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对90年历史的沉思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命运

——对90年历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些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90年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党就会走向胜利；而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党就会遭致失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路线斗争了，但是，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人民；我们如果也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仗，给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全文近12万字，共分8个部分，本站将分开连载。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二、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关于改革开放

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⒈十月革命前中国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毛泽东在1949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现在有人提出异议，说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人搬出历史说，在十月革命之前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等就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经他们这样一说，好像毛泽东的说法是不对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毫无疑问，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不是别人，正是列宁，领导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5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呢？

至于说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就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毛泽东对此当然也很清楚。他在1945年4月21日所作的七大预备会议报告里就说到，“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11月8日中国就知道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在这里，毛泽东提到了梁启超、朱执信，还提到一个翻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译者。这些人，实际上还有马君武和孙中山，他们虽然各不相同——梁启超曾与康有为一道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成了保皇党，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甚至提倡学校读经；朱执信是同盟会的干才、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主张革命，且能身先士卒，35岁就死于战场，孙中山称赞他是“革命的圣人”。那个翻译恩格斯著作的译者名叫施仁荣，他的译文在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上连载，估计是中国社会党的成员；马君武，同盟会成立时他是首任秘书长，曾与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一道制定同盟会章程，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他还曾以其在日本留学所学的应用化学知识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研制无烟炸药，民国后曾任实业部次长，其后又任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后因反对国民党改组和实行三大政策，被国民党二大开除党籍。晚年转向翻译和教育，曾译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黑格尔的《一元哲学》等著作以及拜伦等的诗作多种，1927年创办广西大学并任校长，还担任过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等校的校长，于1940年病逝，周恩来的挽词称其为“一代宗师”；至于孙中山，他先后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后又主张“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往往是“浅尝辄止”，更没有树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所作介绍也就难免有失客观公允，有些说法甚至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比如梁启超在1902年10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文章称，“帝国主义者，干涉主义之笔名也。”文章同时认为，“社会主义者，其外形纯主放任，其内质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梁启超：《干涉与放任》，《新民丛报》第17号。）在这里，他虽然说了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二十世纪”这样称道社会主义的话，但把社会主义与“中世史”、“帝国主义”都归入所谓“干涉主义”显然是有违于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的观点的。同月18日，他又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麦喀士（即马克思）与与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相提并论，虽然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却说颉德所著之《人群进化论》比马克思还要高明。文章称颉德是“进化论之传钵钜子，而亦进化论之革命健儿也。自达尔文之种源论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他在文章里还将马克思与尼志埃（即尼采）相提并论，说二人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此贬低马克思，拔高尼采，故意混淆是非。（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梁启超还大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在《自说》里明白无误地写道，“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峙 。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 ，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大小政客，这些阔人们人人有产不消说了，那些流氓及时髦政客们并不见得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只有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以横行，更加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绝对不适用。”（梁启超：《饮冰室主人自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138页）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说成是 “洋八股”，企图用有业无业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有产无产，这除了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和有意制造混乱以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试问，商人特别是大商人是靠用脑筋和气力换饭吃的吗？失业工人是有业还是无业？难道我们可以用商人特别是大商人这样的有业阶级来打倒失业工人这样的无业阶级吗？可以说，梁启超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时附带也介绍了一点被他歪曲了的马克思；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根本谈不上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他只是“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准确的。

