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的科学和教育

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的科学和教育

韩毓海

《绿叶》杂志2009年第4期

摘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和评价，要从其历史性的角度进行。对于新文化运动旗帜之一的“科学”，我们也要进行历史的考察。科学是力量，是公理，是正确的人生观的基础，但在近现代史上也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重要方式。破除科学的霸权和特权，积极将科学知识推广到基层民众中去，是五四以来直到现在的一个重要主题。

一、在历史中寻求五四运动的意义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现代史上，五四运动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五四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初期有胡绳的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周扬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李泽厚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都代表了对关于五四运动的再思考。其中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更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史问题的深入讨论,比如说:启蒙运动与现代建国运动、特别是人民民主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建立平等的国民认同，这是否也是启蒙的目标?如果象李先生所说的那样,“启蒙”与“建立现代国家”这两个目标是对立和冲突的,甚至是一个“压倒”另一个的关系,那么李先生所说的“启蒙”的真正目标又是什么呢?即使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运动和革命运动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对现代建国与革命运动的反思,是否也应该包括对启蒙的反思?――如此等等。

李泽厚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五四,但他的逻辑中确实包含着对五四的一个批判性的评价，这与当下某些的“国学”的宣扬者简单粗暴地指责五四“全面反传统”并不一样。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五四和晚清的关系，比如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这与胡绳、周扬、李泽厚等的看法都有不同。王德威认为五四提出来的问题，特别是现代化的问题，包括科学和自由，乃至现代/西方、传统/中国这样的认识问题的方式，在晚清时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都已经提出了。既然如此，五四的创造性在哪儿？它的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特殊性？

当然，这些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五四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与质疑,那么就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上，背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因为对五四的质疑从来不单纯地是对那个事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质疑。现在海内外确实都有人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在1930-1940年代为了政治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些重大历史文献中“虚构”出来的，甚至还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以及中国革命打断和干扰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需要对“五四的虚构”进行“解构”。

当然，晚清要搞现代化，蒋介石也主张搞现代化，而且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就是全盘负面的。既有晚清的现代化、蒋介石的现代化,那么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呢?还要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化干什么呢？所以,今天的一个突出的问题起码是:晚清的现代化、蒋介石的现代化与“五四”所呼唤的现代社会改造方案、与五四开启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究竟有什么不同?西方的、晚清的、蒋介石的现代道路与五四开启的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道路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首先就在它于暴露了欧洲民族国家形式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欧洲的“文明国家”怎么会陷入这么残酷的互相屠杀？欧洲在这方面有反思，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这同样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关于“中西文明比较”甚至“优劣”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对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现代政治文明很少怀疑，更很少有人能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互相毁灭的、通过武力保持的一个平衡。同时，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时也被全世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欧洲民族国家的规模是由战争的规模决定的，而战争的规模是由为战争提供贷款的资本家和银行家决定的，这就是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真实关系。16世纪以降，在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过程中，18世纪以来，在欧洲以争夺海洋霸权为起因的对于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战争过程中，才逐渐产生了权力集中和资本积累紧密联系的、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制，这个体制的实质是强制和资本积累。这样的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方式，在晚清的时候当然不可能达到，因为全世界都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开始认识到的。中国也是这样。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作为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表明了这种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制被复制到东方和亚洲所产生的后果，五四运动直接导源于对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的抗议，而这种抗议本身就包含着对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制的批判和拒绝。

