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洲：走出买办化歧途

走出买办化歧途（一）

——买办化道路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威胁（末篇·一）

买办化的发展道路即殖民地化道路。我在此前的文章中，通过对晚清买办化道路的历史回顾，及考察当代我们在此不归之路上的可怕发展，已指出此民族沉沦，国家衰亡，人民苦难之死路，乃我当前最大危险。走上此歧途已别无选择，必须彻底摆脱此厄运。

    凡走上买办化发展道路之民族，皆因其以助长腐败之法纪废弛方式对外开放，以致内外勾结，产生出势力日益坐大之官僚买办阶级，并取得政治支配地位。这个阶级不同于任何根植于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关系而必然产生的阶级——农民、蓝领工人、白领职员、民族资本家、小资产者等等，官僚买办阶级纯属社会肌体中腐败寄生的异化毒瘤，其职能只是为外国吸血服务而祸国殃民亡天下，没有丝毫存在的合理性。健康社会肌体中绝不应有其位置。

官僚买办阶级一旦得势而使国家走上买办化歧途，如同民族精神意志被外人主宰，必然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内政各个方面呈现殖民地化全面恶果。

政出多门的权贵寡头腐败政治

在政治上，因买办权贵与外国势力相勾结，导致外国意志操控买办内奸而主导国家政治格局，形成依附于外部势力之最腐败权贵寡头政治。此政治结构政出多门，互相挚肘，已丧失维护国家利益之国家意志。有人说这是“民主”形成权力制衡。此言谬矣！此非民主，（因其与民权毫不相干，）而是权贵们作主，所维护者乃其共同利益，而非国家人民利益。寡头互相制衡，则不能集权肃政。“民主”限于权贵，则无民意监督制约。既无集权肃政，又无民意制约，此政治结构向为藏污纳垢腐败养奸之最好温床。贪官污吏无不托庇于可拒王法之显贵，欺主显贵则为结私党而纳奸腐为其羽翼。此内奸卖国之天堂，他国谋我之乐园，谈何严明法纪？

凡民权缺失之国，如无外部势力干预，权贵多头政治一般不能长期维持，三架马车总要趋于一架马车。若此体制中权贵多头政治得以长期维持，则多为外部势力有意平衡维系，以从中渔利。如晚清太后垂帘，如民国军阀割据，皆徒有“集权”虚名，而无集权实效。

外国势力既需要权贵互相制衡而无法集权肃贪安内御外，又要使其内争不止以乘隙利用。挟洋自重之寡头权贵无不竟相媚外，争先卖国邀宠以获强国支持而助其内斗。这恰恰是最糟糕的政治状况，此秦灭六国政治渗透之首计也。（战，则其有内奸弄权，猛将安能立功？和，则有其买办卖国，何暴利不可得？）

中国之所以在1949年彻底清除买办政治势力摆脱殖民地化厄运后，又于当代重走老路，也是因腐败而被外部政治渗透的结果，买办内奸窃据高位，反利用我之行政资源和无监督专权体制缺陷对我反控制，并更深入地对我渗透。

正因我政治上被严重渗透，使官僚买办阶级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才导致我经济、文化、外交、内政各个方面全面而迅猛的买办化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之国家意志正趋于瓦解，唯一还体现国家统一意志（维护国家民族最重要的安全利益）的政府部门——军队，也在最高决策层中缺少发言权。

我今政治体制已形成多核心之弊，显见外部势力有意平衡维系。反腐若涉高层大员，须经高层共识方准调查。此政治现状已使最高领袖清除腐败之雄心退为“将腐败降至最低限度”之无奈。只要中国永远保持腐败，就永远无法清除腐败的买办势力而摆脱殖民地化道路，外国列强就可永远勾结买办势力剥削压榨中国人民。

为国际资本和买办利益服务日益衰败的殖民地经济

在经济上，由于官僚买办的内奸性质，将国家命运私授他人主宰，自弃经济主权以寻租，必导致严重的财富利权外流，经济命脉被外国控制，利益尽归他人，而穷困、破产、失业、动乱、屈辱、衰亡，则留给自己的祖国。

这条买办化殖民地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得到发展的只是买办和外国的经济利益。晚清和民国，官僚买办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从穆彰阿、李鸿章，到四大家族，皆富可敌国。但中国却丧失了几千年的财富积累，由世界最富庶之国变成最贫穷的国家，到新中国成立前已是衰微破败，百业雕蔽，民不聊生；造不出一辆汽车，一台机器，更遑论飞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官僚买办阶级再度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又重新开始了依附外国的经济殖民地化道路。

美国等国际资本在渗透进我高层并掌控我经济政策主导权后，就勾结我买办权奸，以长期的紧缩货币及高税率政策，将我企业利润空间压缩殆尽，使其大半倒闭，制造出大量失业人口形成庞大劳动后备大军，以将我国工资水平及出口商品价格压至最低，成为美国的廉价商品供应国。并造成我股市长期低迷，瘫痪其融资功能，使我大量民族产业（包括金融机构）在普遍经济和融资困境中只能被外资廉价兼并，幸存企业再也无力研发技术而只能满足于国际分工的穷苦力角色；我大量储蓄资金也因无投资机会而流往海外支撑美元，我们的黄金储备被运到美国存放，我们的外汇储备只能买美国债券。我原本为内需服务的国民经济变成了为美国及西方利益服务的经济体系，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因此而享受着一切利益，而中国人民则为此承受一切苦难。

我国杀鸡取蛋式的高额税收基本被用来对冲因买美国债券产生的（外汇放款）通胀因素，因美国债利息不抵贬值，等于将巨额税收都给美国人白使。仅此就已彻底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发展权。而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则用我之资金控制我经济命脉而获超额暴利。

早在三年以前，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就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

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

我国银行业无一例外均被外资较大比例参股，其中有些已被控股。我国现已没有一家独资的中资银行，却有数百家外资独资银行。

我买办大员勾结国际资本，频繁制造经济波动洗劫中国人民，并鼓励我贪腐非法收入造成的资本外逃，导致我国前所未有的财富利权外流。我们的股市总是让外资坐底而获暴利；在国际商品和外汇市场，我们总是低抛高买，利益尽归外国及大小买办，而亏损全留给国家；外资廉价控股我民族产业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数目，其中仅廉价参股我银行金融系统一年就赚走我1.7万亿元[注1]；我大量海外上市公司将国内垄断暴利给美国等海外股东分红超过其国外融资额数倍乃至数十倍；我参股外国银行金融机构的股价比外国参股我银行金融机构的股价高数百倍。此次美国金融海啸，美国竟勾结我内奸向我转嫁危机，为其垫背，压我继续以数千亿美元购买其必将崩盘的美债。现我所持美债已超过1.7万亿美元，合11万亿多人民币，其中8000亿美元公司机构垃圾债和股票已损失惨重（仅外汇管理局海外股票投资一年就亏损800亿美元），这1.7万亿美元美债正面临被美国当局必然（蓄意）实行的史无前例美元大贬值吞噬大半之厄运。

所有这些都不是以正常的经济手段，而是充分利用我民主和法制的缺失，收买我政府官员造成的。这条买办化道路继续走下去，中国必为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淌干最后一滴财富之血！

堕落自贱摧残民族文化的买办文化

在文化方面，买办化的发展道路必然生出殖民地买办文化毒瘤，它瓦解着民族精神意识，扼杀民族文化，破坏道德根基，泯灭民族自尊自信，以使国人自任低贱而甘为外人之奴。

中国买办文化的产生源于晚清腐败的买办化道路丧权辱国，致使民族衰亡；洋人在华趾高气扬且享有特权而愈尊，掠我资财而日富；而国人则受尽屈辱而愈卑，财富外流而日穷。上层社会因之弥漫崇洋媚外之风而丧失民族自尊自信。尤其上层文人讳言腐败者，将因腐败造成的巨大民族灾难统统归咎于民族文化。而这却完全符合列强欲泯灭我民族自尊自信之文化渗透意图，因而为之鼓噪传播者众多。此等舆论流传扩散，使我传统文化皆成买办腐败之替罪羊。汉奸、买办文化也随之兴起泛滥，形成近、现代植入我文化肌体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民国时期买办汉奸势力及买办文化继续发展，买办们总是以宣扬中国人低劣因而必须依赖洋人来证明其卖国有理。

