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背后?

时下，普世价值的讨论颇为热烈，原本对这些倡导普世价值的论调本不想参与评述，原因至少有二：一是所有推论的逻辑思维再简单不过了，既没内涵也没学术性可言，不值一辩；二是套路还是“那一套”，即便批上了温情的外衣，实质也还是秉性难移的定势思维。然，不参与讨论似乎显得很没有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固，也谈几点对此问题的看法，并就教于诸学长。

一

普世价值争论在学术讨论早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目前国内某些普世价值争论更不是空穴来风，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只是借了“一个更温馨的口号”和“一件更华丽的外衣”来重复做一件陈年旧事，旨在依托改革的机遇企图来实现长期以来均未能实现的政治阴谋。　　

的确，“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特别能够适用于这些声称有“普世价值”的人们，而且我们也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到，某些论者对普世价值的论证方式非常缺乏学术性，也非常缺乏逻辑。 

其一，文明岂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有人说：“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永恒的，‘普世价值’不应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我们要挖掘历史遗产中的积极因素，抛弃那些与普世价值相背离的东西，瞄准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所确认的基本经济制度迈开前进步伐，坚决地将中华民族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①]声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民主，科学和法制，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②]不难看处，这些人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什么是文明？文明是否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我们怀此问题不妨来考察一下这一概念。文明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中，有文采光明和文德辉耀之意。清代李渔的《闲情寄语》中有“辟草昧而致文明”，以文明表示社会的进步、开化程度。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西方学者针对着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的生产方式、文化，使用“文明”概念，认为从“野蛮”到“文明”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其中文明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段。[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吸收人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文明作了科学阐释，认为文明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指出文明是在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后才出现的。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和人类认识水平低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混然一体，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阶级分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化，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才开始分化，相对独立出来，同时出现了数学、几何学及政治、哲学、法律、道德等各门具体科学，人类由此进入文明时代。因此，文明首先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中文明具有不同的历史特性。同时，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新的文明产生于原有文明的土壤之中，是在批判与继承原有文明基础上的创新，文明因而又具有累积性特点，即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是共产主义文明，那时，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成为自由人、全面发展的人。[④]可见，资本主义文明亦并非是唯一的、最高的文明，更不是所谓“主流文明”，把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博爱等等视为主流文明，一是不正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二是在理论和逻辑上一相情愿，仅仅只是自我设定的命题，至于学术与真理性根本无从谈起。　　

其二，民主岂能天下同一个形式？民主的是否就是一个唯一的模式，民主能否全世界都是一个普遍的模式。能够民主与民主的实现形式，形式的多样性，有人说中国“以国情特殊论”否定民主的普世性。典型的“机械民主论”。我们始终坚信一点，“西方国家在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时，把本该是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竞选，简化成两党制，这本身就是对民主的最大伤害。”[⑤]事实上，在任何现代国家，政党数量的多少与政体的民主程度并没必然联系，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不能机械地根据政党的多与少以及是否实行政党轮流执政来判定。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却被世界公认为典型的现代国家。[⑥]足以看出，借“民主”之名老把眼光“盯”在一党执政问题之上的，全然也没有任何新手段，也仅仅只是西方某些“心存自卑”的人以及国内部分“怀揣不轨”的人的一个伎俩，我们早已看透了。这就好比“手电筒”，通常总是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对外在于己的别人就要讲公平、讲民主、讲正义，其前提是涉及自己利益；而一旦是自己“出场”，就希望掌控“潜规则”所以我们斗胆揣测，民主不民主的问题实质是利益不利益的问题，以其说是实现所谓“宪政”推进民主政治进程，融入“主流文明”，倒不如说是害怕人民当家作主的坚定推进让一些既得利益者受损。于是乎，自建党之日起就始终致力于中国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党，一个真正旨在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反倒被说成是“专制的”、“拒怕民主”的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如果美国的民主形式是普世价值，那英国的“君主立宪”岂不成了反民主，反普世价值了？

我们认为，而且至始至终坚定不移地认为，民主的实行形式是多样的，连自然界生物都有多样性，为何人类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就不应该有（且不说有没有）多样性和特殊性？《晏子春秋·杂下之十》：“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怎样体现物种的多样性呢，“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这就是需要变异，物种在进化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变异，变异提高了物种的多样性。连自然界都尚且如此，人类社会又岂能孤注一形式呢？人类社会也更有多样性，直观的说，连人种都有差异，欧洲是白种人，东方亚洲是黄种人，非洲是黑种人，尽管在属性上都是人，但大家的风土人情、文化风俗、生活习惯都是多样的，又怎能让所有人只吃一种粮食、只穿一种鞋子、只说一种语言呢？　　

