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窒息在“没有‘普世价值’”的“真空”里——评冯虞章的《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之一

一、引言

    国内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已经有些时候了（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普世价值”的说法，或许还可以算到更早一些时候的某个神经刺激点上。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场争论， 多半是缘于今年年初南方某家报纸的“新年献词”，这篇新年献词宣称：“三十年间，我们逐渐学会了正眼看世界，发现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更发现千奇百怪，不离其宗，那就是和平与发展，民主与自由，还有人的权利。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不该由他国独享。何况我们遇到了全球化，它把普世同一的游戏规则摆在我们面前，希望我们珍惜。”此言论一经刊发，便招致网间的不断“狙击”，继而又遭到北方几家报纸刊文的猛烈“抨击”。近来，这场论战更加甚嚣尘上了——被坊间戏谑地称之为：关于“普世价值”的“南北战争”。令人颇感有些“兴味”的是：这场“战争”还与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具体事件——“南方雪灾”（灾难中举国上下的众志成城与高效，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表现等等）、“汶川大地震”（来自国内四面八方乃至来自全世界四面八方的对灾区人的“人的生命”人文关怀，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等等）以及地震中的“范跑跑事件”（关于君子、小人的价值评判）……等等，总之，这些事件所折射出来的人文理念无不被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缠绕在一起。日前，“战争”仍在继续，甚至呈现出一种焦灼状态，迄今命运未卜……

    近日，不少媒体（包括网络媒体）转载了原刊登在2008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期上的署名“冯虞章”的文章，题为：《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以下简称：“冯文”）。该文一经转载，便博得了不少的“赞扬”之声，被称之为：“确实是一篇批驳‘普世价值’的好文章”、“这 是一篇近今年来党报登载的一篇少有的好文章、实事求是的文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少见的好文章。 ”云云……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对“冯文”进行一些具体分析之前，我觉得：简要地考察一下“普世价值”这一“”流行语”的源流及其它是如何被提到今天世界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是必要的！

    当第一次在世俗世界听到“普世价值”这个“流行语”的时候，脑海里总觉有一种“宗教情怀”蛰伏其中。经过一番查证，果然印证了我的这种感觉：

    在汉语中，“普世”一词，源于佛经的汉译，比如：佛经《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下就有“利养普世”的说法，所谓“普世”就是“普遍世间”的意思，用世俗的话讲就是“普天之下”，“全人类”的意思。《长阿含经》卷第十一中还说“同利等彼己，所有与人共”，宣扬的是一种“普遍利益”、“众生平等”的思想。如《优婆塞戒经》卷第二中所言“为众生故，求以弘利”；同时主张“扶弱济贫”，如：《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卷下说“不为自己受蓄财物，凡有所得悉为成熟贫苦众生”。《优婆塞戒经》卷第二中则说“若少财时，先给贫穷后施福田，先为贫苦后为富者”。

    似乎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包含有“普世”的思想，佛教如此、基督教天主教如此，伊斯兰教亦如此。

    说到这里，不禁令人记起15、6年前（1993年前后）的几件事——苏联解体、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文明的冲突》一文的发表、同年8月至10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1996年，互动委员会召开的维也纳会议、1997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伦理计划”。透过这几个事件的考察，我想，对我们观察“普世价值”问题的缘起会有些有益的启示：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认为：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的结束，打破了长期“冷战”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在这之后，国际冲突将不再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中国联手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是未来最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因素。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出台，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由此引发了国际上关于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的讨论。

——几乎与此同时，1993年年8月28日至10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一次由来自几乎每一种宗教的6500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从而又引起国际上对构建全球伦理的讨论。《宣言》在历数了当今世界上各种人为的苦难之后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和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支持。《宣言》又根据各大宗教都包含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和“不可奸淫”四条古训，针对当代世界的状况，表述了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

1、珍重生命——致力于非暴力与敬重“生命的文化”；
2、正直公平——致力于团结与公平的经济秩序；
3、言行诚实——致力于宽容的文化与诚实的生活；
4、相敬互爱——致力于男女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

来自世界各种不同宗教的“宣言”签署者们承诺：要献身于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的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最后，《宣言》呼吁所有的人，不论是男是女，信教还是不信教的人们一起努力，以实践这种生活方式，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在这份宣言通过并发表之后，《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普世研究杂志》主编、宗教之间与意识形态之间对话的著名倡导者列奥纳德．斯威德勒（Leonard Swidler），为使全球伦理运动走出宗教界的范围，而成为信教和不信教的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在世界宗教大会《宣言》的基础上又另行起草了一份宣言，这个新的文本，不仅把伦理的“基本规则”简化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提出了八项“基本原则”和十项“冲程原则”，强调每一个人在法律、宗教、言论、决策、财产、男女关系、工作与休闲、儿童与教育、和平以及环境保护等十大方面均负有责任。这个宣言的名称，即为：《全球伦理普世宣言》