新中国成立，官僚买办阶级被彻底打倒，买办文化也偃旗息鼓，但其并未根绝，旧上海十里洋场崇洋媚外之风依然散发着遗臭。随着对外开放及我腐败的发展，新的官僚买办阶级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百余年买办文化毒瘤终又起死回生，再度恶性发展，扩散溃烂。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无疑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值得自豪的民族。中国人文化上的优越感除其巨大的历史成就外更有其深刻的道德根源，中国人的道德观――德乃道体现于人，完全是基于自己独有之现实世界观（诸子百家莫不如此），而不同于其他民族以非现实的宗教信仰为道德基础，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深刻领悟到宇宙最普遍的同一性――道，及其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具体体现――德，即个人与他人和社会高度的同一性，利人爱人与利己的内在同一性。

中国民族文化由于其天然的人道基础及因此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形成根深蒂固内在的民族自尊心，因而中国的民族精神更追求道义纯洁，以及气节操守的完美忠贞。反映出我民族精神独有之不惧强不欺弱而只认天道人心是非正义之高尚品质。

中国人民从几千年的历史教训中深知：任何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由民众承受痛苦。因此，我国人民历来是坚定的爱国者，视国家兴旺和统一为最大最根本之人民利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因而也是爱国主义的文化传统。

那些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灵魂和脊梁。而卖国贼则只配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千秋万代唾骂。

爱憎分明，忠奸分明，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沃土中产生如岳飞、文天祥、杨业、苏武、于谦、袁崇焕、林则徐、左宗棠、邓世昌、杨靖宇、赵一曼等千千万万民族英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一个民族依靠自己100多年的自强奋斗，由受尽欺凌衰微破败而走出殖民地化歧途重新崛起，其不屈之民族精神必有超强凝聚力为其文化内核。惟道德情操高尚之民族，才有其内在骄傲自尊。惟内在高度道德自尊之文化传统，才会产生如过草地的红军和上甘岭坑道的志愿军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在绝粮绝水之绝境舍生取义而把生存希望留给战友。这是令一切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列强最为恐惧的精神力量。

要使中国永远低下高贵的头，只有诱导其人民道德堕落，灵魂卑劣，才能使其丧失内在的精神自尊而自认低贱。

因此，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及其道德根基，摧毁其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尊心，颠覆其（崇拜民族英雄憎恶汉奸卖国贼）爱憎分明的是非荣辱观，改变其大一统的国家民族意识，就成为妄图侵略、颠覆、分裂、压榨中国的国际政治势力最重视的问题。他们扶植中国内奸所主导的殖民地化进程迫切需要以汉奸买办下流文化来彻底颠覆中国高尚的民族精神文化。凡是中国人引以自豪，及一切可凝聚中国民族精神之事物，都要彻底否定。凡是中国及人类所不齿之龌龊卑鄙，见利忘义，叛国卖祖，甚至乱伦、同性恋、换妻等文化糟粕全在鼓励之列。

为此目的，美、日等西方国家以数十年渗透之功，在我文化教育和学术界、及文艺、宣传等所有意识形态领域培养了大批文化汉奸，对我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卑劣的精神渗透战，并产生了严重后果。

我国社会崇拜的内容已被彻底颠覆，从英雄品德和学者智慧崇拜蜕变为财富虚名崇拜，演艺明星和富翁因此而成青少年偶像。大量外来的和买办文化催生的垃圾文化侵蚀着青少年的心灵。我民族忠奸善恶荣辱是非标准虽还未被彻底颠覆掉，但已造成巨大混乱，不时有汉奸文人公然为秦桧、李鸿章等平反鸣冤，汉奸买办言论在公开场合也堂而皇之。大批官员学者厚颜无耻，以卖国依附洋人为荣，以中国人及其民族精神为耻。

外国敌对势力甚至亲自出马，利用我国现阶段道德伦理基础的真空对我青少年进行大规模邪教洗脑。近几年许多大中城市都已发现大量外国（主要是美国）人办的各类非法“培训班”，专以邪教手段诱导我国青少年道德堕落，教唆其自私自利，背信弃义，怯懦苟且，鄙视一切社会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其所传播之精神毒品不仅完全与我国文化传统难容，也与全人类（包括西方）公认道德准则相悖。其用心显然是在瓦解摧毁我民族精神和灵魂，把年轻一代都变成“范跑跑”，为彻底分裂、瓦解、毁灭中华民族创造精神条件。现此类“培训班”已发展到数千家之多，至少对我百万青少年进行了毒化洗脑。

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如上海、北京等地），却对这些精神文化渗透予以了配合，教育部竟否认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上海的教科书自删除了《狼牙山五壮士》后，又继续删减淡化关于毛泽东、长征、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等内容，而代之以经济全球化、摩根大通、比尔·盖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等等。而北京的教科书也不甘寂寞，以低俗的金庸代替严肃的鲁迅，以大量当代白话垃圾代替千载流芳的文化精品。北京、上海两地中小学教科书明显的去中国化倾向，比台独并不逊色。其庸俗低劣倾向更是有过之无不及。

近来在美国出动军舰横行我海疆，并支持日、菲、越、马、印尼侵吞我东海、南海领土主权的严重时刻，北京市教委竟将《奇袭白虎团》“打败美帝野心狼”等唱词选段从北京中小学京剧教材中删除，理由是与时代脱节。（如此明目张胆的汉奸行为，这是谁家的教育部门？！）

传统的中国是道德的深渊，而买办汉奸文化泛滥的中国则出现几千年未有之巨大道德蜕化，尤其读书人道德蜕化使民族精神民族灵魂受到致命打击。以往最受人尊敬的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之灵魂工程师）和医生（行救死扶伤之仁术），许多人蜕变成了不惜误人子弟甚至谋财害命的敛财高手。范跑跑之自私卑劣居然受到吹捧。更有大批无耻文人受外人豢养而成汉奸。

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读书人所学、所敬者，莫不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其大义。士子若有投靠外帮卖国求荣者，必以国贼、败类之恶名享千秋万代唾骂。从未有如今日，读书人竟有大批自贱之徒成群结伙甘为外敌走狗。其所追求之虚荣与其自贱之卑劣形成买办文化特有之精神变态分裂症――以自卑为尊，自贱为贵，自非为是，自毁为誉，自辱为荣；

在科学学术领域，对洋权威的盲目崇拜，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无洋权威的认可成了“科学”的标准，洋人不认可就不敢说，不敢想，不敢做。自己先进的东西也不敢坚持。中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医中药学及武术、气功、养生学的理论基础――经络系统及气血循环理论，既是中国人独有之阴阳对立统一世界观之具体运用，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的哲学和宇宙观，成为其组成部分。（世界其他一切民族的哲学由于未能抽象出宇宙最根本之阴阳对立范畴而只能用于解释世界，只有中国人的哲学才有实际应用意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此体现先进世界观之人与自然系统科学体系，及其令西方人困惑不解的种种神奇功效，已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普遍的推崇。（若非受外国人偏爱，中医恐早已难逃失传泯灭厄运。）

因此，不彻底否定中医及其理论体系，就难以彻底泯灭掉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并瓦解其民族精神。（如同不贬低岳飞、文天祥，不抬高秦桧、李鸿章，就无法彻底颠覆中国人爱憎分明的是非荣辱观一样。）于是，文化汉奸们利用各种传媒（主要是网络）展开对中医的疯狂诋毁……迄今为止，所有对中医的种种非议除暴露出蓄意诋毁者的恶毒及无知者的浅薄外，却仍未见有任何有学术价值的论点。

由于买办文化产生的崇洋媚外心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日渐淡漠，大量我独有之人类文化瑰宝已失传，其残存的也要以其范畴并不兼容的“洋科学”去规范，失传的速度反而加快，水平也因此而迅速下降，这又反过来动摇了国人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助长了崇洋媚外。形成文化失传和崇洋媚外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具有我中华民族那样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也没有一个民族如我这般自贱文化、自贱祖宗、自贱灵魂。

买办殖民地文化毒瘤的恶性发展，潜移默化地不断泯灭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自信，有些人因民族自尊自信丧失殆尽而堕落为汉奸。不论高层还是社会底层，民族自卑心理现都已广泛存在。开个奥运会我们居然要把世界上多半国家领导人请来，视洋人赏脸为奥运成功标志。为此而使美国日本等趁机窃取我巨大利益。日本仅一次象征性的地震人道救援，在买办内奸借此煽起对日谢恩潮鼓动下，就使相当一部分人受宠若惊，以至要“涌泉相报”，此因自卑而生一厢情愿之亲善幻想，是使日本得以顺利窃取我东海巨大主权权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中国人的崇洋自卑心理，中国生产的大批洋品牌商品对中国人的售价可比卖给外国人高出数倍。……