孙中山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所处的时代与太平天国相距不远，他的家乡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离洪秀全的家乡花县及洪秀全首义之地广西桂平金田村相距都不远，幼时颇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很大，被称为“小洪秀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实际上来自洪秀全的平均主义思想。1903年12月17日，他在复某友人的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盖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如教育所以平均知识，宫室衣服所以平均身体之热度，推之万事，莫不皆然。”（《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当然，孙中山曾侨居海外，游历欧美和日本，也受到国外社会主义思想之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他曾与流亡于伦敦的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有所接触，也受到其思想的影响。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并与其主席王德威尔德、书记胡斯曼进行晤谈。孙在谈话中曾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主张“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他还说，“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之中了。”（《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3页）这显然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观点。孙中山此访的目的原是想让他领导的党能够成为第二国际社会党的一员，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和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的思想观点不一致 ，这个目的没有能够达到。后来，孙中山又想与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携手。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在上海成立，号称有52万党员，还有一些名人如顾颉刚、叶圣陶参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孙中山于同年12月30日往访之。他与江亢虎晤面，并稱自己有“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希望中国社会党内“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同上，第580页）二日后，孙托人交江亢虎书籍四种，即《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论》，其中没有一本是马恩之原著。由此也可见孙中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还是间接的，还缺乏直接的深入的了解。在这四本书中，《地税原论》当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所作。孙对对亨利•乔治的地价税说十分推崇，认为可以用此税实现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他甚至把亨利•乔治放在马克思之前加以推崇，说“社会主义家莫不主张亨、麦二位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6页）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虽然想与江亢虎的社会党合作，但当时考虑更多的却是军事问题，所以与江并未深谈，而将合作之事留之于“来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各党纷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破产。而此时之中国社会党也为袁世凯、段祺瑞所不容。后来江亢虎的社会党想参加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但因其所持政治观点而为列宁所未允。之后江在政治上日渐堕落，最后甚至参加了汪精卫的伪政府，任考试院院长，成为一名汉奸。至于孙中山，他在晚年虽然仍旧推崇马克思，说 “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0页）而同时又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的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而马克思“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从个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也是错的，“忽略了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同上，第369页）实际上，阶级的存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斗争是社会的常态，而绝不是社会的病态，正是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至于劳动创造价值显然也不仅是指纺织厂工人的纺织劳动，当然还包括此前农民种棉花的劳动，机器厂生产纺纱机、织布机的劳动，但是，这些创造生产资料价值的劳动已经在此前实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它们只能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纺织品的价值中去，而不可能在纺织这个生产过程中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道理，马克思都是说得很清楚的。孙中山有许多藏书，但是他的藏书里只有一本英译本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属马克思的著作，至于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则皆付诸阙如。一个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人而想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显然是很不郑重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没有提到孙中山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正确的。

应该说，在国民党的元老中，马君武和朱执信是做过一些比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的。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写道，“社会主义者，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即傅里叶），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即路易• 勃朗）布鲁东（即蒲鲁东），极盛于拉沙勒（即拉萨尔）、马克司（即马克思）。由圣西门以降，社会党人皆以为人群生计之发达，自古至今，经三级焉。三级者，谓由家奴变为农仆，由农仆变为雇工。由是观之，人群生计（日本谓之经济）之发达，必不止于今日之雇工而已。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近日之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共信也。”文中还谈到了他对唯物论的看法。文中还说，“予著有《唯物论二巨子学说》（此‘二巨子’系指狄德罗和拉梅特里），登《大陆报》第二期。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文章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 为历史之钥。”（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载《马君武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4页）文末还“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书记”共列圣西门、傅里叶、路易•勃朗、蒲鲁东、拉萨尔、马克思所著社会主义著作26种。不过马君武的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圣西门、傅里叶、路易•勃朗、蒲鲁东、拉萨尔都不是社会党成员，更说不上是“社会党巨子”。其所说马克思著作5种，是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实际上也不准确，因为《英国工人经济状况》的是恩格斯，而并非马克思；而《共产党宣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所作，并非马克思一人所著。不过，在当时能够列社会主义的26种文献，特别是能够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五本主要著作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人们不能不承认，马君武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了解较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明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与此同时，他还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之学说附）》，介绍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里叶的学说。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还谈不上深入，这不仅从上面提到的两次将弄错可以看出来，而且从他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里大谈马尔萨斯的“民数”（即人口问题）也可以看出来。后一件事表明，他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的批判实际上还处于浑然不知的状态。在这方面，朱执信也与马君武有类似之处。他在1906年1月在《民报》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但是他把马克思与拉萨尔相提并论，还批评《资本论》里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则是完全错误的。他在文章中说，“马尔克之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马尔克立言不审时，或沿物过情之为之累也。约翰•穆勒论之，一味张皇夸大，盖亦有由也。夫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此虽经济学者之一家言，然于事实恐无以易也。”（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民报》第二号；载《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18页）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民间有言，“不穷千家，不富一家”，不剥夺或剥削众人，那富人能够“发”得起来吗？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论述特别提到了“圈地运动”，它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叙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说，那段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事情当然会有例外，但是，即使有个别资本家是所谓“劳动起家”者，而经过多次的再生产过程，其原始之资本也将会被置换：其原有资本已被资本家消费殆尽，而他之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其原有的资本额不过是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的结果。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得非常明白：“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页）而朱执信却看不到这点（或者他根本就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却去沿用以“调和那不能调和的东西”而著称的约翰•穆勒对马克思的“批评”，实属大谬不然。另外，钟家栋、王世根主编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称颂朱执信“全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和最后一段话”，其实，这十条措施还不足一页的篇幅，用“全译”来称颂显然已属过头，而问题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早已指出，“不管最近25年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现在还是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在今天，这一段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1848年以来大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后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里又重申了这一观点。看来，朱执信没有注意到马恩1872年写的这个序言，也不知道恩格斯在1888那的重申，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原理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区别，把原理的实际运用看得比原理本身更为重要，称那十条措施就是“《共产主义宣言》之大要”，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是严重不足的，同时也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掌握上也是很不完备的。当然我们也不要苛求于前人。如果说，朱执信当时还不能认识这一点是一个不足，还可以原谅，但是，今天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人如果仍然不懂得这一点就很不应该了。

