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经济危局的救主：凯恩斯还是马克思

欧美经济危局的救主：凯恩斯还是马克思

凯恩斯和马克思的对话：资本主义的驯服与改造　　

——摆脱危局，共渡时艰：欧美的救市与凯恩斯的回归　　

目前，资本主义经过20多年的自由放任又再次掉进了全球性经济萧条的泥潭之中。退隐一久的凯恩斯理论又重出江湖，而意欲再次充当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凯恩斯的理论还能再把资本主义带出这种全球性经济萧条的泥潭吗？如若不能，其因又是什么？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马克思的分析又能给我们什么有益的启示昵？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奥巴马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去思考。

一、全球性经济萧条与凯恩斯的回归

2008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头。在这一年里，油价的飙升、通胀的肆虐才刚刚把亚太、欧美这几个大的经济体折腾得上气不接下气，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就又突如其来的发作起来。在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因素的作用下，怀疑、悲观、恐慌的情绪，犹如一个个幽灵而弥散在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之中。而格林斯潘在金融上的自由放任，则更是把资本主义再次拖向了全球性经济萧条这种总体性危机的边缘之上。现在，金融的恐慌、信心的缺失、投资的疑虑连同欧美负债消费的锐减，已经伤害到了实体经济层面，整个世界经济也越来越多地陷入到了这种需求萎缩、衰退加剧的穷途末路之上。

作为1929～1933年那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拯救者，凯恩斯的理论也再次因为新自由主义调控市场的失灵而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就像新自由主义20年前在撒切尔、里根政府的保守主义革命中所受到的待遇那样。在美国，布什政府出台了一个近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企图通过政府干预、财政援助和国有化的办法恢复市场上残存下来的那点信心。在欧洲，欧盟委员会则斥资2000亿欧元刺激经济，旨在通过它的计划劝说自己的“成员国应考虑扩大公共支出，以及减税、降息等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新华社布鲁塞尔　11月26日　电）从欧美已经出台的这些救市计划上看，它们的应对办法大多都来自凯恩斯的理论和工具。虽然这里面也不乏减税、降息这些现代货币学派的政策措施，然而这丝毫不妨碍欧美的资本主义对自己的自由市场经济采取更猛烈的干预和管制。应对这种全球性经济萧条似乎又让凯恩斯的理论和干预经济的工具找到了自己的用场。　　

然而，凯恩斯的理论也并不是什么万能的救世主。他的理论通过罗斯福的“新政”实验，虽也获得了不少世界性的赞誉和影响。但当年的美国能够走出1929年的那种大萧条危局，绝不是凯恩斯理论的一己之功，而实则还有某种意想不到的机缘和推手。据凤凰媒体历史专题——“1929年经济危机的遗产”披露，“从1933年开始的新政并没有使美国走出大萧条，……真正的救星还是二战，战时的军需充分吸收了美国过剩的生产力。”

现在的欧美世界之所以又想起了凯恩斯，只是因为它们的目前困境与其1929年的那种大萧条经历有着某种惊人的近似而已。依靠凯恩斯理论的指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近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而如今又仿佛碰到了从前的老问题，重新尝试一下凯恩斯的理论和工具拯救目前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就自然成为了欧美资本主义的首选之策。

二、凯恩斯的理论勃兴及其历史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凯恩斯的理论的确都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走出萧条危局提供了一整套干预自由市场的政策措施。其理论的历史性作用不仅在于从根本上抛弃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前提——“真实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而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种水准；”（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8页）而且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同上第23页）凯恩斯基于对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确切观察，从事实层面上论证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不能把自己救出经济大萧条的苦海。他在《通向繁荣之路》一书中告诉大洋彼岸的罗斯福，要摆脱危机就只能求助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了。这样，通过罗斯福的新政实验，凯恩斯的理论也就历史性地在欧美的资本主义世界开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纪元，从而把资本主义从岌岌可危的崩溃末路上拯救出来。

作为1929年经济危机的产物，凯恩斯的理论也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直接导源于对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大胆否定和深刻批判。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的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再到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我们可以从理论层面上看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逐渐演进的历史轨迹。

