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历史，放眼世界——兼评马立诚等极右派的狭隘
一、右派的狭隘
马立诚 先生最近写了篇文章《有人想为四人帮平反》，被揭批的具有外部势力背景深青社把这篇文章置顶，改为《有人想为四人帮平反，号召民众造反，呼吁二次文革》。这篇文章提到前鞍钢总经理马宾的《纪念毛泽东》、梅俏的《毛泽东的“珠峰”》，提到张宏良、巩献田等人， 马立诚 先生将归纳为极左思潮，并且说“我们却不可因此低估了极左思潮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作用。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左”的人物利用种种现实问题兴风作浪，抹黑改革开放，千方百计鼓吹“回到过去””。
这一段时间以来，像 马立诚 先生这样的污蔑的文章可谓是前仆后继，他们制造事端，制造一些不实之词和无稽之谈，给政府施压，从而将等一大批爱国人士打压下去。
我不想过多涉及 马立诚 先生的个人问题，不讨论他过去的诸多言论《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等等是否是汉奸言论。我不愿意为 马立诚 先生个人过多浪费笔墨。 马立诚 先生本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他代表了一类知识分子，他们——这些扛着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大旗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狭隘至极。
1. 制造谎言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制造谎言，传播谎言，他们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在他们眼中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直逼希特勒； 马立诚 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非正常死亡两千万人”，这样的谎言充斥着主流精英所控制的一些媒体。马立诚的言论还算是客气的，在一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这个数字更是被夸大为“非正常死亡七千万人”。还有毛泽东亿元稿费事件、“饿死三千万事件”等等，这么多年，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疯狂的传播着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数字和事情。这样的人被称为“学者”，实在是辱没了“学者”这两个字。
他们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奠基者。如果这个党与国家奠基者都被说成是恶魔，如果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被妖魔化，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意识形态宣传都会不攻自破，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必然走向瓦解。
“他们借否定文革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借赞美改革开放，鼓吹全盘西化；他们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中华历史和文化；凡此种种，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2. 扣大帽子
他们说别人是极左，其实他们自己却最深谙扣大帽子的技艺。不仅有马宾和《毛泽东的“珠峰”》，不仅有要求对文革历史重新认识的人士，也有在资本主义世界混迹了许久的廖子光、宋鸿兵、郎咸平、 王小强 老师，有关心国计民生的仲大军、时寒冰、 曹建海 老师，有关心三农问题李昌平、 温铁军 老师，有文化界的黄纪苏、张承志、祝东力、 孔庆东 老师，有关心中国在世界关系的宋晓军、王小东、宋强、刘仰老师，聚集了一大批爱国人士。根据范景岗经理的原话：
“五年多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免费举办文化讲座和沙龙活动，创办大众学术网站，联系了大批爱国学者和老革命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批判否定党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揭露西方帝国主义欲肢解我中华民族的战略图谋，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理论探索，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探索，成为在全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面进步旗帜，乃至在世界范围内的进步知识分子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特别是，网站如今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网络阵地。”
聚集了这样一大批爱国人士，聚集了这样一批致力于中国和世界前途的仁人志士，而马立诚等所谓的学者却故意忽略，直接给扣上一个极左的大帽子，可见其人的狭隘和阴险。
二、认识历史
这些学者中，许多人无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无视由美元霸权所造成的超级帝国主义霸权（迈克尔•赫德森称之为超级帝国主义），无视第三世界国家在欧美制定的规则中受到的盘剥和苦难，无视假借着“市场化、全球化”、“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话语权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苦果。
（他们以“自由、民主、人权”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推行弱肉强食的经济，而后便是政治——以上层建筑维护弱肉强食的经济。我们不能说“自由、民主、人权”就是错误，但是在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我们必须加上一个定语“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民主，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人权”，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才不是弱肉强食的剥削社会。）
他们自诩扛着为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大旗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从来也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总结分析新中国60年的历史。他们妖魔化新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为了反击他们的妖魔化，我们对于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必须有所认识。在此，我以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九十年、胡锦涛主席执政到今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4个时期，简要分析4个时期的精神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
1.文化大革命
关于建国初、文革、毛泽东，一些所谓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大旗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说是全盘否定。
而官方的态度，可以说是三七开，官方提到毛泽东时是“功过三七开”。不过在教科书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却只是三个词，一曰“浩劫”，二曰“混乱”，三曰“倒退”。另外因为近二十年左右官方对于妖魔化毛泽东的潮流从来也没有进行过有理、有据的反击，所以“浩劫”、“混乱”、“倒退”这些腔调更是大行其道。
