，d“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2)如果中国搞社会主义，那么a 可获得比较优势，b 利于赶超战略和共同富裕;c 自主发展民族工业的国家利益。、
现在需要结合上面已经讨论的话题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既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一样，毛主席“过渡时期”理论独创了另一种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落后国家如何通过“过渡时期”创造条件进入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社会形态五阶段的划分来看，似乎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大工业的载体，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催生了大工业，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大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如果是这样，大工业就完全与资本主义划等号了，而这种“等号”是以一种生产力只能与一种生产关系结构的假设为前提的，但历史经验也在说明，大工业的出现更可能是人类认识和智慧的逐步不断地提升导致科技进步的产物与资本主义没有血缘谱系关系，只不过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资本主义作为首先的载体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以，大工业也可能选择另一种生产关系发展自己，或者说另一种生产关系也可以选择大工业。这样，大工业这种生产力就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载体。
资本主义并不是在大工业发展到一个程度才有的而是与大工业同时发生发展的，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又非要大工业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建立呢?这就牵挂出另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是否只能是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当然，马克思基本是这样分析的。他以欧洲为对象把社会主义描述成具备相当的科技水平和工业化程度能够对劳动者进行较丰富的物质分配的社会形态。然而，列宁的实践突破了马克思的这个构想。毛主席正是在阅读列宁的和中国的文本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有了另类解读，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能够同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也像资本主义一样能够从无到有创造发展科技和大工业的社会形态，更看重社会主义比较优势和共同富裕的品质，这两点使毛主席将社会主义作为他制定赶超战略的依据和实现赶超战略的最佳途径。在这样的话语中，社会主义也可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形态，也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以其他的创造性条件进入。特别是当有了科学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西方资本主义这三个存在的条件后，新中国是可以根据国情的条件选择更加人性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工业化的。
这个条件就是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概念来描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模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说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发生本质的变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经过五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创造出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再经过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显然，这个结合实际的“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理论设计既充分证实了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性逻辑又避免了俄国民粹主义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空想，其步骤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和改造的方法代替马克思暴力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采取逐步动摇、削弱资本的私有属性，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使资产阶级受到限制并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被纳入国家轨道，而不能放任资本发展等所谓条件成熟一举剥夺。通过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开启社会主义建设，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社会条件，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样，“过渡时期”理论的真理性支持毛主席再次把握历史机遇选择社会主义，并在不断地对社会主义探索中建构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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