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民主：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改革

    最近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话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可以预见，起码在18大之前，有关政改的辩论都将是各类话题的核心。以九月四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提出“政改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为标志，又一次启动了关于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针对光明日报提出要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九月六日的《南方日报》在第二版同时发表四篇署名文章，对政改进行热烈回应，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借鉴人类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的有益成果。”很明显，《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在政改的方向性问题上表达出完全不同的立场。这次大讨论，是继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姓社姓资”争论之后的第二次关系改革方向的大辩论。与第一次”姓社姓资”大辩论的目的相同，这次争鸣的核心还是改革的方向问题。以《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为代表，两种思想潮流在进行碰撞，一个提出要搞清楚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一个在回避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关注和回避都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各自所处的立场和所代表的利益的区别使然。

    一、社会主义的改革只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

    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在改革启动之始就存在，以1992年邓的南巡讲话为标志，姓社姓资的争论开始偃旗息鼓。恰恰从不争论开始，中国的改革开始明显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改革的路线图开始揭去羞答答的遮羞布逐步变得清晰，市场化和私有化正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结果，时间过去了不到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已经距离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了，作为姓社姓资关键指标的财富集中度，已经成功的超越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美国。不争论的结果时至今日已经非常清楚，公有制经济成分日益减少，非国有经济成分已经占据了经济的大头，即便是国有企业还占有着经济的一些重要命脉，但是国有企业也已非原来意义的公有制企业，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企业的主人翁，和企业之间已演变成雇佣合同关系，公有制企业内部的民主化管理已经难觅影踪，国有企业甚至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不只是导致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经济基础的畸变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内在变化，虽然我国的基本政治框架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作为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的代表构成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通工农代表已经难觅踪影，这点恰恰与毛时代的工农代表占据半数比例形成鲜明对比。权力机构代表构成发生的这种变化，必然体现于国家重大决策的利益平衡上从大众利益优先逐步偏离于工农大众的利益。不仅如此，工人已经从国家的领导阶级沦为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地位也难言强势。这就导致一个奇怪现象：对照宪法第一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无声胜有声吧。这个问题上，我自觉地搞不争论了，事实如此清楚，确实不需要争论了。

    改革必然会引起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作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轨道。改革的方向问题关系改革利益调整的平衡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改革的利益调整自然也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至少要把大多数人的利益至于优先地位，而不是让少数人富起来。这本应是一个基本常识，权贵精英却在这个常识问题上装糊涂。喜欢搞不争论的精英，连出门都要分东西南北，却在关系我们国家前途命运和亿万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问题上不讲究方向了，这真是古今奇谈。

    争论不只是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利益诉求的声音表达。对于改革这样的涉及中国全局和未来命运的大事，有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争论才是不正常的，搞不争论才是不可思议的。有了争论才能让兼听各个方面、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让改革的方向不至于严重跑偏。社会主义国家关心改革姓社姓资问题的，其实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也是关心亿万工农大众利益的声音；故意漠视改革方向的，则是以代表先富权贵利益的力量为主，是想在中国悄悄的发展资本主义。事实是，不争论的结果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声音单方面的减少了，坚持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声音却日益增大，并成为所谓的主流媒体的主流声音。原来不争论的奥秘就在于此。

    关心姓社姓资也绝非中国所独有，资本主义的美国美前行一步都要关注姓社姓资问题。即便被金融危机严重困扰的美国采取大规模政府干预手段救市的时候，代表美国资本利益的喉舌们郑重其事的公开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好像美国人没因此觉得思想不够解放，也没人喊着不解放思想就换人。与以往相同，一直在有利于权贵精英利益的决策上以学习国际惯例为推销理由的精英们，却总是习惯在不利于权贵精英利益的选择上就开始大搞中国特色了，南方周末为了回避姓社姓资的追问，巧夺天工的把“不争论”升华为超越“姓社姓资”了，也是在显示改革精英的独特智慧和特殊利益。精英确实智商不低啊，南方周末确实有人才啊，太极推手玩的如此密不透风，遣词造句又是如此。

