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桂全 论解放思想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一论解放思想
南方日报(2008-02-18 10:28:37)
编者按
改革开放三十年，先行一步的广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处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的广东能否跨越危机和挑战，走向新的发展境界？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推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的《六论解放思想》，以期和大家一起探讨广东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
提要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民族，如犹太民族、日本民族，正是忧患意识激发了他们求生存、图发展的民族活力和奋发精神。今天，中国崛起，广东崛起，我们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吗？我们会在崛起中沉没吗？
广东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一是依赖资源外延开发的增长模式，已经面临资源、环境紧约束的挑战，可能导向不可持续发展危机。
二是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导致产业被挤压于国际产业链低端，面临不可持续危机。
三是在区域经济群雄并起大格局下，广东面临地缘经济边缘化的危机。
四是原来前店后厂的粤港澳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面临相对衰落危机。
五是社会矛盾凸显使改革发展进入高压态。
六是改革开放锐气渐消，先行一步的地位和优势正在被降解。
为国家发展大局破解难题
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要取得成功，必须解决前后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推动工业化起飞；二是在取得初步工业化成功后必须建立起自立世界的能力，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建立相对优势，摆脱对西方资本的依附性，通过自主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持续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初步成功实现了第一步。广东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必须为国家发展大局承担起破解第二步难题的责任。
21世纪一个世界性大事变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广东为先。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初步实现了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城市化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从1978年至2007年，广东生产总值由186亿元猛增到30606亿元，可比增长41倍；人均生产总值由247美元增长到4080美元，翻了四番；外贸出口总额由14亿美元增长到3692亿美元，增长了260多倍，创造了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罕见奇迹。但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广东能否跨越危机和挑战，浴火重生，走向新的发展境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今天，广东特别需要更多的忧患意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民族，如犹太民族、日本民族，正是忧患意识激发了他们求生存、图发展的民族活力和奋发精神。2006年，日本在经济衰退10多年于近几年逐步复苏之时，重拍了电影《日本沉没》，引起社会轰动。而在30多年前的70年代，战后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人并未沾沾自喜，相反是忧患意识的唤起：日本作家小松左京出版了小说《日本沉没》，轰动东瀛列岛。但到80年代，当日本在制造业方面称雄世界，就有人开始喊叫“日本人也可以说不”，不过几年，日本就陷于10多年的衰落。真是应了千古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今天，中国崛起，广东崛起，我们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吗？我们会在崛起中沉没吗？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发展的机遇与成功总是和发展的危机与挑战相伴行的。发展本身就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即成功的发展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危机；因此昨天的成就并不保证明天的成功。早在20年前邓小平同志就颇有预见地说，“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社会成长阶段的转换，我们也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是依赖资源外延开发的增长模式，已经面临资源、环境紧约束的挑战，可能导向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的高速工业化，走的是一条依赖比较优势外向带动和低成本资源要素外延开发相结合的发展路子。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成就了广东三十年的辉煌，另一方面又正在走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限度内，土地资源已趋于枯竭，外延开发已逼近极限，外延扩张增长方式无以为继；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难以为继；以依赖大量物质资源消耗为前提的粗放型加工制造业体系，正在面临全球资源短缺和价格上升的严重冲击；激烈的国际竞争，正在引起西方国家政府干预政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出口导向劳动、资源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造成很大的国际压力；上述因素加上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正在快速消解企业狭小的利润空间，广东面临企业大规模关闭、外迁的严峻挑战；传统工业化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引致人们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急剧恶化，并已进入爆发期。同时，依赖大规模土地资源开发支撑的外延式扩张，也必然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和城乡矛盾激化。近几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和新制度安排，强烈地表明国内发展格局正进入重大调整转换期，传统外延增长方式正在结束。广东能否适应这一系列新变化呢？
二是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导致产业被挤压于国际产业链低端，面临不可持续危机。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工业化的快速起飞，除了上世纪80年代国内短缺经济的强力拉动外，最主要的是借助环大西洋经济圈和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加工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强大推力，具有强烈的外向带动特征。这种发展方式，一方面成就了广东奇迹般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我们的产业被挤压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受制于国际产业链强势环节(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控制，自主度低，国际依附性强，发展风险大；我们的产业被挤压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付出多，收益低，并大规模消耗自身的短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快速陷入资源、环境高约束瓶颈，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扎根性低，这种国际候鸟经济正在严重威胁我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目前已经开始出现港资、台资或韩资企业成规模关闭、外迁等)。
同时随着经济的阶梯式成长，我省区域发展比较优势被迅速降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加速了这一进程。事实上广东已经开始直接面对相对晚工业化国家比较成本优势的挑战(据厂商反映，越南的要素成本约相当于珠三角的40％—60％；去年一国际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印度正在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首选地)，也面对国内相对落后地区比较要素成本优势的挑战。
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目前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压力下，国际产业竞争和市场竞争进一步白热化，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国门之外，也发生在国门之内。2006年，一些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就开始新一轮挺进中国市场的行动，特别是第三产业；他们甚至提出了“行业斩首行动”，即围堵中国行业中的大哥大，采取注资、并购、收购方式把中国行业里的大哥大收入囊中，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相关产业。此外，由于我们的产业被约束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必然导致人口结构低端化(如近两千万外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工聚集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造成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社会低端化情况，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蔓延，对社会管治形成强大的压力，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
三是在区域经济群雄并起大格局下，广东面临地缘经济边缘化的危机。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广东一花独放、一马当先的格局已经结束，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全国全方位大开放和区域经济群雄并起、万马奔腾的大格局已经形成。从我国沿海地区看，全线开放正处于新的升级期。以上海为龙头的华东地区正在进入以产业国际化为特征的新的工业化。上海在前几年就实行退二进三，发展以物流业为龙头的生产性服务业，打造东方国际商业之都，并期望超越香港成为中国对接国际市场的第一通道。以京津融合为龙头，华北地区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天津正迅速成为华北地区乃至更广阔区域连接世界经济、对接经济全球化的枢纽和通道。福建配合中央维护台海和平、促进国家统一的大局，加速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带，并借此推动福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广西、云南紧紧把握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2010年全面启动的前效应，配合中央的周边国际战略布局，推动面向东盟的开放和合作，使他们成为中国对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和大通道，并借此为动力推动本省(区)经济新的腾飞。特别是广西，还力推泛北部湾经济区，力争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争夺我国大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战略高位。可以预见，一个大西南区域大开放和国际大开放新格局正在广东西边酝酿形成。
在此格局下，广东是继续仅仅满足于自我守成，陶醉于GDP的高增长，在百舸争流的格局中被边缘化呢？还是要面向全国，放眼国际，把握新机遇，发挥和增创地缘经济新优势，确立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定位，走向新的发展台阶呢？
经验教训证明，在国际竞争大舞台上，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争夺和保持竞争强势位更重要。2001年11月6日朱镕基总理与东盟领导人商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4日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广东特别是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具有特殊地位，但奇怪的是，这些年来广东对此却没有作出积极呼应和安排。这反映了广东至今还没有做好走向世界的准备，没有形成国际发展战略意识和地缘经济战略思维，缺乏全国大局意识；广东这个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思维已经远远落在中央战略思维后面了。