——1996年，一些重要的退休政治家（包括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和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内的一些著名政界领袖）开始同宗教领袖、专家学者联合起来组成的互动委员会（Inter Action Council）联合一些宗教界与学术界人士，于1996年在维也纳召集会议，发表关于全球伦理的报告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其中包括由联合国召开大会来考虑“人类责任宣言”的问题，以补充“世界人权宣言”；

——1997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伦理计划”（Universal Ethics Project）讨论、起草并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上，提出了《世界伦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 Global Ethic）。宣言对“世界伦理”做了如下界定：“所谓‘世界伦理’，我们并不是指一个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个‘单一的统一宗教’超越所有现存的诸宗教，更不是指其中一个宗教宰制所有其他宗教。我们心目中的世界伦理是指，‘有约束力的价值、不可取消的标准，以及个人态度的基础共识’。没有这样的对于世界伦理的基础共识，迟早每个社团会被混乱或专制所威胁，而个人也会绝望。”
 

    由是观之，冷战结束后，“重新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伦理（或曰：‘普世价值’）”，既是神学家、宗教人士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政治家们热切关注的问题，并都追求着、渴望着在这个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中国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不可能对“普世价值”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事实上，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层面、不同程度上都多次表达过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观点以及关注和追求，并越来越多地认同“人类共同的价值”：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成果是不容破坏的！人类和平进步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一切邪恶、黑暗、反动的势力终将被历史洪流席卷而去！……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促进了各国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精神上的广泛觉醒，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持久影响。这一胜利，促进了联合国的成立，推动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开始形成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机制，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获取智慧和启迪，从而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方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了我们很多深刻而重要的启示。这些启示，是人类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必须牢牢铭记。”

——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见2007年3月16日《北京晚报》）

——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日本的“暖春之旅”结束后，亲自审定和签署了一份表明中日两国基本立场的重要文献——《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笔者窃以为：以上所述，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普世价值”问题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脱离这样一个背景去理解问题、探讨问题，是不切实际、不切要害的、在学术见解上也是一种“小家子气”的做法。

二、对冯虞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一文的批判

    首先，《冯文》是建立在一种“对立式思维”基础上的

     所谓“对立式思维”，强调的是论点的逻辑证明，而不是相互探索对方的观点。一个在政治上有所图谋的人往往是竭力表明自己的观点与对手不同，而不去寻求双方意见一致的东西。这样做促使了对立面的形成。随之出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个论证的正确性可以通过指出对方论证中的逻辑错误来得到证明——“你错了，因此我是对的！”其实，这种情形是十分可笑的，别人论证中的逻辑错误只能证明那个论证本身有错误，而绝不能证明与之相反的论证就必定正确。如果以为对一件事情知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错了，另一个必定就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尽管《冯文》并非全然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但其“对立式思维”的方式，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冯文？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既然是“普世价值”，似乎就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应趋而奉之，不会说“不”了。”在这里，《冯文》把“普世”一词所寓意的“普遍性”绝对化，解释成“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但并不敢指出“普世价值”内涵的具体内容（比如：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以此来暗暗否定这样一种观点“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这里，《冯文》的“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其内在“逻辑”是：人们因在“利益”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因此，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就不可能有完全一致（100%）的看法，因而也就不可能有100%一致的“普世价值”。如所周知，在社会生活领域，我们之所以奉行“多数”原则，恰恰是因为“多数”具有更多的“普遍”意义。

    总之，《冯文》一开始就给人这样的印象：不管客观世界如何，反正我《冯文》就是要对“普世价值”说“不”！。令人不解的是：《冯文》的难道真的不懂“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道理？”

    其次，《冯文》一开篇就囿于自己的某种“成见”，不顾本文“引言”中所述的那些事实，采取扣“帽子”的方式，十分主观武断地断言，“当下，‘普世价值’之说渐见流行。一些人或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赞颂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或把所谓儒家经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为‘普世价值’”云云……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一些人”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兜售某些“私货”，但是，难道这就是全部事实吗？（或：事情的全部吗？）。如果不了解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即发此议论，那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反之，便是一种“故意”、一种“别有用心”，其矛头所指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毋庸赘言！

