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曲好唱口难开
今天，“普世价值”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围绕“普世价值”，众说纷纭。关于这一问题，我较早就开始关注。1988年，我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马斯烙主编的《人类价值新论》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这是一本论文集，是包括马斯洛、弗洛姆、蒂里希、贝塔朗菲、铃木大拙等在内的当时世界上一批关于价值问题最优秀的学者。我在《中国图书评论》1993年第4期发表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梦——漫议马斯洛的价值理想》一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8fco.html）指出马斯洛关于建立“一种不依赖人的自身存在之外的权威而基于人自己的自然本性之上的价值体系”的努力是失败的。我在发表于《东方》1995年第3期的《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一文中也曾经指出：“我们很难用语言清晰地界定这一价值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几乎每一个要素都可能受到怀疑”，“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体系不断发生着变化，一些陈旧的要素被放弃，一些新的要素被吸收。”（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7z9s.html）
有趣的是，当年曾积极致力于建立普世价值的马斯洛曾经在美国创建了“创造性利他主义研究协会”并担任领导人。而今天，在许多“普世价值”的鼓吹者们眼中，“利他主义”几乎是万恶之源。仅此一点，就折射出寻找人类的“普世价值”的路途还有多么遥远。
与“真理标准”问题一样，关于“普世价值”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家。几千年来，真理标准和普世价值问题吸引着人类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智者。伴随人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越深入，似乎离答案越遥远。今天，如果一个人宣称自己发现了“普世价值”，就好像一个人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标准”一样，只能表现出自己阅读的局限和思想的肤浅。
“心曲好唱口难开”，今天，我又面临了70年代末期曾经面临的相同困境。当时，我在理论上知道所谓的“实践唯一标准”是荒唐的，是不能成立的，但我也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实践唯一标准”具有反抗“两个凡是”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像许多同样陷于这种困境的学者一样，对此问题基本保持了沉默，并未发出过多的声音。只是为了说明自己并不糊涂，“留此存照”，我在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科学史上许许多多的事实说明，一个被实践无数次否定的理论，可能最终被接受，一个被实践无数次支持的理论，可能最终被放弃。正是由于有人执着地坚持那些未被证实的理论，有人大胆地怀疑得到无数实践‘证实’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8gk0.html）
与之相似，今天，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普世价值”也成为推动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派手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在这种局面下，我又再一次面临着理论与现实的困境。不论是来自社会主义派别和来自自由主义派别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努力，我都由衷地予以支持。因此，今天我又只能对普世价值问题基本保持沉默。
不过，我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困惑和疑虑：今天中国已经出现的明显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是否与30年前缺乏理性根基的“实践标准”有关系呢？今天，如果以缺乏理性根基的“普世价值”作为旗帜来推进改革，是否会使改革再次误入歧途呢？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在所谓“实践标准”的口号下，中国的许多地方正在实现从“权管钱”到“权换钱”再到“钱管权”的三级跳。我们也已经清楚地看到，正是在一片“普世价值”的鼓噪声中，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不期而至，使许多普通的劳动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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