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指示与消灭社会分工 -

　　后人写前朝历史，总免不了有些主观，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如此。例如读了“国学大师”季老和杨绛女士对“牛棚”的控诉，我还以为“牛棚”是怎么样的人间地狱，比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什么的。后来才知道原来不过参加一段时间农业劳动，体验一下生活。如果这叫做苦，农民天天都在田里劳动又该如何说？而且，几百元的工资照拿，比起被买断工龄的千万工人们，又能苦到哪里去？或许他们历来认为自己是上等人，是“劳心者”。孟子不是说了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让我们做体力劳动？没天理啊！惨无人道啊！　　

　　不过，幸而并非所有曾经上过干校的知识分子都作咬牙切齿状。著名的“人民诗人”臧克家和郭小川抒写五七干校的诗歌，就另有一番新鲜感受。臧克家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我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了湖北咸宁干校。这个日子，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这以前，我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小天地里，从家庭到办公室，便是我的全部活动场所。身体萎弱，精神空虚。上二楼，得开电梯，凭打针吃药过日子。为了思想改造，为了挽救身心的危机，我下定决心，换个新环境，去尝试、锻炼。当一脚踏在大江南岸向阳湖畔的土地上，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展开在我的面前。眼界顿时宽大了，心境也开阔了。……一切等级、职位的观念，统统没有了，大家共有一个光荣称号：‘五七战士’。小的个人生活圈子，打破了，把小我统一在大的集体之中。在都会里，睡软床，夜夜失眠，而今，身子一沾硬板便鼾声大作。胃口也开了，淡饭也觉得特别香甜。心，象干枯的土地得到了及时的雨水一样滋润。”　　

　　其实单纯从养生角度看，劳心者做一下体力劳动的确不是坏事。住过牛棚的老九们后来还活得长命一些，季老九十而终，杨夫人也还健在。反而是在新时代，把知识分子当宝一样供起来后，他们的寿命比十年前低了二十岁（《新京报》报道）。这也太奇怪了，我捉摸着，是不是少数人因为多食少劳撑死了，大部分则穷死了--例如我那个写了《托洛斯基评传》的老师。但是，“我们是上等人--怎么能够和贱民阶层在一起过活呢？”在他们看来这条理由就够了。所以他们会睁着眼睛说瞎话，把整洁的干校住房称之为牛棚。　　

　　五七干校其实是很有深意的。它源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这个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新政治理想，很有历史意义。五七指示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思路，即通过消除社会分工来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社会主义将发展到共产主义，还是倒退回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变色？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钥匙。而分工又是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源头。　　

　　列宁参加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时，有些工人对他说：“您有更重要的工作做。”列宁说：“现在这就是最重要的工作。”这些工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是要列宁先脱离体力劳动，再脱离群众，然后镇压群众，成为新贵，新的剥削者。列宁没有照这条路走。　　

　　解放后，人们常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不同。”这话实际上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分工就是阶级，阶级划分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如果从所有制看来，则国家主席与掏粪工人之间，经理与苦力之间，好像没有甚么差别。可是前者占有堂皇的住室，在乡间还享有几处避暑的别墅，有最好的汽车供他们使用，并且他们早已忘记了怎样擦亮他们自己的皮鞋。后者则挤住在常常没有分隔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他们不擦自己的鞋，只因为是赤脚走路。这种差别，在官僚看来，是不值得注意的。可是在苦力看来，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马克思说：“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正是社会分工的差异，形成社会阶层的分别，形成资源占有的差异，经济收益的差异，形成贫富的差别。这最终也就是社会中的阶级关系。　　

　　毫无疑问，社会分工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恩格斯当然是反对奴隶制的。但恩格斯说奴隶制的兴起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恩格斯说“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　　

