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论《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Pioneer　　

据周海婴撰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记载，“1957年，罗稷南先生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这段原是被别有用心的反毛右派断章取义、歪曲加工后的谈话，由于其真实性曾遭多人置疑，于是，毫无诚信以至于因隐瞒私吞好友周旋的遗产而与周旋之子对薄法庭并败诉的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发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无中生有地为这个“孤证”作了伪证；并极尽戏子的渲染夸张、耸人听闻之能事——“震颤”、“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彷佛顿时凝固了”、“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后来，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毫不负责地加以引用。此文因周海婴的特殊身份，被反毛右派们当作毛主席“独裁”、“专制”、“迫害知识分子”的依据，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三人成虎”，众口烁金，以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之贞洁牌坊赫然耸于门前的《炎黄春秋》杂志，多次倡议和刊发关于“鲁迅活到57年”话题的文章，如《风云侧记——假如鲁迅还活着》、《鲁迅假若活在1957年》等等，均以周海婴之文为“政治史实”展开论述。2009年第6期的《炎黄春秋》又堂皇刊登了张绪山的谣言大作——《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一、罗稷南版“鲁迅活着会怎么样”不符实际。　　

张绪山想是应《炎黄春秋》此前“以‘假若鲁迅还活着’为题写一写”的号召，精心炮制了这篇反毛大作；却不料一时胡嘞的兴起，大嘴竟咧过了头，把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毛主席也给否定了，不仅把他们一贯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的学棍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还打了“两个毛泽东论”的发明人——杜导正社长一个大嘴巴。于是，同期的《炎黄春秋》网刊外稿又刊出了鲁明文章——《读〈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质疑》，予以提醒——　　

今日的怎能不顾时代，只抓言论，甚至当时说话的语境也不顾，那只能是断章取义。尤其不能容忍地把毛泽东晚年不幸步入误区的某些只言片语，与他在民主革命时期那些精辟的言论不加区别的混杂在一起。要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毛泽东的主要方面他始终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毛主席在1957年3月10日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谈到——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现在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毛主席谈话里的“有人问”的“有人”，应该就是罗稷南。而流传的罗稷南版“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则是上文意思的断章取义。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是在同一段时间内，这绝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毛主席说过——　　

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政党，它们手中握着正义和真理之旗，不害怕公开和坦白的向着广大的群众宣布自己的政纲，目的，表明白己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行动的方向，进行公开的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而那些政治流氓们，因为要维护其违反真理和正义的私利，而自知他们的主张、纲领、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所以不敢堂堂正正的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谋，耍手段，造谣言之类，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　　

显而易见，毛主席是一以贯之地鼓励新闻界人士学习鲁迅先生“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精神。为什么？这是因为当时有官僚主义的“不正常的空气”，“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　　

一个地方罢了工，我们就去嚷：“嗨，你破坏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责问他：“你要涣散无产阶级的队伍吗？你要破坏党的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吗？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吗？”。（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是希望制造出一种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敢于提意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促使党和政府改正错误，克服官僚主义。但是后来的事情出乎了毛主席的预料，右派违背当初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不是真心帮助整风，而是趁机大播资产阶级“毒草”， 企图摆脱中共领导——“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乌昼啼”、“下轿”……，甚至“杀他几百万”。今天，右派趁社会主义改革之机大搞私有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充分证明了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复辟资本主义的机会。正如鲁迅所说——“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于是，就有了其后的“反右”和各级官僚借“反右”之机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反右扩大化”。　　

而张绪山等人却把毛主席要努力改变的官僚主义、“不正常的空气”，说成是毛主席制造的。可知什么叫颠倒黑白。而事实却是：经过反对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文革”后，资产阶级右派和官僚集团才真正认清，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毛主席和他领导的无产阶级。于是，二者从对抗转向合流，共同主导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僚资本主义复辟。　　

几个无耻文人和戏子，共同炮制了一篇荒谬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谣言，目的就是割裂毛鲁的关系，把毛主席在建国后发起的防修、反资、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运动，诬蔑成为毛主席的个人恩怨、“对斗争的喜爱”。并假毛泽东之口，推倒无产阶级文化旗手鲁迅。　　

二、张绪山们的欺骗性在于混淆阶级问题。　　

张文称——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同鲁迅一样是旧政权的反抗者；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毛泽东还是新政权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　　

张绪山们故意抹杀鲁迅的左翼文化领袖的身份，把他与和他水火不容的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混到一起，作为“知识分子”一方；把毛主席和他昔日的战友作为“权力”的一方，与之对立。张绪山们是在欺我们无知吗？难道知识分子就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权力一方就没有“走社”和“走资”之别吗？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作谈会上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号召造知识分子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以阶级划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权力内部的“走社”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工农群众，构成无产阶级一方；权力内部的“走资”派和右派知识分子，则构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一方。张绪山们笼统地把权力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显然是在混淆视听。鲁迅先生是决不同意的：　　

——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为教授员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谓“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骂着。可悲的就在此，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国去炸大过一回而且做教授的就很多……　　