这些事实进一步证明：越自卑就越丧失民族利益，越丧失民族利益则越自卑……卑则愈穷，穷则愈卑；此恶性循环将永远困扰着买办精神文化充斥的国家！

总之，因我思想文教领域国家意志缺失，买办文化肆虐，国家利益（软实力）所受损害十分巨大，瓦解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并潜移默化严重侵蚀着一切国家利益领域。如晚清买办文化毒瘤之阴魂再现，其趋势发展下去当更甚于苏联解体，即使无外敌入侵和经济灾难，仅民族精神意识瓦解，民族魂魄消亡，也足以导致国家因此而四分五裂。

即使我们以后能彻底清除买办汉奸的政治经济势力，摆脱买办化发展道路，在文化上仍面临根除买办文化毒瘤，彻底荡涤其污泥浊水之长期艰巨历史重任。

屈辱的买办洋奴外交

在外交方面，因该领域直接关系到对外利益交涉，因此凡买办势力坐大之国，其外交皆为外国大举渗透，及买办力图全面控制之所在。

晚清李鸿章包揽外交，在朝廷和洋人之间充当掮客，挾洋自重，左右逢源，甚至帮洋人吓唬清廷，其洋务大都借公事而谋私，吃里扒外。另一方面，因腐败而致国家衰弱，弱国无外交，因此买办势力主导的外交必定是软弱屈辱的让步送礼外交——即洋奴外交，国家主权利益原则让位于息事宁人原则。晚清因此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因此而滑向殖民地深渊。应指出的是，这些不平等条约并非都是战争失败的产物。其中有些是胜仗败约（如1874年《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和1885年《中法新约》），有些则纯粹是买办官吏腐败受贿所致（如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就是崇厚、李鸿章等腐败受贿所致）。

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摆脱了弱国外交困境。彻底清除了买办势力的新中国，不仅一扫百年屈辱，敢于同时强硬抗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且能充分利用其矛盾纵横捭阖，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开创了我世界强国外交地位和广阔国际空间。

可惜当代官僚买办势力重登政治舞台后，又渐起晚清买办外交遗风。毛主席、周总理为我国外交格局打下的良好基础遭到破坏。

原本维护我国家主权原则，禁止美国对台军售的互利的中美关系，变成了美国以对台军售等手段操控台独，勒索我巨大利益，从而单方面有利于美国的中美外交关系。台湾统一大业因而受阻，岌岌可危，海峡两岸同胞为此都向全世界付出了巨大代价。

钓鱼岛及其海域因我单方面搁置争议而被日本控制。东海本是我国内海，现在日本不仅不付任何代价与我共同开发，而且我若在其所谓“中间线”以东与其共同开发，须拿出完全无争议的其他权益（如春晓气田等）交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的所谓“中间线”原则。

我外交软弱鼓励了周边国家蚕食我领土，现南沙岛礁大部分被外国（甚至弹丸小国）占领，并堂而皇之大肆盗采我石油资源。韩国也侵占我苏岩礁，意图据此侵占我东海海域。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势力对我外交领域各机构进行了长期大规模渗透，外交精英们普遍接受国外资助，胳膊肘外拐之人不在少数。

在美国联合日本支持台独，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并策动我内部分裂势力阴谋分裂颠覆我国的严重时刻，外交精英们却不断忽悠我高层妥协退让，反对增强国家军事实力，以“韬光养晦”“珍惜和平发展机遇”为最高原则，取代国家主权利益原则。[注2]

他们破坏国家外交战略，鼓吹帮美国制裁伊朗、朝鲜，不惜自断臂膀，陷国家于危局。为日本利益，他们则煽动一厢情愿无原则的“亲善”，使日本得以在“友好”的气氛中兵不血刃毫无风险地窃取我重大主权权益。

另一方面，由于我政治腐败，不能有效肃贪除奸，势力强大的买办内奸既得利益集团吃里扒外，更有大野心家以列强为靠山而谋其超政治地位出卖国家重大利益，从而大大削弱限制我自强攘外之软硬实力，也使我难以对外强硬。从而又再度使我外交沦为送礼外交、让步外交。有些政府大员不带大礼（大订单等重要利益）就不出国访问。如晚清一般，似乎只有“送礼”一种外交手段。对此日本外交界有颇为直率的形容“中国考虑的是何时向何人送出大礼才最有效果。”[注3]

软弱的买办“让步”“送礼”外交，必导致晚清丧权辱国失利的严重局面。众列强纷纷以欺我之恶招压我让步、送礼，参拜靖国神社、台独、藏独、疆独、人权、饺子、包子、出席奥运会、侵我海疆、窥我军情等皆为其筹码。我则今天以大礼送甲，以冷落报复欺我之乙；明日甲又欺我，我再以大礼送乙，以冷落报复欺我之甲。如此以我重大国家利益轮番相送以夷制夷，众列强则轮番享受欺我之利而乐此不彼。甚至刚受我大礼即得寸进尺翻脸提出新要求。

在日本宣布其军舰常驻我钓鱼岛，并从美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后，对此侵我领土主权赤裸裸侵略行径，我外长居然说钓鱼岛问题不影响中日关系，中日两国海军反而要加强合作巡逻亚丁湾。（受人欺辱还要强颜欢笑，耻乎？贱乎?） 我金融管理当局也仍然承诺继续购买即将崩盘的美债，为美国垫背。（以我之财，资敌铸造宰我利剑，真愚乎？装愚乎？） 如此自轻主权尊严，岂能获他国尊重？！

就连菲律宾一第三世界小国也不把中国领土主权和尊严放在眼里，在菲总统签署法令将中国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后第二天，我新任驻菲大使就向其递交国书，不仅转达我最高首脑的“亲切问候”，而且竟不知羞耻地称这位刚签署了法令侵吞中国领土的总统“高度重视中菲关系，为中菲战略性合作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方表示赞赏。”（人不自贱他人何以贱之？）

在美国间谍船在我南海专属经济区窥我军情，并派驱逐舰为其间谍船护航，兼为日、越、菲、马等侵我领土主权撑腰打气后，我外长竟奴颜媚骨，与此踢上门来恶霸达成共识，要避免与其发生冲突，非但如此，而且还要继续配合美国拯救其金融危机（还要买美债资敌欺我？）。

世上任何国家之间，首脑会见之前总要先改善关系，营造友好气氛；唯独西方国家与中国领导人会见之前要寻衅找茬恶化关系，以增其压我让步筹码。（领导人愿忍气吞声，十三亿有民族尊严之中国人民甘忍外辱乎？！）

新中国顶天立地之大国形象已荡然无存，晚清买办外交衰亡之道今又再现。

腐败混乱风雨飘摇的内政困局

在内政方面，买办化殖民地化道路，其实质就是外国势力和腐败的官僚买办阶级相勾结，形成共同剥削压迫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盟。买办寻租一分，则洋人必获数倍暴利，国家则更受十倍以上损失，因此必导致国家民族财富利权外流如涛涛江河难以遏止，国内社会矛盾因此而更加尖锐激化。又因法纪废弛，腐败泛滥，买办贪官巧取豪夺，人民遭受外国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双重剥削压迫而陷于苦难贫困，社会日益动荡。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官僚买办重登我国政治舞台，“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注4]，导致了我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财富外流，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及人民的普遍灾难就已注定了。

巨额的财富流失和为外国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彻底封杀了我国的社会利润空间，使原有的经济关系已无法维系再生产，只有拼命压缩成本一条出路，有些地方甚至倒退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而数亿人民失业、贫困，及破坏环境资源，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等等一切中国人民的灾难，也都不过是为了将中国出口商品成本压至最低，从而为美国等国际资本贡献最大经济价值，并使其可廉价控制我经济命脉的“必要”安排。

在此大环境中，所有个人、家庭、及整个民族的不幸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事情。不同的只是厄运降临对不同的个人家庭具体时间和场合的差别。他们或下岗失业，或为破产业主，或为遭人算计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或作挣不着工钱的民工，或作包身工，或去黑煤窑，或被拐卖黑砖窑作奴工，或为娼为盗，或被黑了良心的医生谋财害命，或子女学费导致家庭负债破产，或吃了假冒伪劣食物药物而中毒，或因环境污染生病早逝，或被黑社会威胁、压迫、盘剥、残害等等。用过去最通俗的政治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灾难都是“阶级仇民族恨”，这个罪恶的阶级就是官僚买办阶级。

腐败导致官匪勾结欺压人民，基层政权日益黑社会化。不仅买办权奸贪腐大吏无视王法，就连臭名昭著地方腐败典型，如地震垮塌学校豆腐渣工程责任者，瓮安贪腐黑恶势力等至今仍逍遥法外。时至今日，民众尚有几人无怨无愤？几人不受害维权？社会矛盾越尖锐激化，人民抗争及对其压制也越强烈，难以调和解决的大量对抗性社会矛盾使当局为求一时之安而封杀了一切可与人民和平对话的窗口——禁止上访，对媒体及互联网严格控制。民众申冤无门，只能与当局暴力对话，大规模群体暴力事件因而层出不穷，整个国家如遍布火药干柴。