    中国提出姓社姓资问题，是希望亿万工农大众的利益不因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而受损，而美国资本利益代言人提出救市是“姓社”还是“姓资”，则是关心救市行动不能背离资本主义轨道导致资本垄断集团的利益受损。可见，姓社姓资问题，确实是利害攸关的大问题。中国改革搞不争论的结果，是压制了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声音，让支持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力量占据了上风。而两极分化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设计师也把是否出现两极分化作为改革是否走上邪路的标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允许问改革方向，体现的是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法自圆其说的霸道，与民主的基本原则也完全相悖。客观事实也是，不争论的结果让中国的经济基础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涉及的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生产资料逐步私有化，分配方式逐步按资分配化，让中国很快成为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也在政治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苏联只所以倒向资本主义，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非法利益合法化，根本就不是人民的选择。

    二、西式政改的目的在于打着民主旗号来实现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合法化。

    政改到底是个什么问题。与经济改革一样，政治改革也存在姓社姓资的方向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过程，同样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国体不变，即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不变。如果是倒向资本主义的政改，那就是搞所谓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幌子的西方资本专制政治体制，也就是搞彻底的全盘西化、完全的和平演变、根本的资本主义复辟。从08宪章到《炎黄春秋》和南方报系的一系列有关政改的鼓吹文章来看，他们或者避而不谈姓社姓资问题，或者公开否定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搞全盘的政治资本化。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回避姓社姓资讨论的目的在于瞒天过海的搞经济资本化，回避政改的方向性问题，当然也是想搞政治的资本化。

    中国的权贵精英做梦都想实现政治的资本主义化，是与其攫取的巨大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三十年以来，我们搞的私有化和市场化道路，不但迅速制造了冠绝全球的贫富悬殊，还同时造就了高度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在经济上已经富可敌国，在政治上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权力，但是毕竟这一切利益的取得为中国的现行宪法和现行政治体制所不容许，当然也和人民民主的国体无法兼容。经济基础的私有化必然会导致政治权力的私有化倾向，很多有利于民的政策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渗透无法推行，工人和农民在各级人代会代表席位的聊胜于无的状态也必然会导致工农利益的被漠视。即便如此，那部还在规定人民民主、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宪法也始终被权贵精英视为一把悬在既得利益集团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让他们提心吊胆。清代著名大贪官和珅敛财数量远超当时的清廷国库，其面对着金山银海，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聚敛的非法之财有朝一日被清算，同样，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最担心的也是非法利益被清算的问题。不同的是，清算和珅的是皇权，而有可能清算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和非法行为的只能是人民民主体制下的人民大众。这也是毛时代的人民民主被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民主精英们拼命妖魔化的根本原因。现在的中国，为毛时代的人民民主实践正名的言论在主流媒体鲜于见到，在相对自由的网络平台上也是全面遭到打压。与此相反，为卖国贼招魂、为资本专制体制美容、甚至为国民党涂脂抹粉的言论却甚嚣尘上。08宪章赤裸裸的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无人追究，袁腾飞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获得成名获利的机会，而郑州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却遭到弹压。为了妖魔化人民民主，不惜给一切被人民民主所否定过的制度和事件搞正名。一个宪法明确规定实行人民民主的国家，真正的人民民主被妖魔化到如此程度，确实是奇闻。当然，如果看透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上下其手，就一切都不再神秘。

    当然，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权贵精英们，从来都要为自己的真实目的加一个漂亮的包装。西式政改实际是为了给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寻求一个彻底安全的保护伞，但是在表面上还是要高举民主人权大旗来作为忽悠的噱头。毕竟明火执仗的抢劫方式已经老土了，非不得已不会使用，而喊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搞抢劫却阻力超小，这才是时尚。这种说一套说一套的方式是资本利益集团的必备技术。资本的先驱者们就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杀人于血流成河的。到了后来，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们就发明了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主要口号，同时发明了所谓多党制和所谓三权制衡的西方民主，用以掩护着资本的贪婪与血腥。公开承认为占人口约5%先富者利益代言的茅于轼们，就是新西山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和08宪章的发起署名人之一，新西山会议和08宪章的基本内容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体制，鼓吹所谓的西方“民主”。同样，代表精英权贵利益的右翼媒体也是西方“民主”的积极鼓吹者。因积极鼓吹西方价值观得到奥巴马特别青睐并且以此作为炫耀资本的南方报系，以污蔑毛泽东、歪曲毛时代、诋毁社会主义、传销所谓西方民主为主要任务的《炎黄春秋》，都在积极的鼓吹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和所谓西方“民主”。

