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对90年历史的沉思之二---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命运

——对90年历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些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90年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党就会走向胜利；而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党就会遭致失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路线斗争了，但是，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人民；我们如果也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仗，给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全文近12万字，共分8个部分，本站将分开连载。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二、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关于改革开放

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⒈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开办上海大学，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以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一帮国民党右派组成了西山会议派。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但是后来，蒋介石执掌了总司令的大权，他自认为羽翼已经丰满，反革命的野心也越发膨胀，先后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有人指出了蒋介石的野心，但是，共产国际和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却生怕得罪蒋介石，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这当然是错误的，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与反对。但是，陈是总书记，又以老师自居，他把自己当做家长，根本听不进青年人的意见。只是到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他才认识到自己对蒋介石态度的错误。他在1927年6月15日写的《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里说，“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拉他向革命路上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他还说，“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位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唯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国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终身的刻骨批评！”（《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可惜陈独秀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在事后即所谓“现在看起来”才有了这种认识。

毫无疑问，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同时也是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造成的。但是，如果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认识又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看到，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不只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从党的主要领导人到一般党员对马列主义还缺乏深入了解。这一点，我们从当时陈独秀所发表的一些言论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比如他说：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革命使命及其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923年4月25日，《向导》周报第22期，《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212页）

“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的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极复杂的问题。

“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有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联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革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陈独秀文选》第236页》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之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同上，第239-240页）
总之，在陈独秀看来，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阶级敌人应该说资产阶级，而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幼稚，在质量上也幼稚，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革命如果取得胜利，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工人阶级还必须在若干年后进行“二次革命”。

⒉瞿秋白、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不同观点

当然，对于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当时也有不同的看法。比较突出的是瞿秋白和毛泽东。瞿秋白早在1923年6月为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里就明确认识到：“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困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至于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页）后来他还说，“尤其重要的，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职任；五卅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准备取得其领导权，认定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独裁制，而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五卅以后，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斗争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毛泽东也力主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阶级。他在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近不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对于农民，他也十分重视，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亲自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瞿秋白对此书亦非常重视，为之写了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瞿秋白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4页）

但是，他们的思想在当时都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陈独秀的右倾就机会主义思想。从客观上来说，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当时还没有译成中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无缘接触列宁此书所阐发的关于无产阶⒊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思想。虽然瞿秋白精通俄语，当时已经开始运用列宁此书的一些思想，但是就整个中国共产党而言，对这一思想还是很生疏的，更谈不上就此形成共识了。

⒊列宁的《两种策略》给出了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答案

我们知道，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1905年6、7月间写的，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中译本。直到1929年才有一个名叫陈文瑞的人将其译成中文。由于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书名就叫《两个策略》，被称为V.I.Ulianoff即弗•伊•乌里扬诺夫，作为中外研究学会丛书出版，由上海华兴书局印行。但是，由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处于被敌人封锁的状态，人们并不知晓此书的出版，当然更难获得此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毛泽东才在漳州中学图书馆获得此书。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于是带着大革命的失败教训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关于所谓“两个策略”，列宁说：

“一些人说，你们要把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而不要去考虑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极态度。

“另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去考虑独立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吗？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策略，前一种策略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后一种策略实质上是解放派的的策略，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两个策略”的不同，关键是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态度，对此，列宁非常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的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列宁教导无产阶级说，“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彻底的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同上，第558页）

列宁用非常严厉的言辞批评马尔丁诺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说，“请看，不要加入临时政府，以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火星派的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给这种思想让路。如果我们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推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级高交易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同上，第600页）

《两个策略》里有一段用黑体标出的话，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段话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一边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起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同上，第606页）

列宁在该书的“补充说明”中还强调说，“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的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

我相信，当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大革命来读列宁的这些论述时一定会感到十分震撼。列宁的论述其实已经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给出了答案，而这个论述同时也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无情批判。一年后，毛泽东把《两个策略》这本书寄给彭德怀，并用铅笔写道（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在这以后不久，毛又给彭寄去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时得到的），幼稚书上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同上）这里说到了“左”的危险性，显然是针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说的。王明的第三次酌情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的时间最长，造成的损失最大，曾使红军损失90%，白区工作损失100%，毛泽东对此当然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左”的错误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才得到了清算，会议撤换了错误的领导，被打击的毛泽东重新走上了领导的岗位，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实践证明，这说明，像陈独秀那样对马列主义不缺乏足够的了解不行，像王明那样用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也不行，我们一方面要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改变对马列主义知之甚少的情况，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中国革命才有成功希望。