而互相勾结的内外分裂势力则意图趁此危局分裂国家，非法暴富的买办权奸因惧怕日后人民清算，也阴谋盘算拆庙裂土，消灭祖国债权人，在洋人庇护下划地为王。为此，买办权奸阴谋将一切国家实力统统交由美国控制，黄金交给美国保管，外汇储备也都借给美国，现在（通过军工企业全球招聘高管）连军工秘密也要交出去，……买办汉奸卖国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而民众爱国却常遭杯葛。

因买办卖国导致财富利权外流还在迅猛发展，且势不可挡；因此而聚积的尖锐社会对立使局势越来越具爆炸性，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变革风暴……

总之，现中国已被美国、日本等全面渗透，这条买办化殖民地化老路已走到尽头，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内政，不论哪方面的危机均足以导致亡国乱天下，更何况各方面危机交织在一起发作？惟跳出此歧途，国家民族才可获得新生。

路在何方？——关于如何摆脱买办殖民地化厄运

中国之所以再次走上买办化道路，皆因官僚买办重登政治舞台并掌控大权。若要摆脱买办化殖民地化厄运，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彻底铲除官僚买办阶级的势力。这个阶级完全是社会腐败形成的夺命毒瘤，你不折腾它，它就要折腾老百姓，折腾光国家民族最后一点财富而亡国祸族害民，我们的和谐社会中决不应有其位置。

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使人民革命与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是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注5]

现在，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这个欺压剥削所有社会成员而无任何存在合理性的社会毒瘤，以其人民公敌的反动角色跳上政治舞台，胆敢充当阻碍中国进步的唯一民族罪人，集一切社会愤怒和诅咒于己一身，必将从反面动员凝聚中国人民的一切反抗力量，使之团结联合起来，同仇敌忾组织起强大的人民救国运动，将其彻底铲除而进入崭新的人民主权时代！

铲除了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后，为防止腐败再度滋生官僚买办，还须建立真正体现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民权缺位，无民意监督制约，是导致我腐败难以遏止之主要原因。这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官僚集团对文革的反动，剥夺了人民原有民主权利造成的恶果。要永远彻底摆脱买办化殖民地化厄运，必须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

在完成清除买办政治势力，及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这两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后，还须彻底根除百余年所形成腐烂的买办文化的恶劣影响，防止其不散阴魂一旦条件适宜便又借尸还魂，死灰复燃，瓦解民族精神，催生新的买办阶级和汉奸文化。为此须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至少要几代人上百年不懈之功才能彻底根除这个买办文化毒瘤。

由于官僚买办阶级的强大，铲除其政治势力谈何容易，中国人民要对付的不只是几个大官，几伙人，而是与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势力勾结在一起，并掌控我巨大行政和经济、文化资源的整个官僚买办阶级，其利益交织盘根错节，沆瀣一气，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无疑是一极其艰巨的历史重任。其艰难程度不亚于1949年胜利的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充分依靠人民伟力，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我们的人民之所以要爱国，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家园。中国人民深知：任何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由民众承受痛苦。因此，我国人民历来是天然而坚定的爱国者，在当今美国及西方列强、国际资本妄图分裂中国，收买汉奸剥削掠夺压迫中国人民的危机时刻，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更是高度一致。

因此，当代中国人民反对买办化殖民地化道路的伟大斗争，不但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而且更是一场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可以说，这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自1949年胜利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纠正买办化歧途的再版！也是当代全世界人民反抗西方垄断资本国际剥削和压迫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或许还要经历无数挫折和磨难才能真正成熟和壮大起来，但其前途无疑也会因此而更加辉煌！

（未完）

下接：走出买办化歧途（二）

走 出 买 办 化 歧 途 （二）

——买办化道路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威胁（末篇·二）

反对买办殖民地化斗争的三个基本要素——人民、人民领袖、人民军队

中国人民的敌人无疑是强大的，对此我们决不可心存幻想。但一切反动派毕竟是逆天道悖人心的纸老虎，一旦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都不在话下。但在人民未团结组织起来时，千千万万民众又不过是一盘散沙，沦为受压迫被剥削的弱势群体。而互相勾结的买办汉奸与国际剥削和压迫力量则有高度发达的组织资源，其强大也正在于此。

因此，人民必须组织起来，而组织人民并指挥使用其力量的核心，就是人民的领袖。由于人民的敌人——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势力，既可支配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美国及西方国家军队），又可利用我国内庞大的行政组织力量。因此，人民也必须有能对抗一切暴力机器的高度专业化组织——即人民的武装，人民军队。

爱国的人民，人民领袖，人民军队，这是组织人民力量进行斗争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必要条件只有紧密结合在一起，才可凝聚为反对买办化殖民地化斗争的伟大力量，人民才可战胜强大的内外敌人。

这三个条件中，最关键的是人民的领袖，人民是天然存在的，如无领袖组织指挥，则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惟真正可担负起历史重任之人民领袖——即“真命天子”，才能组织、指挥人民及其武装，使之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进行胜利的斗争。上个世纪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就是在选择了毛泽东为领袖后才走上胜利的坦途。

比起毛泽东领导的艰苦卓绝的中国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今天纠正买办化歧途的斗争有着更多的有利条件。中国人民毕竟历经百年奋斗曾经站起来过，并且富于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我们毕竟有毛泽东打下的核武大国家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已经是令所有西方列强不敢小视的武装力量；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仍有爱国爱民情怀，而不愿同买办势力同流合污。

但有一利也有一弊，也正因存在上述有利条件，人民对迫在眉睫的严重民族危机才缺乏强烈忧患意识。此外，当局对舆论（包括互联网）的严格控制，也是造成民众尚未觉醒的重要原因。于是，买办卖国导致的民族危机必将因缺乏有效的遏制力量而继续发展，只有当买办卖国真正造成经济崩溃和民族灾难时，人民才会普遍觉醒。

中国目前的民族危机，是由于人民、领袖、军队三者未能紧密结合，甚至彼此隔绝造成的。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之所以对官僚买办阶级无可奈何，也正是因其未能完全掌控军队，并且与人民群众之间隔着一个腐败的官僚机构，而此官僚机构却更多地被官僚买办阶级所控制。

官僚买办阶级之所以得势，正因其阻断了最高领袖与人民的联系，因而欺上压下，以“刁民作乱”恐吓领袖，离间君民；借“君权王法”压迫民众，狐假虎威。从而使领袖无人民支持而成孤家寡人，身危心悸；使人民无领袖组织而成一盘散沙，任人鱼肉。只要官僚买办阶级永远控制君、民联系渠道，领袖和人民就永远可被其玩于股掌而皆成弱者。

毋庸讳言，当今我国统治权力来源于军事力量的支撑而非民意。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领袖只有完全掌控军权，成为真正的军队总司令，才是名符其实的一国之君。军权即君权，就是最民主的西方国家，国家最高领袖也兼军队总司令。“君”之所以被“臣”封闭阻隔于朝堂（所谓政令难出中南海），正因其军权有限而无奈于臣强君弱。

因此，只要我最高领导人能完全掌控军队，进而突破官僚买办阶级的封闭而与人民建立紧密的联系，就能形成足以清除买办阶级的强大政治力量。只要此希望尚未彻底破灭，就仍存在避免社会动乱严重的破坏和流血代价而走出买办化歧途的可能。此可能性尚有几何？人民、领袖、军队能否结合？还取决于这三者之作为。因此需分析这三个方面。

1．人民

我们的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必将是铲除买办势力最伟大的力量。买办卖国造成的一切民族苦难都要落到人民头上，现人民已在承受这些痛苦，并且还将继续承受更大的痛苦，因此人民坚定的爱国精神毋庸置疑。正是美国和西方国际资本勾结买办权奸对中国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促进了并继续促进着中国人民的觉醒。这个觉醒就是由崇高的爱国心所体现的公民意识。

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市场化程度越高，人们的社会联系越广泛越密切，人的社会性也就越强。社会越发展，就越要求其成员的公民本质，缺乏公民意识的纯私人社会，只有衰亡一途而无发展可能。

任何个人财富，如果不能成为社会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具有社会财富的一般性而与社会的具体财富相对立，相联系，就不是财富。不论是富翁还是普通民众，其钱财失去与其所对应的社会财富的联系即一文不值。而财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过是其所有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纯粹的私人或许能够保住并增加自己的钱财形式，但无法保住其私产的财富内容。例如：当这些私产所对应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时，所有的私产尽管形式（及其数量）未变，也与遭洗劫无异。

因此，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公益精神，无疑是维护社会及其所有成员利益最重要的精神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之魂。