凯恩斯在自己理论的早期版本——《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通过否定古典经济学派所依存的三个理论假定，而为自己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找到了一个立论的基础。他说：“经典学派的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同上第7页）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凯恩斯发现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推演，下降的工资和利率最终都会自动刺激生产部门的产出，而使之达到新的均衡。然而，这种理论推演出来的结果却始终没能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而出来。这一观察结果促成了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产生了极大的怀疑。20年代的失业和那种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均衡，使他觉得自由市场经济并非能够完全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不足以带来整个经济的复兴。既然如此，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和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而刺激和启动一系列的投资和消费，就自然成为了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中苦苦挣扎的资本主义赖以救命的一根稻草了。

在与货币主义的论战中，凯恩斯的早期理论极为倾向于政府的支出和扩张的财政，而对减税、降息这些货币主义之类的政策措施，则统统把其打入市场干预的冷宫。胡佛总统在1929年无声无息的减税降息，让凯恩斯看到了货币主义的一套做法已再也玩不转了，该是通过自己的积极财政而干预经济的时候了。在人们对自己充满期待之际，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果敢地抛弃以往的自由放任传统，而坚决通过扩张的财政和公共工程支出的增加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和扩大就业。在凯恩斯通过扩张的财政而开列出来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不仅有飞机场、铁路公路以及社会公用设施的大规模建设，而且也还有给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的直接贷款等，就像现在欧美的救市计划所做出的那样。

更甚者，为了在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中挤兑货币主义的做法，凯恩斯竟然在没有任何经验与事实的支持下，而在自己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论证任何方面的国家开支，甚至是非生产性的开支，都能够引起经济的上升。比如他就这样写道：“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争……都可以增加财富。……假设财政部以旧瓶装满钞票，然后选择适宜深度将此旧瓶埋于废弃不用的煤矿中，再用垃圾把煤矿塞满，然后让私人企业把这些钞票再挖出来，……失业问题就没有了；而且影响所及，社会之真实所得与资本财富，大概要比现在大许多。”（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109～110页）凯恩斯的这一论证，为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的滥用找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据此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风靡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年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汉逊就曾断言，“用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的政府开支应当无限制地扩大，……以便达到充分就业。”（【苏】阿·艾捷里南特《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产阶级的环保协议于财政理论》第239页）据说，西方经济学界的克拉克、哈罗德、萨缪尔森等人也都支持这个观点。在这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的支持和主导下，扩张的财政和政府的支出逐渐被滥用起来。到了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终于把资本主义经济带进了凯恩斯的信奉者们自己也无法破解的“滞胀”危机之中。

三、资本主义因经济的自由放任再陷萧条危局

在凯恩斯的理论深陷在自己制造的“滞胀”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拔的时候，以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在被其长期压抑而沉寂之后终于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而对其发起了致命的反击，并通过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政府，而重新执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调控的主导权。在向自由放任传统的回归中，扩张的财政被请下了神坛，沉寂一久的减税降息、放松管制流行在欧美资本主义对凯恩斯革命的再次“革命”中。从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顿，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与苏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的冷战中，因其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易帜而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后来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中，西方的和平演变论者更是把这种欧美世界复兴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当作普世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来颂扬，并积极向那些经济转轨中社会主义国家或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兜售自己开列的发展经验和改革方案。

然而，向这种自由放任的回归和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兼收并蓄，也并没能把资本主义带入一种消灭了商业周期而再无危机的黄金发展轨道。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和改革方案在阿根廷、墨西哥、菲律宾、泰国等拉美、亚太发展中国家的一再挫败，已经证实了这种新自由主义并非什么普适的和万能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尚未伤及到实体经济层面的时候，在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大论战中竟然还有不少人沉迷于对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顶礼膜拜中，是一种理论上的无知还是想暗中呼应西方的和平演变呢！而如今，全球性的经济萧条这场欧美资本主义模式大危机，来得的确正是时候。它不仅在中国打了那些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顶礼膜拜者的一记耳光，更重要的是它将把更多的国人从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和模仿中唤醒过来，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现在，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又把资本主义拖到了一个自我毁灭的十字路口。面对铁的事实和这种全球金融经济危局，在美联储一贯坚持自由放任的格林斯潘终于承认了“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然而他在美联储监管上的固执和失误，却也葬送了新自由主义的美好前程，而又把自己的老对手——凯恩斯的理论和干预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政策工具推到了欧美政府经济管理的前台，用以拯救自己的市场。