我们对于历史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史为鉴。可是对于新中国历史上波动最大的一个时期，我们却明显的缺乏这个态度。“浩劫”、“混乱”、“倒退”这几个词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发生、发展、结果，这样一来怎么以史为鉴、以史为镜？
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忆文革时却说：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结果，文革之前的诸多事件决定了文革的必然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导致了文革的必然发生？
文革十年，中间有很多事件，诸如文斗、武斗、扩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不理解这些，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镜？
不了解文革，如何理解改革？三十年的改革，有几个青年知道其中的具体过程，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如何在过去的基础上一步步走过来的？不了解这些，今天的青年如何带领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要让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一批无知无识、对历史一无所知的青年来建设？
1）一些左派对文革的反思
在目前一些左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浪潮中，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人民监督官僚机构的伟大创举，是中国为了防修反修、防止中国成为苏联修正帝国主义的一场演习，是改造人的思想和行为、触及人的灵魂的一个伟大运动，是狂飙的196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的抗击资产阶级文化的旗帜和领导。
左派对于文革有许多评论和分析文章，在此我不过多涉及。我只提出几个他们常常向对历史没有什么了解的人提出的问题：
武斗是由谁挑起来，若是两派红卫兵都自称坚持毛泽东思想，那么他们之间是否会发生武斗？那么是有一派真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另一派假坚持毛泽东思想，那么武斗到底是哪一派挑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矛头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群众、知识分子挨整？这个批判的矛头为什么转向？转向是由谁造成的？
红色恐怖组织、联动是什么样的组织？形左实右是什么意思？联动怎么敢发布这样的通告，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1967.01.01。并且提出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为什么主张对联动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下令把抓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
武汉720事件，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武汉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敢“逼宫”？为什么在周总理主持了江西四方代表（造反派代表、保守派代表、当地武装部代表、准备进驻当地的部队代表）谈判之后，调令抚州当地部队去上饶时，部队却抗命不从，后来竟然发生抚州8.24军事叛乱。这是为什么？
全国范围的乱只是1966年至1967年，为什么一说到这十年就说“十年浩劫、十年混乱”，为什么要这么模糊化文革？
文革十年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6.8%，为什么一说到文革就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个一个的疑问都需要人们解答，历史也需要人们重新认识。客观、公正、全面的认识。
2）党内人士对于文革的反思
邓力群曾经做过刘少奇的秘书，在文革中也曾经受过冲击，他参与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99年他曾经做过一个“国史谈话录”。这个讲话稿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文革历史。
第五章开头他说“现在的看法，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比，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多少会有点变化，提出来供大家考虑和研究。”
在第七章，他集中讲了文化大革命，讲了国史书如何起草。他集中讲了4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从1966年至1976年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这10年中，从党和国家的工作来讲，有三件大事：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二是经济建设的进展；三是对外关系的发展。不能认为10年中，只有"文革"运动一件事。而且，不能因为"文革"运动搞错了，就认为10年中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也都错了，整个10年一切全错了。实际上只能说，10年"文革"运动搞错了。当然三件事是互相影响的。"文革"初期经济建设受到干扰破坏，但经济建设的进展，正是贯彻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方针，采取一系列抵制"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策、措施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维护稳定的结果。对1972年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整顿，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顿，毛主席都是支持的。
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指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运动这件事。不能因为"文革"运动错了，就说10年中的经济建设、对外关系也属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能把毛泽东在10年中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思想都归入"晚年错误"。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之《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不仅仅写了"文革"，也写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打开新局面的情况，只是写后者的篇幅很小，在大约10页的篇幅中，讲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不到1页。《历史决议》大量篇幅是讲"文革"运动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讲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
现在看来，在布局、结构上，国史书要同《历史决议》有所区别。在国史书中，经济建设、对外工作的内容，可以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文革"运动的内容至多占三分之一。这样一个布局、结构，有助于真实准确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年至1976年的全貌。
《历史决议》是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决议，用较大的篇幅来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必要的。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论断，进行集中的、充分的论证，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国史书则应该更丰富更具体地展现这10年的历史全貌。作为国史，如果也像《决议》那样分配篇幅，"文革"的内容写得过多，经济建设、对外工作的内容写得很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二个问题
