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毫无疑问今年的主题之一。但是，在近年来思想混乱的形势下，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精神也变得众说纷纭。今年，不少买办文人借纪念五四运动推销“全盘西化”的殖民地思想，另一批买办文人借“弘扬国学”攻击五四精神，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今天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想谈一谈什么是五四精神和如何继承五四精神的问题，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并供广大左派朋友参考。
一、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1．五四运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 ，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3日 ，北京各界紧急磋商对策。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5月4日 ，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5月5日 ，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曾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祸诸人，依法讯办”，并命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扰乱”。又令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卖国贼，说他们三人“公忠体国，有裨大局”。 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在此形势下，他们于 5月7日 将被捕的31名学生和1名市民全部释放了。
学生释放后，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一，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并没有不签字的表示；第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向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第三，尤其紧要的，北京军阀政府提出整顿学风，进行反扑。首先就是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关于曹汝霖卖国集团所提出的对为首滋事学生“依法制裁”的问题，参加五四游行的全体学生于 5月13日 联名上书检察厅说：如爱国有罪，人人愿意自首，不能由少数同学负责；如果法院票传学生，愿意集体受传，少数同学决不出庭。这一表示使北京政府按照“法律”手续处理学潮的企图终于破灭。17日，北京中等以上13校学生，以政府镇压爱国运动，集会议决自19日起再行罢课， 5月19日 ，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3日 ，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上海自来水公司也罢工，弄得全市没有水用。这样，五四运动就从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都来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5日，北京军阀政府在全国各方面的强烈抗议下，再加上上海罢工的消息传来，只得改变方针，下令撤退北大军警，释放被捕学生。全国各大城市罢工、罢市之举，这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国家已进入混乱状态，而北洋军阀政府也感到事态严重，被迫于 6月10日 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京津学生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当时北京军阀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群众威力之下，不得不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从缓签字，同时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复职。 6月28日 ，北京商学界代表再次请愿，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可见，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这个运动，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划出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工人阶级开始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国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 5月4日 为中国青年节。
2．五四精神
五四以前，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创刊时称《青年》杂志）为标志，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反对仍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伦理原则；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封建复古的潮流和迷信盲从的倾向。这个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然而，民主从来不是超时空的、抽象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阶级内容的范畴。科学同样不是超时空的、抽象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阶级内容的范畴。在五四以前，陈独秀等人所说的民主，是指“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及其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自由平等之新信仰”，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陈独秀等人所说的科学，狭义地说，是指自然科学；广义地说，是指那些运用了某种自然科学方法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体系。陈独秀等人所说的提倡民主、科学，是为了给在中国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扫除思想的障碍，开通前进的道路。所以，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乃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
五四以前，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严重的弱点。首先，没有明确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众所周知，旧中国最大的反动势力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封建主义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只反封建主义不反帝国主义，多反封建主义少反帝国主义，不可能根本上打倒封建主义。其次，脱离群众。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基本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清谈馆，不少人宣传民众落后论，精英治国论，没有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最后，没有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本身是错误的。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还有一些进步作用，在20世纪资产阶级转向全面反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早已变成社会发展的桎梏。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主导，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片面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很容易被买办资产阶级利用。事实上，胡适为代表的买办文人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起了主导作用，他们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极力丑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丑化中华民族，而且还极力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美化帝国主义，赞美殖民统治，把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行径美化成了是传播了民主和科学，极力鼓吹全盘西化，造成了很大损失。
