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对90年历史的沉思之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⒈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就是世界历史的走势。在世界历史上，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曾给予极高的评价，那里说，“资产阶级在她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有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但是，好景不长，“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来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同上，第277-278页）用《资本论》的话说，那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831-832页）虽然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的灭亡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革命还需要具备诸多主客观条件，但是危机至少可以说明，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不是很远了。马克思是一位“千年思想巨人”，我们显然不能把马克思当做常人一样局限在他直接生活的年代这样一个极其狭小的时空范围内评判他的思想，而应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这种评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这句话时是1867年，而他1883年就逝世了，恩格斯去世稍晚，到1895年也逝世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此过时。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的1867年过后仅仅50年，俄国就爆发了十月革命。紧接着，还爆发了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这些难道不是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

在这方面，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列宁的伟大功绩。列宁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某个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他用这个理论指导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还强调，“西方切莫忘记了东方”，对东方的民族殖民地给予了巨大的关注。由于在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地作为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其作用更加重要了。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面临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敌人，这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汇合为同一个历史洪流，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西方革命的帮助下，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断，提出了“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的理论。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巨大贡献。不仅如此，列宁及其亲手建立的共产国际，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与列宁在理论上的贡献和在实践上的指导与帮助分不开的，也是与后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社会上说，“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由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百多年来志士仁人和广大民众反复进行选择的结果。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深感洋人的“船坚炮利”，而自己不能与之相比。于是就有魏源出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仿铸西洋之银钱”，“防番饼以抑番饼”，主张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学习西方，是中国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人。

其后有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土地收归国有，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由于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没有实现的可能。后来洪秀全又接受了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后又出使美国两年，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他的《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和各种产业，主张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经营，是一个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案。但是，由于西方支持满清政府，二者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不仅遭致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同时也说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在太平天国之后走上政治舞台的孙中山，受太平天国影响很大，最初也主张平均主义。后来去欧美游历，思想渐趋西化。他在1897年初对《伦敦被难记》俄译者说，“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进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诗句1981年版，第86页）但是，随着他对欧美了解的深入，开始感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加以在欧洲与一些俄国流亡的民粹主义革命家的接触，又产生了民粹主义的思想。他在1905年写的《民报》发刊词中说，“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避免二次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终无成耶！夫欧美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在这里，孙中山把资本主义不发达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观点。民粹主义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的孙中山，由于没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始终没有真正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孙中山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是孙中山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相反，列强把他们的支持给予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这说明，帝国主义并不支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所需要的是中国成为他们的半殖民地。孙中山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十月革命的成功，苏俄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加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与他的接触，都使他认识到，“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5页）他晚年提出了三大政策，通过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使得国民党焕发了生气。这说明，孙中山是一位能够跟着时代前进的政治家，他的实践也证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行不通的。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那要看是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是走不通的。

应该说，对于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不少人很有兴趣，至少资产阶级是很感兴趣的。资产阶级从它的阶级本性来说，当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打压，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但是他们又害怕无产阶级的强大，对革命又持怀疑态度，他们的革命性又是不彻底的。他们的这种两面性使他们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极有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从而遭致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说，“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说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在这方面，甚至连一些“老革命”也有模糊的认识。比如刘少奇在1848年12月25日的报告里曾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而在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在他看来，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走社会主义也不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在这方面，邓小平的看法比之于刘少奇就显得很不一样。他说，“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难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有人会说台湾。看看今天的台湾，它从蒋介石起就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尽管社会生产也有一定发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台湾四年搞一次领导人选举，每次选举，参加竞选的候选人都要跑到美国去表白一番，做出一番承诺，力图得到美国的支持。台湾就好像是美国的一个殖民地，甚至连殖民地都不如。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台湾与大陆对抗，台湾成了美国的看门狗，但是，正如台湾学者李敖所说的，看门狗吃骨头还要自己花钱买，哪里有这个道理呢？这就是蒋介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依附于美国给今天台湾带来的恶果。难道大陆今天还要再上这个当吗？。

9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共产党初成立时只有几十个党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而且，共产党这个名称是一个让不明就里的人听了害怕的名称，但是，由于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实践给人民做出了榜样，这样，它就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乃至一些外国人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特别是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衷心拥护。革命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学生，对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也非常不满，形成了强大的反美、反蒋的群众斗争。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军事战场的斗争，对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条战线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人民群众的选择：人们选择了共产党，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摒弃了国民党，也就是摒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选择不是用选票而是用行动作出的。

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

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的话，他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事实也正是这样。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提出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将其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具体说来，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用了马列主义的以下论述：

