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与金融危机的对话
刘国光 杨承训
来源：《红旗文稿》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杨：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经济学的主流？到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国际国内的事实，特别是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大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特别是渗透和反渗透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多种敌对势力正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同时国内也出现一些噪音和杂音。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都属于噪音、杂音之列，它们都是搅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简单说，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因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不能应付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涨问题而崛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时兴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要观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政策方面则极力鼓吹、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和抵制。
新自由主义给世界造成的危害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学习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殃及世界，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欧美模式的残畸。这一点，连西方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了。但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辩解，继续宣扬自由市场的迷信。
刘：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从凯恩斯到斯蒂格里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强调经济自由放任之危害，但忠言逆耳终究敌不过资本积累的无节制欲望，只要社会危机稍有缓和，自由市场的卫道士就会在第一时间卷土重来，举起自由放任的旗帜。但其结局终究是一次一次的失败。
放眼世界，追思历史，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确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本来发展得还可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来了个“华盛顿共识”，让拉美各国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国际金融管制等，出现了十年倒退，许多国家都出了大问题。后来，拉美国家觉悟了，纷纷抛弃“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向左转。
苏联的解体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分不开，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急转弯。“大爆炸”后的俄罗斯完全听信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灾难，其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后来开始觉醒。还有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国，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被欧美操纵，这次金融危机一来，有几个国家几乎使“国家破产”。欧美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救它们！同时，受危害的还有亚洲一些国家，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就使不少国家和地区遭了殃。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表演的结果究竟如何，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
如今火烧到欧美自己国内了，又使全世界都跟着蒙受灾难。
杨：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也采取“双重标准”，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韩国要求支持，美国说不能支持银行，必须让它们破产。现在美国自己就不是这样，不但银行，而且一些实体企业，也要靠政府的力量救助，可见其实用主义手法。我以为，不能把美国的金融危机仅仅看作是技术与管理层面的问题（如对金融监管不力等），应当看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您看呢？
刘：我同意这个看法。当然，技术与管理层面的问题有关系，是一种导火索。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而其深层次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了的真理。简言之，这次危机的原因是少数人借金融发大财，还利用美元剥削全世界。新自由主义是他们的思想武器。贸易自由、资本自由、金融自由、创新自由（如“金融衍生品的创新”等等）引发“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造成空前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引火自焚的客观逻辑。总之，这个历史教训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不是什么福音。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而有的人在宣扬新自由主义时则坦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凡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是好的影响。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刘：这要分几层来讲。
第一，我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需要借鉴学习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一般运行机理的理论，但不能把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改革路线选择的依据，即不能照抄西方模式。中国经济改革的路线是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主要依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绝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由此区别目标模式的社会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士却无视这种区别，把中国改革简单化为“市场化改革”，或者说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只字不提社会主义。这显然与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宗旨不符合。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有些人士在阐述“市场化改革”的观点时，有时也不得不说说“社会主义”，但同时又说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以此来篡改“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有确定的科学内涵，是不能改变的。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十四大报告和《宪法》都明确指出和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有的内涵。这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这类主张，无论用什么华丽的词藻来包装，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格格不入的。
杨：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市场自由，不要政府干预，使政府“守夜人化”。
刘：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点。“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三化”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中的一化。主张一切由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这种观点人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国经济改革本来要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家计划又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些都写在党的十四大文件之中。而我们有些经济学人力倡把政府职能压缩到提供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要政府从一切经营性领域退出，从全部竞争性乃至垄断部门退出，并且竭力贬低和削弱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使之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这是造成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许多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七大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我国政府对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宏观协调的。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不要国家的协调和安排。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这是邓小平讲过的。那种唯市场是崇，见计划就损，迷信市场自由放任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神话，所有立场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再相信了。
杨：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 的“华盛顿共识”，是从新自由主义嬗变而来的，对其如何评价呢？
刘：美国在全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苏东地区和亚洲，都没有取得成功，受到各方广泛的抨击，包括我国在内，多数学者均持批判态度。可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渗透，我国也有少数人为“华盛顿共识”捧场，把中国改革的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以市场的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贸易和资本的无限制开放、自由化等，损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工具，怎么可能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呢？正是在一位中国人吹捧“华盛顿共识”之前，有一位外国人提出“北京共识”，“它代表了试图寻找某种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中国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之存在”。怎么能够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华盛顿共识”呢？
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杨：治病要先诊断，诊断要查病情找病因。看来新自由主义在世界流行几十年，这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社会背景。我想请刘先生对此作一个剖析。
刘：新自由主义实质上代表西方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强势经济，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拥有话语权，谁就更自由。实际上只有大资本拥有者，特别是金融资本垄断者，才能自由地赚大钱，美国华尔街的大资本家就是自由地赚全世界的钱。有人说自由是对所有人的，但根本无钱或者只有很少的钱怎么能在市场上“自由”起来？当年反对封建制度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古典自由主义确有进步意义，到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大资本垄断集团手里时，这种新自由主义只能代表他们少数人的利益。这个道理很浅显。
从认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是片面地夸大市场自发功能和个人主义的驱利性。就市场调节的特点来说，自发性确有它积极的功能，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追求效益的动力。但是，真理夸大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使得人们的认识直线化、片面化，把事物的某种特性推到极端，否定了事物另一面。恩格斯把这种思维称为“有缺陷的推理”。比如说，市场的自发调节有利于资源配置，但如果忘记了它的缺陷，忘记了市场自身会失灵，便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畸形化、两极分化严重、经济危机丛生），尤其是“外部不经济”现象便会突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生产社会化的规律要求用好“两只手”，而不是只用一只“看不见的手”。人们容易接受一些片面的东西，尤其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也叫认识上的陷阱。
在上世纪70-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流行。西方大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都需要自由放任的体制，美国等强国利用手中极其雄厚的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出入也需要这种“便利”，所以撒切尔夫人、里根上台，开辟了新自由主义长达近30年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次大的金融危机宣告了它的失败，资本主义暂时需要更多地利用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手段，借重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手段。不过这还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终结，将来有一天经济形势一旦变暖，它还会东山再起。大概只要有大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社会就有新自由主义之类的理论观点泛滥。
关于抵制新自由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几点意见
杨：目前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大的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收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翻译引进了不少西方经济学文献，里面既有可供参考的知识，也夹杂着许多资产阶级的偏见，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并盲目信奉、崇拜和宣扬新自由主义。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
刘：这是一个大题目，这里我就谈四点意见。
第一，在理论上要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对前者，可以批判地选择吸收；对后者，要明确宣布，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反公有制、反政府干预、反社会主义等系统主张，是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要坚决反对。
第二，对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财经部门的海外归来的爱国人士，欢迎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帮助他们认识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对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高层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批判敌对思潮和反社会主义的杂音和噪音（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提高理论识别能力。
第四，加强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复杂化以后，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自由放任不行，简单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但一切事物总要有一个“度”，一个“边”，不能让一些非常错误的思潮横行，把人们的思想搞得乱七八糟，六神无主，不能让这些思潮把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像戈尔巴乔夫导致灾难后果的“多元化”、“公开化”那样。所以，在实行多样化，包容各种思潮存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来教育人民，筑牢社会团结进步的思想基柱。批判与反批判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争，必将有利于错误思潮的清除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杨承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河南财经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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