正因为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从1915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影响有限，更没有改变中国一天一天坏下去的情况。这一时期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持有某种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了。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 毛主席在1917年8月也指出：“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怀疑论成份，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尔后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即开始抛弃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成了随后发生的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和左翼骨干。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的破产，促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开来。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那么，五四以后，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发展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给了新文化运动新的生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关于民主的问题，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不是互相排斥的。不过，“今之德谟克拉西有两种，一为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一为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而工人政治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这样就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少数人的民主和广大人民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无产阶级的和广大人民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的层次，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至于科学，李大钊指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唯物史观也使研究社会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研究历史，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而且扩展到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了。
有人胡扯“胡适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的精神”，事实恰恰相反。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右翼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对于现实的政治，对于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害怕、消极、动摇，而站得远远的，站在“歧路”上。胡适在《我的歧路》自己承认：“一九一七年（民六）七月，我回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当五四运动发动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更谈不到什么“领导五四运动”。 可是五四运动的怒潮，却真是把胡适吓倒了。当胡适由家里回到北京的时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学生还正在罢课，胡适曾出面劝说学生复课，结果被学生严正地拒绝了。胡适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有愿去者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后来参加的还有汪敬熙等。《新潮》杂志在出版时自吹自擂，刊登广告自称是“北京大学之新潮”。由于胡适的关系，北京大学每月出大洋400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这个刊物对于反侵略、反卖国的五四运动起了不少的反作用，主要领导人在蒋介石时期大多成了反共骨干。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可见，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由资产阶级性质向无产阶级性质转变的分水岭，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右翼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没有领导五四运动，恰恰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五四精神不但不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正是宣告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破产。今天党中央所说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五四精神的“爱国”决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是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的爱国主义；五四精神的“进步”决非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全盘西化”，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五四精神的“民主”决非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五四精神的“科学”决非运用了某种自然科学方法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而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今天，我们要弘扬的五四精神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一切打着弘扬五四精神旗号兜售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全盘西化”，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用了某种自然科学方法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的思潮都是我们必须批判的伪五四精神。
二、五四精神在斗争中发展的历程
1．社会主义五四精神和自由主义伪五四精神的较量
前面已经说过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右翼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谈不上领导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根本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但是，因为五四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买办文人便贪天之功为己有，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自居，继续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赞美殖民统治，把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行径美化成了是传播了民主和科学，兜售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和全盘西化，反对马克思主义。同时，一批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兜售形左实右的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伪五四精神的另一种形势。从1919年到1921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都是以五四精神自居的，这两次大论战使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⑴马克思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论战
五四运动后，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面目，就暴露出来了。胡适说：“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胡适是怎么“谈政治”的呢？他指责当时“国内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他说：“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发愤要想谈政治”。他于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胡适认为当前思想界流行的弊病，就是空谈主义，高谈主义，而不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对主张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极尽嘲笑攻击之能事。他提出谈主义的所谓三个“教训”：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说，不去研究具体问题而去谈论什么“根本解决”，这是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李大钊在看到胡适的文章以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发表在 八月十七日 出版的《每周评论》上。他批驳了胡适的说法。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做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胡适所说的空谈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本身所有的，是空谈的人给他的。李大钊公开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指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关于“根本解决”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李大钊说：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停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看法，法律政治伦理等都是“表面的构造”，经济的构造是它们的基础。经