①  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列宁对“过渡时期的特点和趋势进行了解释，他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他还对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经济的基本形式、基本力量做了说明：“由于俄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是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这些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同上，第60页）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和列宁过渡时期的论述，结合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情况，提出新民主主义是“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后来把这一过渡时期明确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指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对于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极为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毛泽东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一词而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裕革命的彻底想。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后来被写进《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过渡时期人民共和国国体的科学表述。

②  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没收政策和赎买政策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共产党人可以吧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宣言》还明确地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而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293页）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政策。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里写道：“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能赎买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当然，马克思提出赎买问题是有条件的。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曾经有过“深入思考”，说马克思“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6页）他还具体分析说，“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⑴工人即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⑵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⑶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之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⑷组织得3几号的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之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关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同上，第497页）在当时俄国，也“已有某些具体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但是，在俄国，“工人 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像素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就能够而且就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同上）列宁讲的“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是指对反动资本家的惩治和对文明资本家的赎买，但是，由于俄国资本家采取了完全敌对的态度，他们用怠工的方法来对抗苏维埃政权，而苏维埃政权只好没收他们的财产，赎买的办法在俄国并没有得到推行。

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与俄国有很大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这个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头，站中国资本主义的80%。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因此对于他们的资本采取了没收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小头，占中国资本主义的20%。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身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是革命的动力。他们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一道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由于他们曾经和无产阶级合作过，是无产阶级的盟友，因此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有可能对他们采取赎买这种比较和平的方式。事实证明，赎买的办法在中国是可行的。

③  关于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本主义进行监督改造的论述。

资本主义社会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经有所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论述过。列宁说，“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是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联马克思页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0页）列宁给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同上）

列宁非常重视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经广泛运用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形式对外国实行租让制，对本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节和监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国前1948年9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接受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内，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张闻天于1948年9月15日中午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一份文件里提出来的，该文件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407页）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文件曾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修改和肯定，可以认为，它同时也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观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就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法《共同纲领》里，更明确提出，“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恢复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即已获得了很大发展。毛泽东在1953年9月7日与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再次肯定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他还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全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要“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8页）可以认为，这些都是毛泽东对于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论述的具体运用。

④关于用合作社的形式对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述。

关于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合作工厂和合作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论述。1871年 巴黎公社起义，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第一次预演。当时，一些资本家关停了自己的工厂，跑到凡尔赛去了。于是巴黎公社要求工人们按照合作的方式经营这些工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经给予极高的评价。恩格斯在1886年1月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说，“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会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惠州市的特殊的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页）后来，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里还说：

“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向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出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几乎完全要靠在你们中间进行宣传。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处理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除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把 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页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500页）

在这里，恩格斯把通过合作社改造小农个体经济的必要性讲得够清楚了。

根据上述马恩和列宁的论述和苏联的经验，毛泽东早在1943年 11月29日就在一篇名为《组织起来》的讲话里说过，“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 ，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是你们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 现在一家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法制网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1951年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要求“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是他1943年 那个讲话的继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很好地马恩列斯斯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反对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刘少奇在1951年7月为山西省委一份关于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把它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加以反对。（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9页）在刘少奇以及跟随他的薄一波、刘澜涛等看来，“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也集体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三人谈话，明确表示不能指出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引用《资本论》里有关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部分的论述，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照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夜是可行的。”薄一波 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同上，第191页）

但是，连刘少奇、薄一波等当事人自己都承认已被毛泽东“说服”的这样一个早已“结束”了的问题，半个世纪以后，又有人将其翻了出来并且对毛泽东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指责。我指的是于光远先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一书，当然反对的也并不只是于光远一人一书。该书批评前引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这一段话说得不准确。”应该承认，以“采用蒸汽动力机械“来区分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确实并不准确。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工作机或工具机而不是动力机，产业革命的起点是工作机或工具机的发明而并非蒸汽机的发明。这在《资本论》里说得很清楚，我曾经在1983年1月7日出版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文，专门讨论了这件事。问题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等的批评并未见于毛泽东的著述，而是薄一波后来在他的著述里根据自己当时的笔记整理出来的，薄甚至连引号都没有用，只能说是“大意”或“大概的意思”，这样，所谓“不准确“的责任就很难归咎于毛泽东，也很有可能是薄在整理时为了使文字丰满些而出现的差错。值得一提的是，于先生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它与赞成和反对毛泽东对观点其实并不相关。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是为了顺便把陈伯达拖出来，并且联系陈过去在地租问题上对《资本论》理解上的一个错误再次证明陈“对这本书中的一些重要论述并不懂得”，这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于光远先生还指责毛泽东讲话的逻辑问题。他说，“他们的（于光远把毛泽东和陈伯达拉在一起，认为毛泽东说的《资本论》里的道理是陈伯达跟他讲的，这样的猜测其实就是认为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是没有根据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则’中国又如何如何。其中实在看不出什么有科学的逻辑关系。”在我看了这样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讲“既然”西方如何如何，就是讲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可以在没有机器的条件下利用工场手工业的社会化了的而使生产力发生革命，“则”中国农业的互助合作就不可以通过劳动的社会化使生产力发生革命呢？这是在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辩论。这里的大前提是结合劳动或社会化劳动优越于分散的个体劳动，只要这个大前提能够成立，那就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协作产生的结合劳动或社会化劳动，还是中国农业互助合作通过协作形成的结合劳动或社会化劳动，都是优越于分散的个体劳动的，是生产力的一种革命。在这里，只要大前提能够成立，结论自然就是正确的，丝毫也不存在什么不合逻辑关系的问题。

