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跟法学一样，讲的都不是数学或者物理学那样的公理，看经济学说史比看经济学教科书有收获，因为经济学教材有很多存而不论的潜在的东西。
微观和宏观的视角和方法，甚至出发点和目标，都不相同。只不过，他们有共同的现实基础，该基础使得微观学说的基础不存在了。产生于经济危机的实用的宏观学说不可能建立在理想化假说的基础上，但是微观经济学说的信徒们则认为，有必要把现实按理想化假设的样子加以改造，以使其学说有效起来——这是愚蠢、堕落而又徒劳的。如果肯承认市场信号对于市场均衡的价值，就不应该否认客观现实对学说本身价值的影响。微观经济学，其实是想模仿牛顿物理学，建立一套科学体系。但是，牛顿物理学的基础是观察和实验，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却是假设，两者之间有云泥之别。比如微观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常常是失效的，与牛顿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的表现大相径庭。直到当前的行为主义经济学，才开始反思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假设原理运行于其中的特定客观环境，与假设原理本身，完全是两码事。这就好比，在y=F(x)这个公式中，可以假定不同的x值，并探究x的取值区间，但不能假设公式F本身。经济学本身不值得辩护，自从经济学本身成了一些人赖以谋生的职业，这门学问的科学性本身就是很可疑的了。
哈耶克其实也是还原主义的体现，哈耶克的全部思想可以简单地归结成一个简单原理。哈耶克的最大历史功绩，其实是把资本游戏及其规则做出了政治化解释，从而只不过是恢复了政治自由的本来含义。《法律、立法与自由》，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思想在资本的无政府主义与个人的良善本性之间的无谓挣扎而已。最要命的是，哈耶克宁愿牺牲主体自身以外任何个人的自由，也不愿为资本的自由设置一个界限，这就是让西方人本主义导向的思想家们纳闷了几十年的所谓“主体间性”问题。
其实自人文思潮肇始的所谓的人本主义，从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现代社会的市侩、势利眼跟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后者对前者百般揭发，以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拆解最为深刻，毋宁说是对先前启蒙思潮的延续；前者对后者极尽嘲讽，以《动物庄园》、《1984》最为呛人，一切道德评价和目的指引都被贴上了“忽悠”的标签。从而标榜理性的法治有时却实施着科学的反革命，而以民主自由自况的法典也能指向通往奴役之路。名实之辨便由此更进了一步，是为从橡皮图章与法律帝国的区别，走到了形式合理与实质正义的分野。
康德为看不见的手留下了地盘，是一种倒退，马克思与卢梭薪火相传，坚定地用理性描述那只看不见的手背后的力量。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宗教化的东西，其意义是：理性于此止步。这类似于基督教哲学史上的信仰主义：首先接受，然后理解。这是拙劣的驯服。马克思是理性原则的坚定贯彻者，高级的理性，是理想主义，低级的理性，是现实主义。启蒙的价值在于，使人建立基于情感的理性确信，而不是屈从于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看不见的手是反启蒙的显例。
摆在康德面前的物自体，是庞大的商业力量，饿了需要花钱买馒头吃，类似于其先天综合判断。自由、物权、市场、法治，则相当于其知性范畴，往往导向二律背反。康德的二律背反，源于对知性范畴的滥用。自由、物权、市场、法治等一旦被滥用，同样会走向各自的反面，化作妄称天数的骗局。
马克思只是把卢梭犹太化了，以犹太人特有的现实主义精明，把卢梭的思想做了具体分析，并结合现实为骗子和傻子之间的故事做了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诈骗是贸易，不是工业；是服务，不是生产；是分配，不产生新价值。所以诈骗作为商业活动中那不等价交换的一隅，当然不能算是劳动。从卢梭到马克思，其实最关注的是具体的人，面对大忽悠，超越个人去观察个人的处境是必要的，马克思从中发现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
因为人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都不平衡，有才无德的肯定要行骗，骗有普遍性。骗是文明的标志，和平的象征。等到连骗都不骗了，就是纯粹的野蛮统治了。骗术有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更精巧，这是技术层面；一个是更合理，这是价值层面。任何社会规则，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骗局，只是程度和合理性不同，可信就靠谱，人无信不立。骗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能使对方建立信心——投资价值。骗局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信心，信心是市场的桥梁。而忽悠是个大杀器。
对圣贤思想解释权的争夺，是中国思想界的主题，同时也是行骗的舞台与防骗的阵地。正如孔家店与孔夫子的区别。所谓孔家店，无非是官本位的小康礼教而已。李斯焚书，断儒家学统，法政小吏偏执其教，师道于是不传；公孙弘曲学阿世，枉儒学职志，乡愿宵小大倡其德，稻粱之途遂辟。儒学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其实儒学也好，孔子也罢，都只不过是个能指，是个概念，是个文化符号。要害是，在提起和运用这几个词的时候，其所指的内涵如何，内容怎样。纠缠于名相没什么意义。