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当然，我们在考虑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时，不仅要考虑介绍者的主观因素，更要考虑当时的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现代工业很不发达，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社会还没有产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需求。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了很大变化。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有了极大的增加，而作为工人阶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有了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十月革命更给了全世界工人阶级也给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震撼。过去，由于第二国际社会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已经很久不讲社会主义革命了，但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他们的觉悟。知识分子是很敏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例外。他们过去总是面向着西方，从西方寻求救国的道理，但是先生总欺侮学生，他们失望了。在失望中，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了光明，使他们认识到到要“走俄国人的路”。“走俄国人的路”其实就是走马克思主义的路。于是乎，自十月革命以后，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于报刊之上，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事也紧跟其后。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更极大地推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为首的、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在1918年7月1日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声言：“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的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以后他又陆续写出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是在1919年5月和11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他摘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资本论》里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原理。

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比李大钊要晚一些。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周刊。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曾在“名著介绍”栏内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几段译文，并加有按语，译者署名舍。标题是《共产党的宣言》。其实，朱执信在1906年即已翻译过这段译文，也许这就是译者署名为“舍”的原因。不过这件事也说明，虽然经过了十多年，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认识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当时的人似乎仍然不知道马恩1972年为（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仍然不懂得一般原理和它的实际运用的区别。

陈独秀在 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的《随感录》表明，继李大钊之后的是陈独秀。陈独秀此时对于十月革命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在该文里写道：“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公开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肯定十月革命，也是他对社会上否定十月革命的一些论调的有力抨击。