四是原来前店后厂的粤港澳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面临相对衰落危机。广东的外向带动发展模式，首先是通过港澳这个开放大通道、大枢纽实现的。我们通过与港澳的产业融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区际产业合作发展模式。但是，发展到今天，这种合作模式也已经陷入困境。在珠三角的资源、劳动密集型“后厂”开始逐步丧失竞争优势；香港的前店由于主要是与国际市场的中低端产业和产品对接，因此也不能适应广东产业升级的需要；同时，随着广东产业高端化，特别是发展以物流业为龙头的生产性服务业，将会逐步出现同构竞争局面。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CEPA虽然有力地推进了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深化和繁荣，但经过几年发展，CEPA合作框架对深化粤港澳合作的局限性也已显露。无疑，香港作为重要的世界商业中心，其优势和作用仍远未全面发挥出来，有巨大的拓展空间，依然是广东经济国际化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同时，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正在加速成长为世界级经济区和世界级国际大都会圈。我们是解放思想，拓展和深化粤港澳区域合作，更紧密地联手走向世界，还是固守旧局，任由衰落？这是对我们胆略和智慧的新考验。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广东如何配合中央对港澳两地民主政治进程的安排，为港澳两地的繁荣、稳定提供支持，深化粤港澳区域合作就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和更迫切的要求了。
五是社会矛盾凸显使改革发展进入高压态。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传统社会解构、现代社会建构过程，必然引致大量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变革经历了体制转型，新的利益力量结构形成等阶段，现在正进入新社会阶层利益博弈阶段。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凸显甚至出现局部的社会利益冲突。这包括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城市与乡村等矛盾；思想文化领域中以财为本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矛盾；政治领域中以个人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诉求和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矛盾。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上述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问题是现在这些矛盾出现了几种情况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一是社会矛盾张力过大，社会公平面临挑战；二是利益博弈未制度化、博弈机制未科学化，相对利益博弈和谐化的需要，制度内的利益协调和利益规范能力趋于弱化，利益博弈有可能越出制度框架引起社会震荡；三是社会矛盾利益博弈的失衡转向对政府、对执政党和社会制度的冲击，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制度安全。我们如何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形成科学、和谐的利益博弈机制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现代化社会变迁的健康推进；此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世俗化、物质利益化正在引起精神家园的沉落，社会关系的恶性分化。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严峻的课题：我们的现代化将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现代社会？！
六是改革开放锐气渐消，先行一步的地位和优势正在被降解。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曾经是我国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生气勃勃的先行者，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破除阻碍发展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先行一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必须看到，今天我们虽然在一些领域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仍走在前边，但就整体而言，从主流上说，广东生气勃勃改革先行者的形象与地位正在逐步消解或非主流化，改革创新精神正在退化。这既源于我们在改革发展中先富起来，形成了既得利益，小富则安、富了求稳，慢慢消解了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对社会变革中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不足。我们重于破，勇于破，冲破束缚我们干事发展的旧体制，却欠缺建的思维，通过新制度建设适应和规范传统社会解构和现代社会建构进程，及时将社会变革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利益关系制度化，将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精神制度化。通过近几年对我省社会矛盾凸显情况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激化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缺失及制度失效情况严重，甚至因显制度、显规则缺失、失效，潜制度、潜规则在实际上起主导作用而导致社会利益关系被扭曲，公平、正义之魂弥散，并成为社会腐败和黑恶势力滋生发展的温床。我们是否有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西方曾经出现的一系列负面问题，成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呢？
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既是当前的凸显问题，也是带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既是我们经济社会成长过程中矛盾的展开和深化，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发展体系中复杂矛盾的反映。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世纪。我们正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但我们的崛起之路也充满矛盾、风险和危机。我们既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围堵打压，也要面对自身变革中各种矛盾冲突引致的内部压力。机遇可以使我们迅速崛起，风险可以让我们毁于一旦。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
从广东自身看，能否避免在各种矛盾压力下，过早地结束高速发展，陷于未老先衰的困境中？我们不能沉醉于GDP高速增长的荣耀中自我满足。日本在上世纪最后20年，在其发展达到巅峰，开始向美国、欧洲叫板“日本人也可以说不”时，迅速转入长期停滞和衰退。重要原因是没有重视行将来临的知识经济革命的深刻影响以及其内部各类矛盾的积累。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昔日的辉煌并不等于明天的成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当应时刻铭记。
前几年国内外曾有过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讨论，作为“华盛顿共识”范例的拉美发展模式已经破产，引发“拉美发展综合征”的全面爆发，其基本教训就是发展的依附性及其内部矛盾的积聚。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要取得成功，必须解决前后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推动工业化起飞；二是在取得初步工业化成功后必须建立起自立世界的能力，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建立相对优势，摆脱对西方资本的依附性，通过自主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持续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初步成功实现了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必须破解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随着中国工业化向纵深推进，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我们对世界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我们就更不容盲目乐观，更需要百倍警觉。崛起的成功和崛起的危机是相伴而行的。广东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必须为国家发展大局承担起破解第二步难题的责任。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股灾和金融市场动荡并不是一个偶然孤立事件，它可能预示着经济全球化三十年布局激发的潜力已经释放完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知识革命创造的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经济如果进入衰退，必将引起全球经济大动荡，也必然波及高外向度发展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广东经济。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如果把世界文明的发展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我们面临的发展挑战将是更广泛的。工业革命以来，在西方主导下的人类文明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陷入了巨大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可以概括为三大危机：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人冲突的社会危机、人文价值精神陷落的精神危机)。日本有学者说地球面临的危机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机遇。我们能否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果断进行文明创新和超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必然具有二重性，即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同时全面创新人类现代化文明。我们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经过几十年努力创新人类文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人类文明的二次复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直把广东作为破解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先行地区或试验区。前三十年，广东在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社会变革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杀出一条血路”。今后广东作为排头兵的一个更带根本性的使命，就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率先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明。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国际发展的教训和我们面临的挑战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破解广东下一轮改革开放发展一系列难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广东当好排头兵的根本任务。
梁桂全：全球视野 走向世界——二论解放思想
2008-02-19 10:53:00 南方日报网络版
摘要
广东有责任率先破题
国际上有人说，崛起的中国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这一语中的。中国外向度高，但自主性弱。今天是到了必须破解这一事关全局，事关未来，事关命运的难题的时候了；广东作为排头兵，有责任为率先破解这一难题先行探路。
区域发展战略重新定位
随着广东特别是大珠三角国际加工制造业面临全面挑战，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和国家发展战略大局下重新确立广东区域发展战略定位。否则广东将逐步丧失经济地缘优势而被相对边缘化。