    第三，《冯文》对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中的观点“引用”，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肢解

    《冯文》经过开头一段的“武断”之后，接着便援引恩格斯批判杜林“永恒道德”的观点，来论证“普世价值”的“非法性”。然而，《冯文》的这种“论证”是错误的，至少是极其片面的。凡是读过《反杜林论》的朋友都能够看出：恩格斯对杜林“永恒道德”、“永恒真理”的批判，是一种纵向的时间跨度的考察，而不是横向的空间跨度的考察。而事实上，“普世价值”则主要是一个空间概念。即，在现世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在这个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追求并建构一个有益于世界和平、有益于全人类各大洲的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道德评价体系。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出发，从无产阶级未来革命的立场出发，批判的是：杜林认为的在时间序列上“道德”是“永恒”存在、“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阶段——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道德：即，封建贵族的、现代资产阶级的、未来的无产阶级的。“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

    对照一下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原文，《冯文》的显然是对恩格斯的论述作了合乎自己“要求”的编排——颠倒了恩格斯论证了的前后顺序，并去掉了关键性词语，而故意特别强调了他所需要的“归根到底……”云云。

    事实上，恩格斯是这样论述的：“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值得提醒读者的是：在这里，恩格斯使用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假设语句——“如果……只能……”。只要我们耐心地做一番冷静的思考，就不难看出：恩格斯在这里出于论辩上的需要，婉转地强调是三类“道德”中“归根到底”的“共性”，而不是强调它们“归根到底”的“特殊性”。

    在这段论述之后，恩格斯继而指出：“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然而，《冯文》的不仅把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作了顺序上的颠倒，而且还故意把这段论述“淡化”掉了。（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同一历史发展’是指：私有制的发展，“三个不同阶段”分别是指：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争得民主后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或曰：过渡时期。）

    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冯文》竟然引用恩格斯“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的论述来为自己观点“正名”。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不仅不能证明《冯文》中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也站不住脚的”，反而证明“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依据的。请问：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中，又有哪一个是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呢？

       《冯文》在对恩格斯的论述做了自己的一番编排和曲意解释之后说：“所以，恩格斯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然而，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强加给我们”，其中的“强加”，应该理解为：对无产阶级将要创造的“未来”的“强加”，或者：“强加"给“未来的无产阶级”,因为“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社会里将会衍生出新的“道德论”。

     事实上，《冯文》的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关于道德论述。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理论阐述中，阶级论总是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联系的，其内在含义是：在 一个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占统治地位，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游离于统治阶级道德评价体系之外的 另一个阶级的道德评价体系，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道德的阶级性是由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即由于“同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不同，社会的道德才呈现出不同的阶级属性。

    综上所述，恩格斯只是在时间概念上批判杜林的“永恒道德”、“永恒真理”，但从来没有放弃这样一个观点：在“同一历史发展的”、“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因为“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各类道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

    《冯文》的错误在于：把一个在时间跨度上的“永恒道德”、“永恒真理”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挪移到对“普世价值”这个“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的空间跨度上概念进行所谓的“批判”，其论证本身就必然存在悖谬，其立论也必然是不能成立的；由于《冯文》过分强调：“不存在超历史的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道德观念（或：永恒真理），使得《冯文》的论证自身也陷于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之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问：既然“不存在超历史的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道德观念（或：永恒真理），《冯文》的何以又把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初期的、身为欧洲日耳曼民族的恩格斯的观点当作“超历史”、“超民族”、“超时代”的“道德观念”用来批判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一些身为中华民族子孙认同的“普世价值”呢？由于《冯文》的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历史发展阶段论”同“阶级论”割裂开来，过分片面强调“道德”的阶级特性，使得《冯文》的立论对下列事实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何以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以工人阶级位领导阶级的中国政府能够同在《冯文》的看来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日本政府签署《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宣称：“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未完待续)

马克思主义绝不是“阶级主义”！——简要回答大地芳草网友

     “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这句话，既不是马克思说的，也不是恩格斯说的，更不是列宁说的。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只记得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后来被中国化为：“实事求是”（或曰：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现实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要消灭阶级，实现“普世价值”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阶级主义”，更不是像你这样片面强调阶级属性，而是非常重视“一般性”阐述的。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没有说过：放弃实现理想社会的温和的和平道路；
   