⒋关于所谓“重新评价陈独秀”问题

讲到大革命和陈独秀，就有一个如何评价陈独秀的问题。近几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价陈独秀”。上个月，《炎黄春秋》在第七期上，发表了徐学江写的《应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秀》译文，据说这是他写的要求“重新评价陈独秀”的第五篇文章。在此，也想谈谈我的看法。

毫无疑问，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有其巨大的历史功绩的。这一点，现在似乎并没有人加以否定。毛泽东在七大时就曾经这样说过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这个运动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他在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他还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但是，他在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不必讳言。毛泽东说，“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在促进就业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同上，第308页）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陈独秀。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于陈独秀个人，本文在前面已经指出，大革命时期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对于马列主义还知之不多，不独陈独秀个人如此，整个党除极个别人以外，马列主义的水平都还不高，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党，大规模的失败是不能由陈独秀一个人来负责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陈独秀人为地拔高，完全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如徐学江最近写的那篇文章说：“综观陈独秀的一生，他始终保持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铁骨和真正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他是个对封建制度和反动派充满恨、对劳苦大众充满爱的人；是个忧国忧民，有强烈使命感的人；是个勇于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人；是个性格鲜明、意志坚强、宁折不弯的人；是个能站在革命前列，振臂高呼，冲锋陷阵的人；是个正直的人，有骨气的人。他一生五次被捕入狱，从清朝政府到北洋军阀、到法租界、到国民党政府，面对反动派的软硬兼施，他视死如归，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屈服妥协。”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陈独秀在1940年9月写给西流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话：“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如果我们从1940年9月向前倒推“六七年”，应该是1933年或1934年，那时陈独秀在哪里？那时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法院已对其进行终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8年，他正在南京监狱服刑。看来，陈独秀的“沉思熟虑六七年”是从一进国民党监狱就开始了的。至于他的所谓“沉思熟虑”前后思想的转变，这里不妨略举数端于后：

其一，对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仅仅在两年多前的1932年11月，陈独秀还肯定地说，“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的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的初步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而对国民党政权则批评说：“现时代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不但不能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责，它还正在极力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复兴中国的共产党。”（《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但是，陈独秀入狱后不久就在1935年1月写了一篇《学史大林不可学得这样快》的文章，调子就大不一样了。由于现在出版的陈独秀《文选》、《选集》、包括新近出版的六卷本《著作选编》都未收录这篇文章，我们还难以深入研究此文的思想，不过就是从标题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此文决不是肯定斯大林而是否定斯大林的。如果把斯大林作为正面的形象，那么要做的应该是“见贤思齐”，积极向他学习，当然是愈快愈好，不存在“太快”的问题；如果把他作为反面形象，那学习本身就不好，“学得太快”就更不好了。显然，他这样说，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一种恶意的攻击。

其二，对民主主义的态度。陈独秀原来是这样说的：“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们打倒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是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符合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俩阶级的感情利害完全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不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的观点。但是，陈独秀入狱后，完全改变了过去对民主主义的批判态度，他1936年3月在狱中写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的文章里，竟然大批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而在1940年7月写给连根的信里更批评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其在1940年9月写给西流的信中还说，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底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同上，第354页)在这里，不仅论述的内容已经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从语言和感情色彩来说，也已经完全站到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其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陈独秀原来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完全肯定的。他曾在一封信里说，“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但是，“沉思熟虑”后的陈独秀再不说“无产阶级专政”了，他张口闭口就是“独裁”或“独裁制”，而且把苏联和德国、意大利并列，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大加反对。说什么“一般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创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大家看，陈独秀对于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已经仇恨到这样的程度，简直是破口大骂了。

陈独秀进入国民党监狱后，经过“沉思熟虑”所发表的这些言论不是对他先前信仰的背叛又是什么？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个叛徒说成是“始终保持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铁骨和真正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呢？

这样一个毫无信仰可言的人，后来跟张国焘一样堕落为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领取其津贴，也就毫不奇怪了。

前年，我在一篇批驳《炎黄春秋》发表的《重新启蒙：五四运动90周年的反思》的文章里曾讲到陈独秀接受国民党中统局津贴的事。当时是因为写文章需要，翻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新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结果在第5卷发现其中有一封陈独秀于1942年1月29日致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的信，感到此信很重要，很能说明陈独秀的政治态度，就在那篇文章里谈了这件事。该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接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独秀启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9页）