——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异……　　

张文胡诌什么“但以鲁迅惯有的与当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屡屡抗上的举动，甚至写出类似‘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那样痛快淋漓的骂人文字来。如此说来，他活着的话，大概只有进监狱做囚徒一途。”　　

鲁迅活着只是为了和“当局不合作”，这真让我们长了见识。只是鲁迅先生本人还是不同意：　　

——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　　

可知，张绪山不是对鲁迅的无知，就是恶毒攻击共产党等同于国民党。凡读过鲁迅文章的人都知道，鲁迅先生痛骂代表官僚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及其友邦人士——美欧帝国主义；同时，也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人为同志（以鲁迅为领袖的左联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并因为宣传、赞美共产党的友邦人士——苏联，被资产阶级学者诬蔑、构陷为“拿了苏联的卢布”。　　

张文又说什么“但凡书生，思维能力就相对发达，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倾向，不管其从前立场如何。……成为现代思想标志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已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有奶便是娘的张绪山们自然是没什么立场的，但鲁迅先生的立场却是鲜明的——　　

“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　　

三、张绪山断章取义——“鲁迅与政治家不能两立”。　　

张文说：　　

——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对于自己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测到了……。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　　

——鲁迅对历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学家命运的观察：“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这样的话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预测未来的谶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结局。　　

上文是张绪山从鲁迅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肢解来的一部分，作为文学家鲁迅一定会和政治家毛主席不合作的证据。穷尽《鲁迅全集》，只搜集到这么两句，张绪山们的黔驴技穷也真够可怜的了。　　

单看这几句，似乎是鲁迅站在文学家的立场上反对政治家，如果继续往下看，就知道鲁迅的板子主要是打在文学家的屁股上——　　

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　　

而且鲁迅又举了苏联的例子：“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关于叶遂宁和梭波里，鲁迅先生在《革命文学》有更明确的论述：　　

——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张绪山把其断章取义的鲁迅文章片断，胡说成鲁迅对于自己的命运的冥冥之中的预测。其实这是鲁迅先生对于知识分子的缺点的充分认识：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　　

——我少年多看俄国、波斯、荷兰等国的小说，深知他们亦时常起来革命，但是他们的思想，终是不符事实，……如俄国的文学家，他们到革命成功了，就逃到别国去过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未革命以前，以革命为神圣的、应当的；不知达到了目的，每餐只有两块面包，到不如前日的生活舒服，所以他们垂首丧气的漂泊在他乡。再讲我们中国，在民国未成立以前，一般人士均热烈提倡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一般下等阶级人民，均站立起来了，而主持革命的人，倒不如不革命自由。所以现在中国产生了一班遗老，他们均痛恨革命。　　

如果鲁迅先生能活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推翻了被他深恶痛疾的压在旧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从此站起来，一定会有杜甫一样的“漫卷读书喜欲狂”。怎么可能像张绪山们梦呓的那样——和无产阶级政权不合作？新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同样凝结着无产阶级文化领袖——鲁迅先生的奋斗与心血。　　

如果鲁迅先生能活到新中国成立，一定还会像毛主席希冀和倡导的那样，不怕挨整，痛打落水狗，一如既往地把投枪、匕首指向官僚、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制下继续革命。因为鲁迅先生清楚地知道——“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　　

可见，张文中断章引用的鲁迅的话，反倒是鲁迅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预测。这从右派在57年和78年后的表现就足以证明了。　　

《战士与苍蝇》，就是文学家鲁迅为政治家孙中山辩护的文章，也是预先写给张绪山等“反毛派”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　　

四、用鲁迅的话驳斥张绪山的几个谬论。　　

1、张文说：　　

——为了这新的事业目标，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骇涛巨浪，不惜毁掉中国社会极为需要的数十万、上百万最发达的头脑。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50年代初拉开序幕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改造。　　

——将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赶到乡村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本质是文盲化和愚昧化。　　

鲁迅说：　　

——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作家）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　　

——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作家)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2、张文说——　　

治国从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业，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政策，从根本上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　　

张绪山的“自由、民主”大衣下面终于露出了封建腐儒的马脚、“人权、平等”面具后面现出了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嘴脸——“劳心者治人”、“学而优则仕”。原来他是范进的传人。鲁迅说：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　　

——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那里去？！”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以文明人自居的他们，不是也一直在攻击以鲁迅为代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粗鲁”、“刻薄”、“骂人”吗？这是吃人与被吃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是什么学术讨论。文明人吃人与野兽吃人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一个是“君子远庖厨”地把动物驯养成家畜式的、被吃者还要在被吃之前感谢他们的养活之恩的可持续的吃、“文明”式的吃而已。　　

张绪山把鲁迅杜撰成毛主席阶级斗争棋局中的棋子。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毛主席把鲁迅作为与马恩列斯一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无产阶级文化圣人来树立的。　　

鲁迅先生至死也不宽恕的“怨敌”，就是张绪山之类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帮闲、乏走狗。　　

附：鲁迅与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的关系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810/53911.html　　

http://wg1966.com/bbs/read.php?tid=21507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