    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人类的进步价值观念也需要在历史进程中一点一点地积淀和不断的完善的，并在适当的时候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待后来的人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如果总是采取加以拒斥的态度，一点也不肯承认，那么人类怎么会进步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讲：“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 但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也是需要“忘却”和“超越”对这种阶级“对立的回忆”的，只有当人们“忘却了”和“超越了”这种“对立的回忆”的时候，“真正人的道德”才能实现。

   如果说，我们对在道德方面“有过进步的”东西，总是采取拒斥的态度，片面强调“阶级性”——即：这种“对立的回忆”，始终不肯“忘却”。那么，这种“对立的回忆”就势必会成为人类进步的绊脚石。

     世界发展到今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绝对不会阻挡和拒斥“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成果”的。既然你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学说，那就应该相信：凡是对人类社会有进步意义的“价值观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是以更为广阔的襟怀对待之，绝不会像你这样“小家子气”。自由、民主、法制、平等、公正、和平、博爱、诚信 这些是有益于人类进步的价值观念。至于有谁以此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也就是说“普世价值”的本身是一回事情，而以“普世价值”之名，行政治利用之实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你却把它们混为一谈！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人借“反对普世价值”之名行政治苟且之事——但愿你不是！

    我觉得：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的还是太少了，理解得也不够完整全面。看你的行文，便知道：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知半解的！很容易被人忽悠！当然，这不能怪你，因为：从建国之初，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从教授《联共（布）党史》开始的，很多东西都是被苏化的，不少是斯大林主义的东西，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东西，后来又经过四人帮的“删修”，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内容就更不成样子了……总的来说，你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大多是实用主义式的，即：政治需要什么教什么，不需要的就不教了，所以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是不完整的。这一点，从你的文章就能看出来。

   奉劝你还是好好读读原著和了解他们当时和其同时代人辩论的历史背景。老实说：你并没有认真读我写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绝对不是你描述的这个样子！冯虞章的文章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肢解！可是你并没有好好对照原文和他的说教加以比较。从这一点来看，你就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总之，对冯文中体现出来的学风，我就很不欣赏，而你呢，只是因为冯的文章的观点和你的口味，你就大加赞赏，而不管 他到底宣扬的是不是真马克思主义，对你的这一点我也不欣赏！

    另外，我的感觉是：你并没有搞清楚“普世价值”这个问题最终实质是什么，就来大谈你的“民主”的所谓“阶级性”了。在我看来，“普世价值”问题的实质，第一，也是最首要的，是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在国际社会中如何处理好主权之间以及主权和人权的关系问题，而首要的不是阶级性的问题；第二，是在人类进步的进程中，如何在“进步”与“落后”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第三，不同文化间的冲突问题，这一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表现为：争取“话语权”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上述这些问题，基本与“阶级性”无涉，而主要是一个在“进步”与“落后”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国际范围来说，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实行“民主制度”的，有的国家依然实行的是封建专制或类封建专制统治，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政府，应当为自己的人民选择一种怎样的国家制度呢？是选择“专制”呢？还是选择“民主”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主”是国家管理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民主这种国家管理形式是最具进步意义的国家形式，也是国家存在的最后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在国家没有“消亡”之前，马克思主义者该怎样选择呢？我想，一定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民主”是一个人权问题，但是，在我们看来，“民主”虽然在本质上是一个有关人权的问题，但由“谁”来选择，却是一个主权问题——也就是说，不能由其他国家“越俎代庖”，而应当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如何处理好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你在“普世价值”的问题，大谈或按照冯玉章先生的话讲“侈谈”所谓什么“民主”的“阶级性”，根本就是不着边际！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然而，我还认为：在“普世价值”这个问题上，对当今世界的，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来说，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两方面的意见大概暂时都需要。但我想：“持续的反对”不会有太长的“寿命”！

    总之，我认为：凡是阻挡和拒绝“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或阻滞“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确立的“一切邪恶、黑暗、反动的势力终将被历史洪流席卷而去！”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郑重指出的：“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成果是不容破坏的！人类和平进步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一切邪恶、黑暗、反动的势力终将被历史洪流席卷而去！”

   我非常坚定地相信胡锦涛总书记说的这句话！

    要说我的立场？我的立场就是：

    第一、只要对整个人类的和平发展有益，对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的幸福生活有利，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尽管还不那么和谐）有益，我选择暂时“忘却”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对立的回忆”。因为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襟怀！

    第二、将“普世价值”本身和在正反两个方面利用“普世价值”的不良政治图谋区分开来；

    第三、支持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普世价值”问题，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海瑞两千于：2008年9月17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