我们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东方杂志》充满了对于国际形势的讨论，即使今天看来，这些讨论也是非常新颖、深刻和全面的。它全面评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战局发展情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重要的是，这些讨论，呈现出一个由战争所造成的全新的世界局势和全新的世界结构，这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震动非常大。后来，《东方杂志》相当一部分变成了《青年杂志》的，比如胡适就是《东方杂志》推出来的。他曾经提出“建立军队还不如建立大学更好”，这也是在欧洲战争的背景下才有的观点。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它使中国乃至世界对于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政治文明的历史和实质有了超出晚清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洞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崛起，它只是象征性地参战了一下，但主要是大规模地向欧洲提供战争贷款。以前的欧洲战争贷款都是在欧洲内部的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当中筹措，但这次不一样，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以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成了欧洲的债主，欧洲资产阶级沦为美国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债务人。这不但反映出欧洲在经济上起码相对于美国是不行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迅速兴起，显然与它不同于欧洲的国家体制有关,这就是指美国的“平民主义”政治体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曾经说到美国的特殊性，他说美国的阶级关系相对欧洲简单，因为都是移民，所以美国没有欧洲的贵族传统，这种“天然的平民主义”与欧洲完全不一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也认为美国没有贵族,所以很容易产生“国家的专制”或者”大多数人的专制”即“平民的专制”，这二者虽然结论不同，但出发点是相同的。在五四之前的中国，尽管魏源也曾经在《海国图志》中讴歌过美国独立战争，他把美国的独立看成是反抗欧洲帝国主义宰制的成功方式，但是，只有在一战之后,全世界才一下子都认识到欧洲确实不是唯一的榜样，欧洲式的道路起码不是唯一的出路，更认识到欧洲文明的问题，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自由、民主、富强的更佳范本是美国,特别是美国民主和共和制度所保障的“平民主义”传统。

同时，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以及苏联以与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脱钩”的方式，走出了另一条路。晚清时人当然都认为不跟着欧洲走是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可是一战之后，苏联却成功地“脱钩”了。当时中国知识界迫切地想知道苏联和欧洲“脱钩”的后果，包括是否一旦与欧洲“脱钩”，这个国家就会饿死，因此《京报》才派瞿秋白前去考察。他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让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在欧洲之外有新的道路。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战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课题，这个课题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欧洲文明的迷梦破产了。它也迫使中国选择一条新的道路：而最终这就是工农联盟、人民民主的现代化道路，用毛泽东的话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从1840年到1915年，在整个晚清的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当然就是向西方（主要是欧洲）学习，老老实实、亦步亦趋的作欧洲的“学生”，尽管先生不断的打学生，但一代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生存，还是要向西方学习一切东西，要坚定不移地走西方的道路。是五四运动扭转了这一切，包括它如果不是从根本上，也是从极大的程度上扭转了晚清以来中国/传统，西方/现代的观察问题的基本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西方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思想和探索的焦点转向中国，转向北京、上海和南京，而不是欧洲，更不是日本。中国成为现代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焦点、成为探索新的人类现代道路的起点，这也是自晚清以来的第一次。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在于它的世界影响，在于它在现代世界视野中的价值。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五四不仅仅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世界的。

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罗素和杜威，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伟大两位思想家、西方最核心的两位学者，他们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来到中国，他们不但观察五四运动，也亲身参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论辨中。而他们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思想体系本身，也都是在中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罗素和杜威的思想不但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和中国知识界（这一点我们过去强调的比较多），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杜威和罗素思想的发展和转变（这一点我们却几乎没有强调过）。“学生”影响了“先生”、改变了“先生”，这更是自1840年以来的第一次。

在结束了不愉快的日本之行后，美国哲学家杜威于1919年4月抵达中国，恰赶上了五月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中国知识界的创造性和思想活力、中国社会广泛的民主诉求，与战后萧条、悲观的欧洲和军国主义统治的保守日本恰成反照。这不但改变了他原初的行程（杜威本来打算在中国呆一个月，结果留住了两年），更改变了他的思想，改变了他对世界形势和人类命运的估计。这就是他所说的：“任何一个真正想了解亚洲和东方，任何一个想真正了解人类未来命运者，今天的中国就是他寻找答案的地方”，包括他认为，中国一定不会走精英教育的道路，一定会开创一条教育与劳动、知识与社会相结合的现代知识道路。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后在1922年完成了《中国问题》一书，正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日关系的分析，罗素预见了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也正是亲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罗素才预言了中国必将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古老文明走向现代的道路。1965年，当这本写于43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作再版时，抚今追昔，罗素这样欣慰地写到：“中国人民历经磨难，他们伟大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祝愿中国成功！”

