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对90年历史的沉思之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命运

——对90年历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些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90年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党就会走向胜利；而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党就会遭致失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路线斗争了，但是，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人民；我们如果也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仗，给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全文近12万字，共分8个部分，本站将分开连载。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二、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关于改革开放

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⒈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源头

毛泽东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这固然与他用《两个策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有关，同时也表明他是在学习列宁的《两个策略》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所进行的伟大探索。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是这样概括的：“现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实际上，“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新”，关键就在于它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用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话说，就是“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就进行到底而奋斗”；就是“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看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的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在这里，列宁用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一词，用了“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一词，还用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一语，以区别于旧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列宁的这些提法和观点对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是有极大启发和深刻影响的。

应该说，也不只是列宁在《两个策略》讲到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明确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后来常说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对于这个原理，后来列宁在《四月提纲》、《十月革命四周年》等著述里又多次加以阐明。如他在《四月提纲》里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而在《十月革命四周年》里，列宁更说了这样的名言：“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3-564页）

和获得《两个策略》一书时的困难情况不同，毛泽东探索和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进行的。此时国共正在实行第二次合作，尽管还有摩擦，还有“封锁线，但是它已不能阻止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不少国统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也正是此时来到延安的。此时的延安，能够翻译经典著作的人手多了，印刷出版马列著作的条件也日益具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获得以上所举的那些论著当然也就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我们看到，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里，为了说明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就引用了斯大林1818年写的《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和1925年写的《再论民族问题》，而在引用后一篇文章时实际上间接引用了列宁在1916年 10月发表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关于“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的论述。（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9页）

在这方面，20年代井冈山时期红军医院的负责人、30年代初任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长和闽南党委组织部长、曾和毛泽东一道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找到《两个策略》等书的已故革命老人曾志在《谈谈我知道的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在1939年时曾对她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页）毛泽东对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是如此，对与“新民主主义论”研究关系密切的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也同样如此，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对于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重视和勤奋，知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的源头其实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人们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当然，也不仅是毛泽东一人，联系前面曾提及的瞿秋白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的作用的观点，应该说，瞿秋白对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也是作出了贡献的。

“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对于中国革命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纠正了陈独秀不相信工人阶级，不相信农民，而只重视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错误，也根本改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把眼光向着西方，一心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开辟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途径，使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领导、强大的动力、明确的目标和和光明的前途，因而使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不仅如此，“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对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提供了新的范例，大大推进了世界革命的进程。

⒉对“新民主主义”的正解和错解

人们对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解并不一致。在中国，有人把“新民主主义论”理解为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之初就明确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当然，毛泽东在七大所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里曾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并说，“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这其实也就是说，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实际上，毛泽东说“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他说，“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这一点，在《论联合政府》里讲得非常清楚。在那里，也和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一样，引用了孙中山的话。他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并没有否定“节制资本”这个原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七大之所以提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从1927年到1945年，国共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十八年的战争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他们要求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不希望再有内战。蒋介石也装出爱好和平的样子，在1944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上表示要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毛泽东于9月27日代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对蒋介石的表态“表示欣慰”，并且提出了“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合肥吗的新政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七大。作为七大的政治报告，以《论联合政府》为题进行论述是很自然的；而在这个政治报告要对蒋介石作出一些让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提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但是，由于蒋介石讲和平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早已下定，后来虽然三邀毛泽东赴渝谈判，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还在1946年1月召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在1月10发布了停战令。但是，内战还是在1946年春爆发了。蒋介石多次向我解放区进攻，尤其是在东北，规模更大，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7月20日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解放战争由此开始。由于“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实现，联合政府没有形成，这样曾经设想的“资本主义广大的发展”自然也没有付诸实行。应该说，这其实是一件大好事。它避免了许多婆婆妈妈的事，大大加快了革命的进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得落花流水，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

为了准备新中国的成立，1948年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革命胜利后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在13日的会议上，着重就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作了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对于刘少奇的这一发言，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给予了高度评价：“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传。……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建国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时说，“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页）这个提法和《新民主主义论》里“节制资本”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而与《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所说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则有所不同，那是因为历史条件变化了，因为与国民党的联合政府没有能够形成，已不需要通过让步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共产党当然也就可以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了。关于国家的前途，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第1437页）在这里，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目标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建设什么新民主主义国家。