深化粤港澳合作
目前粤港澳合作的一个重要缺位是缺少战略层面的互动与合作，特别是还没有形成三地政府在经济全球化大格局下，整合三地发展优势，联手自主参与国际竞争，走向世界的战略共识。因此，战略磨合、制度磨合、基础设施磨合是今后通过构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推动粤港澳深度融合的三大支点。
警惕盲目走出去
当前，一个可能出现的趋势必须引起注意，即大规模资本和产业外溢趋势，如果不确立全球竞争战略，盲目走出去，有可能造成内虚。这需要警惕！经济国际化必须服从于本土竞争，强化本土竞争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世界性的挑战，是民族崛起中的挑战，是对我们把握历史机遇的能力的挑战。2004年，美国高盛集团发表了一份在世界上很有点影响的研究报告《与BR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之路》，预测了21世纪中叶巴西、印度、俄罗斯、中国（“金砖四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崛起之路充满风险和挑战。破解上述发展难题，跨越上述发展危机，促进改革开放发展健康推进，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球视野、全国大局意识，解放思想，面向未来，确立国际化战略思维，全面创新改革开放发展之路。
（一）以排头兵气概确立经济国际化战略新思维，推动开放经济由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向自主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转变。
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外向度。这是由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背景决定的。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发展一般都经历了内聚（引进来）到外扩（走出去）的发展转变，以及由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到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战略转变，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无一例外。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外向带动发展，主要是引进、内聚型阶段，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现在，随着我们的比较优势的逐步弱化，这一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的引进模式已经进入困境。因此，能否实现由内聚到外扩，由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到主动参与国际分工转变，决定着今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决定着国际竞争力的成长。目前广东已经进入这一战略转折点上。广东是继续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困于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链低端，继续消耗自己紧缺的资源，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做廉价的世界工厂，廉价地为世界打工，还是以世界视野谋求自主参与国际分工，逐步改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中国快速崛起的今天，这一严肃问题不仅是广东的，也是全国的。国际上有人说，崛起的中国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这一语中的。中国外向度高，但自主性弱。今天是到了必须破解这一事关全局，事关未来，事关命运的难题的时候了；广东作为排头兵，有责任为率先破解这一难题先行探路。
破解这一难题首先要跳出广东看广东，确立世界视野和全国大局意识。必须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趋势。目前，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不仅反映为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技术、劳务等要素的全球流动和配置，更深刻地反映在产业分工细分化和产业分工全球化上。经过上世纪后20年的大裂变、大分化、大重组，现在已经形成全球加工制造产业链，全球物流商务链，全球知识创新链，全球金融投资链，全球文化信息传播链等。在全球产业分工链环化的同时，还出现了全球产业链强势两端化趋势。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知识革命的发生，在上世纪最后20年环大西洋经济圈的产业加速由产业链的中端（生产）向上端（研究设计）和下端（营销服务）转移，基本完成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服务社会、知识社会）的蜕变。而国际产业链中端的加工制造加速在亚太地区集结（中国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实现工业化起飞的）。随着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上形成了环大西洋知识文明圈和亚太工业文明圈；知识—服务经济圈成为强势产业体系，工业经济圈成为弱势产业体系。环大西洋经济圈虽然逐渐离开了生产环节转向研发、服务环节，由物质经济转向非物质经济，但由于这两个环节支配、主导着全球产业链，因此环大西洋经济圈不仅没有丧失他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相反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全球经济的主导能力。这一事实也反映在全球价值链的变动上。著名的微笑曲线揭示了这一利益变动新格局，即产业链上端（研发）和下端（服务）成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综合收益最高。相反，中端（生产）被挤到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更重要的是，我们以中端化为特征的产业被控于以产业链上端和下端占优势的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更强化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国际依附性（这也成为西方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分化、西化、瓦解我们的有力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如果考虑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供给国际依存度将上升到40%以上，到2020年更上升到60%以上，石油生命线被扼制于马六甲海峡时，我们在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下形成的庞大的低端物质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国际风险就可想而知。因此，我们不能继续满足于在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链低端生存的境况，必须要通过变革创新，努力提升在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必须果断地选择经济国际化战略，自主率先走向世界，实现由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向自主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战略转变。这是广东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带全局性、关键性的战略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就曾有人建议，广东要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用经济国际化战略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新的高度，迈入新的境界。可惜我们一直在此重大战略问题上犹豫不决。现在已经到了不容犹疑，果断下决心的时候了。审视国家发展大局和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再不迈出经济国际化的步伐，必将丧失改革开放发展排头兵的地位和作用。
在广东改革开放发展进入新的历史起点上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也是要在广东、全国竖起改革开放发展的新标杆；这是拉动广东未来一个时期内改革开放发展全局迈上新台阶，开拓新境界的牛鼻子。一是在世界视野的高标杆中推进科学发展，敢于在向世界叫板中走向高峰；二是为广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新的动力和国际平台；三是通过自主走向世界，改善广东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广东对内、对外的辐射能力，更好地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四是通过改善广东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发展困局，逐步转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收益新境界；五是为建立创新型广东注入新的动力，提供新的国际标杆和国际机制；六是有利于在经济国际化大格局下，开拓深化粤港澳合作的国际国内战略空间；七是在经济国际化大格局下促进广东与内地兄弟省区实行错位发展，避免同构竞争，拓展区域合作发展战略空间和领域；八是加速在广东形成一支国际化企业家队伍。所有自立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强国、强区，必然有一批有实力的国际化企业及其领军人。必须看到，从长远来看，广东是否具有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关键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支有实力参加国际产业竞争“俱乐部”，“玩转”国际市场的国际型企业家队伍。而这支队伍只有在参加国际商战中才能成长起来；九是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必定提出一系列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的制度创新要求，推动我们深化体制改革，使广东能够以现代国际制度体系为标杆，成为制度创新的排头兵。
（二）以排头兵气魄确立区域发展战略定位新思维，再造地缘发展新优势，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区域发展战略定位，是区域发展的基本战略问题，是统揽发展大局的总纲。随着广东特别是大珠三角国际加工制造业面临全面挑战，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和国家发展战略大局下重新确立广东区域发展战略定位。否则广东将逐步丧失经济地缘优势而被相对边缘化。
我们认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把广东放到全国发展大局中，确立下述区域发展战略新定位，再创区域地缘发展新优势：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和产业高端化战略，深化粤港澳紧密合作，以大珠三角为核心，以泛珠三角为腹地，进一步共同构建以中场产业为龙头的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以物流业为龙头的华南沿海国际商务服务基地，以创意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为龙头的华南知识产业集聚基地，全面增强广东作为国内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对接接合部、转换桥的承接—辐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广东及相关地区由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转向自主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广东新一轮产业转轨升级，开拓经济发展新境界，建设中国经济强省，世界经济强区。同时，为全省转向科学发展构建全新的经济基础。
此外，广东还要进一步考虑在国际产业大循环和国内特别是泛珠区域产业循环的总链条中，如何与第二、第三梯度地区形成异构互补共赢发展格局，避免同构竞争互损格局的出现。解决这一问题的矛盾主导面在先行发展的广东，并取决于广东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走向。如果广东能够用10年至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实现由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过渡，这不仅使广东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而且形成与第二、第三梯度地区异构互补发展新格局，必将有利于辐射和推动第二、第三梯度地区特别是泛珠区域兄弟省区的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全国发展大局。
（三）以排头兵气概确立粤港澳合作战略新思维，再构广东开放改革新格局。