陈独秀这封写给朱家骅的信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第一，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是通过投奔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后来进入军统、中统特务机关的张国焘把钱送给陈独秀的。我们知道，张国焘原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政委，由于有个人野心，在长征途中曾加害中央，犯过另立中央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王明曾与他谈过四方面军某些干部的托派问题，更使他寝食难安，于是决心叛逃。1938年4月4日国共两党准备共同祭扫黄陵，张国焘由于担任陕甘宁边区代主席，于是借口参加祭扫黄陵逃到西安，以后又跑到武汉。虽然经过周恩来等的多次劝说，张最后还是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成为一个叛徒。张国焘叛变后先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建立了一个所谓“特种问题研究室”，专做共产党的策反工作。他曾提出策反八路军129师，但结果失败。军统因他是叛徒而看不起他，此次失败更加对他不屑。他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就利用过去在北大与朱家骅相识的关系又到了中统，在所谓“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担任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实际上，朱家骅就是通过张国焘去做陈独秀的工作的。所以每次发放津贴也都是通过“张国焘同志”进行的。而陈独秀在信里也亲切地称张国焘为“国焘兄”，说他“远道将来，不敢辞却”，表明他们两人的关系显然很不一般。实际上，陈独秀与张国焘已经是一路货色，他从张国焘拿到的这个钱自然是很不干净的，说白了，拿的就是特务津贴。陈已经堕落至此，还有什么“清白”可言？！

第二，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给陈独秀送钱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不仅1942年送了8000元，而且在1942年的“去年”即1941年也送过一次，从“今又增益之”看，1941年所赠数目稍小于8000元，当就是台湾学者郑学稼所说之“予以拒绝”的5000元。另外还有材料说，此前他还收到过1000元。这三笔钱加起来就是14000元。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当时100元的购买力可以买一头猪，那14000元就可以买140头猪，那是很能够派一些用场的。时常给他接济的杨鹏升，每月之薪金也只有300元，陈独秀获如此数额之巨款，有人还说他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者符合事实吗？

第三，朱家骅给陈独秀的钱，陈独秀都悉数收下用了，并没有“拒绝”。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从郑学稼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也可以看得出来：“却之不能”，本身就说明没有“却”，因为这是“不能”的；“受之有愧”本身就说明事实上已经“受”了，只是“有愧”而已。而从1942年1月29日的回信中说的“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一语里，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该款不仅已经“受”了，而且还“用”了，只是还没有“用罄”而已。实际上，1月29日信中也有“远道将来，不敢辞却”之语，同样是照收不误，只不过是为自己收下此钱找一个好下的台阶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朱家骅给陈独秀送去巨额津贴还与蒋介石有关。我们知道，1932年陈独秀被捕，蒋介石当然认为是件大好事。陈入狱后，蒋曾派何应钦、宋美龄、顾孟余等去监狱劝降，陈在监狱的待遇也大有改变，远非其它政治犯所能相比。陈表面上似乎很还很硬气，但实际上思想已开始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开始进行“沉思熟虑”的反思。他经过“沉思熟虑”发表的文章，蒋介石当然也是看到的。可以说，要给陈独秀“厚赐”的，正是蒋介石。这样说也不是我的猜测，而是有事实作根据的：1942年1月17日，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给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要他以私人名义“一次补助”陈独秀8000元。陈布雷只是蒋介石的幕僚，自己并无实权，这样的事更不会自作主张，这显然是在执行蒋介石的旨意。朱家骅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知道是蒋介石的意思，接信后不敢怠慢，随即于20日复信陈布雷，报告“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同上，第380页）此项津贴，如果陈独秀不是在1942年5月27日病逝，一定还会继续不断地“补助”下去，数目还会加大，因为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而且三次的数目都是一次比一次“增益之”，对陈独秀的这种不断递增的“补贴”早已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例”。

像这样一个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并且投靠于国民党中统局而接受其巨额津贴的人，理应如实地将其看作是叛徒和特务，哪里还能看作是共产党的“英雄”？还有什么“正式重新评价”的问题？！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由于有了新的史料发现，对其作新的评价，也还是有其必要的，它可以让人们知道他的真面貌，避免上一些政治骗子的当。

在我看来，根据上述材料，完全可以明确陈独秀的叛徒和特务的身份。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陈独秀早年虽然有功劳，而且名声很大，但他晚节不终，应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历史人物。在这方面，有人引用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作为重新评价陈独秀的依据。我们当然不否认，毛泽东确是讲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但是那也只是说他在五四时期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他后来的言行并没有任何的肯定。相反，我们倒是看到，当毛泽东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再次提到陈独秀时，就对他作了极其严厉的评判，认为“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如果毛泽东知道陈独秀居然还领取蒋介石和中统局给他的巨额津贴，那对他的评价还不知会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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