从民众自发组织出海保钓，到2005年全国十几个城市数十万民众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游行示威，到2008年春海内外华人排山倒海般反对西方分裂我国阴谋的爱国浪潮，及汶川特大地震百万志愿者及全国人民表现出的公益精神，均体现出这种由伟大的爱国心和公民意识产生的社会责任感。

正是国家民族及人民利益受到的严重损失和威胁，唤醒了商品经济社会千千万万私人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不是作为经济社会的私人，而是作为公民而呐喊奋起。并且这种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是构成我民族崛起及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最伟大的精神支柱！和“五.四”运动一样，这种崇高的爱国热情和公民意识标志着我中华民族新的觉醒！

另一方面，由于近十几年来买办文化兴起泛滥，境外腐朽文化输入，及大量美国“培训公司”对我国青少年的大规模邪教洗脑；以及城市独生子女因特殊环境形成的性格弱点，且社会又未能采取针对性教育措施对其纠正；我青少年崇拜的对象和人生追求目标（价值观和人生观）已普遍被严重颠覆。我国社会最具活力的80后、90后青年似乎已普遍缺乏“五.四”运动时青年学生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和志气，因此未来中国还能不能涌现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改天换地的杰出人材？如果很难，则无疑将大大增加中国铲除买办势力而重新崛起的困难，并延长这个痛苦而悲壮的历史过程。

但有一条规律毋庸置疑：不论前途多么艰难曲折，只要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并且在其前赴后继的斗争中终将涌现出国家民族所需要的一切人材。（就是80后、90后青年，他们毕业即失业而陷入生活困境，其所承受的太多民族苦难也必将促使他们迅速觉醒，而投入反对国际资本和买办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

正如毛主席所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中国人民的斗争必将依此逻辑取得最后胜利！

2．领袖

领袖并非最大的官，领袖是君不是臣。领袖肩负民族和人民的希望重托，须有超乎寻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须有包容宇宙之志，恩泽八荒之心。

现民族和人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彻底铲除勾结国际资本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官僚买办势力，以重新获得解放。此重如千钧之神圣历史使命，责无旁贷落至领袖双肩。此即天命！天命非任何位高权重者私授，而是天下人心所系；勇于承担此历史重任，得天下人之心，即真命天子。人民的领袖必须有为人民降妖除魔的勇气和抱负！

惟领袖才能统帅军队，组织人民，从而凝聚民族和人民伟力。人民盼领袖救其于水火，解其于倒悬，如盼救星望眼欲穿。人民与官僚买办阶级势同水火，不可能和谐。对人民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领袖也只有与人民和军队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领袖，才可行其君权而有所作为。失去与人民和军队的联系，则如无根之木，孤家寡人，可任人摆布；非但于其君责无能为力，而且身危处险，稍有不慎，轻则被废，重则遇害。

君有军权，则真君也。但仅有军权而无民心，则暴君也，必不久长。有君权而得民心，则圣君也。惟圣君可创继往开来之盛世，国运长久，名垂青史。

谁都可以洁身自好，远离是非，惟独领袖不能。君位乃政治漩涡中心，天下最大是非之地。处君位而谋避是非，如穿飓眼而图躲风雨，南辕北辙乎？

谁都可以混几年退休，唯独领袖混不得，其他人都是对上级负责，惟领袖是对历史，对天下，对民族和人民负责，这个责任是躲不掉的。一旦被历史推上这个舞台，其历史责任重于泰山！如愧对其历史重任，百年后自有后人评说。

面对人民的敌人，领袖如思与其和谐相处，犹欲孤身而处群狼，自寻其险乎？

领袖不用其君权堂而皇之清除奸臣民贼，则奸臣必隔绝君民之交，狐假虎威，借君权之威剥削压迫人民，祸害民族国家，使人民怨及领袖，领袖离民愈远则其势愈孤，进而危及其自身安全。领袖不领导人民为民为己除害，则君权必为人民之敌利用而害民害己，没有第三条道路。

君权自用，则志行天命，威服四方，恩及宇内，功在人心，千秋传颂，圣王比肩。

君权他用，则狐假虎威，祸乱天下，君危民怨，愧恨初衷，史书见责，君名何谥？

可见：领袖者，须有为国为民除害惩恶之坚定决心方可为之！有此决心，则自保之，天佑之，民拥之。无此决心，则自毁之，天弃之，民离之。

我最高领导即位之初，就面临前所未有之政治困境，处于买办贪腐势力重重包围之中。现一晃六年，政治环境险恶如故，其与人民隔绝依旧，军权仍未巩固，官僚买办朋比环伺，于此困境中苦撑危局实属不易。惟冲破官僚买办封锁阻隔，紧密联系人民和军队，君权才可名符其实，由弱转强。

如何联系人民，以获其有力支持？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渠道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的联系。互联网也是由人管理，如无可靠之人，互联网作为工具也如其它传媒一样，可基本被官僚买办控制，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惟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之心才是最可靠的社会联系。但人心又难测，此乃为君者困惑所在。因此，是否知人善任，乃明主与暗主之区别。

为君者不可能直接接触芸芸众生，其职责性质要求有一个不受外界干扰，却又能了解联系外界的安全工作环境。知晓治理天下，却不能被天下熙攘纷乱所扰；君处天下中枢，又须有严格的安全措施。因此，国君与民间，只能是某种封闭程度的有限渠道联系。“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注6]

君主与外界（包括属下的官吏机构）的联系，只能通过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勤杂人员等等）；而与民众的沟通，则是通过政府机构官员的间接联系。身边工作人员和官僚机构，是君主联系民众的两个必经环节，也是可封闭君主于铁幕高墙的两把锁。

荀子曰：“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暗，无卿相辅佐足任者谓之独，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暗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注7]

所谓“便嬖左右足信者”，指君旁忠诚可信之随员。“卿相辅佐足任者”，指足以胜任辅佐君主职责之贤臣宰相。君旁无可信之人，则受蒙蔽而成暗主。朝中无贤臣辅佐，则与民隔绝而成孤家寡人。外交人员不得其人，则国家孤立。三者具备，国家没亡也和亡了差不多。

何以我最高领导即位六年仍被官僚买办封闭而没能结合人民力量，以获其有力支持？无非也是身边随员与朝中大臣，此二必经环节的问题。

君旁随员自古就是内外一切政治阴谋拉拢腐蚀的对象。中国又是大国，大国领袖“便嬖左右”更是列强渗透之首选目标。曾有一台湾人炫耀，说他在我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人员身上花的钱每年高达数百万美元。一台湾人如此，美、日、英等列强又当如何？不仅列强如此，国内更有大吏权奸，当涂重臣，及垂帘弄权者，于君侧安插收买亲信耳目，窥探误导领袖一举一动；与君旁“便嬖左右”互相利用，互不得罪，互相包庇。

并非君旁就无一可信之人，但因其皆为内外政治势力最重要渗透目标，被收买为他人所用者恐不在少数。君旁多一人为他人所用，则多一定时炸弹。若人人为他人所用，君遭劫持也！

朝中当涂重臣扼天下内外事要，控君民君臣之交。又如韩非子所说，有君旁“左右为之匿”，“敌国为之颂”，“群臣为之用”，“学士为之谈”，“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注8]

敌国、君左右随员、群臣、学者，此四者皆因有求于当涂重臣而为其美言，是其“四助”。邪臣因而享有美誉，重臣不可能忠君而栽培自己的对头，而君主对大臣考察又难越其“四助”之围，因此君愈受蒙蔽而大臣权势愈重。

最高领导之所以六年未能结合人民，皆因官僚机构一套制度，将其束缚局限于官场体制之内。用人考察皆难破重臣“四助”之围。“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我今官场腐败至此，任人唯亲唯钱，裙带贪腐。已足证此体制内人事组织制度之失败。（举荐制若无举荐者责任制弥补缺陷，腐败必不可救。）若仍指望以此失败人事组织制度选拔“忠臣”为领袖联系人民桥梁，所用者仍属谋私之人而有求于重臣，领袖则依然难破重臣“四助”之困。

何谓当涂重臣？如韩非子所言“重人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注9]

重人于官场无人能制，若仅局限于官场及其规则，君在其股掌之中。

惟爱国爱民之“智术能法”之士，乃当涂重臣天敌。因其为民谋利，体现民意，联系人民，乃领袖联结人民桥梁。这些理想主义者不谋私利，很难为当涂重臣所用；却秉公依法，乃当涂重臣致命之患。

如韩非子所言，“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注10]