当前，随着粤港澳前店后厂区域合作模式逐渐走向终结，CEPA合作框架已经不足以进一步解决粤港澳区域合作深化的新问题，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出路在哪里？就是在经济国际化战略背景下，创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消除区域间合作阻隔，推动粤港澳经济深度融合。这一方面可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起动先行探路，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开拓粤港澳深度合作新境界；再一方面可以借此将广东改革开放进程推向新阶段、新高度，其意义足可与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创办特区相比较。可以肯定，粤港澳自由贸易区如果能成功推进，将牵一发动全身，引起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全局新一轮“核裂变”；也是广东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新的历史台阶的转折点，广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构想，努力争取。
我们要看到，原有模式下粤港澳合作空间的逐步消失并不表明粤港澳合作的完结。相反，面向国际产业和国际市场新变动，粤港澳合作正在迎来新的发展前景。必须注意到，在最近发生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动荡中，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它表明世界经济格局继续向着有利于东方世界的方向变化。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及其提供的新机遇，确立科学的国际战略思维，果断地走向世界。在此战略考虑中，香港拥有独特的地位，特别是依然拥有巨大的国际商业、金融、信息服务的实力和优势；广东走向世界依然需要与香港携手共进。广东只有和港澳联手，才能更快地形成相应的国际商务服务业体系和能力。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在国际商务服务业领域，粤港澳既可能进入同构竞争，也可以形成优势互补，共构合力新优势。我们宜避开同构竞争，寻求互补合作。二是如何深化粤港澳互补合作和深度融合，这需要我们对国际市场总格局和国际物流商务链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形成操作层面思路，并作相应的制度安排。
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粤港澳融合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形成大战略思维。目前粤港澳合作的一个重要缺位是缺少战略层面的互动与合作，特别是还没有形成三地政府在经济全球化大格局下，整合三地发展优势，联手自主参与国际竞争，走向世界的战略共识。因此，战略磨合、制度磨合、基础设施磨合是今后通过构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推动粤港澳深度融合的三大支点。
（四）以排头兵气概确立世界级经济区战略新思维，加速构建世界级大珠三角都会圈。
自主参与国际分工，必须构建区域战略竞争优势和能力。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在大珠三角已经开始形成一个面积达46000平方公里，人口5500万，地方生产总值达5500亿美元的准世界级经济区，以深港、广佛、珠澳等特大城市圈为支柱的准世界级大都会圈。预计到2020年，该地区常住人口可超过6000万人，地方生产总值超过13000亿美元，人均地方生产总值超过20000美元的比较发达的，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前列的世界级经济区，同时，亦成为综合实力较强大的世界级国际大都会圈。
目前，世界上已经形成若干世界级经济区和大都会圈。如世界级大纽约经济区（大都会圈）、大东京经济区（大都会圈）、大伦敦经济区（大都会圈）等等。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不仅需要有一大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也需要打造若干个世界级大经济区、大都会圈。从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形成世界级大经济区、大都会圈的是以上海为核极，包括苏南、浙北的长三角经济区和大都会圈，包括港澳的大珠三角经济区和大都会圈，京津唐大经济区和大都会圈。而在三个准世界级经济区和大都会圈中，大珠三角经济区和大都会圈成长水平最高、国际化程度最高、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级经济区和大都会圈的是大珠三角地区。因此，在我们面向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必须把构建大珠三角世界级经济区和世界级大都会圈作为重要的战略思考。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我们要自我超越，以世界视野确立世界级大都会圈发展战略新思维；同时面向国际竞争，确立大珠三角世界大都会圈国际战略；再次，加速推进大珠三角制度创新和制度磨合，推动大珠三角经济区全面融合。
当前，一个可能出现的趋势必须引起注意，即大规模资本和产业外溢趋势，如果不确立全球竞争战略，盲目走出去，有可能造成内虚。这需要警惕！经济国际化必须服从于本土竞争，强化本土竞争能力。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有全球竞争的战略思维。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元大幅升值，日元资本大规模外溢，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收购物业，大规模产业外扩，最后导致本土资本竞争力的下降。现在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下开始出现的中国资本外溢和产业外扩，是否会重蹈日本上世纪的履辙呢？我们需要深思。我们的资本外溢方向，应以掌控重要资源和国际市场为目标，其次才是资本盈利目标。如果只顾资本盈利，忽视国家战略利益，将会导致重大战略失误。
梁桂全:面向未来 走向高端——三论解放思想
2008-02-20 10:20:00 南方日报网络版
摘要
推动知识产业发展
广东在知识经济发展方面，拥有良好的产业配套基础和先发优势，可以通过政策和制度安排，加速推进知识产业发展，特别是把知识产业发展纳入国际知识产业链中，努力争夺知识产业发展的国际空间。
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
目前，广东已经成为重要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但上端研发和下端营销服务业仍较落后。特别是下端营销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营销服务业和金融业的滞后必然约束着自主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能力。因此应当高度关注和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才能有效地改善广东产业体系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实施高端工业化战略
未来广东省将存在一个长达十几二十年的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向国际商务服务基地逐步换位的过渡期。因此，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广东省还需要实施好高端工业化战略，形成高端工业化战略与后工业经济战略互补互促的双星联动产业战略。
重视城市高端化发展
正如广东的工业化主要是以加工制造业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广东城市人口低端化突出，城市发展水平不高，综合素质较低。因此，实施高端发展战略，必须推进城市高端化发展，必须实施超前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高要求管理，创造高质素的宜业、宜居现代城市。
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科学发展，广东必须相应实施高端发展战略，包括高端工业化战略、后工业经济战略和后城市化战略。这是由今天经济全球化下产业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与新趋势决定的。正如上述分析的，随着上世纪最后20年知识革命的发生和全球产业分工的重组，国际产业链出现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国际产业链中的上端知识产业和下端现代服务业成为强势产业并支配全球经济，工业文明成为弱势体系被次边缘化；二是在加工制造产业链中中场产业（决定着产品功能和价值构成的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的生产环节）强势化，并以中场产业企业为核心形成国际产业链中的中卫体系。在此趋势下，掌控中场产业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产业链中愈益处于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加工制造业不断被边缘化，产业依附性愈益强化。此外，我们还必须要预见到，虽然今天国际消费市场的中心在环大西洋经济圈，但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加速崛起，人口结构加速橄榄型化，将形成第二个世界消费市场中心；亚太地区庞大的资本积聚将使亚太地区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区。我们必须有全面的超前的国际化战略思考，为迎接新的世界发展格局的出现做好准备，特别是为走向世界发展高端做好准备。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中形成的产业体系基本上被挤压在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链的低端。这不仅弱化了产业发展的主导能力，而且在遭受国际资本层层盘剥的同时，还非常冤枉地被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围堵打压。如我们出口一台DVD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要32.5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只有1.5美元。其实，在两头在外的产业链中，上、下端为国际资本撑控的情况下，国际资本至少剥了我们三层皮：技术专利费、材料设备销售利润和产品销售超额利润。这是因为我们只具有生产环节的相对竞争优势，未形成自主切入国际流通领域的市场力，只有“接单”之功；没有国际“下单”之力。在此情况下，我们的所谓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几近是外包、代工的国际低端加工车间。当资源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微弱的利润空间会很快消失，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将全面塌陷。由此，我们在努力巩固、提升广东加工制造业接单能力的同时，特别需要加快培育广东的国际市场下单能力。
更需关注的是，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产业面临的更严峻的国际竞争将由生产领域转向商务（如物流、商业、金融等）领域和知识技术领域。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首先决战商业模式，继而决战科技创新模式。现在，国际跨国公司正以其强大竞争力的先进商业模式进入中国，并有可能以此优势逐步掌控、主导国内市场，进而大规模掌控我们的产业体系。如果不能较快地建立起拥有强大竞争优势的商业模式，就有可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内，我们不仅没能在国际产业链和国际市场中建立起我们自主的相对竞争优势，而且会使我们在过去20-30年时间中建立起来的产业体系尽入跨国公司的囊中（现在已现国内市场的国际商战硝烟了）。因此，我国沿海先行地区如果不建立新的战略思维，率先创新商业模式，抢占中国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对接的制高点，特别是构建国际商务服务业竞争优势，我们将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战略失误。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一直垄断和支配着知识产业，即使是印度成为重要的国际软件生产基地，也只是国际知识产业链中的较低端的外包环节。我国包括广东虽然具有良好的知识产业发展的资源和市场基础，但仍未形成强大的产业聚集能力。因此，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下一步的产业优化升级应当以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为基础，加速推动产业链向上端（研发、知识产业）和下端（现代服务业）拓展，实现产业发展高端化。