四、凯恩斯的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

在凯恩斯的理论再一次地风靡于欧美世界而欲成为其救世主的时候，倒不如冷静下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独特研究视角，认真想一想凯恩斯的理论还能不能再次把资本主义从这次岌岌可危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作出这样的沉思和反省，很可能找到一些基于凯恩斯理论的阶级局限而无法找到的破解这场危机的线索。时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又再一次受到民众和学界的关注，其个中原因就可能在于此吧。

可以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凯恩斯的理论和工具在驾驭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上，尽管很能干，很管用。但它的作用最多只能是缓解缓解自由市场经济的阵痛和震荡，而决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那个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反复发作的根源——一味追逐利润或剩余价值的资本本性及其赖以存在的所有制基础。因为凯恩斯的理论并不想从根本上取消和摧毁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他只是想从暴戾和桀骜不驯的资本主义中把自由拯救出来，让自由市场机制尽快发挥效用，而不像胡佛总统那样坚守古典学派和货币主义的教条——一味信奉个人责任、小政府、守夜人、不干预自由市场等理念，一切都交给市场供求力量自我恢复，而慢慢坐等自由市场机制发挥效用，以实现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无为而治.”

不错，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也确有一个自发均衡的内在倾向，但这种倾向在资本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贪婪追逐和对等量资本收获等量利润的本能要求中，却总是在这种繁荣——衰退——萧条的剧烈震荡和反复轮回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的。利润率的升降固然是拉动这种自由市场自发均衡的内驱力，然而，资本的技术禀赋和垄断组织的人为阻碍却也让这种市场的自发均衡倾向一次又一次的夭折在自己的不断努力中。

1929年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总是期待这种自由市场力量的自我修复和自发均衡，却不知道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形成已极大的破坏了这种市场力量自我调节、自发均衡所赖以发生作用的条件和根基——即市场的完全竞争和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自由灵活的流向另一个生产部门。

五、危机的根源：恩格斯的认识与消除的办法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许永远搞不明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何要主张消灭商品生产，而实行依据社会消费需要调节生产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的理论对话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周期性的剧烈波动，从劳动的二重性上看实际上就直接导源于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经常分离和间歇性的尖锐冲突。亚当·斯密所设定的那个自利性的经济人固然也有使自己的私人劳动趋向于社会需要的内在倾向，但由于不对称的市场信息和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这两种劳动的经常分离与冲突的间歇性发作就成了一种常态，而两者的自发均衡反倒成了它们的波动所赖以环绕的一个中心之点，就像马克思《资本论》范式中的价值成为其市场价格波动的一个中心之点那样。既然如此，消灭商品生产就自然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改造资本主义，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环节。这样改造后的一个他者就应该是依据社会消费需要调节生产的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样也就克服掉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矛盾，从而使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在计划的统筹安排与调节下保持经常性的一致。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基于自己的阶级立场，当然也不愿意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模式推演下去。因为那将导致对资本主义的无情否定和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虽说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消费，但调节这种生产的却是资本的增殖需要。这种生产的调节者钻进了钱眼里，对生产的调节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或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全然不顾社会大众的生计和温饱。为了保持自己的利润，道德与人性沦丧的资本家有时竟宁愿忍受需求的萎缩与生产的停滞，也不降价让利，重新分配财富，以让更多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最基本的满足。比如在1929年的大萧条年代，美国的农场主宁愿把自己的小麦、牛奶、面包等生活必需品白白的抛进大海，也不愿降价销售而把其提供给那些衣不蔽体、露宿街头的饥寒交迫者。一边是可怜的资本家哭诉着自己的产品因需求的锐减而卖不出去，一边又是那些因没钱购买日常消费必需品的饥寒交迫者。这种生产繁荣与需求萧条，资本富裕与劳动贫穷的并存和伴生，最终都使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无可逃脱的陷进了这种繁荣——衰退——萧条反复轮回的泥潭中。正是这种资本与生俱来的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使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解决不了这种繁荣与萧条、富裕与贫穷相生相伴的二律相悖现象。