……随着时局的变化、认识的变化，毛泽东逐步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并逐步地、程度不同地加以改正。要正确反映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的情况，既要写他所犯的错误，也要写他不断地改正错误。
第三个问题
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泽东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人和事的处理上，有多次变化。但是，始终没变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采取的方法是实行大民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始终不改变、一直坚持的两个基本点。搞"文化大革命"，一是要整"走资派"，二是要搞大民主。
第三个问题邓力群分了十点来论述，在第八点他说：
再重复一句，不能因为有以上错误，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要把"文革"的内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区别。
他总结文革失败的原因为：
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于，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
在第九点他提到曾经起草并定稿《历史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一段的胡乔木，也改正了自己原来的认识（《历史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
1986年，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我向中央提出书面的补充修改意见。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并在我的书面意见上加了几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100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的。"这说明，经过实践的教育，胡乔木已经改正了、否定了前述的观点。
第四个问题
在第四个问题中，邓力群主要讲了文革十年中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外交事业的成就。
这10年中，国民经济还是发展的，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年平均为6.8％。1976年比1966年增长77.4％。
他集中讲了十年中对外关系的成就，由于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美帝霸权，从而赢得了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打破了美苏对中国的夹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成就都是举世瞩目的。
2．八十年代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中国，对于文革的兴趣远远超过八十年代，这一方面是因为文革是历史上波动最大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也是因为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敏感事件不可以进行讨论。不过对八十年代进行分析，了解八十年代的精神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对于我们了解今日中国也是必不可少的。
黄纪苏在最近的文章《中国当西方徒弟，钱钟书做文化泰斗》中写到：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革命在“文革”时期被推上高峰，接着跌下了深谷。于是这个革命的一切迅速褪去了原本诱人的光泽。而西方，这个小时候觉得黑咕隆咚几盏昏暗路灯的所在，一下子大放光明。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被革命忽悠了，如今人财两空，得赶紧改邪归正，跟西方师傅好好学手艺，再不旷课逃学了。记得1977年天安门广场群众一圈一圈开什么“民主讨论会”，我们那圈黑眼睛、蓝的确良围着一双蓝眼睛、绿衣裳（我后来碰巧知道那是个澳大利亚海员，大概是来天安门广场看热闹顺便泡妞的），大家结结巴巴向他打听中国向何处去。我记得有人跟他请教“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还问周围人谁知道“体制”英文怎么说，当时“黑眼珠”你望我，我望你，最后都惭愧地垂下了眼帘。
这个场面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以玄奘译经的态度认真咀嚼、仔细钻研。
祝东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写到：
从1949年到1966年，经过十几年时间，中国革命已经日益体制化。就思想领域而言，由于中国在国际范围进行武装割据，理论同其它产业一样受到国家权力的高度保护，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同对立的观念体系进行真正的思想交锋，并通过这种交锋使自身的理论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因而日益封闭、教条和僵硬。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到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本来就面临一个自我更新的历史任务。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天命所归的革命内部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这一运动全面溃败，导致革命理论及其价值系统在年轻一代的意识中发生动摇，并渐次瓦解。拨乱反正，无非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思想模式，这种在文革前夕就已经难以为继，因而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应对文革之后更为复杂的局面呢？
进入70年代末，在自身理论严重单一和信仰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返回国际主流社会的中国，迎来了西方思潮的大举涌入。
1980年我上北京大学，此前的高中生活非常单一，视野也十分狭窄。入学不久，恰逢北大学生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加上几乎每晚必有的学术讲座，各种观念、理论、思潮环绕左右，身如浮萍，似乎只能随波逐流。这些观念、理论和思潮尽管纷纭复杂，但其总体的价值取向又是相当明确的，即怀疑和反抗现实体制，这是文革造反精神夭折之后在新时期的延续，同时也多少契合了我们正值青春期的躁动心理。
文革造反传统在新时期扭曲地延续——整个八十年代由启蒙知识界发动的全部思想和文艺运动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内来理解。对峙的一方是现实体制，另一方是激进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这同文革造反运动的结构惊人地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文革依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晚期思想，而八十年代启蒙的背后则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各种若隐若显的境外政治势力。也就是说，从左翼的方向对国家体制进行反省、批判和吐故纳新的运动失败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右翼方向的持续努力。从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到鼓吹多党制、私有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启蒙知识界从抽象到具体，从历史到现实，从课堂书斋逐步走向街头政治，最后迎来了1989年的广场风暴。