⒊是刘少奇改变了观点，还是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要做的，当然是恢复国民经济和继续完成尚未最后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主要是新区的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对付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以后，又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到了1952年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但是，一些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不懂得不断革命论与就没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道理，就像毛泽东所批评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同上）最典型的是刘少奇，他提出了个“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口号。本来，从他在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对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刘在1951年3月的一个讲话里却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同年7月，他又不经过毛泽东，在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上批示，把山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题注）显然，这些说法与他自己在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及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相矛盾的，甚至与第一届全国政协通过党的《共同纲领》也是矛盾的；当然，也是与毛泽东1939年提出“新民主主义”之初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的观点相矛盾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时，对刘少奇这些观点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得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时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

关于这个总路线，毛泽东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8月。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这里的事实很清楚，明明是刘少奇在解放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却硬要说是毛泽东自己改变了看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很不少，我先后曾写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问题》（载《长白学刊》2003年第4期）、再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载《长白学刊》2005年第1期）、《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辩论与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弟6期）三篇文章加以批评，在网上也发表过几篇评论。在这方面，甚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与金冲及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持类似的看法。看来，这一看法是“有来头”的。但是，我们研究历史，探讨理论问题，只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只能以历史和事实为依据，而不能跟着风跑，否则就成了“跟风派”，而谈不上是真正的党史研究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小问题。因此，在这里，我想特别谈一谈上述两本书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说，“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说明：‘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 ’。他同时指出，‘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而在党内的场合，包括18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七绝二中全会和建国后几年的多次党内干部会议，估计至少要十年、躲到十五年到二十年。那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这样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经济的的集体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我认为，这里存在有明显的歪曲事实之处。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确定了由周恩来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好的《共同纲领》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又经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然后作为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对这个《共同纲领》，周恩来于1949年9月21日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那天，作了一个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周恩来说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他说，“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个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周恩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新华月报》1949年第１卷第１期，第２５页）周恩来的说明合情合理，而且与过去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和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了一致；特别是，周恩来说到了“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更用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共同纲领》所具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是一个代表政协筹备会说明《共同纲领》起草情况的“官方”报告，和《共同纲领》一样，是一个正式的文件，后来被编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不知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没有采用周恩来在这个报告里对《共同纲领》草案所作的正式说明，却去引用了刘少奇早一天在政协会上的讲话？本来，刘的讲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的，具有“致辞”的性质，但是他讲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问题，并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做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很明显，刘少奇的这些话与周恩来后来在报告李对同一个问题所作的说明是大相径庭的。周恩来的说明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 “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肯定了提出这些意见的委员们是正确的，只是认为“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刘少奇的话则是对此种意见完全持批评的态度，说什么“这还是不妥当的”，“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等等。这样批评提出这一意见的人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在一个致辞性质的讲话里作这样的批评也是很不适当的。问题还在于，所谓“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这一提法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都是没有的，这种把个人意见作为全党共识（因为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致辞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由于刘少奇的致辞在前，而周恩来来对《共同纲领》所作的正式说明在后，人们可以认为后者具有纠正前者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却故意回避周恩来的正式说明而执意采取刘少奇的说法，显然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
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一提法，也是直接违背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的，前已指出，《共产党宣言》在讲到革命转变时用的提法是“立刻”，列宁的提法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按照前引毛泽东的说法，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所谓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等若干年后再搞社会主义的思想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本身关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的提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作的引述和概括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而某些人据此做出的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更是完全错误的。

同样，《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也说，“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它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的组织、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有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过一篇《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开门见山就说，“毫无意义，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还说，“政权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开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发展中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8页）显然，讲革命转变问题而不和政权问题联系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又经过了三农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毛泽东早就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这段话，《毛泽东传》虽然也引用了，不过该书紧接着说，“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情况的的发展在实践中解决。”（《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应该说，这些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已经在原则上解决了，而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和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更得到了具体的解决。比如在《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里就明确规定:“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规定，“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对私营经济,则增加了限制词，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同时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开国文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２８１-２８２页）所有这些，都是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作出的具体规定，体现了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通过合作社经济改造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地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表明《共同纲领》具有明显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毛泽东传1949-1976》所谓的“原来设想”的论述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说毛泽东在1950年6月的讲话，那时由于新区土地改革还刚刚开始，台湾和西藏还没有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还没有肃清，仍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社会上还有许多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需要救济，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基本好转，国家还有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不要四面出击”，“要把人民中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21、22页）接着，他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家“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的那段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讲的。在那个具体形势下，毛泽东讲那段话虽然比较低调，说“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是其精神还是积极的。在同一个讲话里，他讲到“只要战争关、土改关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同上，第27页）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在土改完成后下一关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一关了，显然并没有把这一关推到“很远的将来”的意思，只不过在但是具体条件下讲话比较低调罢了。实际上，从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人们看到，毛泽东对于未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乐观的。他说，“中国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很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1434页）1950年6月开七届三中全会时，虽然困难很多，毛泽东认为要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需要相当时间”，他估计“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页）后来又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但是，我国还是在1952年底就很好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毛泽东是一个“只争朝夕”的人，他说“将来”和“很远的将来”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长，许多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必须指出的是，刘少奇先是提出“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这个说法，后来又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不仅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是矛盾的，而且与他自己过去的观点也是矛盾的。我们知道，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曾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他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阶段中，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渐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可能的。”（《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传》引用的毛泽东的话，讲的是“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这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过渡时期本身就是一个转变的历史过程，只有在过渡时期结束才能叫做“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把过渡的开始和过渡的完成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正确的。