1919年2月，北京《晨报》副刊进行改组，增加了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李大钊应邀作为副刊主编参加《晨报》副刊的工作。在“自由论坛”和“译丛”，李大钊 以“守常投稿”的名义发表了多篇文章。5月以后，李大钊还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更突出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副刊的撰稿人除李大钊外，用笔名“渊泉”写作的陈溥贤也有几篇译作：4月1日起用5天时间连载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据说是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文 的译述）；5月5日起以三天时间连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据说是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文的译文），后来从6月到11月间，他还翻译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原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据说是根据高堺素之的日译本转译的）在《晨报》副刊连载。应该说，陈溥贤在五四时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现在有人却夸大陈溥贤的作用而贬低李大钊的作用，说什么“陈溥贤作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值得充分重视”，“李大钊自1919年夏至同年秋写下了他那篇有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续经济学研究》（同文馆1913年出版）等写成的；而河上肇的这篇论文，如前所述，此前已经由陈溥贤翻译并用‘渊泉’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进行过介绍。考虑到李大钊与陈溥贤关系之密切，李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晨报副刊》上的那篇文章。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推断，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陈溥现在资料方面的帮助，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帮助。”（[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6-17页）其实这些话都是石川祯好的主观臆断，并无事实根据。说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本文前已述及，马君武早在1903年2月即已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其人和社会主义的书目26种，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5种；朱执信则在1906年即已向国人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里的十条措施；而那个早在1912年就翻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施仁荣，其所译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远非河上肇或考茨基所著的通俗读物所能相比。他们都没有被称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而陈溥贤又有什么理由被称为“开路人”呢？问题当然还不仅在于时间的早晚。关键在于，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他不是一个普通或译者，他是一个走在时代潮流前面的领路人。他早在1916年8月15日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一文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此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扣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裨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的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曾将这一警句登在《晨钟报》第6期上，后来还写成对联送给章士钊，其实这副对联也是对李大钊自己的一个写照。像上面提到的这样撼动整个中华民族心魄的文字自是陈溥贤那样的人所写不出来的。至于说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工作，李大钊也明显早于陈溥贤。早在1918年7月1日所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一文里，李大钊就认定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非可同日而语”；而当世人欢呼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联军胜利”之时，李大钊则著文说，“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陀罗慈基（Tro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哪一国或哪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哪一边的武力把哪一边的武力达到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同上，第172页）这样的认识陈溥贤有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陈溥贤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河上肇的两篇译文加以对照，就会发现，李大钊的文章视野更为开阔，论述的范围更为广泛，其中许多内容是陈译河文所根本没有的，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是利用经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的那两篇文章写的呢？更不用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的文章写的了。具体来说，比如对于《资本论》的介绍，陈译河文只是介绍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和如何克服困难进行写作的精神，并没有涉及《资本论》的具体内容，而李大钊不仅介绍了《资本论》第1卷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还介绍了第3卷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又如在介绍唯物史观时，陈译河文只涉及《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李大钊的文章除了引述这两本书并且旨趣也与陈译河文颇不一样外，还引述了《哲学的贫困》的文字。而且我们看到，即使是引述同一段译文，其所引的译文也常有不同。应该说，由于当时这些著作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通晓日语的李大钊引用日译本当然是可能的，但是，这和所谓受陈文影响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要说受影响，那也是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而不是受某个也曾引用同一译本者的影响。这个本末显然是不能颠倒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李大钊不仅通晓日语，还通晓英语，因此他参照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英译本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我在《李大钊文选》里看到，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里曾提到“本篇所用之参考书报”，其中五种参考书报中只有一种是日文著作，三种是英文著作，还有一种是中文著作。可以看出，参考英文著作是当时李大钊获取有关资料的一个很重要来源。石川祯浩对此本来也是清楚的，但是他却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李大钊的文章是从陈溥贤那里间接得到资料的，这显然是故意的，武断的，经不起推敲的。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的文章长达3万余字，而陈译河上肇的两篇文章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字，陈文怎么能够成为李文内容的主要来源（所谓“在很大程度上”）呢？还要指出的是，陈溥贤的这两篇文章后来都被李大钊和自己的文章即《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其他几个人文章一道编入《新青年》第6卷第5号，辑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如果李大钊真的利用了陈文的资料，他还会这样做吗？再说，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不清楚需要请教，这样的人在北大就有，如陈启修当时就在北大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主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陈还是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资本论》的导师，二人也是老朋友，并经常一道进行演讲，李若有问题完全可以就近向陈启修请教，又何必舍近求远，远道去向陈溥贤求教呢？这说不通嘛。总之，李大钊在这件事情上是光明磊落、无懈可击的，而石川祯浩的说法则明显缺乏根据，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李大钊的诽谤，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