当前，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满足于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荣耀，自困于传统工业化发展思维，忽视国际经济发展格局的新变动，忽视新的国际产业链的形成及其进一步演变的新趋势，而可能陷于自我边缘化的困境中。必须看到，知识产业、文化产业、现代商务服务产业等非物质经济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强势产业和经济发展主流，而加工制造业等物质经济正在被相对边缘化，成为弱势产业。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教授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作两类，一类是依靠制造业过日子的“体力国家”，一类是依靠研发、设计、营销过日子的“脑力国家”。不言而喻，现在正在形成“脑力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支配“体力国家”的新格局。最近韩国《朝鲜日报》经济部部长朴正薰就提出，韩国要用“脑力”战胜中国的“体力”，用韩国的“头脑”指挥中国的“身躯”。印度人也提出，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印度要成为世界办公室。我们正在看到，继20世纪末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大调整形成的环大西洋知识经济圈和亚太工业文明圈大裂变后，现在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又展开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导致脑力经济和体力经济的新裂变。广东如何直面国际产业分工变化新趋势的挑战，确立新的战略定位，抢占国际产业分工和国内区域产业分工制高点，这是决定下一发展周期广东兴衰的重大战略抉择。广东应当发挥产业聚集配套优势推动知识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广东的大规模产业集聚，加快引领我国知识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产业层面上的集聚及与国际产业链的对接。
现在，我们首先要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知识产业的发展。今天，知识产业不仅是人类经济活动拓展的最具潜力的产业空间，也是引领其他产业拓展进步的先导产业。知识产业应当包括教育、科研、创新、技术开发、创意活动、策划、标准化、品牌、中介经纪、文化、广告、信息、传播等产业活动，涉及面很广，拓展空间和发展纵深度都十分广阔，对于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强势势位，拓展可持续发展空间，实现科学发展都十分重要。广东在知识经济发展方面，拥有良好的产业配套基础和先发优势，可以通过政策和制度安排，加速推进知识产业发展，特别是把知识产业发展纳入国际知识产业链中，努力争夺知识产业发展的国际空间。
其次，要高度重视发展现代服务业。从目前国际竞争总格局看，决定一国国际竞争力首先数研发创新，决定一国或一地区发展先导能力；其次要数现代服务业，它决定了一国或一地区控制国际市场，掌控国际产业链的能力。而且，现代服务业既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力，也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经济整合能力和宏观经济综合效能。这就是上世纪最后20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虽然逐步退出物质生产领域，抢占产业上端研发和下端营销服务，仍然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原因。目前，广东已经成为重要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但上端研发和下端营销服务业仍较落后。特别是下端营销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营销服务业和金融业的滞后必然约束着自主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能力。因此应当高度关注和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才能有效地改善广东产业体系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在一定意义上说由物质经济走向非物质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现在在环大西洋经济圈，就他们的国家范围内人与环境的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非物质化，大大缓解了人与环境物质交换的压力。人与环境的矛盾和尖锐冲突，随着加工制造业国际转移而转移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目前我国面临的激烈的人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虽然我们不可能全部从物质经济中转移出来，但如果把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当份额转向非物质经济上，将大大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矛盾冲突。因此走向高端，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必须要从传统的物质经济理念中解放出来，放眼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向，从更高、更广的视野上创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次，在加工制造业领域推动产业中场化。我们强调实施产业高端化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向上端研发和下端现代服务业拓展，推动物质经济走向非物质经济，并不是要马上和完全从工业经济中退出来。工业化是我国经济成长的必经阶段。而且我们仍然在国际上握有加工制造业的巨大优势和潜力。但是，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摒弃传统工业化思维，建立全新的国际产业发展新思维。一是实施高端工业化战略，在推进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同时自主把握国际产业发展战略机遇，主动切入国际产业链强势环节，逐步构筑经济国际化的自主产业基础。二是把高端工业化战略与后工业经济战略结合起来，形成二元复合竞争优势，即把“脑力经济”和“体力经济”有机融合，形成既超越单纯“体力经济”，又超越单纯“脑力经济”的复合优势。逐步使国际商务服务业和知识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未来广东省将存在一个长达十几二十年的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向国际商务服务基地逐步换位的过渡期。因此，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广东省还需要实施好高端工业化战略，形成高端工业化战略与后工业经济战略互补互促的双星联动产业战略。
广东实施高端工业化战略，提升国际加工制造业基地战略地位，其主要方向是加速加工制造业由低端、终端向加工制造业的中场产业、龙头产业、基础产业聚集，逐步建立和提升广东在国际加工制造产业链中的掌控能力，力争在国内和东南亚加工制造业圈中昂起产业龙头。
推动产业高端化的另一个目标是实现产业价值高端化，即努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我们的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价值增值能力，努力实现以较少的资源、环境和劳动资源代价，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这是从国际视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竞争中实现内涵发展，即通过自主参与国际分工实现结构优化、结构高端化的内涵发展道路。它比通过技术进步的内涵发展获得更大更广泛的收益。因此产业结构高端化的发展道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首选战略。
最后，要高度重视城市高端化发展。城市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和增长极；城市的发展水平往往决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高度；国际竞争一定意义上是城市实力和水平竞争。改革开放三十年，伴随着国民经济工业化，广东城市化率迅速提升，如果按常住人口算2006年已超过60%.但是正如广东的工业化主要是以加工制造业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广东城市人口低端化突出，城市发展水平不高，综合素质较低。因此，实施高端发展战略，必须推进城市高端化发展，必须实施超前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高要求管理，创造高质素的宜业、宜居现代城市。
广东走向世界，走向高端，广州为先。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尤其需要突破传统工业文明思维，转向后工业文明思维。近几年来，广州花大力气发展重化工业，这无可厚非；但如果由此忽视后工业经济，特别是知识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是重大战略失误。必须看到，知识产业、现代服务业决定着现代城市功能发展和中心城市战略地位，影响相关周边区域的发展格局。如果广州继续把发展重点放在加工制造业方面，就会进一步深化与周边地区的同构竞争，既不利于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不能更好地发挥广州服务华南、走向世界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虽然仍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其地缘经济地位及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却相对下降了，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把广州推向国际，走向高端，以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目标，突出发展知识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因此，现在广州必须突破传统工业文明观念，树立现代产业理念和国际视野，才能突破旧格局，走向高端，才能更好地发挥龙头作用。
自立自主 走向创新
——四论解放思想
南方日报新闻 时间: 2008年02月21日 来源: 南方日报
摘要
建立全面创新机制
创新是涉及到从概念创新到市场开拓,从投资者到消费者到赢利的全过程,是大系统创新。为此,必须从片面的狭义创新思维转向科学的广义创新思维,从狭义的创新制度安排转向广义的创新制度安排,建立系统的科学的全面创新机制。
培育形成“下单”能力
今后广东必须解决重产轻商、重物轻人、重结果轻能力的片面观念；不仅要通过产品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不断提高“接单”能力,而且特别要重视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努力培育和形成“下单”能力。
特别关注技术创新战略问题
当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创新战略问题。广东只有从短视目光中转向世界,转向未来,以超前视野唤起创新欲望,唤起创新战略意识,才能真正建设创新型广东。
在广东培育起创新文化
需要高度重视在广东培育起创新文化,营造人人想创新,个个能创新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只有确立全面创新战略新思维,形成全民、全域创新局面,广东才能真正拥有持续发展的蓬勃生命力。
把追逐财富欲望转化为创新欲望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人的追逐财富的欲望转化为强大的创新欲望和冲动,就真正把潜藏于人的核能变为“核裂变”,并使中华民族无敌于世界。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加快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推进自主创新,是广东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和产业高端化战略,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保障。必须看到,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走势和广东区域战略地位相比较,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明显滞后于发展要求。这一方面源于广东发展的生态环境过于优越,缺乏强烈的危机压力,创新发展的冲动和欲望不足；另一方面亦源于对自主创新的片面理解和片面操作,未能真正找到有效创新的路子。可以说现在我们谈“创新”仍基本上局限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上。单纯的技术、产品创新只能提升我们在国际市场的“接单”能力,却无法培育起自己在国际、国内市场的“下单”能力(而下单能力比接单能力更重要)；只能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却不能真正提升我们的市场力；而市场力不足,必然限制甚至无法实现产品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效能,无法实现生产力。今天需要检讨我们的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之所以难以真正转化为强大的产业竞争体系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原因,这就是局限在产品和技术的狭义创新是“跛脚”的创新,缺乏其他环节创新支撑的局部创新是不能成功的。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创新是涉及到从概念创新到市场开拓,从投资者到消费者到赢利的全过程,是大系统创新。为此,必须从片面的狭义创新思维转向科学的广义创新思维,从狭义的创新制度安排转向广义的创新制度安排,建立系统的科学的全面创新机制。广义创新是从产业竞争全局出发,面向市场竞争,对生产方式、流通方式、产业体系、产业组织和关联产业制度进行的全面创新、再造。因此,创新应包括:观念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战略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金融创新、资本方式创新、组织创新、体制创新、生产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赢利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环境创新、人脉关系创新、市场网络创新,以及微观创新与宏观创新等。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生产,都是开放的经济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特定的功能作用。只有各相关部分形成一个有机的创新整体,才能获得真正的生产力和市场力。从上世纪后20年国际产业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的规律和趋势看,西方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一手抓研发(产业链上端),一手抓服务(产业链下端),两手结合握住生产,掌控全球产业链。因此,我们在推进创新时,必须克服见物不见人,重硬件轻软件,重模块轻系统,重硬技术轻软技术的片面创新思维,建立全面创新战略新思维。