    三、西方所谓“民主”的本质就是资本专制

    民主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自由民主确实是普世价值。但是假冒民主的资本专制只能是符合资本家抢劫财富的普适性需要。民主是什么？民主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统一，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政治民主是经济民主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就如同人有两条腿才可以健步如飞，只有一条腿那只能叫残疾。公平是民主的前提，不具备公平的前提，空谈民主就好比举着屠刀念圣经。而公平包括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体现为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

    贫富悬殊的私有制基础上，经济资源分配的绝对不平等，必然也导致政治资源分配的绝对不公平；而且，生产资料的少数私人垄断，让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人为的制造失业现象，让劳动力成为一种供过于求的廉价商品。提供劳动力的劳动者面对垄断资本的资本家，如何谈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如前所述，最多是只有一条腿的残疾民主。何况，这仅有的一条腿也是严重残缺的，只有间隔几年一次的受金钱操控的选票。而影响选情的媒体和资金却都集中垄断于资本集团之手。这种平时在资本家专制之下接受剥削而每隔几年才有机会投一次选票的所谓的西方“民主”，颇为类似一个平时吃糠咽菜的人过年吃顿饺子就可以认为过上了小康生活。这种严重注水的民主就是西式政改鼓吹者们积极传销的所谓西方“民主”。所谓西方“民主”体现的是一种垄断资本集团控股、广大选民只能作为散户举举手的股份制模式，股市上散户据说都有投票权，但是却只能沦为被抢劫的对象；西方民主还是一种隐性的家族统治和门阀政治，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庭手中，2500个家庭则“操纵”着整个英国，美国则由60个最有权势的家族“掌控”着，其他如菲律宾的阿基诺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印尼的苏加诺父女、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世袭政治家族。在选举的形式掩盖下，这些家族和门阀长期垄断权力。

    正因为西方“民主”实质为封建门阀制的2.0版，而且，因为搞了所谓多党制和所谓的三权制衡体制作为华丽包装，同时借助垄断资本集团控制全球媒体话语权，辅之以戈贝尔的宣传灌输方式，因而具有超强的迷惑性。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政治体制得到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广泛的喜爱和接受。苏联的西化就是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非法利益合法化来实现的，而根据当时的民调，80%左右的人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通过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不但可以从根本上解除被人民清算之虞，从而可以避免和珅的悲剧，让非法之财合法化之后可以放心大胆的让子孙后代时代继承，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2.0版的封建门阀制政治制度来实现政治权力的隐性世袭制。公开身份的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们如此热衷传销西方民主，其奥妙也在于此。其实，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看看那些设计和推销私有化和市场化同时公开声称为既得利益者代言的人的立场，就可见这些人所推崇的西式政改是在为谁而改了。

    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多党制，在垄断资本集团垄断资金和媒体的环境中，只有维护资本核心利益的政党才有机会问鼎权力，这一铁律，几百年来少有例外。各国多党制大都以两党竞争为基本框架，而这两个主要的政党的政治纲领和竞选主张差别甚小，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制政治。一个真正的多党制，应该是一个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和一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进行竞争，但是为多数人谋福利的政党很难上台，因为媒体和金钱都控制在垄断资本家手里，这样的政党即便上台了，也要被垄断资本集团和贵族精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泰国的他信都是民选上台的领导人，却因为照顾了穷人的利益损害了富人的利益，就被政变下台。美国的肯尼迪，则因为要把资本家控制的货币发行权夺回来交还美国人民，就死于非命，死了连调查档案都不敢公布至今封存。曾经的代表工农利益的美国共产党，则被美国当局通过抓捕审判和麦肯锡清洗运动打击的奄奄一息。这些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多党制的虚伪性。