济组织一有变动，法律政治伦理等都跟着变动。所以说“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但这只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还有它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如果“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这就是说要进行“根本解决”，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关于“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观察中国政治问题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论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论战，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分裂开始。在这次斗争之后，马克思主义继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论战，一步一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这次论战中的胜利和反马克思主义在这次论战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的解决。这次论战，事实上只回答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对实用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论、方法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进行批判，甚至是认识不清的。这一工作，只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可能比较有系统的进行，事实上这一工作是50年代通过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完成的，下文还要提到。
⑵马克思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二十世纪初，它经过一些留学日本、法国的学生和反清的流亡者的介绍，传到了中国。“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并扩散到工人之中。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二○年，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或侧重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出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约有七十多种。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许多派别。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所谓正统派，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力量。他们的代表性刊物是《进化》。他们根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互助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而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等社会现象，则是由于国家、政治、法律和私有制毁坏这种本能的结果。他们把作为阶级斗争必然产物的国家，看作人类互相“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据。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强权，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宣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他们表示，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而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国家”。从反对一切国家出发，他们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诽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政府。他们要求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废止一切权威，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现所谓“完全平等”、“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可见，无政府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
从一九二○年起，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先后发表了批判文章。他们首先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阐明了国家的性质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关。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剥削阶
级利用国家压迫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推翻压迫，求得彻底解放，就必须用革命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他们尖锐地指出，若是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的出现；……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的谬论。他们指出，按照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打破集中的大生产，把生产资料分散给个体小生产者，而是要改变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将生产资料收回国有，实行集中的有计划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意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其结果只能造成生产混乱或停顿状态，而把社会拉向后退。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还着重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所谓“绝对自由”的谬论。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此所谓个人“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也不能是绝对的，也还要有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
《新青年》和《共产党》等刊物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成绩是很大的。通过批判，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明了中国应该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道理，使马克思主义和无政主义区别开来。这次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体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没有这场斗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
回顾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两次大论战。我们可以明白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形左实右的无政府主义，都是无益于社会发展的伪五四精神，真正的五四精神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精神。通过这两次大论战，社会主义五四精神在和自由主义伪五四精神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使中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时代。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对五四精神的发展与真伪五四精神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无不以五四精神的继承者自居，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接受五四精神，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种种局限，即使不是自觉的也至少在客观上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传自由主义伪五四精神，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毛主席为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逐渐产生了当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谋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使五四精神得到了升华。
⑴毛泽东思想与陈独秀右倾思想和张国焘形左实右思想的斗争