当然,在实施全面创新战略时,也要关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创新的主导环节。如当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商业模式创新问题。商业教父、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在第五届华人企业领袖峰会上就指出:“商业模式创新比科技创新更重要”。“最赚钱的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台积电就是以创新商业模式,创造出市场”。全球竞争力大师麦克波特也指出:“商业模式创新比科技创新更重要”。生产模式(含产品、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创新是解决用什么方式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商业模式创新要解决的是用什么方式使需求与供给高效联接并取得最大效益。显然,没有后者的有效创新,前者的创新是实现不了的。我们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与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浙江等相比较,相对于广东所具有的潜力和机会,广东无论在政府或企业层面都存在着重产业轻商业、重物质经济轻非物质经济、重生产轻流通,重产品、技术和生产方式创新,轻商业模式创新的情况。有人把浙商称为“行商”,把粤商称为“坐商”(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浙商全世界满天飞,粤商小富则安,自守家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历时50多年,100多期,却没有从中培育出国际化商业商务跨国公司,没有培育出一批全世界满天飞的国际商人；我们只习惯于设馆开场,出租展位让别人进来做生意,而没有进一步考虑其中包含的巨大的国际商机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国际商业竞争优势；没有很好地发展第三方、第四方物流商务,抢占国际物流商务制高点；我们习惯于做接单生意,不考虑培育和拓展下单能力。今后广东必须解决重产轻商、重物轻人、重结果轻能力的片面观念；不仅要通过产品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不断提高“接单”能力,而且特别要重视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努力培育和形成“下单”能力。我们要清醒:一个没有国际市场力的世界加工制造业基地是脆弱的,且必然是低收益的。必须要用全面创新理念来重塑粤商新精神、新理念,重建研发—生产—市场联动创新发展新格局。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大规模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大规模提升广东国际市场竞争力。
技术创新是我们始终要高度关注的领域。当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创新战略问题。当前,广东在科研、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与GDP规模是不成比例；而更令人忧心的是,广东作为现代化变革发展的先行者,却未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形成科学的科研、技术创新战略,未能建立科研、技术创新的战略决策、指导系统,我们的技术创新决策基本上还停留在策略层面上。至于理论创新,更没有放在全省创新战略日程上。没有战略就没有全局,就没有未来；没有理论创新,没有科研、技术创新战略,就更没有全局,更没有未来,广东在发展方面的排头兵地位就不可能持久。广东只有从短视目光中转向世界,转向未来,以超前视野唤起创新欲望,唤起创新战略意识,才能真正建设创新型广东。
创意产业的发展最能体现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文化制度氛围和居民的创造力、创造风格,因而也最终体现发展的活力和持续力。创意活动无处不在,无人不可:大型活动创意、酒店创意、商业创意、产品创意、服务创意、文化创意、城市景观创意、管理创意、信息传播创意……我国最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我们的最基本战略应当是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优势,避开资源短缺劣势；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最重要的莫过于培育人的创新精神,发挥人的创造力。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核能。创意活动则是这种核能释放的基本方式。可以说,创意是一种文明生态、一种生存风格和价值取向。“世界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就指出:看一个城市是否是创意城市,重要的是看这个城市的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构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激活创意的精神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
文化产业创新是基础性创新,既具有重大意义,也具有广阔空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或高边疆战略本身,就源于科幻文化产品“星球大战”。可以说文化创新的成果往往成为其他方面创新的先导。中国古代的神话也不乏丰富的文化创意,如“嫦娥奔月”,“西游记”,“海龙王”。可惜跨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幻想、文化创意却明显萎缩了。这需要重新激活我们的文化幻想和文化创意,使之成为文化产业创新的强大源泉,并通过文化创新激活全社会的创新欲望。现在中西贸易很不对称:在物质商品贸易方面,我们存在巨大顺差,且在不断增长,但在文化贸易方面却是巨大逆差,不成比例。如近几年图书进出口,中国对欧洲国家的贸易逆差高达100:1。更可怕的是,外国把中国的文化历史资源变成他们的文化产业资源。如日本把《三国演义》改成日本式的,美国把《花木兰》改成美国式的。必须看到,光有GDP,光有物质经济的强大,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只有文化复兴,才能最后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需要通过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获得巨大飞跃。
从上述的全面创新战略思维考察,创新是全域创新,创新无处不在,创新无处不可；创新是全民创新,人人有创新机会,人人皆可创新。我们需要彻底变革创新理念。过去,人们以为创新只是科技人员的事,研究机构的事,这与把创新狭义化,局限在产品、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为此,需要高度重视在广东培育起创新文化,营造人人想创新,个个能创新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只有确立全面创新战略新思维,形成全民、全域创新局面,广东才能真正拥有持续发展的蓬勃生命力。
现在,就建立创新型广东来说,重要的不是实现了什么创新成果,而是形成有利于全民创新的制度文化环境,唤起全体人民的巨大的创新欲望和创新能力。国外有人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爆发出的巨大而惊人的经济发展能量和发展动力时,追溯到了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念及其特有的财产观念(即为下一代积聚财富,建立基业),建立在以家为纽带的血缘文化基础上的强大的财富欲望,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原动力。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人的追逐财富的欲望转化为强大的创新欲望和冲动,就真正把潜藏于人的核能变为“核裂变”,并使中华民族无敌于世界。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此外,对于我们来说更根本的创新是文明的创新。现在世界发展面临的不可持续危机,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策略性的,而是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存在的根本缺陷,是现代文明价值理念的失误。因此,中国实践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说是在当代人类文明进化史上进行的一次新的文明革命,即由异化的物本现代化、资本现代化转变为人本现代化,主体现代化。这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人类如果不能实现这一文化革命,人类文明就不可能真正走出传统现代化的危机。因此,从深层次上说,建设创新型广东,就是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明。实现这一任务需要全面创新的文明知识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以人为本 走向理性
梁桂全
——五论解放思想
一、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必须树立和弘扬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精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既是由中国基本国情决定的，也反映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普世价值要求。科学发展就是以人为本的理性发展。纵观近现代以来人类文明的进化，虽然因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文化形态，但就人类文明演进的深层结构看，始终体现着对发展的人文价值的理性追求；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成长始终是彰显人类文明进化的两大基本标尺，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两大精神支柱，体现着当代人类文明的普世文化价值原则和文化追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承继和弘扬，也是对当代人类文明普世文化价值精神的吸纳和创新，就其核心内涵而言，依然彰显着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思想光辉，是对由西方主导的以物为本、以财为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观的革命性扬弃。因此，实践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发展政策、发展策略的转变，其本身就蕴含着文化理念和价值精神的革命和创新。如果我们把视野投向正面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的现代世界，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上的成功将是人类文明跨越危机的希望，是人类文明的二次复兴。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首先就需要在精神文化领域进行一场大变革，彻底转变一切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文化价值理念，大力树立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
人文价值精神就是以人为本，体现对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和终极关怀，是社会不断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走向崇高的原动力，是抵御发展的异化，抵御传统GDP思维惯势和拜金主义的最深刻的精神堡垒。科学理性精神则是人类追求真理，认知世界，并使人类行为符合于规律，走向秩序、走向理性的思想原动力，是人类文明秩序的基本标尺，也是现代社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一切背离科学发展要求的社会实践，也必然背离普世的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因此，要真正使广东全面迈上科学发展轨道，必须在全体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和弘扬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并升华为哲学理性修养。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广东改革发展要走向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就必须站在思想理性的高峰。无疑，就从全国来看，特别是与北方相比较，广东的人文理性文化的历史积淀是相对较薄弱的。广东文化长于感性而欠于理性，善于行而弱于思。这是近代以来广东“穿堂风”现象的文化根源。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上海学术界朋友来粤调研，我陪他到珠三角各地考察。我的朋友看到珠三角一派改革发展热火朝天的景象时很不服气，说如果中央把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政策给上海，上海人一定比广东干得更好。我说错了，一定是广东人干得更好。为什么？因为广东人见长于感性文化，敏于行，反应快，发令枪未响就跑。上海见长于理性文化，凡事理性思考，反复论证，深思熟虑而后行，没有广东人的敏锐和快速反应。但是我说上海人也不必悲观，再过十年二十年，发展要上水平，需要理性文化，也许华东地区就会超越广东；广东因缺少理性文化资源和理性文化传统，可能会在未来落到华东地区后面。现在看来有点言中了。今天，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就必须要补好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这一课，使我们在人文理性文化上强壮起来。只有精神文化强壮了，才真正有实践上的坚定和强大。