…………………
事后看来，八九运动明显分为两个层面。西化派知识精英依托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在经济改革之后，以政治改革的名义，企图颠覆现存体制，从右的方向改造全能主义的国家。而普通民众则激于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改革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比如官倒（权力资本化）、恶性通胀和贫富不均，而吁求社会公正和政治廉洁，表达了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在他们的游行队伍中竟纷纷打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符号，即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华国锋的画像。学生群体比较复杂，他们表面上被知识精英的西化理论所蛊惑，而其大多数人的根本立场实际是接近民众的。但是在当时，八九运动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被西化派知识精英所篡据，掩盖了运动的复杂性，从而影响到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为了说明八十年代的精神潮流和价值观取向，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曾经是89年事件的学生运动领袖们的言论，比如刘晓波（刘晓波亦是《08宪章》的起草者）：
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术）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辩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全非理性的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等等。
此处列举这些言论，并不代表对处置八九年事件的捍卫。在这件事情上，刘晓波等人的错误在哪里，政府的错误在哪里（究竟是否可以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老百姓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之常情，老百姓对于镇压学生的态度是明白的。而现在政府内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开始分化，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政府内部也已经分化。这样的分化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八九年事件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对它的定性的转变必然会造成国家的转变。
3．九十年代
八九年的事情，使得八十年代某些人在政治、文化、体制领域谋求改革的努力失败了，政治体制改革终结了。此后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改革在经济领域发展起来。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的主流精神潮流和社会价值观取向是在“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话语下主导的改革。这期间以致近期，主流的话语权都被林毅夫、张维迎、张五常等一批经济学家和官员所垄断。这样的改革虽然造就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在分配领域、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领域却造成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网络上的诸多资料，总结如下：
1) 全面“私有私营化”，股份制改造，酿造出一个一个利益集团。
2) 借口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进行了全面的私有、私营化改革。低价贱卖国有资产，将民众的“公共共同资产或是财产”捞入个人腰包。（据2000年3月-4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的对何新的访谈，国有企业的税率接近30%，甚至40%；而私营企业大多逃税；外资企业在某些方面更是免税，享受超国民待遇。）
3) 国有企业三千万工人下岗，社会迅速实现贫富两极分化。民众的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力被剥夺。
4) 全球化的过程，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经济主体性被绑架。
5) 全面的“市场化改革”，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公用品变为政府和私人资本家洗劫民众的手段，形成新时期“三座大山”。
6) 全面私有私营化改革，为“以公权力谋取私利”打开了方便之门，腐败猖獗。
7) 唯GDP和短期的经济利益至上，很长一段时期内遗忘了农民，使得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4．本世纪初
胡温新政以来，采取了许多惠民政策，包括免去农村粮食税，采取农业补贴；医疗改革，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城市酝酿新的医疗改革；免去九年制义务教育学费，并增加教育投入；住房领域的改革发展缓慢，最近开始的廉租房政策到底能为公众谋取多少利益，还需要时间才可以看出来。
虽然采取了这些政策，赢得了一些民气，但是从根本上讲，经济的基础和导向还是依据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套体系和制度，并且在一些领域还取得了大进展，如金融领域。只是在九十年代过于残酷的丛林法则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温情和人性。可以说，在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体制基础之上，在利益集团控制的局面下，在腐败猖獗的范围内，胡即使想做出彻底的变革，暂时也是不大可能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隐患和危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三农问题；道德衰落，文化腐化、精神虚空；还有官僚系统的腐败丛生，官僚、资本家、精英的勾结，官僚、资本家、精英和境外势力的勾结，外汇储备的损失，国家利益被外人轻易拿去。国家的整体凝聚力空前的衰落，整个国家缺乏一种凝聚人心的精神和文化，缺乏建国之本，缺乏继续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缺乏一个明确的前景和未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兴起了一股反思改革开放的潮流，一些爱国人士和左派的声音日渐壮大，要求重新审视林毅夫、张维迎等主流媒体的话语，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市场化、全球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揭露西方帝国主义欲肢解我中华民族的战略图谋，揭露美元霸权和欧美制定的规则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维护世界的安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理论探索，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探索。
在世界日益动荡的今日，在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今天，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作为具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堂堂大中国，中华民族理应承担起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美国那里夺过来世界的领导权，领导人类走出危局，建立真正的和谐世界。