石川祯浩还认为，“五四时期中国各地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之所以成为可能，同时期日本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其外部条件。”（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石川此说也极偏颇。五四时期中国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不可思议吗？非也。中国在20世纪初就有人宣传社会主义，但影响甚小，何也？因为那时社会还没有这种需要。而五四时期就大不同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对于世界和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从俄国的巨大变化里找到了希望，认识到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而要走俄国人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也就产生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极大需要。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虽然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对自然科学说的，但是，它也同样适用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石川之所以感到不可思议，正在于他不懂得十月革命所激发起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需要。如果他看看五四时期出版的一些报刊，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就以我们一再提到的《晨报》副刊来说，上面的文章差不多都与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有关，至于反映日本社会主义高涨的文章不能说绝对没有，即使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是很不起眼的。人们关注的焦点显然不是日本的社会主义高涨，而是俄罗斯这个革命的发源地。就以我手头复印下的几张1919年4月和5月的《晨报》复印件来说，4月1日的副刊，“自由论坛”栏登载了觉天写的《破坏与建设》（四），“名著新译”栏登载了志希译的《大战后之民主主义》（三十），名人小史登了渊泉译写的《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革命宝话”登载了可叔译述的《地底的俄罗斯》（十三），剩下的就是“小说”栏了；5月5日的副刊版面略有变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栏，登了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妇女问题”栏登了徐彦之的《男女恋爱问题杂谈》（续），“名著新译”登了志希译的《俄国革命史》（十六），“革命宝话”栏登了可叔译述的《地底的俄罗斯》（六十四），再就是“小说”栏。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时期中国报刊所关注的依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且由此而引起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石川硬说中国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是日本社会主义高涨引起的，这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除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还有陈望道、瞿秋白等人。尽人皆知，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陈望道翻译的。不过陈望道最初并没有想到要翻译此书，最初想译此书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留学时，适逢《宣言》日译本于1906年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他买到了一本，并于回国时带了回来。五四时他在上海办《星期评论》杂志，想将《宣言》译成中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是在他真地要翻译时才知道此事之不易，终于不得不放弃此念。当时担任《民国日报》主编的邵力子知道后，决心物色人选从事此事。他想到了他的同乡，当时正在杭州浙江一师任国文教师并且为一篇学生作文（《非孝》）而卷入风潮之中的陈望道。陈不仅中文造诣深厚，而且为了去欧美留学而曾在上海补习英语一年，后又曾赴日留学，英语和日语水平俱佳，还在日本结识河上肇等进步人士，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了解，是翻译《宣言》的最佳人选。于是邵力子写信给陈邀他翻译《宣言》，陈接信后欣然同意。邵力子向他提供的是戴季陶的《宣言》日译本及一些简单的资料，陈感到仅凭这些材料显然是不够的，他要求邵力子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关系，让李向北大图书馆借阅《宣言》的英译本，作为翻译的底本。陈、李当然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样，陈就回到家乡义乌农村进行翻译。译稿于1920年4月完成，经陈独秀、李汉俊校订，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这个译本虽然只出了1000册，但其影响十分巨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曾受到它的影响。解放后，陈望道到北京开会，周恩来看到他时曾说，“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就此而言，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确实功莫大焉。除了翻译《宣言》，他还翻译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虽说此文在1919年5月5日至7日的《晨报》副刊已经连载过（由渊泉即陈溥贤翻译），大概是因为陈望道觉得渊泉的译文尚不够准确理想，于是他在一年后又在1920年6月17-2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连载了他的新译文。（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至于瞿秋白，1920年末，他以《晨报》赴俄罗斯特派记者的身份与上海《时事新报》的俞颂华、李宗武一道访问苏俄。当时的苏俄正处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到处都是战痕累累，百孔千疮，人民食不果腹，俄罗斯被称为“饿乡”。瞿秋白却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它的未来，用极大的热情正面地报道他所看到的一切。他曾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写了长篇通讯介绍这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从1921年6月22日到9月23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他还见到了列宁，听到过列宁的报告，列宁的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匆忙中他还与列宁有简短的对话，列宁在指给他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后就道歉分别了。由于瞿秋白非常景仰列宁，这件事令他异常激动。在苏俄期间，他写了两本散文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说，他是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的一位先行者。瞿秋白于1923年1月回国，李大钊原想让他到北大俄文系教授《俄国文学史》，但受到一些当权者的反对而未果。瞿秋白后来到上海，受中央委托筹办《新青年》季刊，并主编《前锋》杂志，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国际歌》也是他最早翻译并配歌的。以后还在上海大学任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向学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当然，他在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虽未出卖同志，但有悔过求饶之嫌，是不足为训的。

⒊“两结合”论的科学性和石川祯浩的“直接原因”、“日本中介”说

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增加，一方面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物质的的和精神的条件。这两个条件本来就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它们必然会互相结合，而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创造条件。五四远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在六月三日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走上了政治的舞台，更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成为现实。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但是，有人却却要标新立异，写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再认识》，《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这种论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评，也没有什么人去理会它。可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又重新捡起这种错误论调，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见解，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见解由大处观之的确如此。……可是在追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具体过程，特别是与日本、朝鲜共产党成立比较时，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单纯的疑问，即共产党在东亚成立，为什么是循着朝鲜、中国、日本这样一个顺序？日本一大是在1922年，即中共一大一年之后召开，至于高丽共产党，尽管由于存在分别成立于伊尔库茨克和上海的两个派别，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但也都成立于1921年5月，即中共一大之前的两个月。”（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经过‘社会主义的严冬时期’之后的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必须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整个东亚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之内来把握。进一步地讲，日本和中国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结成的链条应该视为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甚至应该将其置于世界规模的思想交流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同上，第6页）他还说，“引发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何种程度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共产党成立的实践的要素，那么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就显得重要起来。”（同上，第7页）

在我看来，各国成立共产党的时间迟一点或早一点，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它和共产党成立的内在原因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石川企图以成立共产党的迟早的外在因素来取代成立共产党的内在原因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指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并不是一个什么“见解”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一个根本原理。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动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不过在当时，无论是物质武器还是精神武器都还没有锻造完成。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上层阶级的运动，与工人运动不仅没有关系，而且在二者之间还存在很深的鸿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研究了哲学，发现了唯物史观，还研究了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他的这两大发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为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共产党宣言》在1847年底问世了，第一国际在1864年成立了，第二国际在1889年成立了，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重大事件。但是，有关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这两者结合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加以论述，直到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才由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对这个“结合”问题进行了论述。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第五章（“阶级斗争”）的第十节（“工人党”）、第十一节（“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和第十二节（“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里论述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彼此协调，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社会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奠立在坚固的基础上面，使它由好心的幻想家的美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争的目标，进而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6页）考茨基曾将爱尔福特大会的情况向恩格斯作了报告，恩格斯回信说，“不管怎样，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知道，主要的是要使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引起争论之处，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页）