    就三权分立来说，现代国家都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有不同机构来行使的，关键的三权制衡却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议会制的体制，立法权和行政权归于一党行使，何来制衡。即便是总统制的体制，目前也是行政权日益凌驾于立法机构之上，美国总统就可以通过相对和绝对否决权来否定议会通过的法案。何况，在资本主义的三权之上，是垄断资本的金权高高在上的在垄断着权力，调度着三权的运行。垄断资本不仅仅实际垄断着三权，而且还把国家的最核心经济权利的货币发行权直接垄断于自己手中，美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都是私人控制，而且均具有不受政府和国会节制的巨大特权，凭借这些权力，垄断资本就可以一方面做运动员，一方面做裁判员，甚至还是规则的制定者。这样权力设置，是民主吗？不言而喻。

    四、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才有可能建设真民主

    民主确实只有真假之分，而无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之分，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关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和本质前面已经论述。同时如前所述，真正的民主就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统一，而只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才有可能提供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统一的基础性条件。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包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只有社会成员或者集体组织成员共同共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制度，才能实行最接近公平的按劳分配制度，也才能在公有制企业内部实行民主化管理。经济地位和财富分配的公平，为实行政治公平创造了基础，而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恰恰是实行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前提条件。因此，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才有建设真正民主的可能。这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要为了实现民主而推行政改，那么只能坚持政改的社会主义方向，真正的民主只能是人民民主，搞政改只需要在坚持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和完善。脱离这个基础，政改的目的只能是名为民主实为资本专制。

    因此，无论是搞经济改革还是搞政治改革，如果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的富裕和民主，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问方向，或者模糊姓社姓资问题，都是为了要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要偏离真正的民主方向而倒向资本专制方向。超越姓社姓资，和不讲姓社姓资一样，都是在回避方向性的关键问题，实质都是要搞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西方资本专制制度。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内才有可能建设民主，但是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一定实现了民主。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算不完全的或者不成熟的社会主义。要探索民主，应该特别关注毛时代的大民主实践，在探索民主方面，毛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基辛格所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权是攻势，美国是守势。毛时代的民主是走在美国前面的，是当时的世界民主运动的中心。当时，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民主价值观净输出国。

    新中国的成立首先建立了体现人民民主的政治框架，具体体现为一党领导下的体现多党协商的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构成。这是一种非常有创造力的而且能够最大程度体现民主的制度。“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然后交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大代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由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而西方国家的参众两院由于身兼制度设计和制度制定双重功能，很难保证最终制定的制度符合人民利益”（摘自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毛时代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这就为公平的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经济的平等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而毛时代内部的公有制企业，一直在积极探索民主化管理的模式，鞍钢宪法就是工业企业探索的民主化管理模式，至今都是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当时的工人非常具有企业的主人翁精神，把企业当自己的家，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当时的企业领导是少有腐败贪污的，就因为民主化管理形成对企业管理者的强有力监督。

    但是仅有上述制度是不够的，政党协商制、人大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如果缺失了外部的群众直接参与的监督，还是难免会出现权力扭曲现象。政党监督也好，三权分立也罢，都更多体现的是体制内的制衡，这种内部的制衡如果没有群众从外部给予的直接监督还是会出现大政治精英化的倾向。正是为了解决一直以来困扰各种政治体制的问题，毛主席通过启动大民主实践，赋予群众广泛的民主权利，让群众可以通过四大自由，自由结社、示威，罢工自由等方式来参与政治，这种群众直接参与的监督建立起了对权力和官员的无缝隙监督。第一次让中国的民权能够比较有力的去制约和监督官权，这种民权对官权的制衡才是真正的制衡，与所谓的政党之间的制衡和权力内部的制衡相比，这才是真正的体现民主的制衡。