二、以排头兵气魄确立全面制度创新战略新思维，用制度建设促进和保障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在现代社会，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最深刻地反映在法治精神上，反映在制度文化和制度构建上，体现在制度、规范的科学、完备和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上。必须看到，无论从当前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挑战，还是从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构建科学人文理性的现代社会看，都明显暴露严重的制度理念缺失和制度供给不足；关乎广东未来发展全局和排头兵地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问题。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最需要把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转变为制度文化和制度建设。从近现代世界文明变迁史看，走向现代化是所有国家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现代化是人类文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在这一历史变迁中必然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构和现代社会的建构；伴随着传统制度的解体和现代制度的建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构是现代化文明变迁的最重要最持久最长效的成果，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系统基础工程，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可以说制度建设的系统完善程度决定着现代社会成长的成熟程度。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经历了社会矛盾凸显、激化、缓解、平稳的过程；特别是二战后西方社会逐步平稳下来，这与他们的现代社会制度建设全面完善成熟是分不开的。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这既是对现代社会制度构建的巨大挑战，也是加快制度创新和制度构建的巨大机会。广东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最重要的是当好制度创新和现代社会制度构建的排头兵。我们必须确立科学的社会制度创新与构建战略新思维，率先开创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新局面。
必须看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们乐于打破旧制度，却不太善于建设新制度。我们虽然早就强调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但我们始终缺乏规范思维、制度思维，遇到具体问题往往就习惯用人治办法，用临时或应急手段处置各类问题和矛盾，不太习惯在研究和把握社会矛盾规律基础上加强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由此造成制度、规范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和和谐秩序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强化制度建设思维，确立法治社会理念，应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基础。
现代社会，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或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其共同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契约社会。现代社会制度健全、完善程度决定着契约社会的成熟、稳定程度。因此，广东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排头兵作用，就一定要高度重视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问题，要确立制度建设战略新思维。当前，进入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正是加快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机遇，我们要尽快克服新的社会制度建构滞后于旧的社会制度解构，导致制度规范缺失，社会生活失序的情况。制度创新与制度重构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真正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人文、理性、民主、正义的“良治”制度体系、制度环境、制度功能；保障全体人民在规范、有序、公平、民主、活力、和谐的社会制度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发展。
三、以排头兵气概确立民生战略新思维，建构广东民生保障大系统。
民生问题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生活问题，涉及发展目的的实现，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发展动力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民生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对民生问题的思考最能体现一定社会的人文价值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成长水平。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确立人文理性的民生战略新思维，建构广东民生保障大系统。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社会渐趋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民生保障大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无疑，解决民生问题，既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也是推动科学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动力、新机遇。在民生问题上，要克服把民生问题作为临时问题，用临时措施处理，忽视从科学理性和制度安排上全面构建民生保障体系的情况。当前，我们正面临借助民生问题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大好时机：一是民生问题压力形成解决民生问题的强大动力；二是我们已经开始具有科学系统解决民生问题的经济基础，特别是目前存在大规模的流动性过剩，为我们探索构建民生保障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回旋空间。我们应当抓紧当前大好时机，吸纳发达国家经验，面向未来，科学规划，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道路和方法。社会的长治久安，一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最终不会有社会和平；二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持续进步，保持社会发展进步的生机活力；三是构建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保证全体人民有尊严的温饱、康乐的幸福生活。只有在社会有效地保障全体公民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才能唤起广大民众的社会责任感，才能真正形成社会强大的凝聚力，保障社会的和谐团结。
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应当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居住、衣食、养老、出行、社会安宁、生态安全、文化体育、济困助贫、公民权益等社会保障。构建发达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非一蹴而就，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确立民生战略，从全局和长远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保障体系构建大局。同时要考虑构建多元化机制动员各种可以动员的力量共同构建长效化、制度化、科学化、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可以考虑构建由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民生保障体系、社会力量主导的社会民生保障体系和市场力量主导的市场民生保障体系构成的多元统一的民生保障体系。为此，一方面要建立政府公共政策体系，完善政府公共财政和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另一方面，要开放社会和市场资源，推动构建社会化和市场化民生保障体系。特别是现在，可以尽量把民间蕴藏着的巨大财力，庞大的流动性过剩引向民生保障体系建设；第三，在公民中推动自主自立精神，提升公民自主创业，自主发展能力。只有广大公民拥有自主生存发展能力和自主自立精神，民生保障体系才具有根本的生命力和活力，才是可持续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民生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化，即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保障制度。
（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解放思想，自我超越——六论解放思想
南方日报(2008-02-23 11:31:38)
梁桂全
摘要
树立GDP新理念
今天不是白猫黑猫，抓到GDP就是好猫，而是不管白猫黑猫，只有用科学方式抓到对环境友好、能切实增进人民幸福、促进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的GDP，才是好猫。
走出“小富则安”怪圈
广东在改革开放等方面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制度创新已乏善可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流已经北上，广东已经逐渐自我边缘化了。我们必须革除岭南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弘扬广东人敢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做走向世界的“远洋船长”
现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之船已经由小舢舨长成大轮船，并开始驶出珠江口，要走向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调整战略，创新制度。特别是要努力从“船老大”思维方式转向“远洋船长”思维方式。
既要“务实”也要理性
务实精神和作风成就了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但是，在改革开放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光有务实作风已经不够了，拒绝科学理性的务实便会后患无穷。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要让我们从历史上承传下来的教条主义、“左”的思想路线束缚中解放出来，掀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今天我们进行的新一轮思想解放，则是要从自己的过时观念、经验、思维方式和既得利益的樊笼中解放出来。唯有进行新的思想解放，才能放下包袱，焕发勇气，激活智慧，开拓前进。
一、要从传统GDP思想樊笼中解放出来，树立科学理性GDP的新理念。
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思想解放、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为了GDP的增长，为了生产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GDP的增长速度和GDP的规模成了衡量我们改革开放效果，衡量我们全部工作成效的综合性、核心性指标，也成了我们政策制订的主要出发点。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不仅是GDP的增长，财富的增长；传统的GDP增长方式带来的负面问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严重，甚至造成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危机。情况的变化要求我们从传统GDP理念中解放出来，要重新反思发展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去发展、怎么样的GDP才是有价值的等一系列新问题。