而要驯服这种暴戾贪婪的资本主义，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过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理论，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计划里，取代这种私有制的将是一种社会占有制。这种社会占有制将能够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和每一次商业循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浪费和破坏，而让社会生产合乎人的目的和生活需要。恩格斯对此写道：“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了顶点。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9——280页）在这种社会生产的组织里，它的调节者不再是资本自利性的贪婪增殖，而实则是全社会和每一成员的生活消费需要。

六、资本主义的历史宿命与危机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分析

然而，资本主义终究不会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改造方案的。它们宁愿在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相对缩小的矛盾中忍受着经济衰退与萧条反复发作的阵痛，也不肯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而成为自己的他者——“社会主义.”。

即使资本主义不肯自我革自己的“命”，资本主义也终究逃脱不了向自己的他者——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宿命。因为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里潜藏着某种自我毁灭的“基因”。这种基因就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榨取而导致的财富与贫困的两极积累。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国家调节的方式让财富在全社会更公平地分配起来，以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但因为自己的本性使然却无法克服这种财富与贫困两极积累的历史宿命。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写道：“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值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值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707——708页）

对于资本积累的这个本性，一些资产阶级的智者们也曾用极为不同的方式表达过，马克思也曾专门引述他们的研究成果佐证自己的观点——“资本的积累与增值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工人阶级贫困或饥饿的永久化。”比如，十八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奥斯特，就把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他论证道：“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同上第709页）在奥斯特之后大约过了10年，另一个资产阶级的智者唐森更是十分露骨地论证贫困是资本与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同上第709页）从这些资产阶级智者们的自我供述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是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既然如此，又怎能指望资本主义解决这种资本家的富裕与工人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的相对缩小、生产的相对过剩与工人阶级生活必需品的匮乏相生相伴的矛盾现象昵！

在凯恩斯指责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时，他的认识远远不如马克思的深刻。因为他不知道造成这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不是别的，而正是资本的增值本性使然，即只有使工人阶级的贫困或饥饿永久化，才能有效维持资本的剥削和增值。

七、危机的古典解释与恩格斯的批判

凯恩斯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古典经济学派的解释模式——社会消费水平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其实就是社会消费水平低的另外一种羞羞答答的说法而已。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这种解释模式，受到了恩格斯的深刻批判。恩格斯说道：“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但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了危机的地步。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2页）由此看来，凯恩斯的一揽子社会需求刺激计划之所以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带出这种繁荣——衰退——萧条周期性更替轮回的苦海，其因就发端于这种资本的积累和剥削对工人阶级贫困和饥饿永久化的依存上。

八、资本主义的驯服：凯恩斯与他的先驱者亚当·斯密

但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持与延续，也需要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之内。否则，日趋尖锐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就可能把它无情的摧毁掉。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风起云涌的工人罢工运动，让资产阶级看到了自己的末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仅丧失了自己的理性，而且也更把自己的暴戾性和阴暗面毫无遮掩的暴露出来。它的残暴和野蛮把社会上的更多阶层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列宁领导的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让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清醒了不少。它们开始思考如何驯服这种暴戾的资本主义，凯恩斯就是其中的一个较冷静的清醒者，但不是这种思考的先驱。它的先驱者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虽在倡导经济的自由放任和发挥市场那只“看不见之手”的作用，但他对这种自由市场经济也还保留着自己的独特疑虑。他不仅认识到了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善”——即解放被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长期压抑之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同时也认识到了它的“恶”。亚当·斯密在自己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谈到了一些如何驯服这种资本主义暴戾性的问题，只是没能引起后人的同等关注而已。

西方的经济学界都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由放任思想当做自己经济理论的不二信条了，但对这种自由放任不加节制的负面影响和道德沦丧的驯服，却没能进行理论层面上的积极思考。从凯恩斯与古典经济理论的决裂中，虽然很难看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对他影响的身影和线索，但凯恩斯却是在1929年大萧条中积极思考资本主义驯服问题的第一人。资本主义经过凯恩斯的改造，从自己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死劫难中逃离出来。但他的这种改造却止步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层面，他保留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只是想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驯服一下自由放任的市场。