因此，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才能认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只有在一个真实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五四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和意义。今天有很多学者，包括李泽厚、王德威，甚至包括某些概念化地宣扬“国学”的那些人，他们当然都提出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像任何历史运动一样，五四当然有它的局限，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看，这些五四的批判者们却起码是忘记了去真实地观察当时的世界形势，在他们身上，我们恰恰找不到五四时代的世界视野、天下胸怀、人类担当和政治决断意志，在我看来，视野的日渐狭窄，这反而是80年代以来学风中特别值得警惕的，也恰恰是我们应该向五四先驱者们学习的遗产。而且我认为，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知识，我们一方面追求它的客观性的具体来源，但同时也应该追求它的历史性，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怎么能够作出判断呢？欧洲的知识、包括“启蒙”当然都不是普遍的,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产生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划时代的，它当然不同于晚清。而且它也没有简单地反传统，它是反“传统主义”，“传统主义”把传统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尊孔读经变成袁世凯复辟的意识形态，所以它才反对这个尊孔读经。与某些人断言的恰恰相反，五四以科学和民主的方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顾颉刚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用唐德刚的话来说，五四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范式”的革命。

五四开创了一条中国的、人民的现代道路，这是不同于西方、不同于传统――当然更不同于晚清的道路，我们今年依然走在五四所开创的这条中国的、人民的现代道路上，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在我看来，起码到今天为止，各式各样的五四质疑者和批判者们，依然无法动摇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结论。

二、从北大看现代中国的科学发展

把对于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反思与对五四的质疑联系起来，主要是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的郭颖颐提出的现代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思潮的说法，实际上这种说法跟奥地利学派哈耶克提出的关于“自由”的思想有关系，出发点都是思考“科学”和“自由”的关系问题。郭颖颐认为五四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科学迷信”，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最后的结果就是科学形成了一个霸权，形成了一个机制、一个体制，直白地说就是造成了用工程技术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因而妨碍了社会自由。

这个问题单纯从理论上讲恐怕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确实触及了一些现象，比如在大学里的指标化、数字化、统计化，你教授要发表多少文章、上多少电视，等等，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套技术管理手段，起码对学术自由是有一定的约束。大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作许多工作其实都是如同救火队那样,关心的只是用技术的方式处理、控制各种危机和问题,至于我们的工作的目的,至于我们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则很少有人关心,这当然是一种工程技术的处理社会问题的办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族独立、追求国家主权、追求个人自由的努力都是高举“科学”的旗帜。而在我们今天的很多人那里,问题恰恰恐怕是失落了旗帜和信仰,就剩下一堆工具和手段,这当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至于哈耶克关于“自由”的那些说法本身,恰恰就是建立在一套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包括他推崇的市场拜物教,其基础就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因而,我倾向于认为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理论本身就是一套意识形态,它是在冷战的背景下,为了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欧美的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对抗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冷战意识形态而被推广的。

说到五四与科学的关系,我们可以具体地通过北京大学的历史来看科学在中国的命运。作为一个新的学校和学术体制，北大的历史和发展，是跟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初创时期来看，京师大学堂跟以前中国的学校不同，首先是它提倡“实学”，这实际上是科学在中国的第一个说法。它强调科学是可实验的、可验证的、可积累的，因此京师大学堂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具备图书馆和实验室，这跟以前中国的学校很不一样。因为它对知识的理解就是实学。只有实学有力量，它是用于自强的，所以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是修身，而是“经济”，也就是“经邦济世”。

当严复经吴汝伦推荐到京师大学堂做译书局总办后，他所作的工作是如何把“自然的法则”和“社会的法则”结合起来,并且运用到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国家自强运动中,并为这个社会改革运动提供指导或者合法性。他翻译的一系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材，包括《天演论》、《社会通诠》等。严复的翻译所强调的不仅仅是现代知识，而且更是作为“法则”的现代知识。他的翻译提供新的知识，同时也结合当时的世界背景，指出这些知识代表世界上的“普遍的公理”。而且，这些知识不仅仅是自然的法则,而且同时也是社会的法则,比如他讲自然的世界，不仅是在讲物种的事情，而实际上是在讲政治、现实意义上的“保种”。他所说的“群学”，也不是简单指一些人群，而是指按照普遍法律和市场关系组织起来的机构，包括国家和社会。