应该指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等的这一批评和否定同时也是对他“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观点的批评和否定。后来，毛泽东在1955年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里对刘少奇等的这一观点又给予了进一步的批评。指出：“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 合作化的步骤亚当和我国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强调，“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181、182页）事实也是这样，分散的个体农业是不可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只有组织起来将个体的小农改造为合作社的集体农业，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到1959底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更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一般的理论高度，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要说薄一波所整理的毛泽东的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其实还有一处并不是“并不重要”的地方，这就是强调了“工场分工”“形成的新生产力”，而我国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其初期阶段的主要特点也并不是分工，而是没有分工的协作即简单协作。实际上，就是没有分工的协作或简单协作也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能引起生产力的革命。马克思说，“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这些都能大大节约生产资料的耗费。

马克思还用形象的语言阐述了简单协作的优越性，他说，“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楚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德夺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

马克思还特别谈到了农业中简单协作的意义。他举了剪羊毛和收获谷物的例子，说“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时间开始搬在一定的实践结束。……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来补偿。“（同上，第364-365页）

在这里，马克思对于简单协作（不是分工基础上的协作）所作的说明虽然并不是针对农业社会化、集体化问题说的，但是对于我们认识农业必须走社会化、集体化道路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在我国当时条件下，与其强调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倒不如强调简单简单协作更有意义。在这方面，我们从毛泽东后来在1959年12月-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看到，他在引证《资本论》时就是引的马克思关于简单协作的论述，他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而文集编者在注释里所引用的《资本论》原文就是本文在前面所引的“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从这里似乎也可以推知，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协作的论述是很熟悉的，这个“不准确”问题看来不是由于毛泽东的失误，而很可能是由于薄一波不熟悉《资本论》，不懂得协作 或简单协作与分工的区别，在记录和整理毛泽东谈话过程中产生的失误。

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给了毛泽东以巨大的思想武装，使他坚信，用农业互助合作取代农民单干，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社会化的道路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一条光明大道。

因为于光远先生说到“不准确”的问题，这里我想要顺便指出于先生自己在行文中的一个“不准确”之处。他说，“普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资本主义早期气发展分做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于光远著：《“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3页）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4篇的第11、12、13章讲“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并不是讲“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更不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讲“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页）这只要看一看第4篇的篇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第10章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在下面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时，就可以看到”）就会清楚马克思设立11、12、13章的意图所在。看来，于先生这里出现的“不准确”与苏联50年代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该教科书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讲了“商品生产。商品和货币”一章后紧接着就用三章讲所谓“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该书说，“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的发展有下列三个主要阶段: ㈠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㈡工场手工业时期，㈢机器时期。”（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6页）这样的表述似乎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史，把马克思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方法变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三个时期，把马克思说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变成了“工场手工业时期”，把马克思说的“机器和大工业”说成是“机器时期”，好像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是完全无关的。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论述。马克思曾明确地说，“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页）问题还在于，苏联教科书的次序安排完全打乱了马克思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科学顺序，显然是不可取的。不知于先生为什么不根据马克思《资本论》里科学的表述，而去照搬苏联教科书里的错误表述？

至于个体手工业，在本质上和个体农业一样，也必须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这个问题的道理和改造个体农业是一样的，而且所涉及的范围较窄，重要性不如农业，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⑤关于商品生产的论述