⒋评胡乔木对毛泽东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否定

应该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上述观点都与一个“大人物”有关，他就是被称为“中共一支笔”的胡乔木。胡在一个关键时刻（1981年5月19日举行的是一届六中全会）和关键场合（利用作《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的机会）讲了一段批评毛泽东的话：“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是在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到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贯彻实行的党的威信，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年版，第158页）对于胡乔木的这些话，许多人（也包括于光远、胡绳、逄先知、金冲及、龚育之、石仲泉等著名的理论界和党史界人士）都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胡乔木有“中共一支笔”的美誉，曾经赢得过人们对他的尊重，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这“一支笔”所写的东西在任何情况都是正确的。对于毛泽东，人们尚且反对对他搞“凡是”，对于胡乔木搞“凡是”就更没有道理了。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他的这段“名言”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吗？我们要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难道说不上是“中央的正式文件”？毛泽东后来在回顾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时说，“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 ，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还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里所说，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什么呢？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这些内容都写进了开国大法《共同纲领》之中，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都有明确的表述，怎么能说“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呢？问题在于，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既然已经“加到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广泛地、大规模地宣传，这个提纲是不是党的“正式文件”？还有，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所表达的“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的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而这个由毛泽东亲自提出并且亲自加以改订的总路线不仅在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得到批准，为全党所接受，而且还被庄严地写进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部分，为1954年9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试问，七届四中全会批准的总路线和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不是“正式文件”？如果这些都不能称为“正式文件”，还有什么能够称为“正式文件”？

“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吗？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之初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实际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的关系，抓住上篇文章不放，拒绝作下篇文章，这绝不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论”的正确观点。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即将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就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的目光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实际上， 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其重点都已经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本来就是错误的。本来就不应该提出，因此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也远不像胡乔木所说的那样，“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其言外之意，就是中央在1949-1952年从来也不讲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说符合事实吗？前面已经说过，周恩来在1949年9月举行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对《共同纲领》草案所作的说明就明确地讲了社会主义前途问题，而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举行的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也讲了“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1951年的“三反”“五反”是因为资产阶级搞“三害”和“五毒”，首先发动了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无产阶级则通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这个运动也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在1952年3月23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说，“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以下目的：

“㈠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

“㈡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肃清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㈢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

“㈣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

“㈤消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到有力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㈥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 经营的制度。

“㈦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㈧这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7-58页）

我们要问：这些事实是不是只“讲新民主主义”而与社会主义革命无关？实际上，这里说的许多东西已经不是“讲”社会主义了，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步骤了。对于这样一些事实，胡乔木又怎么能够否定呢？

至于胡乔木说“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到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贯彻实行的党的威信，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其实，这只能说明他对新民主主义理解的偏差，而丝毫无碍于党的理论的威信。《新民主主义论》是公开出版的，那上面已经清楚地写明了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前途写得清清楚楚，这完全是光明正大的，怎么会损害党的威信呢？同样，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也把各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写得清清楚楚：“国营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引导个体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型的经济。在这里，共产党也是光明磊落的，并没有欺骗任何人，又怎么会损害党的威信呢？从1940年到1949年，就全国来说，还没有推翻三座大山，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未在全国取得胜利，当然谈不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但是，共产党一旦取得政权，哪怕仅仅取得一部分地方的政权——建立了根据地，其经济也就具有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根据地政府掌握的公有经济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试问，发展这些经济怎么会损坏“党的威信”？至于说“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我要说，马恩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公开宣称，新民主主义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因此，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把私有经济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会有胡乔木所说的“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呢？这说不通嘛！