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与恩格斯的设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对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恶魔”，恩格斯的解决方案是消灭生产力的资本属性，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商品生产的消除，让那种“按照全社会和每一成员的需要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自觉的组织”取代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所钟情的是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更无法忍受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市场机制。”（风凰资讯历史专题《1929年经济危机的遗产》　2008年12月15日　）他只是想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恢复市场机制的效用和劳工的充分就业，以防止更多的人滑到生存线的下面，而成为资本主义的“革命者”。凯恩斯从更多失业工人的街头抗议中认识到，如果政府仍旧秉持“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而继续不干预自由市场的运作，由其制造出来的财富与贫困的两极积累，必将把资本主义拖向某种自我毁灭的穷途末路。须知引发农民起义和工人罢工的诱因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这种贫困的积累和生存的危机。如果财富与贫困的两极积累把更多的社会大众都拖向了无法生存下去的窘迫境地，又怎能阻止其不爆发摧毁资本主义的革命激情昵！

正因为如此，凯恩斯也才热切地主张国家要积极地干预自由市场的运作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决不能坐视资本主义葬送在这种贫富的两极分化和尖锐冲突之中。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和担忧，罗斯福的“新政”不仅“急剧扩大了联邦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还建立了社会安全、失业保险、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福利措施，并重新分配了财富。”（凤凰资讯《1929年经济危机的遗产》）这样，通过这些福利措施把更多的人从生存线下面的苦海里拯救了出来。这不仅极大地缓和了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而且也让资本主义走出了自己制造的大萧条危局这场足以毁灭自己的生死劫难。

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之所以没有敲响，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最先爆发于欧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的工人阶级之所以丧失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志，这实则就是凯恩斯的理论和罗斯福的新政所造的孽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觉悟的唤醒，也就这样被凯恩斯的理论和罗斯福的福利措施给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假如没有凯恩斯的理论和罗斯福的新政去拯救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的预言也许早就灵验起来了。

九、不能指望凯恩斯的理论破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矛盾怪圈　　

但不管怎么说，凯恩斯的理论也还是不能把资本主义从这种繁荣——衰退——萧条日趋加剧的商业循环中彻底地拯救出来的，它只能减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阵痛和震荡，而有效阻止财富与贫困的两极积累和日趋尖锐的社会冲突毁灭掉资本主义本身。他的理论既然保留了自由市场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占有方式，并允许资本继续按照自己一味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调节资源的各种用途和社会的生产消费，，那么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永远摆脱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一再论证过的那种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相对缩小的矛盾怪圈。即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间歇期可能因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大大延长起来，但它总是不可逃避自己反复发作的运命。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下也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反复发作的运命呢？其因就在于它那个被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所异化了的生产目的。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不过是一个丧失人性，只知追逐利润或榨取剩余价值的怪物而已。它使生产只听命于自己的增殖需要，而根本不管劳工阶层的就业和存活。1929年的经济危机在就证实了这一点。在罗斯福新政之前，人性和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宁可把因为过剩而卖不出去的小麦、牛奶、面包、猪肉白白地抛进大海，也不肯通过低价销售的方式救济一下那些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而饥寒交迫的劳工阶层。乃至罗斯福在1937年还在说：“三分之一的国民长年衣不蔽体、居无所安、营养不良。一句话，饥寒交迫已成为了美国社会的日常现象。”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又是路有冻死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没有人性。

既然凯恩斯的理论不想从根本上颠覆和取代这种自由市场机制，而只是想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反周期的逆向调节恢复它的效用。因而，就不能再指望这次凯恩斯的回归能够把资本主义从目前这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中一劳永逸地拯救出来。

凯恩斯理论的回归固然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这种全球性经济萧条的阵痛，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繁荣，资本主义又可能重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危机的老路，从而再次催生放松管制、消减政府支出等自由放任政策的勃兴。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就可能陷入这种时而以国家干预为主，时而又以自由放任为主的矛盾怪圈。

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仅在社会基本形态的历史演进中找到了自己的例证，而且也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更替轮回中找到了自己的证据。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消长沉浮中，古典经济理论的失灵导致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勃兴；滞胀危机的产生则导致了凯恩斯理论的退隐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复兴。而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又再次否定了格林斯潘的自由放任，而把凯恩斯的理论请了回来，用以指导欧美资本主义的救市计划。然而，不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如何变化，它都救不了在这种总体性危机中越陷越深的自己。