诚然，每个人都希望社会是善的，每个人都很好，每一个社会制度很好，但问题在于实现“好”的方式是否只有一种？我们要认识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普世价值都不可能是绝对高度地同一的，更不应该是某一种思想文化价值的一元霸权。只能先在包容、尊重个别化价值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具有能够广为适用和可接受的价值原则，而且这一价值原则也不会是高度同一的，只是层次上或底线上的相对的同一。　　

二

“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已经在前苏联的衰亡中得到了最本质和最深刻的证明。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在对抗社会主义制度时最惯用也是最“优秀”的手法莫过于以“最温馨”、“最大爱无边”、“最鼓振人心”、“最含情脉脉”的方式进行。　　

“普世价值”给社会主义国家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不也被历史所证明了吗？普世价值的背后同原苏共赫鲁晓夫“全民党”理论、戈尔巴乔夫“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如出一辙。戈尔巴乔夫曾浪漫地说到：“在20世纪，在这个紧张的世纪的末期，人类应当承认，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⑦]“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已经过时，应当藏在图书馆里”[⑧]，“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地球这条船上的乘客，不能让这条船翻船”。[⑨]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正是实践了这一所谓“普世价值”，推行了“民主的、人道的新思维”，最后非但没能实现全人类的利益，还亡党亡国，一夜间滋生了大量的资本寡头，腐朽官僚，民主和人道也“蒸发”了，社会也没实现公平正义。

事实上，在旁观者看来，正是口口声称要民主自由的人在阻碍中国的民主自由进程。司马南仅仅因不满南方某刊的某文提出了不同意见，竞被人骂得“一无是出”，什么“政治走狗”之类的言辞都用上了。这些论者一方面声称要尊重人权，一方面连别人发表言论的权利也要剥夺；一方面口口声声要言论自由，却连不同评论意见都不容接受，如此心态和如此之举，又怎能让人信服呢？可见，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总是要试图去牺牲或控制别人的自由来抵及的。少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连别人的自由都想要剥夺，又何以有资格言评自由？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今天我国某些人大谈‘普世价值’，既表明了其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又信心不足的虚弱本质，又表明了其臣服于当代西方强势话语而又极力加以掩饰的矛盾心态。”[⑩] 　　

                                    三　　

 “普世价值”论缘何“止增笑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没有消除之前，所谓“普遍形式的思想”只能是“抽象的思想”。价值主体及具体价值内容的这种多样化、相对性，决定了普遍价值必然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在人类差别不能消弥的历史阶段，任何抽象出“普世”的价值本质上都是反人类的价值！

第一，普世价值只有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时才会存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国际社会关系非民主化、敌对思维客观存在的现当代，尽管有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但“普世价值”只是神话！马克思说道：“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相当然就会自行消失”。[11]推而论之，即意味着只有消灭了阶级和阶级社会，才能使冒充的“普世价值”自行消失，使真正的普世价值变成现实，换言之，只有在无阶级社会中才存在真正的普世价值。　　

第二，价值普世程度是受规制的，价值的认同与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无法回避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差异。在个体差异性客观存在的条件下，价值的普世化充斥着单方的主观情愿色彩，其显而易见的逻辑悖论是，“你的价值何以要我认同？”可见，把某一种东西上升到或强加到世界各国身上，以所谓的“普世化”的价值大行其道实质是反人类的价值，其是非处于应然和实然状态的，也是十分缺乏自信的。　　

马克思在《得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自己编造出诸如平等、自由等的概念时深刻地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为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2]”　　

最后，我们不妨来重温下在1987年译介到中国的捷克著名学者弗·布罗日克《价值与评价》一书中的一段话，“在一定条件下，一部分公民有可能被人为煽动起来的狂热所吸引，并接受与客观情况相反的评价标准。在复杂的历史情况下，当对选择评价标准感到很困难的时候，某些人或者为了贪图方便，或者害怕采取独立的决定，便遵循强加他们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却是荒谬的、巧言惑众的评价标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仅感到心安理得，而且认为是在履行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义务”。[13]普世价值迎合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和欺骗了部分底层群众的同情，利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所引发的不满情绪一起“摇旗呐喊”，这正是这股思潮得以猖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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