    当然，毛时代的民主实践也是不完美的，有很多的不成熟和缺点。这是一个新生的民主模式在探索的初期难以避免的，而且，毛时代的大民主让人民大众第一次不再处于社会的底层，第一次让社会的利益趋向偏重于工农大众，第一次着力消除传统精英相对于普通老百姓的优势地位。这样的民主实践，是对几千年形成的权贵利益至上的原则的彻底颠覆。如此民主，既要看群众脸色，又没有腐败自由，怎么能不遭权贵们痛恨呢，怎么能不受知识精英的仇视呢？如此民主，自然也会遭受当时已经形成的权贵精英的破坏和阻挠。所以在这样的民主实践过程中，出现过激现象在所难免。而且，没有一个所谓民主的实践过程是不需要付出社会成本的。在污蔑和仇视毛时代的那些精英眼中的民主楷模——美国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那才是真正的血与火的过程。不同的是，毛时代的大民主实践付出的是少数官僚和精英的委屈，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实践过程则是充斥着平民百姓的血泪与代价。让官僚和精英受委屈，还是让老百姓受委屈，这是区分毛时代大民主与一切假冒民主的关键标准。现在的民主精英们，追求的是精英的民主，实为权贵的特权；他们仇视的就是毛时代这种重视人民利益的民主。

    五、政改建议

    分析至此，可以推导出这样几个基本结论：

    1、社会主义的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必须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基本原则。否则，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性颠覆，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2、改革的姓社姓资问题是关系改革方向、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的关键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才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和真正民主。

    3、西式政改符合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获取巨大非法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却根本违背人民大众的利益。西式政改就是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合法化，同时，让老百姓处于被抢劫的地位法律化。

    4、民主就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辩证统一，缺一不可。资本主义制度内没有实行民主的基础条件，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资本专制制度，而且是封建门阀制的升级版。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可能建设成民主，只有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改才有可能走近民主乃至最终实现民主。

    5、社会主义的政改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性质。新中国建立的基本政治框架是最有利于实现人民民主的，但是这个体现民主的政治框架必须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否则一旦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那再好的政治框架也会异化。

    6、毛时代的大民主实践，至今都处于人类探索民主实践的前沿，值得我们总结，把民主精神和民主做法进行扬弃，用制度化予以固定，通过法治化加以保障。

    7、民主的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除了选举权之外，还要建立和完善监督权利的途径。

附文1：

 

《光明日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刊发了这篇文章。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30年来，深圳凭着“杀出一条血路”的胆略和勇气，在经济改革中先行先试、挺立潮头，使小渔村变成了大都会。与此同时，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多有尝试。30年中，深圳实行了多轮行政制度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2004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改革，在文化、交通、城管等部门实行了大部制。2009年，深圳政治改革再进一步，全市政府机构从46个大幅减少到31个，并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思路，重新调整了行政设置。

在纪念深圳经济改革30年之际，深圳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作为也颇受人关注。很多人认为，深圳不仅是经济改革的急先锋，也是政治改革的试验田。毫无疑问，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广阔视野来看，深圳在政府机构设置、权力划分、人员配置等方面的改革尝试，为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积累了点滴经验，提供了宝贵借鉴。就此而言，30年来，深圳经验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不过，在深圳政治改革经验带来的期待之中，尤其是关于政府权力的划分方面，有些认识较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比如，有人会认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分，类似于西方政治中的“三权分立”，但范围有限，不够清晰。这种简单的比较，着重于形式，忽略实质内容，很容易产生误会。究其根源，原因在于此类观点没有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硬用西方的概念套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

基于现实政治问题，作一些比较研究并无不可，但前提是要划清两种民主的根本性质；否则，就难免张冠李戴，得出不当结论。

首先，在回答“由谁统治”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又依法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最有效的专政；而资本主义民主则是少数人的民主，局限在资产阶级内部，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这种“国体”上的差别至关重要，体现了民主政治鲜明的阶级性。因而，如果有人在没有认清“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之前就去讨论具体政治问题的是非，必定是盲人摸象，错漏百出。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在“如何统治”的问题上也大相径庭。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而资本主义民主虽然也标榜“主权在民”、“人人平等”，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不论制度形式如何变换，其实质仍然是少数人的轮流坐庄。这种政体上的差异，是我们观察现实的重要背景，倘若抽掉，必会导致偏颇以至荒谬的判断。

另外，除开国体和政体上的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在政党制度、民族关系和基层民主等问题上皆有显著差异，同样不可忽略。所有这些不同之处，都是我们进行抉择和改革的基石。无论是一个地方的试点也好，还是全局性的尝试也罢，都应基于对两种不同性质民主的清晰区分和判断之上。

 

 

附文2：

政治体制改革：未来特区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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