十、危机的破解：马克思的计划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作为一个充满睿智的批判者，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能为解决这种总体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提供许多宝贵的线索。在欧美资本主义陷入这种全球性经济萧条之后，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走俏欧洲，这决非偶然。资本主义肯定不会全盘接受马克思的改造计划。如若那样，就无异于要求资本主义自己革自己的命。但这决不妨碍资本主义的驯服者从马克思那里吸取自己需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改造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比如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等措施，就可能被资本主义的自救计划所吸收和采纳。 据欧美的新闻媒体报道，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计划里就包括着不少银行、大工业国有化的举措。有人因此而放言奥巴马的救市计划暗藏着某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似乎要打开欧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闸门。

不管奥巴马的心里有没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打算，但从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寻求破解这场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萧条危局的办法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上可以看出，真正能够把资本主义带出目前这种困境的不可能再是凯恩斯，而极可能是马克思。

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从凯恩所的国家干预再到奥巴马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仿佛可让人们看到一条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糊图景来。

出于资本的本能反抗，即使一时还不能指望其急切地过渡到公有制或社会占有制这一新的基础上，但只要一直沿着马克思所设定的这一改造线索走下去，这对于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里独撑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危局的中国而言都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这样的过渡至少从历史的角度证实了我们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无比正确的。同时，这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摇者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因为资本主义历经磨难终于又投向了我们所极力推动的那种人类历史演进的方向。如若这样，资本主义的丧钟看来真的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中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这种大资本也被剥夺的影子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虽然这种剥夺不能像当年的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样疾速而利落，但即使是某种缓慢的剥夺，只要沿着这样的改造线索发展下去，它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总不会让人们再苦等太久。

从上面的这些陈述和论证中可以看出，既然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端于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财富、贫困的两极积累，那么，对资本主义的驯服和改造，就只能合乎规律地采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法，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按照全社会和每一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和自觉的组织。

欧美的资本主义在目前即使还不能采用上述办法，而只能在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上兜圈子。离社会主义似乎很近，但毕竟还不是社会主义，它只是在社会主义门外的一种徘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论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灭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5页）在我们欢呼奥巴马的各种国有化举措的时候，务必要认清这种过渡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界限。

在欧美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困扰，而在社会主义的门口徘徊之际，如果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能通过自己的跨越式的科学发展，而展示出自己独特的应对和化解这种危机的能力，这对吸引欧美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将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这种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出来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固然给中国经济也造成了不少麻烦，但同时也给中国复兴世界社会主义大业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往往就是如此。

十一、危机的出路：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与财富的重新分配

如果现在就让资本主义尝试马克思的改造计划，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恐怕这种历史变革的时机目前还难以成熟。因为体制的转轨与市场化的改革，虽然让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总量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的发展就跃进到了世界的前列，但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在这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而继续保持住自己高速增长的势头，这尚需经过一段时日的观察和考验。

另外，在所有制的结构上，中国尽管与欧美的资本主义也有着某种极为近似的构造，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但其中的组分和比重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中国的混合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这种社会生产的主要调节者；而欧美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是私营经济，国家调节的经济成分固然很大，但支配它的依然是资本的增殖需要。在这两种基本制度文明的和平赛局中，究竟谁更能让社会大众过上殷实、富足、安逸、祥和的生活，至少现在还无法定论。

正因为如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这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困扰下虽然被终结了，但这不意味着它们马上就会沿着马克思的改造计划，向社会主义疾速过渡而来。它们还要在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之中尝试着各种摆脱危机的办法。法国的总统萨科奇在轮值欧盟主席时，也曾放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终结这种论调，但在资本主义的驯服与改造中，他更青睐的却是凯恩斯，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在走俏骚动的欧洲。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计划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一生实际上要大致经历这样几个主要的阶段：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顶点，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梯就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目前的发展状况上看，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顶点——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欧盟、七国集团、八国集团、欧美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协调组织的广泛设立，就是这种发展新阶段的充分证明。