　　但是，到一定时期，社会分工也和国家、阶级这些概念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社会分工本身就带有自我否定的因素，并且不断地自我否定，又发展出新的形式。总有人把这一分工引向极端以至脱离，相应地总会有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阶级产生。社会上也总有不少人把脑力劳动者看成高踞于体力劳动者头上的贵族。其走向极端的例子之一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它把社会分为执掌宗教事务的为“婆罗门”，执掌军政大权的为“刹帝利”，从事生产活动的是“吠舍”，为这三个等级服务的奴隶是“首陀罗”。四种姓是神造的，不可变更。马克思称：“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中国则有类似的士族制度，能否入仕全看豪族依名教标准来举荐，变为豪族间的游戏，把非儒家寒门完全排斥于外。当这种选任方武发展至极端，便成晋室的九品中正制，高门与寒门的阻隔对立愈演愈烈，矛盾丛生。到黄巢起义打击后，在宋朝就再也没有士族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但直到现代，国外有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中国则有血统论。血统论就是一种分工论，即认为社会应划分为好汉与混蛋两类人，而且好汉与混蛋是世袭的。这已经倒退一千年了。　　

　　细致的专业化分工是造成当代人类异化状态、把人变成机器的主要根由。“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马克思）　　

　　分工对生产力和科技发展起过巨大作用，但当人类已到了饱暖思淫逸，不仅疯狂追求高消费，而且强迫大量劳动者失业的时候，分工就该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阶梯上退隐，并且由兴趣取代温饱压力和贪欲成为劳动的主要动力。“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马克思）　　

　　社会分工发展的历史，就是它自我否定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走向自己的反面，同时又不断地产生新的形式。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消除社会分工才被提到日程表上。“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马克思）　　

　　“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全体个人支配，不可能归各个人支配。” 在古代，农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牛和犁，大部分农户都可以拥有，因此农民可以单干，而且也只能单干。可是如今，单干农民怎么能够使用机器呢？合作化才是出路。　　

　　最早的分工形式--家庭，不就是这样走向了反面吗？娜拉出走了，即使在过去，她也可以当个女工；在社会主义国家，她会有更多的选择。女性参与生产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新兴工业国家特别需要劳动力。女性在现代化的岗位上完全可以跟男性做得一样好。当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也就动摇了。家庭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它也将历史地消亡。其实，现代家庭不但供水、供电、采暖都社会化了，连家庭劳动也社会化了（保姆、幼儿园等）。　　

　　“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现在这种分工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为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手段。”（马克思）　　

　　共产主义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消除“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界限，让每个人既劳心也劳力，在追求个人的精神审美的同时参与集体的经济生活和公益劳动。一旦和兴趣结合起来，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成为互补的完美统一。“劳心”的休息是“劳力”，“劳力”的休息是“劳心”，人永远休息又永远劳动。所以马克思曾把共产主义归结为这样一个最终目标：“消灭社会分工”：“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中早已消灭对立的阶级。苏联只存在工人和农民两大合作的阶级。斯大林一面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面又说在阶级消失了之后还有必要保存国家，甚至还要加强专政。　　

　　毛泽东打破了斯大林的这种理论。他反对掩饰社会主义制度中阶级关系仍然存在这一现实。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实现吗？毛泽东认为，彻底消灭分工是不可能的。他在1959年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时评论：说“自由地选择职业”，我不太懂，搞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挖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学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搞得没有饭吃。　　

　　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消灭分工，是指消灭社会分工，即“法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　　

　　自然分工是不可能消灭的。比如说不能让男人去生孩子。但是，消灭社会分工，例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城乡的差别，这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农民天生就注定“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难道知识分子到农村捏几天锄把子就是弥天大罪？国与国的“分工”不也造成了现在这种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吗？　　

　　亚当·斯密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同样地，国与国之间的区别也并不是那么大。这种“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相反。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保持这种“国际分工”，而毛泽东则是反对的。他认为各国必然有独立的工业。当然他也说了小国不一定什么都要有。　　

　　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对分工作相应的改变。脑力劳动者不要做单纯的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也不能让他们当单纯的劳动力。干部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任何脑力劳动者，不管是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只要脱离体力劳动，只要自以为比一般工农高明，就是向特权阶级蜕化的开始，就是要做精神贵族。这些人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知识。倒是认认真真向工农学习，拜他们为师的才可能获得一定的知识。　　

　　　200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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