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提出的这套“高论”，其目的是要否定毛泽东“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的“一句话”的，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竟然没有引述毛泽东的这“一句话”，这是很不严肃的。列宁说，“要批评一个有名的，要答复他，就不能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章的观点”。（《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页）实际上，即使是对一个无名，你要批评他的观点，也应该完整地引用他的原话，这不仅是对论战对象的尊重，也是保证批评有的放矢和准确无误所必需的。更何况毛泽东对我们来说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呢！文革期间，林彪搞“四个伟大”，后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它一概辞去。”（《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对于胡乔木来说，毛泽东更是他的名副其实的老师。因为胡在上世纪40年代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长期直接受到毛的教导，更应该执弟子之礼。当然这决不是说学生不能批评老师，但是，批评的态度应该郑重，而不应该轻率。像他那样连原话都不引的批评显然不能认为是郑重的。

话说到这里，当然有必要把胡所说的“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全文摘引出来了。毛泽东的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们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在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还有一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有待完成，因此在一段时间并没有大力宣传革命转变的问题，致使在革命队伍内部人民群众中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还有不少模糊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人们还有不少疑问，因此，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迫切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抓这件事，并且在宣传提纲里加写和改订了三段文字：第一段文字就是上面摘引的，阐述了革命转变论的基本原理；第二段文字是改订了的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表述；第三段文字则是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这对于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来说，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第一段，也就是胡乔木说的“这样一句话”，由于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为了把问题说透，毛泽东更用了较大的篇幅进行了阐释。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懈可击的，前面我们曾经引证列宁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述，胡乔木作为一个理论家，不会不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道理。实际上，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以取得政权为其标志的。不同的是，过去的阶级一旦取得了政权，其目的即已达到，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前引《共产党宣言》说，“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列宁解释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页）《宣言》还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作为国家的及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当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而且必然会遇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遗留下的问题。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有进行民主革命的积极性，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是私有者，也是剥削者，他们怕如果革命过于彻底反而可能对自己不利。因此差不多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具有不彻底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当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往往还有一个附带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革命任务，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打扫奥吉亚斯牛圈”的任务。奥吉亚斯牛圈是一个神话故事，说的是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在牛圈里养了3000头牛，但是他30年从未打扫过牛圈，以至牛粪堆积如山。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说，“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究竟还有那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牛圈’——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要多千百倍。”（《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十月革命以后在“十来个星期里”做了“打扫奥吉亚斯牛圈”这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容的工作就可以否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吗？事情当然不能这样。我们看到，列宁的文章是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他绝不会纪念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这个象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同上，第566页）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应该这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一些遗留问题，但它也是作为副产品是在新的革命阶段“顺便地解决了”的。实际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因素，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也明显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有说明。他说，“中国的现代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这些对于胡乔木来说应该都是很清楚的。

从胡乔木的后面的讲话看，当时就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在讲话中说，“1949-1952年所进行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块钱的民主改革，也不能解释为附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其实，土地改革早在十年内战时期就已在各个苏区根据地普遍地进行了，只是在抗战时期才改为减租减息，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解放战争能够取得迅速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支前的积极性。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翻身的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正是土地改革的功劳。土地改革显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一再实行并且是行之有效的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为什么不可以把解放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呢？

胡乔木还说，“至于列宁宣布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必照猫画虎。但这个问题只在决议稿中说了一句，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胡这样对待革命导师列宁和十月革命，也是很轻率的。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是那样热烈地欢呼和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后来毛泽东又是那样肯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而胡乔木竟然置这些于不顾，说什么“我们不必照猫画虎”，这样对待革命导师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显然是不郑重的。至于说什么 “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在这里，胡乔木只有断语而没有论据，只有命令式的语言而没有讲任何道理。这种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哪里还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他像一个高高在上喜欢发号施令的官僚不是更准确吗？

实际上，胡乔木真正要反对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而是毛泽东亲自提出和改订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为那“一句话”就是阐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本来，胡乔木自己就参加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起草工作，还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为什么当时不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到1981年即28年后把它拿出来说事呢？这也是很值得人们深思和回味的。

应该看到，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争论，绝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一个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政治之争。一些人对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总是心有不甘，而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总是念念不忘，于是就利用新民主主义的旗号做他们的幌子，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前不久，在网上读到胡绩伟的一篇文章，大讲新民主主义就是新的资本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并说这是毛泽东的观点。在他看来，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把新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一再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新”字，就是为了分清它和一般的民主主义或旧的民主主义的区别。对于所谓“新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844年3月22日的《关于陕甘宁编曲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里的确也曾使用过，但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里就已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提法是“不妥当的”。他说，“我们的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 、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其决定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在抗战时期，由于民族矛盾的地位上升，阶级矛盾的地位下降，党的政策也有所调整，前面已经提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的政策抗战时期就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相对地较过去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政策。但是到解放战争期间，情况自然又有所变化，解放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同时又开始了对官僚买办资本实行没收政策。这些变化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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