1924 年国共合作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正当工农运动高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党内右倾思想的代表陈独秀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资产阶级才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党内形左实右思想的代表张国焘认为，“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农民运动“过激”、“过火”了，排斥农民于革命之外，使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而此时，国民党内部的新老右派正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就严重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们的基本思想如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主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出发，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敌友，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其生存和发展依附于帝国主义，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地位上具有两重性，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又渴望成为大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两面性，既需要和赞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当革命危及他们的地位时，他们又怀疑、甚至反对革命。属于一个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代表小生产的经济，他们受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经济状况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平时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极易接受革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且具有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两个特点，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主席首先论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而国民革命目标的买现，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需要农民运动的兴起。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那么，我们又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主席指出这里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是机会主义的，第三种是反革命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就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毛主席揭露和回击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态度，指出，这种人不做调查，不深入农村，听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议论，就气馁起来，没法否认“糟”字。他强调，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深入群众，到乡村里看一遍，这样就会坚信“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明，毛主席继承了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表明毛主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并能正确地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也标志着毛主席把五四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陈独秀右倾思想和张国焘形左实右思想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都是我们必须批判的自由主义伪五四精神。
⑵毛泽东思想与王明形左实右思想和右倾思想的斗争
王明，原名陈绍禹， 1904年出生，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受到进步师生的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属于“五四一代”。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王明先后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还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的形左实右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王明形左实右的路线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革命力量损失了90%以上，白区路线损失了将近100%。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毛主席同王明形左实右思想和右倾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开始纠正王明形左实右的路线。到达陕北后，毛主席于 1935年12月27日 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关门主义策略同统一战线策略是根本对立的。统一战线策略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关门主义策略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统一战线策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在深刻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同时，报告又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领导作用的重要，提醒全党要注意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为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毛主席特别强调要扩大和巩固红军和根据地，指出：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他告诫全党必须记取一九二七年革命由于缺乏革命中心力量而招致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
同王明形左实右思想和右倾思想的斗争，使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进一步升华了五四精神。毛主席在1939年《五四运动》中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从而科学论述了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内涵和发展方向。
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对五四精神的发展与真伪五四精神斗争。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张国焘、王明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思想和形左实右思想，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伪五四精神，无益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的的发展，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通过和右倾思想和形左实右思想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取得了胜利，把五四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升华了五四精神，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3．新中国对五四精神的弘扬
新中国成立时，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思想仍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伪五四精神的影响也尚未完全肃清，尽管五四运动过去了三十年，五四精神尚未占统治地位。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五四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弘扬。
⑴对知识界的整顿
电影《武训传》上映于1951年初，大力吹捧对封建统治者摇尾乞怜的武训，攻击农民革命斗争，这样一部作品竟被吹捧为“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 ，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极为严重。 1951年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随即对《武训传》代表的封建思想进行了批判。
俞平伯是胡适的学生，反动的《新潮》杂志骨干，解放前一直紧跟胡适宣传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反共最坚决著称，解放后毫无悔改表现。1952年至1954年，俞平伯将其旧作《红楼梦辨》删改、增订，易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又发表了多篇研究《红楼梦》的论著，胡说“《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1954年秋，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两篇有关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文章寄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没有被刊用；又寄到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得到发表。这件事被毛主席知道了，并引起他的关注。 10月16日 ，毛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信中对压制“两个小人物”很有生气的文章，表示了愤慨，并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之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质问〈文艺报〉编者》和李希凡、蓝翎的新作《走什么样的路？》等文章。一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开始了，随着运动的发展，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深入，对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