目前，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各种救市计划中，既有国家调节的成分，也有国际调节的成分，但总的说来，也还是以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为主。既有凯恩斯的扩张财政与扩大政府公共支出的办法，也有新自由主义的减税、降息等举措，体现着对凯恩斯与新古典学派政策主张的综合与兼收并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财政的扩张和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以铁路公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拉动起来的投资消费需求肯定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早已给我们论证过了即使是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都可引起经济的活跃和上升。同时，政府的减税降息也因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对其投资的扩张和生产的供给产生极强烈的刺激。通过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调节，企业的投资和社会的消费信心可能得到部分的恢复。但消化这种生产上的过剩产品，却要假以相当长的一段时日。即使政府的直接投资和公共支出，可以把一部分企业的过剩产品消化掉，但如果这种投资与消费的互动仅仅发生在政府与企业的层面上，那么，这样的国家调节终究还是难以把社会上的终端消费需求，也即一般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连锁式地拉动起来。比如，政府的投资和公共支出如果在GDP的增长中，仅仅物化为钢筋、水泥、铁路、公路、高档的政府办公大楼、别墅洋房、体育场、飞机场、小汽车等一般居民非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这样的投资和支出所物化出来的GDP因远离居民的日常消费，因而也就很难借助这种居民日常消费的推力，而产生凯恩斯所期盼的那种连锁性的乘数效应。

不错，这样的政府投资和公共支出也确实可以增加一些人的就业和收入，但却很难把这种投资和支出所拉动起来的需求扩张传达到一般居民的日常消费层面。因为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固然可以把很多的公共品和基础设施搞出来，然而，如果没有一般居民生活必需品生产和可支配收入的同步增长，又怎能满足人类生理意义上的消费需求呢！

在目前这种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中，生产的过剩、商品的滞销与需求的锐减，往往是与社会底层居民或劳工阶层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和这种消费需求的被剥夺相伴相生的。打个比方来说吧，假若在寡头垄断对自由市场的价格操纵下，香蕉、苹果、牛肉等生活必需品在某一价位上可能因超出某些社会阶层的消费能力，而导致需求疲软、产品滞销。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劳工阶层没有对其产生生理意义上的消费需求，或者说这些人并不想吃这些东西。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滞销，仅仅是因为这些劳工阶层收入低、财富占有的少，而没钱对这些生活必需品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日常消费需求而已。

凯恩斯把萧条或危机的形成归罪于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这样的解释就没能深入到这种财富与收入的分配层面。社会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的定义也不过是某一价位下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位置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关键词是某一价位下需求的均衡。凯恩斯的国家调节只不过想通过政府的投资和公共支出的增加填补这个供需缺口而已。

如果一种消费品从某个较高的价位下滑到一个较低的价位，在人类固有的生理欲望驱动之下，就可能导致对这种产品消费需求的激增。只是垄断的寡头们在对高额利润的追逐中会很快通过市场上的供求力量和自己的价格操纵，再把这种已扩张起来的消费需求重新拉回到原来的均衡位置。这个例子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产品滞销，与整个劳工阶层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及其这种消费需求的被剥夺，其因不是别的，而实则就是这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扭曲和不公。

假若能把收入和财富从社会的富裕阶层转移一部分到很多消费需求都亟待满足的劳工阶层那里，某种产品原本疲软的需求就可能因为这些劳工阶层的进入而急剧扩大起来。举个例子来说吧，假若在美国的日用消费品市场，苹果在某个价位下的消费需求量为1000万吨，而它的生产供给量却达到1500万吨，有500万吨苹果卖不出去。由于人类生理上的原因，即使把苹果的售价再降一些，美国的社会富裕阶层也很难再对这种苹果的消费形成多少有效的需求了。而与之同时，美国社会的劳工阶层对这种苹果的消费需求和欲望，很可能就因为收入的偏低和财富的稀缺而被剥夺着。假若这时能把一部分收入和财富从社会的富裕阶层通过政府再分配的方式转移到劳工阶层，那么整个社会对这种苹果的消费需求就可能因为这些劳工阶层的加入消费而激增起来。原本在某个价位上卖不出去的500万吨苹果就可能被这种激增起来的消费需求轻而易举地消化掉。这样，原本疲软的需求不仅能被激活，就连已衰退低迷的生产也可能在这种需求扩张的拉动下而走出自己的低谷。

所以，危机的真正出路其实就依存在这种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上。财富和收入积累在资本的一极，它可能形成投资上的需求。但如果其投资生产的产品需求锐减起来，它的投资在没有其他更好赚钱赢利机会的情况下，就可能转向非生产性的投机领域，比如股市、债卷等资本市场。而如果财富和收入能更大份额地分配到劳工阶层这一极，那么就可能对各种生活必需品、旅游度假等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这种扩张起来的消费需求就可能通过各种中间环节而对投资品的生产消费产生连锁式的拉动效应。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投资与生活消费也都可能因这种财富和收入在全社会的重新分配而一下子激活起来。