智术之士听用于君，则明察重臣阴谋；能法之士听用于君，则纠正重臣违法罪行。君用智术能法之士，当涂重臣必被绳之以法。因此，“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君主为改变臣强君弱之困局，常急功近利拉拢权臣，或未辨贤愚而任人唯亲，以期加强君权。殊不知臣之权势来源于君，古人对此喻之以狐假虎威。为君者若虎看狐势，则本末倒置，事与愿违。而不辨贤愚任人唯亲，则其仍可能因谋私利而与重臣互相利用。对此荀子有精辟论述：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故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注11]

“有乱君，无乱国；”是说国乱的责任，只能落到国君头上，而落不到国家头上。

“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指法的具体化）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是说法治要靠人去实行，法不能自己落实；执法者得其人，则法存；执法不得人，则法亡。

“故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是说明君用人重其是否胜任职责，暗主用人则重在得权势。用人以材，“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如此君权自然势大。而用人重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则君权反而危险。因此，为君者主要工作是寻找可托大事之人，而不是辛辛苦苦使唤下属。

中国自古以来，从不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智术能法之士”。主明政通时，这些人多在朝堂；而主暗政弊时，这些志士仁人多在草野。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史，就是一部爱国爱民的理想主义者与当涂权奸斗争的历史。简言之就是忠奸斗争史。忠臣得势，则明君在朝与民意较多沟通，能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均较缓和，社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而奸佞得势，则壅主擅权，隔绝君主与人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日益尖锐，导致天下大乱，乃至改朝换代。

古往今来，有抱负的志士仁人总是思得明主。忠君，也被中国人当作一条道德准则。因为君权强大可抑制贪腐权奸，冲破其封闭阻隔更多联系民众。

今天，如为君者总墨守成规，陷在失败的精英组织制度怪圈里用人，就永远无法突破买办权奸“四助”之围而选贤任能知人善任，也就永远不能联系人民，从而也越发看不到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而只看到狐假虎威的权势者，陷入用人重势，“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的恶性循环。

爱国爱民，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国家公务员从业准则，也是最重要的用人标准。不爱国爱民者，理应除其公职。应学习毛泽东，对重臣发现其严重的谋私之心，尤其政治野心，则坚决将其从政治上拿掉。

而对身边工作人员，应学习毛泽东首先要求其讲真话，忠诚可靠。并对其经常更换，筛选其中忠实足信廉洁无私者，可留身边工作较长时间。

总之，如果我最高领导能利用其统帅军队之威，名正言顺之利，结合人民力量，自上而下完成历史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从而使国家民族避免再付出几十年动乱及千千万万人流血的代价，则无疑将名垂青史，与伟人同列。反之，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坐视买办卖国造成巨大民族灾难，并导致长期流血动乱，那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也是为君者个人的悲剧。此历史责任百年后自会有后人评说。

难道有爱国爱民之心之最高领导，在有幸为国家民族建立旷世奇功而成为历史伟人时，愿放弃此他人绝无而自己仅有之天赐机缘，却愿承担历史悲剧的重大责任，并听任权奸害民害己吗？

3．军队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在1949年获得的解放，就是将解放人民作为其使命并以此命名的人民解放军的辉煌业绩。今天，人民和民族的再次解放，也仍将依赖人民军队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毛泽东创建指挥的人民军队之所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战胜最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而始终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就因其有理想主义的军魂。

军队乃社会最强武力，若无为国为民之理想为其军魂，则必堕为军阀。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党指挥枪”，就是为使我军有一理想主义军魂，永保其人民军队本色，因为过去的共产党是一为理想主义奋斗的党。军队的理想主义军魂，乃党指挥枪之真谛。（就是现在，“党指挥枪”对于加强我最高领导与军队的联系仍有积极意义。）

卖国内奸，乃卫国军队背后暗箭黑枪，不可两存之仇也。内奸得势，虽猛将难免风波之难，虽精兵难避败军之险。（现军工企业向全球招聘高管，岂非对军队及士兵生命之严重威胁?！巨额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债，岂非资敌？）惟拥君除奸，为民除害，彻底铲除买办汉奸势力，军队才可无后顾之忧。

铲除强大的买办汉奸势力无军队之力难以实现，而军队若不拥君顺民积极除奸，则其后背寒刃森森，前途危难重重。买办权奸当道，我军虽勇，必毁其手。或因朝臣弄权于内而难以立功于外，军旗蒙羞；或因坐视内奸政客分裂国家而无用武之地，军人忍辱；或为官僚买办利用而与人民敌对，军誉玷污。或被秦桧陷害而再现风波毒手，将领蒙冤。

难道我打遍天下无敌手之英雄人民军队愿坐视买办权奸颠覆国家，分裂民族，荼毒人民，劫持领袖，毁灭军队，羞辱军人吗？尤其我军一些骨干将领，乃开国功臣之后，愿坐视先辈奋斗之荣耀丧于己手乎？

目前许多地方腐败已使政权黑社会化，官匪勾结欺压鱼肉人民，不断激起民变。民众翘首以盼，希望人民军队能铲除各地黑恶势力而再次解放人民。去年瓮安民变各族群众对“红军师”的热情期望就印证了这一点。

当前外有美、日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买办权奸卖国，并勾结内外分裂势力阴谋分裂颠覆国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买办化送礼外交让步外交，以息事宁人苟且偷安取代国家主权利益原则，使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面临新中国前所未有之严重挑战。

人民军队内临除奸扫恶，外临捍卫领土主权之艰巨救国救民历史重任。

这些年来，我军武器装备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很快。但毋庸讳言，我军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在当前官僚机构全面腐败的形势下，军队也在滋生着腐败，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腐败。因此，很多人质疑，军队还能否完成其历史使命？能否外御强国，内平奸贼黑恶势力，再次解放人民，拯救民族？这一切均取决于我军是否还有其军魂——救国救民之理想。有此军魂，我军将一如既往，服务人民，战无不胜，为军徽增添新的荣耀！无此军魂，则军队变质，如旧式之军，攘外弱旅，军民对立。

因此，我军军魂在否，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至关重要。如果我军因腐败变质失军魂而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则中国人民的斗争就会更艰苦而漫长。但人民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人民还会在自己的斗争中产生新的人民军队。如同我军的一些骨干曾来源于旧军队中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如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彭德怀等），若再有全新的人民军队，也将会有一部分骨干来源于我军现在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尽可能抑制军队腐败的发展，并有效地在军中灌输救国救民理想，尽可能使更多部队能保持或再聚已淡漠的军魂，哪怕只是使一部分做到这一点，对中国人民新的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爱国主义理想教育是学习岳飞、文天祥、狼牙山五壮士……，而不是参观扼杀民族产业引进敌国昂贵过时技术的京沪高铁。）

通过以上对人民、领袖、军队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知，此三者都是官僚买办阶级的对头，都有将其铲除的要求，其中以人民为最坚定彻底，因为人民是买办卖国的最终承受者而无任何退路。而领袖和军队，此二者于买办势大而使之彼此完全隔绝并与人民也隔绝时，则或被其完全控制，或殊死一搏，或与其妥协。

人民是中华民族反抗殖民地化道路铲除官僚买办阶级斗争的强大动力和源泉。人民的斗争不达胜利目的则永远不会停止，无明君胜任其责，则人民斗争会再涌人民领袖；无武装除恶降魔，则人民斗争会再现人民军队。

当前我国能否避免社会动乱的严重破坏和千百万人流血的代价走出买办化歧途，关键在于领袖与军队和人民的联系。而领袖联系人民和军队的关键却在用人。

如前所述，用人得法，则不乏贤才良将联系人民和军队，既得下情，又行上意，民主集中，一同天下之义，政通人和。人才得用，赏罚自明，何愁奸佞不去，天下不治？

反之，仍局限于失败的组织制度中惑于“四助”伪言，则买办权奸壅主自重，欺上压下，狐假虎威，内外勾结，天下必大乱而不可救。

领袖联系人民和军队，除用人关键环节外，还应抓住一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出现）的有利时机，解放人民。现在人民被捆着手脚，受着压迫，惟解放人民才能获其强有力支持！

近年民变频频，皆告状无门之民众心怀不满自发反抗，与当局暴力对话。而我每每只求息事宁人，既惩闹事之首，也换当事官员，却往往顾忌牵涉大员势力而不敢依法公正处理，更不能深究根源铲除贪腐黑恶。“乱”虽暂平，但民心不服，黑恶贪腐势力依旧，民怨依旧。