在以前，我们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GDP就是好猫；但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时，就必须要作观念调整。今天不是白猫黑猫，抓到GDP就是好猫，而是不管白猫黑猫，只有用科学方式抓到对环境友好、能切实增进人民幸福、促进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的GDP，才是好猫。今天不仅仅是“发展是硬道理”，而且只有“科学发展才是更硬的道理”。因此，解放思想，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首先就要从传统GDP观念中解放出来，树立科学GDP理念。科学GDP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高质、高效的，能真正不断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的，能增进人民福利、促进社会进步，体现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能不断提升发展能力，改善发展境况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GDP。我们需要用科学理性的GDP理念，衡量和引领我们走向科学发展道路，开辟科学发展新境界。
二、要从“小富则安”、“安于守成”的惰性文化心态中解放出来，树立富而思进，开拓进取，永攀高峰的创新精神。
上个世纪末，江泽民同志到广东考察的时候就很有针对性地向广东干部群众提出，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岭南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文化，既有开放兼容，革新进取的积极一面，也有“小富则安”、“安于守成”的保守一面；既有百舸竞发争上游的竞争心态，也有安身立命求安乐的与世无争一面。一般处在落后、困难、险境时，积极、进取一面就更多凸显出来，在领先、佳境、顺利时，消极、保守一面就更多凸显出来。由此，就形成了近代以来广东一种奇特的“穿堂风”现象。在西风东渐的大格局下，广东往往最先承接世界先进文明影响，然后南风北上辐射全国，在北方开花结果，但在广东本地却往往开花不结果，由先行变后进。
现在，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似乎也再次出现“穿堂风”现象。前二十年，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广东顶住各种压力和冲击，以敢为人先的勇气生气勃勃地推动改革、开放，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杀出一条血路”。但是经过十多二十年发展，广东改革开放的锐气大不如前了，特别是近十来年，除了GDP依然快速增长外，广东在改革开放等方面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制度创新已乏善可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流已经北上，广东已经逐渐自我边缘化了。即使是深圳、珠海、汕头，也已在自我“去特”，自我放弃特区改革创新风格和先行作用。至于在一些县、镇地方政府和民间中的“二房东”、“二地主”、“二世祖”心态的营商方式、生活方式，更是广东文化心理中消极保守一面的典型反映。必须认识到，在群雄并起、百舸争流的时代，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国际竞争更不相信眼泪。在面临新挑战，面向新的历史起点的关键时刻，广东的干部群众必须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革除岭南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弘扬广东人敢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以人一我十，人十我百的进取气概，努力在全省上下形成永不骄傲自满，永远开拓进取的勇气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使广东始终站在全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前列，始终以排头兵姿态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三、要从安守珠江的“船老大”短视思维樊笼中解放出来，树立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远洋船长”全球思维理念。
广东要实现经济国际化和科学发展，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但我们不应时长而不为；广东这一步必须迈出去。同时广东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积累起自主走向世界，自主参与国际分工的初步基础。问题是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调整战略，创新制度。特别是要努力从“船老大”思维方式转向“远洋船长”思维方式。
必须看到，广东人一方面思想很开放，放进来，走出去，下南洋，过金山，很有“天下虽大任我闯”的气概。但是广东人又有安守本土，不思闯荡的心态。如比起浙江温州人全世界满天飞的开放发展形态，广东人就显得过于内敛守成了。有人说广东人是“坐商”，浙江人是“行商”。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广东人还有守在广东吃广东的恋土心态，往往缺少全国大局意识和战略思维。这与排头兵的地位、作用是不相适应的。而且，现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之船已经由小舢舨长成大轮船，并开始驶出珠江口，要走向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了；“船老大”的观念、经验不足以走向世界了。这需要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还有各企业、事业的领导者要从“船老大”变成有世界眼光的“远洋船长”。否则，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难以迈上新的历史台阶。
四、要从见物不见人的传统理念中解放出来，树立以人为本，关注发展的终极关怀，依靠人、发展人、实现人的需要的新理念。
见物不见人的思维理念，是由“唯GDP综合症”派生出来的，是与科学发展观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在我们省也有明显的反映：一是发展动力中重物质要素轻人的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重经济效益轻人们在过程中的感受；在发展结果上重物质财富收获，轻实现人的需要。由此，在全局统筹上往往重物质经济建设与发展，轻精神文化和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在权利与资源配置上，重物质经济强力部门，轻非物质经济弱势部门。由此，必然造成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人的发展失衡，阻碍实现科学发展。由见物不见人的传统思维转向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理念的重大飞跃。现在我们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就必须要克服“见物不见人的”传统理念，树立以人为本，依靠人、发展人、实现人的需要的科学发展价值理念上来。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社会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必然是以人为本，最符合人类自身的发展本性，体现人类发展进步的本质要求，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诸领域对人的全面的价值实现和终极关怀。为此，只有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价值精神的熏陶，提升他们的人文情怀，才能从根本上转换发展方式，提升发展内涵。
五、要从官本位的政治周期心态中解放出来，树立事业为本，建功为民的理念。
实践科学发展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关键。必须看到，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不可与日同语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在三十年的政治体制变迁和政绩评价方式的负面影响下，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形成了两种与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相矛盾的不健康的心态。即官本位的“唯GDP综合症”和“政治周期综合症”。
原来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冲击下谈化了的“官本位”意识在干部队伍中又不不知不觉重新被强化了。而且，这种官本位意识又患上了“唯GDP综合症“和“政治周期综合症”，对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的工作大局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例如“政治周期综合症”，即五年一届的任期制使许多领导干部在考虑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工作时，不考虑长远问题，不考虑战略问题，只考虑五年，甚至只是三年可干的事。为官一期，三年抢时间干事树政绩，剩下两年宣传政绩跑官要位子。结果真正需要处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长远发展战略问题没人愿去想，没人想去做；不能吹糠见米的、打基础的事不想干。如果大家都不想为千秋大业种大树，只想为下任升官捞政绩做吹糠见米的事，我们的事业就危险了。可以说“唯GDP综合症”、“政治周期综合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大敌，思想大敌。我们必须要克服或淡化官本位意识及其伴生的“政治周期综合症”。这除了在干部队伍中推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自我超越外，还需要改革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政绩评价体系和评价方式，使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成为带领全省人民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带头人。
六、要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务实”观念中解放出来，树立面向未来，面向理想，用科学理性武装的新务实精神。
务实是广东人的一大优点和特点。务实精神和作风成就了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如果没有广东人的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效着眼，不尚空谈，注重实干的务实风格，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功。但是，在改革开放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光有务实作风已经不够了，拒绝科学理性的务实便会后患无穷。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广东人往往“小脑”发达“大脑”不足，务实有余，理性不足。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今天则成为阻碍广东迈上历史发展新台阶的思想障碍。我们还看到，有些同志往往以“务实”排斥科学理性、排斥前瞻视野和战略思维，这是很危险的。中国的崛起面对着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国的发展有着内部更复杂的矛盾、问题，我们事业的成功需要经历许多代人的努力。这不仅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务实精神和作风，更需要我们能够时时仰望天空，怀抱理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宏大的战略视野科学地驾驭我们事业的发展。因此，广东人应在保持“小脑”发达的同时，要补“大脑”不足，要广泛开拓理性文化资源，让“大脑”发达起来；要用科学理性精神武装务实精神。
去年，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给大学生们作报告时，深情而富远见地说：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关注星空，是让我们要有理想情怀、远大抱负；要有世界眼光、面向未来；要敬畏宇宙，敬畏苍生，走向崇高。今天，我们环顾广东这片愈益物质利益化的尘世热土，虽然市场经济、物质文明有了很大发展，但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在沉落；我们似乎缺少了仰望星空的情怀。我们一些人没有了精神解放的追求，理想信仰的支撑。因此精神缺钙，灵魂无依。由此，思想解放的更深刻的任务在于，推动思想的升华，理想的复归，精神家园的重建。唯有精神跨越高峰，实践才能跨越高峰。唯有一批怀抱理想，仰望星空，务实苦干，开拓创新的领导干部队伍，才能以世界视野，全国大局意识，面向未来，面向民族复兴谋划广东新发展，把广东发展引领到新的巅峰。
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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