胡风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自称鲁迅的学生，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但是事实上胡风不过和鲁迅在左联中有些工作往来，胡风长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兜售自由主义伪五四精神，建国以后变本加厉。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把党的文艺政策攻击为“五把刀子”。 1955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报告还请求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察”。 1955年1月26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可以说，对《武训传》批判是对反五四精神的封建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是对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伪五四精神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对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伪五四精神的批判，通过这三次大批判，知识界焕发了新气象，五四精神在知识界占了主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批判活动是相当宽容的，像臭名昭著的俞平伯，被批判后还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月工资383元，在当时工资是相当高的，是一般工人的8倍。“文革”开始后，扣发俞平伯部分工资，改为给生活费（仍比一般工人高）。 1972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给俞平伯补发了工资。俞平伯所在单位的人去给他送补发的工资时，俞平伯点完钱后竟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平伯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 。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毛主席的宽容和俞平伯之流的无耻。
⑵对封建思想的深入批判
“五四”以后在旧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除了早年通过“五四”接触了不少新思想以外，掌权后的蒋介石对“五四”向无好感。这种情况下，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按照“五四”当年的方向去改造中国社会。不仅如此，1934年蒋介石还以发动新生活运动为由，大力普及“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思想教育，并再度通过提倡纪念孔子诞辰来号召社会尊孔。在其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对传统的留恋和推崇的情绪，可以说表现得更加清晰和明确。《中国之命运》公开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所以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
1919 年的 “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推翻了儒学在人们观念中的神圣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消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治地位，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完成。而从儒学统治地位的彻底丧失来看，是在1949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代理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9 年9 月2 9 日以法令形式确定了“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54 年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大陆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被确立为教育的内容，儒学不再被“独尊”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历代儒宗、孔庙也不再被国家法定奉祀。 1966 年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提出了“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牛鬼蛇神”指文化学术领域里的专家、学者、权威及其“祖师爷”（即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儒学和孔子被划入破除、横扫之列。70 年代前期，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以批林批儒运动。通过这一系列大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彻底被打垮了。
正如我国纪念五四运动50周年的文章指出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史，完完全全证明了真正坚决彻底摧毁孔家店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堡垒的，只有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只有工人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能够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达到彻底胜利，而且只有它能够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达到彻底胜利”。
回顾五四精神在斗争中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不仅五四精神和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斗争是长期地，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真正的五四精神和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右倾思想和形左实右思想为代表的伪五四精神的斗争也是长期地、激烈的，只有通过同胡适、陈独秀、张国焘、王明、俞平伯、胡风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伪五四精神的坚决斗争，真正的五四精神才能不断得到发展和弘扬。
三、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
1．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深入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
多年来，有些人一直企图重新打起孔家店的旗子，为孔家店复辟。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早在蒋介石时代，胡适就又回归到传统的格式上来了，为了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其信函中各种敬语不厌其烦，凡提及对方时甚至还会按照旧礼法换行或空格，提及自己时则一律以小字，并使用谦词以示尊卑之别。被胡适吹捧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因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倡言“非孝”，因而受到胡适的重视。查吴虞日记，我们发现他从1915年开始就不断买婢蓄妾，买到后还不许回家探亲。1931年60岁，1939年年近70岁，还先后纳过两妾，都不过十六七岁。其做北大教授时一边写信调查妻子在老家是否规矩，一边自己出入妓院，喝花酒，争名妓，甚至把给妓女写的诗印成传单供妓院散发，还投稿到报上去发表。而对自己的妻女妾婢，却极为专制。如此之反孔“英雄”，如何能真正打倒孔家店？
近三十年来，为孔家店招魂的思潮愈演愈烈。1978 年8 月12 日，《光明日报》发表庞朴的文章《孔子思想的再评价》，提出了重新确立孔子及儒学地位的问题，由此揭开儒学复起的序幕。从1978 年到1983 年，祖国大陆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孔子及儒学讨论会，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宣传“反孔的时代已经过去”。1984 年，孔子诞辰2535 周年，在纪念活动期间，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国孔子研究会筹备会”，这标志着全国性孔子专门研究机构的形成。80 年代后半期，祖国大陆又举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其中后三次扩展为国际性会议。进入90 年代以后，儒学进一步发展，甚至越出学术界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渗透。近几年来为孔家店招魂的思潮更加猖獗，不但拒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而且还极度美化儒家思想，把目前中国出现的主流精神堕落，信仰缺失，贪官污吏横生，社会道德沦丧，贫富两极分化，物欲横流等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罪为文革时期的“破旧立新”与批林批孔；归罪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归罪为毛主席；归罪为社会主义制度；归罪为五四运动。将儒家思想贴上“国学”的标签到处推销，甚至在国外开办孔子学院推销儒学。