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各种救市计划里，它们的这种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仅仅限于通过就业的扩大和政府的减税、银行的降息而展开。这种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也主要发生在政府与企业层面，而在资本与劳工的层面则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分配计划。这样的重新分配很难把社会各个环节的生产消费连锁式的拉动起来。

要想通过这种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而刺激社会各个环节的生产消费，就要尝试新的分配思路。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不仅要通过减税降息介入到政府与企业的层面，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二次分配介入到政府与居民的层面，而且也还要通过政府立法、行政执法与增强工会的集体谈判和议价力量，而介入到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工的初次分配层面。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不应再对生产的初次分配继续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了。仅仅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杠杆以确保整个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公平分配，这样的办法可以减缓一下贫富的两极分化趋势，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财富与贫困在资本与劳动两极积累的基本面。正因为如此，这才使资本主义一直都难以摆脱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相对缩小矛盾的困扰。一边是商品的生产过剩与市场滞销，另一边又是社会底层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严重匮乏及其这种生活消费需求的亟待满足。一边是富人嚷着有钱没处花，一边又是穷人哭着想消费却没有钱。一极的富裕与另一极的贫困相伴相生，这就是资本主义永远走不出的矛盾怪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呢？主要原因也还是这种市场的初次分配所作的孽。须知，在市场的初次分配中，资本是极为强势的一极，它掌控着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主导权。而劳工阶层则是处于弱势的一极，只能凄惨地在自己的产业后备军的残酷竞争下，接受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给的较小份额。在欧美的一些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的高管们，其年薪奖金竟然达到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天价，而基层劳工的薪酬却不过是仅仅只够糊口的几万美元而已。阶级和谐论者总在说资本与劳动在共同分享着企业的发展成果，如果就是这样分享的话，又还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可言昵！这种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巨大差距在中国的企业中也同样存在。企业主、高管层的自定薪酬在中国企业比比皆是。依靠这种企业主、高管层自定薪酬的潜规则，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较大份额经常性地都被这些企业的权势精英阶层所据为己有。前不久媒体披露出来的一些企业高管集体贪污鲸吞国有资产和企业盈利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由此看来，如果不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调节而介入到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层面，就无法从根本上逆转财富与贫困在资本与劳动这两极恶性积累的趋势。

从目前的动向上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调节尚未产生这种介入的打算，对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依然交给市场的供求力量自主解决。面对经济的萧条，需求的紧缩，企业主和大公司的通常做法就是裁减员工或降低员工薪酬，运用这种办法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应对经济危局挑战。要知道，企业主和公司高管精英阶层的年薪和奖金往往构成企业运营成本的一个极大份额。消减企业运营成本，应对金融危机挑战，这些企业主和公司高管为什么不带头降薪？不错，在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逼迫下，欧美公司的一些企业高管们也自己主动地降起极少量的一点年薪，然而这不过是作点秀而已。这对改变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巨大差距，增强劳工阶层的消费对社会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因而，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必须从政府立法、行政执法层面积极介入这种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要保证劳工阶层在这种初次分配中占到一个较大的份额，要把企业高管阶层与劳工阶层的收入比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假若能通过这种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方案，而把更多的财富和收入从资本、企业高管的一极转移到劳工阶层那里，又何愁全社会的投资消费需求不因这一阶层各种生活品消费的增加而连锁式地拉动起来。

总之，通过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而让财富和收入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更公平的分配，这才是摆脱危机的真正出路所在。当然，在劳工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增加的同时，也还必须伴有为其所消费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生产供给的同步增长。否则，就只能导致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飞涨，而使他们的财富和收入又通过通货膨胀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作用，而神不知鬼不觉地又转移到资本那里。

在中国，如果把贪官手里的巨额财产重新分配到各种生活消费品亟待满足的农民、下岗工人、低保家庭等社会困难群众那里，又何愁各种过剩、滞销的生活必需品不被这些新的消费群体所消化呢！如果不信，不妨试试看。　　

　2008年12月25日　写于论道书斋，胡显达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