民变者，乃民众与地方当局矛盾激化之产物，其中必有贪腐黑恶积民怨惹民愤。因此，凡民变皆领袖联系军队和人民，以获其支持，并解放人民之良机。

每逢民变，最高领导应速派爱国爱民干练廉洁钦差大臣（如果还有的话）去当地公开审理案情。钦差应带警卫部队（维持秩序，联系群众，监督当地公安），并带全套办案人员，包括法医等技术人员。接管保护全部案卷及在押疑犯，杜绝当地公安（已成一方当事人）可能采取的逼、供、信，及串供。若处理得好，公正解决，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则可重获失之已久之民心，使一方长治久安。一地处置得当，则天下归心，稳定大局。（相反，若一地以压服求稳定，使贪腐黑恶逍遥法外，或可暂稳，但人心不服，终酿天下大乱。）

民变固然有其破坏性，但其使矛盾暴露，而且民众的自发反抗正说明其强烈的变革要求，正可趁此时机在人民支持下公开审理顺藤摸瓜，揭开地方黑盖，牵出幕后黑手，清除贪腐黑恶势力。并就势利用民众的政治热情进行公正的选举，（因各地出现官黑勾结的地方黑恶势力，现基层民主选举往往有名无实。而民变恰恰提供了借此铲除地方黑恶势力之良机。）重建真正代表人民的各级民意机构和当地政权组织，如此可摸索出一条基层民主改革之路，并从中发现真正为人民谋利益为民众信任的领袖人物，作为联系最高领袖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加以培养历练。执政党若有整党意愿，也可就此广采民意，去腐纳贤，纯洁其基层组织。

如此一箭数雕，君权因有人民和军队支持而得势，成为强有力的人民领袖和军队统帅。人民因有领袖组织和军队撑腰而重获解放，确立民权；人民的斗争因而受到鼓舞，并规矩约束其暴力破坏因素转化为推动历史进步之积极斗争。军队也因有领袖统帅和人民支持而空前强大。如此可剪断官僚买办阶级之根基羽翼——沆瀣一气的地方买办贪腐黑恶势力，使买办阶级在政治上陷于孤立。领袖、军队积极配合人民的斗争，挣脱了枷锁而重获解放的人民必将焕发出移山倒海之伟力，给领袖和军队以极大的支持。

抓住各地方民变之机为其民主改革试点，变坏事为好事。数次之后，即可总结经验，聚揽人才，培养骨干，逐步向全国推广（铲除贪腐黑恶势力的）真正民主改革。

这实际上是1949年胜利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再现。各地方的民主改革是中国人民反对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领袖不能统帅军队组织人民自上而下完成此民主改革历史使命，则人民的斗争必会自下而上（在产生自己的领袖并组建自己的军队后）完成此民主革命历史重任。人民盼望领袖救其出水火，如希望破灭，就会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历史选择哪条道路，取决于最高领袖的魄力和决心！

关于建立人民民主制度

不论任何国家，须首先为一强权组织。惟强权方可外御其侮，内安其境；否则无法维持国家存在与社会发展最基本之安定秩序，无强权无以立国。

何谓民主？社会自身有力量制衡国家强权，并形成民权制度，乃民主是也。这是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在此之前，在社会自身无力制衡国家强权时，则为独裁；即使有民主之形式，其执政权力也非来源于民，而仍旧来源于支撑政权的强力组织——军事力量。其民主也是上面的赏赐。（如文革，尽管有许许多多群众组织，但能存在下去的群众组织均有上层权力支持。到文革结束时，大鸣大放、罢工、结社等赏赐的民主权利就都被收回。）

由此，我们也可明白，为何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尽管有民主的形式，却仍是个人独裁。而成为民主国家的关键——社会自身形成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则必须有以下几方面条件的成熟：

1.社会成员强烈的公民意识——对公共公益事务的关切和热情（先有主人之精神，方可有主人之地位）。2.言论自由，传媒业的非垄断。人民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前提。3.社会成员非官方的组织程度。主要标志有二，其一是社会成员为维护自身及社会公共利益，及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形成大量非政府组织。其二是社会自身广泛而紧密的经济联系。4.社会成员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即对国家大事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认识水平。）

当这些条件基本具备时，社会就有力量制衡国家强权而进入民主阶段。

现在，这些实现民主的基本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人民在其历经国家民族和自身的苦难中，其公民意识正迅速觉醒；社会的经济联系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而密切；中国人民为维护自己遭受侵害的权益和国家民族及公共利益，正在形形色色的维权斗争中形成各种（不为当局正式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当局难以完全控制舆论；民众受教育的程度也有了显著提高。

尤其人民从其无基本民主权力导致饱受内外黑恶势力压迫剥削的惨痛经历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中深刻认识到人民民主的可贵。产生出对民权的迫切要求，社会民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目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薄弱之处主要卡在两个环节：其一，传媒业的官方垄断，限制言论自由。（互联网虽不能被彻底控制，但也大部被严格控制。） 其二，民间非政府组织无合法地位。这两条反映了当权的官僚买办阶级对社会自身力量的压制和恐惧。也必将是今后人民争取民主权利斗争的焦点。

那些巧言令色的伪民主派妄图在官僚买办势力绝对控制传媒业的条件下，煞有介事地搞所谓宪政或党内民主，其实质无非是在蔽民耳目，塞民之口后，欺骗愚弄不知情的民众为其篡权并分裂国家披上一件“民意”的合法外衣。

人民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是一切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最基本民权。凡无此基本民权的民主都是假民主。对此基本民权的态度也是识别真假民主的试金石之一。凡剥夺此基本民权，垄断着舆论玩民主和政治改革之人，多为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野心家。

目前官方对舆论（包括网络）的控制，更多地是针对民众对贪腐黑恶的揭露和对买办卖国的指责；相反，买办汉奸卖国，其言行却打着官家招牌堂而皇之。网监网管对涉及高官大员卖国贪腐的文章不仅随意勒令删贴，而且动辄封网，全无法度，网络管理规定形同虚设。

网络有倾向性的片面严格控制关闭了人民与当局最后一个和平对话窗口，于是各地群体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去年瓮安及前后一系列民变恰值（以奥运为借口）封网，删贴高潮，岂是偶然。古人言“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今则“封网正酣贵州乱，刁民也可不上网。”防民之口如防巨川，剥夺了民众知情权和发言权，使贪腐买办无所顾忌，人民有冤难鸣，有愤难泄，恰恰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动荡难安之首要原因。

那些刻意标榜亲民，奢谈政治改革之大员，若真有诚意，请先管住任意妄为之网监网管，还民最基本之发言权与知情权！

人民的结社权也是最基本民主权利之一。长期以来，以稳定为由不准民间团体合法登记，甚至爱国团体也无合法身份，民间一切自发爱国及维权社团活动均受严格限制，尤以爱国团体为甚。如此平白无故限制维护主权之人权，自毁执政形象及合法根基，徒增不必要对立情绪，以自失人心而求稳定，可长久乎？

人民作主之日，即买办垮台之时，官僚买办阶级与人民民主水火难容，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最大障碍。铲除买办势力有赖于人民力量的壮大，在清除了阻碍民主制度的最大政治障碍——买办阶级后，强大的人民力量必将主宰自己命运，人民民主则水到渠成。铲除买办势力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必要条件，而实现人民民主则是消灭了买办阶级的必然结果。

当然，民权的建立并非一定要等官僚买办阶级完全清除后，可一方面清除阻碍民权之买办贪腐黑恶势力，一方面就势进行民主改革，以解放人民而获其政治支持。

指望不触及买办黑恶势力就可建立起民主制度，则只能是异想天开，与虎谋皮。买办势力占优的政治现实，必使任何“民主改革”都不得与其阶级利益相悖。并且互相勾结的内外分裂势力也会在惧怕人民追究其卖国孽债而妄图消灭祖国债权人的买办权奸配合下，以民主、自由、宪政为旗号，搞分裂国家的“颜色革命”。

另一方面，买办阶级都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犯，这个应受法律追究的阶级根本不具任何享有政治民主权利的资格，更遑论其政治支配地位。因此，只有彻底消除这个压迫剥削人民的阶级，才能有人民民主制度最起码的自由空间、社会正义和公平基础。

只有当人民主权原则真正确立起稳固而不可逆转之民权制度后，中国人民反对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斗争才算取得基本胜利。国家才能基本防范内奸渗透进高层掌控国家大权而产生的各方面致命安全威胁。

民主所为何事？人民利益也！国家民族利益乃中国人民最大公共利益，凡讳言国家民族利益而高谈民主宪政者，多为洋人豢养利用“民主”分裂国家之道具，亦伪民主主义者。爱国与否，是区别真假民主的另一试金石。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支持中国人民“人权”“民主”，则不过是其压中国政府出让中国人民利益的筹码，完全是其用来压榨、剥削中国人民，及分裂中华民族的道具。