正反两面的史实和史论告诉我们，儒家的大道，既不是天子的世袭罔替，更不是诸侯的智谋气力，儒家是最尚贤的，所谓贤，一则圣人，一则君子。天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这是以人道统摄天道的大仁政，更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科学道理。孔子本人没怎么谈论周王的问题，他更多是从下往上劝诫的，这跟他的社会地位有关，他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以述为作，寄希望于后世。孔子这样的人，是有自认的文化担当的，是把自己融进前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的，他考虑的不是什么权宜之计。王道不同于霸道，就如同王朝不同于帝国、公有不同于官有、大同不同于小康。从礼乐征伐出于诸侯，孔子看到了后世帝国变乱不息的端倪。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无不人亡政息，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既是暂时的，于是也就有了后世的杀伐和诡诈，再加上真孔的绝嗣、奴儒的帮闲，几千年来也就只好惯于长夜过春时了。
而熊十力论述大同儒学要旨的《原儒》一书，则让人读得心潮澎湃。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韩强教授也有篇文章把大同和小康、论语儒学和礼记儒学做了区分，具备一定防忽悠价值。所以对待以往的思想资源，批判继承、六经注我就行了，比如大同儒学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资源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至少对所谓小康世有批判价值。
从社会发展评价的角度说，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并不见得是好事，这很可能意味着贫困化和生存困难。人才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能说明人们比以往更爱劳动了，只能说明似乎越来越民不聊生了。从微观经济学角度说，劳动积极性问题是劳动力的供给弹性问题。试想，面对着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的实在问题，当“连家里当包身工的儿子都下了岗，当小姐的女儿都失了业”时，劳动积极性肯定是高的。
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略有两种。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意味着民族主义和战争的法西斯。在米瑟斯和哈耶克的时代，预示着并表现为通往奴役之路的，正是这种垄断资本的国家政权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即旨在消灭阶级差别的过度政治形态。以国家政权从事消灭阶级差别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中国历史以前走不出历史循环律，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取消阶级差别。
人类社会中，人的权利是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争取来的，所谓天赋人权，不过是说人天生有在他人面前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要求。然而时下，自由派所期许的，显然是释放资本权力的自由意志。民社派所标榜的，无非是包装资本权力的民主画皮。而法政系所兜售的，也不过是袒护资本权力的宪政法则。
社会改造的过程，首先是利益关系改造的过程。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纽带，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理顺利益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否则，道德只不过承担着社会批判功能，是不会发挥主导作用的。作为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是人的解放——比政治解放更彻底的经济解放。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对于这种社会理想，“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历代圣贤的文化使命，是对人类思想的改善。历代圣贤的历史功绩，是对改善之道的确认。总有一部分人是要坚守的，总有一部分人是要阐发的，人多人少的问题，人数比例的问题，量变质变的问题。大众总是有些后知后觉的，似乎总要在一定情势逼迫下，才会觉悟。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他们只是跟所有拥有美好而伟大的心灵的历代圣贤一样，对人类的苦难有悲悯，对人类的未来有希望。跟那些梦想家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足够的才智，他们发现了实现理想、解救人类的现实可能性。
道德水平有高低，明白事理有先后，蒙昧与解蔽之别，当在道德品位和人生态度。前者指良心，后者指理性，所谓启蒙，即是引导大众去做有良心的理性主义者。良心象征理想主义，理性代表智力水平，所谓启蒙，即是引导大众去做有智慧的理想主义者。较高的道德品位，使人不忍做精神空虚的拜物教徒，通达的人生态度，使人不肯做自作聪明的市场工具。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作为心地善良而思路清晰的人，百年来，周树人之弃医从文、熊子真之退伍执鞭，其道一以贯之。
参考书目：
《五百年来谁著史》 /韩毓海 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张一兵 著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是哲学话语》 /张一兵 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 /俞吾金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 /汪丁丁, 叶航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 /唐文明 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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