严复认为科学首先就是法则，作为法则,它在逻辑上严谨自恰的，它有一套自律的功能，法则的世界是一个规范的世界，法则是不能违背的，但法则能够成为知识的对象，法则是可以传授和学习的。科学是普适的法则，而学校的作用就是传授法则和制定法则，这些法则不但可以运用在自然中，也可以运用在社会当中。这是严复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当然其中确有科学主义的趋向。比如他翻译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社会通诠》讲人类有三个不同的组织形式，氏族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甄克思的著作并没说这三种组织形式之间有一个普遍的逻辑发展过程，他只是根据研究的不同对象分别叙述为三个章节，原作中这三章之间是分立的。但严复用一个历史线索把它串起来，把所谓自然科学的、调查式的方式变成了一个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线索,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不能违背的社会进化法则:由氏族入宗法,再进入国家,而中国正处在由宗法社会进入国家的阶段。

在晚清的时候，仅把科学当成求富求强的手段，接受科学是因为它有用、有力量。而到严复时就有一个变化，他认为科学是一个公理，科学首先是不能违背的法则，法则是有普遍性的，法则的世界是规范的世界,学校的目的就是研究,传授和制定法则,包括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接下来就到了蔡元培的时代。蔡元培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中西文明的冲突、现代知识体系和传统知识之间的矛盾，这当然也牵扯到科学在中国的命运。由于科学往往被理解为西方的知识或者“西学”，它与西方的形象和西方势力在中国的作用是紧密联系着的。甚至五四时期深受科学影响的胡适，也说他在知识方面是从西方的，在伦理方面是从中国的。王国维也说，科学可信而不可爱，哲学可爱而不可信，可信与可爱的冲突就是中西文明的冲突。蔡元培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这样一个冲突，他在北大当校长提倡“兼容并包”，所要解决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五四后期爆发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核心就是争论科学究竟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蔡元培通过北大学科内部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这一争论提出的问题。他把中国传统的知识变成文学、心理学、哲学等所谓人文学科，一方面把它们科学化了，因为只有在科学的背景下它才有价值、有意义；另一方面表明，它们也不是无法成为现代知识对象的“玄学”，可以吸纳到现代科学体系中来。他本人运用现代历史科学的研究法，把中国的经典当成历史材料进行发掘；张君劢等人则把心学改造成心理学；冯友兰等人则运用德国唯心主义的方法确立了中国哲学和哲学史；鲁迅和胡适则通过文学史、文学理论等现代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学定义，从而在现代教育体制内重建了知识性和规范性的文学。

这个意义同样是两方面的，就文学来说，一方面文学和文学史成了可以教授和考查的知识；另一方面，文学系从胡适之后就成了不培养作家而培养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人才的地方。由此看来,蔡元培所谓的”兼容并包”治校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分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科建设”。它其实就是用分工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科学所面临的那些问题,通过分工的方式力图去化解现代知识内含的那些基本矛盾.

三、现代科学道路的反思

五四运动涉及两个关于科学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提出，科学是力量（晚清），是公理和法则（严复），也是正确人生观的基础。甚至现代知识内含的矛盾,也可以通过科学的分工和学科分化方式来解决（蔡元培）。但是,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现代知识所内含的那些基本矛盾，果然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通过学科分化的方式得以解决吗?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

这就涉及到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另外一个含义,这个含义也是五四揭示出来的,这就是:包括科学在内的现代知识,也曾经是西方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的重要方式。1904年，有一个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即明恩溥）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这个史密斯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写信,认为中国有强烈的排外思想、民族主义情绪。他建议美国政府以庚子事件中清王朝赔款的一半，大约1100万美元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校，即清华学堂。他说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和引导这一代年轻中国人，它就能在精神和商业领域取得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自己，并使这个潮流扩大，那么就一定能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里,现代知识和教育的目的在帝国主义国家而言,很明显就是一个知识投资，是以知识的方式支配和控制中国的手段。由此可见，在西方世界的支配中，不仅有资本的支配，还有科学和知识的支配。所以后来钱学森要说，科学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代表了较早一代知识分子的觉悟。