吸取惨痛历史教训，避免再入买办化歧途。

走出买办化殖民地化歧途的中国人民必将痛定思痛，吸取汉奸卖国的惨痛教训，效法韩国严惩韩奸之范例，彻底清算汉奸。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正对此迅速形成自己的原则共识：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一定要永世追究一切卖国者及其子孙后代！因其卖国收益无疑由其子孙继承，其卖国孽债也将同样由其子孙后代继承！而其卖国孽债决不能仅以其卖国收益计算，而是以其为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时间因素计算。

卖国必殃及子孙！卖国必家破人亡！卖国必遗臭万年！

事实证明，汉奸思想意识是有遗传的，或言传身教，或潜移默化，当代一些汉奸其祖上就曾是汉奸，汉奸子孙无疑是再产生汉奸比例最高之群体，最起码很难保证其有爱国心。因此，除其必须偿还祖辈卖国孽债外，对其职业和社会活动也必须有所限制，不得许其从事任何必须以爱国心为从业基本要求的一切职业和社会活动。汉奸子孙五代之内不得从政参军，不得作国家公务员，不得有各级民意代表的候选人资格，不得成为企业法人，不得从事文化、宣传、教育、司法和史学工作，不得公开发表对历史和公共事务的言论。

再次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为永远彻底告别买办殖民地化道路，必将深刻反省二次入此歧途之精神根源——买办文化毒瘤。而铲除此百年毒瘤比之清除买办势力和建立民权，将是更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须几代爱国英才至少百年兢兢业业不懈之功，铲除买办文化垃圾，消除其恶劣影响，实事求是地澄清纠正史学及各领域学术被买办文化颠倒混淆之处，继承发掘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并吸收他国文化精华，开创前所未有之崭新中华文明，以光复汉唐盛世，为人类文化作出超越古人之最大贡献，重塑失之已久之民族文化自信，再执人类文明大旗。

为此需培养大批有理想抱负的爱国文杰才俊，从事教育、科研、宣传、文艺、史学等工作。既要全面开创第一流的学术研究，走在世界科技及文化发展前列，又要寓教于乐以雅俗共赏之文艺形式普及优秀文化至千家万户，潜移默化再造民族精神之魂。

精神文化思想意识不同于其他，不能强迫人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人们要改变已有之思想意识需要时间及环境变化，因此对腐朽的垃圾文化的消除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重任，（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只有下一代人在幼年全新的环境中接受优秀文化教育，才能有对上一代旧的文化糟粕明显的清除效果。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育子孙后代，真正把教育当成万世立国之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必须超过德国、日本、以色列，以最大的财力投入和最优秀的人才搞全民教育，选择最优秀的教材，不漏掉任何一个孩子，并彻底改变现行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摧残和误导。必须吸取我国长期轻视教育，将其视为包袱而最终导致买办文化泛滥的沉痛教训，至少需要几代人卓有成效的爱国主义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我们的民族才能得到真正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铲除买办文化毒瘤造成的“劣根性”——民族自卑自贱心理。

文化与科技不能分离，任何民族文化都扎根于一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原本就是包容性最强，以人类大同为理想，最适合人类共同发展的优秀文化；也是最重视宇宙普遍的同一性，最能吸取任何科技和文化精华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哲学系统。买办文化造成的民族自卑心理极大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再次站起的中国人民将恢复民族自信，敢想敢说敢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举世皆惊的科技奇迹，并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最优秀的科学哲学系统，推向全新的高度，再次成为人类文明的代表和学习的榜样。

古代中国先进的文化曾同化了众多民族（包括我周边很多邻国），再创辉煌的中华新文明也必将同化更多的民族，而共同走向人类大同。也只有到那时，中国的民族自信才算得到彻底恢复，买办文化的毒瘤才算得到彻底铲除，才不会再产生汉奸。中国人民也才算永远告别了买办化殖民地化厄运！

腐败是滋生买办的环境土壤，买办文化是滋生汉奸买办的精神土壤。在消除买办文化毒瘤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其恶劣精神影响虽会沉寂一时，但却并未根除；只有坚决抑制并始终不断地清除腐败，彻底铲除一切滋生买办的腐败土壤，始终保持政府廉洁，确保不再产生新的官僚买办阶级，才不致因买办得势买办文化又死灰复燃而使消除其毒瘤的长期努力前功尽弃。而要有效抑制腐败，又必须确保人民民主制度制衡监督作用。

因此，永远维护国家制度的人民主权原则，坚持随时清除不断萌芽滋生的腐败，坚持长期不懈地消除买办文化的历史影响，是在扫除官僚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后，永远彻底摆脱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三个紧密联系的必要环节，缺一不可。而中国之所以在1949年彻底清除了官僚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后又再次误入买办化歧途，也正是上述三个环节的问题。

补充附录：关于买办化道路与对外开放

中国再次走上买办化道路，并非始自1978年改革开放，但产生官僚买办阶级及其两个不可分割的原因——腐败 + 对外开放，却正萌芽发展于此时。中国真正开始再次走上买办化的发展道路，始自1993年6月开始的（不惜以巨大的经济灾难）紧缩货币的宏观调控。这就是美国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所说的“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的开始。[注12]

因此，“改革开放30年”这个概念是错误的。中国真正为自己民族利益进行的改革开放只有15年，1978—1993年。这期间的改革开放虽有很多错误，尤其是未能建立起商品经济必不可少的法纪基础，从而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并迅速蔓延发展，并开始出现了侵吞国家民族利益胳膊肘外拐的买办；再有就是牺牲国家安全和产业战略，下马了大量尖端武器和战略工业项目，造成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以及合资政策不当造成一定程度的财富外流。尽管有这些严重错误，这15年仍基本属于中国为自己的民族利益而改革开放的年代，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也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而美、日等外国势力此时还只是在暗中渗透，还不能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

而93年6月以后，以紧缩货币宏观调控为标志，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开放”都是在为美国及国际资本利益服务，而且买办权奸在动手紧缩货币的同时，以“必须与中央宏观调控保持高度一致”为名控制了几乎所有传媒，在西方舆论的密切配合下为其灾难性的买办殖民地道路大唱颂歌，因此而产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传遍全球的神话。实际上是成了气候的官僚买办阶级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整整走了15年买办殖民地化道路。

总之，这两个15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而非一个性质相同的30年。但这两个性质不同的15年又有其必然的因果联系，后一个15年之所以走上买办化道路，其一切必要条件均萌生孕育于前一个15年，这也是中国仅15年（任其腐败）的改革开放最沉痛的教训。

对外开放并非导致买办化道路的必然原因，只有以法纪废弛而必然产生腐败的方式对外开放，才会产生官僚买办阶级。而如闭关锁国，则失与世界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交流科技文化之利，国家必因此而落后。对外开放理应是国家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只有在具备严肃的法纪环境和监督机制，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效抑制腐败，而不滋生吃里扒外的官僚买办阶级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国家民族的命运由自己主导而不落入外人手中，对外开放也才是真正的国家民族利益。

新中国之所以20多年未对外开放，不是我们不愿开放，而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而以后之所以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主导对外开放，恰恰是长期坚持独立自主政策维护民族利益，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的结果。我们平等地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机会和地位正是我们自己长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外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红利。

对外开放也存在适度问题，适度与否的标准就是国家民族利益。而买办为外国利益服务，必然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而单方面过度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开放适度与否也要受腐败程度制约，腐败越甚，财富外流就越严重，如此开放愈甚则衰亡愈速。

只有彻底清除了腐败及因此而产生的财富外流，才可有更积极的对外开放而与国际接轨。如：取消外汇管制，人民币因实现自由兑换而真正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一。（而在彻底根除了腐败和财富外流之前，惟有一定的外汇管制才能保证最基本的经济安全，人民币就不能自由兑换而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金融也必须在保证国内充足的流动性的同时，对国际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因为没有一个欲走向富强的大国能够将其庞杂而开放的经济体系建立在腐败混乱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清除了买办势力而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也必将彻底扭转损害民族利益的单方面过度开放。

（全文完）

——————————————————————

注1：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2：有个叫冯昭奎的“精英”作诗妄言：“资源诚可贵，环境价更高，若为和平事，二者皆可抛。”（忽悠为“和平”而抛弃主权权益。）

注3：《共同社》10月25日文章，原题：麻生访华为众院选举预热“……对于中方而言，此次能与麻生就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加以确认已算是取得了成功。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中国考虑的是何时向何人送出大礼才最有效果’。”

来源：环球网http://www.huanqiu.com《日媒:麻生改变强硬 访华渲染友好》2008-10-26 http://china.huanqiu.com/eyes_on_china/politics/2008-10/263088.html

注4：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注5：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注6：见《荀子·君道》。

注7：同注6。

注8：见《韩非子·孤愤》。

注9：同注8。

注10：同注8。

注11：同注6。

注12：同注4。

        杨芳洲

        200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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