把儒家思想等同于“国学”是错误的，如果硬说儒家思想是“国学”，那么也应该说儒家思想是“国学”的糟粕。纵观诸子百家，道家思想有精妙的思辨哲学，墨家有崇高的奉献精神和先进的科技思想，法家有积极的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唯物思想，兵家有先进的军事思想，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儒家有什么，不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复礼”的一套鼓吹等级制度的愚民思想罢了。有人把孔孟的“爱人”吹嘘成古代民主思想，其实不过是毛主席指出的让统治阶级把人民当成牲口一样爱惜罢了，而墨家人人平等的“兼爱”却被儒家攻击为“无父无君”的“禽兽”行为。有人吹嘘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其实这又如何比得了“不法古，不循今”的法家，不过守株待兔而已。2000多年来，道家（后来包括佛家）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墨家的潜流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法家为统治者进取作了动员，儒家的主要“贡献”不过是麻痹了百姓而已。难道我们今天还要吹嘘它吗？
可以说，正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真正弘扬“国学”必须批判儒家思想。毛主席批判儒家思想不仅没有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相反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毛主席在1940 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批判与继承”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毛主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拥有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和高涨的爱国热情，具有勤俭节约和甘于奉献的美德，还有对大同社会孜孜不倦的追求。毛泽东思想使中华民族的这些优良传统文化成果由从空想变为了科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一切优良传统文化的结晶。
总之，儒家思想是维护、 巩固 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是不相容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继续批判孔子以“礼”为标志，以“三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当然，作为思想体系的儒家思想应该彻底批判，并不等于否定儒家思想每一句话。像毛主席从方法论上肯定了孔子 “过犹不及”的论断，并作出自己的解释，把他对孔子的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的理解，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联系起来，认为“不及”是右倾，“过”则是“左”倾。
2．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深入批判伪五四精神
前文已经说过，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真正的五四精神和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右倾思想和形左实右思想为代表的伪五四精神的斗争也是长期地、激烈的。近三十年来，伪五四精神，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愈演愈烈，代表人物有胡适的孝子贤孙李泽厚、吴稼祥之流，他们打出“新启蒙”旗号，无限拔高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用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取代五四运动，把五四运动说成是“救亡压倒启蒙”、 “情绪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胡扯“五四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的精神”，打着五四精神的旗号招摇撞骗，大肆兜售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全盘西化”，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胡适的孝子贤孙李泽厚、吴稼祥之流也谈爱国，却说“爱国就要救亡，救亡就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个活儿，当然得麻烦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干”，对于 。他们只字不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却大批特批“过激主义”，把康有为、孙中山到毛主席统统说成“过激主义”，说当时的北洋政府“事实上在进行民主宪政的努力探索，而且对于思想文化学术的干涉很少，思想学术新闻和创作有广阔的自由天地”，“如果没有北洋政府的宽容，就不会有独立的大学，不会有自由的思想，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更不会有那样一个文化上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显然，对五四运动这样的“卖国”的“过激主义”， “爱国”的北洋政府必须镇压。
胡适的孝子贤孙李泽厚、吴稼祥之流也谈进步，却把进步说成“现代化”，又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歌颂成“现代化”，把太平天国、义和团等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运动斥为“反现代化”，宣传“傍美国大款”、“就是要做美国孙子”、“做300年殖民地现代化”、“再为洋人打工20年”、 “做一夜美国人”、“当兵要当美国兵”。显然，李泽厚、吴稼祥之流的“现代化”，就是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的殖民地“现代化”。显然，对五四运动这样“落后”的“过激主义”，必须镇压，“进步”的北洋政府只有在“和约”上签字才能实现“现代化”。
胡适的孝子贤孙李泽厚、吴稼祥之流也谈“民主、科学”。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普世民主”，将人民民主当作“专制主义”来反，宣称“封建主义披着社会主义衣装复活和变本加厉了”。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主义、庸俗进化论吹捧为科学，宣传“不仅要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必须反对社会主义空想”，把科学社会主义视作空想大批特批。对五四运动这样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样“专制、空想”的运动，“民主、科学”的北洋政府必须镇压。
显然，胡适的孝子贤孙李泽厚、吴稼祥之流比他们的老祖宗走的更远，他们绝不是五四精神的信奉者，不过是打着五四精神的旗号招摇撞骗。如果他们生活在五四运动的年代，绝对是镇压五四运动的急先锋。他们对北洋政府杀害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举双手双脚赞成，唯一的遗憾是北洋政府太“宽容”，竟然容忍了李大钊这个“卖国、落后、专制、空想”的“破坏分子”这么多年，甚至他们的老祖宗胡适如果活到今天，可能也会被他们当成“过激主义”镇压。他们打出“新启蒙”旗号宣传的“五四精神”，不过是“打倒共产党，灭亡全中国”的晦称。
总之，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全盘西化”和五四精神是不相容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继续批判买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伪五四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当然，批判“全盘西化”绝不是反对外国的一切。毛主席在1940 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而且吸收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有“民族的特点”，“民族的形式”，这是今天我们对待外国文化的唯一正确态度。
最后我想在五四青年节之际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青年说一句：90年前五四一代人的人生道路是截然不同的，有以胡适为代表的极右派买办分子，有以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为代表的叛徒，有以陈独秀、王明为代表的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有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杰出的人民领袖。去年的四月爱国主义运动，标志着中国方兴未艾的左派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这场爱国主义运动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不亚于90年前的五四运动。今天和90年前一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右倾思想和形左实右思想和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都在争取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我们这些四月一代青年人会走出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谁也不知道，恐怕要几十年以后才能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路，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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