另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和劳动的关系。科学在欧洲诞生的时候，它跟劳动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航海活动带来了静物绘画和编目知识的繁荣。它跟技术的拓展也有联系，促成了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进步，为工业革命、现代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础的那些成就的发明人,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很多人甚至不能读书写字,爱迪生就是其中的代表,发明机车和抽水机的也是普通的矿工。因此，科学和劳动的关系是一个更为真实的社会关系，而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包括前面所说的自然法则的制定、社会法则的制定却都是在此之后才完成的。这一点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富兰克林他们都讲过的。按照康德、黑格尔的看法，未来的世界要通过教育和劳动把人变成人，马克思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马克思却看到康德、黑格尔幻想的破灭，因为教育和劳动的分离，教育成了受教育者的特权，劳动成了劳动者的宿命，两者之间产生了差距,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异化和知识的异化。

这个问题在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其实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五四时期到北大演讲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主要就是讲教育、科学和社会的关系，他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杜威学说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科学必须来自于社会、运用于社会，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甚至不能脱离生产劳动，教育必须为社会服务,杜威的这个想法是美国式的平民主义思路。我们说平民教育、科学教育的平民化，这些都是五四时代杜威从美国带进来的。晏阳初是耶鲁的学生,雷洁琼、费孝通也是抱着平民教育的理想从英美回国搞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也受到了这个影响，他除了把人文学科纳入科学范围之内，对教育的平民化也有重要贡献，如允许女生进学校，开办夜校，提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等。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就是蔡先生提倡、章士钊支持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来的北京，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等就是这样去的法国。后来毛泽东搞土地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启蒙运动推到农村去，办夜校、办走读学校、办平民学校，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是美国现代教育的进步理念,这个平民教育的方式对于中国的科学普及，科学社会化、科学大众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解放以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发展是极其迅速的，这个成就绝对不能否认。其中一个就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这是过去战乱时无法可比的；另一个就是把科学、文化的重心放到基层去。这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设想，当然后来搞成一个政治运动、一场“教育革命”这当然欠考虑,欠考虑不是说今后就不要再考虑了,相反,它的基本精神今天必须严肃地继承和继续考虑,中国是个农民、农业大国，教育与中国这样的国情相结合，过去的一个典型的就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它在创办的时候是这样一个设想：不要国家一分钱，召集村里的劳动能手来一边生产，一边学习；学了科学知识之后又回到村里去做劳动骨干、科学骨干。这个学校到80年代后期才被改造成国家出钱养着的江西农业大学。它的办学模式其实是五四的一个产物，就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就是要把科学知识推广到中国的基层中去。没有把科学知识推广到农村去,怎么会有中国农业的巨大发展?袁隆平的道路对不对?今天看来当然是对的。精英主义的教育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者占大多数的国家是否走得通?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科学在中国所经历的过程，一方面要看到它代表了知识一个伟大的转换和革命，代表了新的世界的法则的确立、新的教育法则的确立,最终是一代现代新人的确立。因为蔡元培先生把人生观问题也放到科学里面来，它的方向最终就是毛泽东说的：有觉悟的、有文化的现代劳动者。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科学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对现代科学进行反思的过程。这不仅包括哈耶克、郭颖颐说的那些问题，即把科学误用到社会当中去,用工程技术的思路包打天下、处理一切社会问题。而更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现代科学知识的产生在西方很特殊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背景之下，它作为一个利器，它在现代集权主义和资本积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用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西方科学的发展与杀人技术的进步总是联系在一起,这是科学家最大的悲哀。对于科学的控制尤其表现在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对于世界霸权的攫取。从这个角度反思科学的时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会象钱学森那样看到科学知识本身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科学本身不仅仅是形成了一个霸权，科学甚至还是一个特权，即在现代教育体制当中有资格接受教育的人才有资格去谈科学,掌握科学知识对于形成和巩固社会特权是有帮助的。因此，今天如何将科学知识更好地推向基层，如何反思精英式的教育体制,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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