继考茨基之后，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怎么办》等著作里也对“结合”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设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之处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共产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也为之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的牌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说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遗训。”（《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之后，斯大林在1905年写的《略论党的意见分歧》一文里有再次对“结合”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在这篇文章里，斯大林多次引用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里的论述，强调：“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谈”；而“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摸索，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导致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磨难和痛苦的代价。”（《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就是这样一个受到马、恩、列、斯肯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原理，石川却把它说成只是一种“见解”而要加以否定，这是不是太轻率了呢？

石川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所谓“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个“直接原因”也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而绝不应该是是所谓“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因为前者是内因，而后者充其量只是外因。按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道理，显然不能以外因来取代内因。

至于石川所说的“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和所谓“应该视为东亚各国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等等，更属于主观臆测。须知，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再次高涨，其实与中国一样，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事情的源头在俄国，而不在日本。事实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人非常痛恨要强占青岛的日本，而对于爆发了十月革命的俄国则怀有极大兴趣。尽管俄国横跨欧亚，地域辽阔，去俄国路途遥远，但是人们对赤都的向往之心却很高，好多人都想到那里去“取经”。就在这时，俄共和共产国际为培养东方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在苏俄筹办了东方大学，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柯庆施、肖劲光、彭述之、俞秀松、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曹靖华等都在这所大学的中国班学习过，瞿秋白还在那里讲授过俄语，担任过政治理论课的翻译。甚至蒋介石也很想去苏俄，还为此动过学俄语的念头，而后来他也确实去了一趟苏联；这之后，他还把他儿子蒋经国送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去学习。由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而开办的，在这个学校学习过的人也很不少。像张闻天、伍修权、刘伯承、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王稼祥、邓小平、杨尚昆、陈昌浩、刘英、章汉夫、孙冶方等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吴亮平、焦敏之等也都在这里学习过。应该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都直接来自于苏俄，根本谈不上“以日本为中介”。对于这样的一些事实，恐怕是石川所不能否定的吧。

至于石川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近代西方学说的一环，这就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学说，贬低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这更是不应该有的错误。当然，一些中国人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日译本为底本，那是因为中国过去留日的知识分子较多，而日文本里有很多汉字，一些译名来自中国古籍，可以借鉴。但这些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还要看到，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学英语的更多，一些人在留日之前已经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像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的英语都很好。有的还通晓法语（如瞿秋白、陈启修）。他们在利用日译本翻译时往往也同时会利用英译本和其它译本。就以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来说，事实并不如石川所说只是以日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的。这一点，只要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在陈望道的译文里，我们看到，他认为一些译名读者可能不清楚时，他都会用英文（他称之为“原文”）加以标注，如在“有产者”之后注上“原文Bourgeois”,在“无产者”之后注上“Proletarian”,在“自由民”后注上“Freeman”，在“奴隶”后注上“Slave”，等等。（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这些都表明，陈望道不仅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曾经参考了英译本，而且在他看来，由于英译本曾经过恩格斯校订，他甚至把英译本看成就是“原文”，是比日译本权威得多的版本。当然，把1888年的英译本看作是“原文”是不准确的，《宣言》的原文应该是德文本，而穆尔翻译、恩格斯校订的1888年英译本，由于考虑到美国读者的理解水平不高，在文字上做了某些修改，与德文德文版是有出入的。以最后一句话来说，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1888年的英译本将其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陈望道在翻译最后一句时所标出的“原文”就是1888年英译本改动过的，并不是马恩的原文。似乎可以这样说，陈望道的译文在某些地方曾经参考了日译文，如将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把Working men不是译为“工人”而是译为“劳动者”就是受了日译本的影响，但是他翻译的主要底本应该说还是英译本。石川强调“以日本为中介”，现在中国也有人说日本是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这里还要指出，有些日本人写的通俗读物，包括河上肇和高堺素之的一些著作在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包括一些错误，甚至有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还引用河上肇《经济学入门》中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当然，这个错误应由引用者来负，但也不能说原就没有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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