这就是目前正在兴起的一个潮流，是每个人正在参与其中的历史。只要国内贫富两极分化、腐败等等矛盾不能解决，只要目前的发展模式没有好的转变，只要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盘剥没有结束，只要美元的霸权体系没有改变，那么这个思潮就不会中断，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有抗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主席，必然会被亿万人民抬起来，作为他们要求公正、美好生活的旗帜，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三、放眼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六十年的世界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八十年代之前，这一个时期的主要潮流可以归纳为，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地运动，美苏争霸，中苏论战。在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地运动和美苏争霸都有所涉及，通过大众传媒也可以对这些有初步了解。
不过对于中苏论战，对于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美帝霸权），从而赢得了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打破了美苏对中国的夹击的事情，历史教科书没有涉及，媒体也涉及的不多。中苏论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对于中国有巨大意义。若是没有中苏论战，若是没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防修反修的努力（文化大革命也是防修反修的一次大演习），中国也很可能在苏东剧变中改弦易辙。1958年赫鲁晓夫要求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搞长波电台的企图失败后，中苏关系渐渐恶化。
据邓力群《国史谈话录》，1961年以后赫鲁晓夫利用他的指挥棒，组织世界范围内58个党，在他们的代表会上，在党刊上公开批判中国党。中国写了8篇文章回击，最重要的是两篇，一篇是《列宁主义万岁》，一篇是《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这两篇是陈伯达起草。《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写一段毛主席改一段，改的很多，有些段很长，凡是经毛主席改过的地方，明显的不一样。
从1963年上半年到1964年7月14日，中苏公开论战。从1962年7月至10月，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便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材料七百多篇。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9月指1964年10月，只写了九篇文章评论文章，即《九评》，以及一篇《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
吴冷西有一本书《十年论战》，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中苏论战的历史，讲述了社会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苏联、修正主义苏联的分歧。十年论战是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讲起的。1956年，中国党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和修改下，对这两起事件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问题写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吴冷西的另一本书《忆毛主席》曾经提到过这两篇文章的起草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从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个阶段虽然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的渗透从来也没有停止，区域性的冲突从来也没有停止。苏东剧变之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衰落，美国一极独大，在军事上入侵阿富汗、南斯拉夫、伊拉克。在这些冲突的同时，美国积极推动华盛顿共识，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市场化，以经济和贸易为主导方式，货币代替枪炮成为战争的主角，将传统的军事侵略改变为经济侵略和经济殖民，在浑然不觉间，将一国的资源和财富洗劫一空。
美国奉行此种战略的基础是以军事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国家力量，以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竭力阻止欧洲和亚洲建立区域性货币清算集团，维持全球经济美元化）。以这两种力量作为基础，美国积极推动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控制他国的资源和关键产业（但是美国自己却从来也不允许他国购买美国的关键产业和资源）；同时推动金融去管制化，金融衍生品创新，将各个国家的外汇美元回流到美国；同时推动以粮食为基础帝国战略，资源武器和粮食武器结合，推行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三个时期可以从近几年算起，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一个时期目前还仅仅处于兴起阶段。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左转及对美国的强硬，尼泊尔左派政府的建立，印度等南亚国家左派的兴起；美国深陷伊拉克、阿富汗的泥潭难以脱身；美国经济上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并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第三世界及一些资源大国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中被盘剥——与此相对，第三世界及一些资源大国要求建立新的国家秩序的呼声愈来愈高，人们要求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我们目前就处在第三个时期的兴起和上升阶段。
在中国，民间爱国人士、左派对于这种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发展模式的批评由来已久，他们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生产商品、美国生产纸币购买商品的发展模式、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市场化、全球化倾向的批评由来已久。现在，在政府内部，通过此次金融危机的巨大教训，他们也已经深刻意识到以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规则的不合理，要求建立新的世界规则。
伴随着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反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思，拉美、俄罗斯、欧洲等国家必然会在自己国家的内部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做出一些重大调整。而中国，作为有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国家，也必然会要求改变。
近几年中国国内左翼力量的兴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造成了巨大偏差，贫富两极分化、腐败、新三座大山等等社会矛盾的结果。这一波左翼力量的兴起恰好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思，也就是说这一波左翼力量的兴起和世界的潮流是相符合的！内因和外因都要求一个结果，前途蔚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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