关于未来社会的商品生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持否定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即“商品”一章的最后一节论述了商品生产的历史性质。他说，“一旦我们逃到其它的生产形式中去，上篇世界 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老的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页）他考察了孤岛上的鲁滨逊，考察了欧洲昏暗的中世纪，考察了农村家长制生产，最后，还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那里都没有商品生产。我们知道，商品生产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也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它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产生，也将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消亡。它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范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明确地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经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也还不能很快消亡。最早看到这一点的是列宁。他曾写过一篇《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的文章，其中说道：“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这样使用黄金，对于当今几代人来说是最‘公正’而富有教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这样由于黄金的缘故，在1914-1918‘伟大的解放的’战争中，即在解决是布列斯特和约坏还说凡尔赛和约坏这个重大问题的战争中，曾使1000万人死于非命，3000万人变成残废；怎样又使……。”但是，“目前俄罗斯联邦仍然应当爱惜黄金，麦黄金时要卖得贵些，用黄金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和狼在一起，就要学浪叫。至于要从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依据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615页）在这里，列宁一方面明确指出了商品货币 关系将会消灭，否则他就不会说用黄金修厕所了，另一方面，他有明确商品货币关系的消灭要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而不是在目前，这就从外部指出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而在“目前”，不仅不能消灭，还要十分重视商品货币关系。

事隔30年，斯大林又从国内的角度论证了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写道，“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做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交换以外，与测试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列宁宣布必须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0页）

以上是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问题的论述，表面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商品生产是一个历史范畴，商品生产最终要消亡，但是由于条件尚不具备，现在还不能消灭。显然，马恩列斯的这些论述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有指导意义的。当然，毛泽东在运用马恩列斯的这些论述时，也不近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结合实践有所深化，有所发展的。比如，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不是商品，毛泽东就批评了这种“外壳论”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毫无疑问，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当然绝不仅限于上面五个方面的内容，只不过这五个方面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比较直接罢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这里所列页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论述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乃是最可宝贵的思想指导和智力支持。当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显然不应忘记它们所作出宝贵贡献。

⒊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经验功不可没，不容否定

列宁在论及十月革命的意义时说，“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从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 ，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列宁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斯大林在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文章说，“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为他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斯大林强调，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过去的那些革命，他说，“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而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7页）

毛泽东在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时说，“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相处。”他还特别强调：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为这四十年的历史使他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当然，在人民面前还有可以呢喃和曲折。但是，列宁在36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页）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出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郭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是在革命事业中海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使自己 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上面我们摘引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的论述，说明十月革命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革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也正因为十月革命有如此巨大的国际意义，所以无产阶级的敌人总是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它的国际意义。泽国，有人把十月革命说成是政变，甚至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在我国也有人步其后尘，捡起这些破烂进行公开的宣传。但是，不会有多少人会听信这些反动宣传。十月革命后整个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告诉人们，十月革命对于人类历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页否定不了的。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东风压倒西风”，一共举了十件事来说明现在又到了“转折点”：打希特勒，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叙利亚，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327页）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这十件事都是不会发生的。

在我国，一些人为了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巨大影响，他们在讲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时，往往只讲中国的民族特点，中国的特殊做法，其实共同的东西才是根本的，有普遍意义的，更值得人们总是的。

1956年，苏联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世界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帝国主义认为有机可乘，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恶狼。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对领导下在这一年先后两次经过集体讨论，写成并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全世界产长生了巨大的影响，给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给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在《再论》里曾经谈到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建设的基本经验问题。文章说，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 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 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十月革命的道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这指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都是非常具体的，是可以看得见摸的着的东西，但是，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似乎已经变得十分遥远、十分陌生了。在这方面，多度一点毛泽东当时的论述和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应该是很有益处的。

比如，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许多内容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里都已讲到，但是有一些话似乎没有公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当时担任东北局副书记的张明远，由于列席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在其所著《我的回忆》里就有更多的披露。根据他的记录和整理，毛泽东在会上还讲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学理论，我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的路线。农村要贫农脱离贫困是增产、合作化、集体化。”（《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我相信，毛泽东讲我们的路线就是联共党史里讲的路线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因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世界上只有苏联的经验，没有别的经验，向苏联学习是很自然的。不过张明远的回忆似乎并不不准确。问题是他把它限制在了“第九章”。张明远在上世纪30年代 做过新闻工作，本来所记应是准确的，但是，如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略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此说是有问题的。因为该书第九章（“布尔什维克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涉及到的时间只是1921年到1925年，显然不能概括全部过渡时期。要完整地了解苏联过渡时期的情况，还必须包括第十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第十一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和第十二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和新宪法之施行”）。我们知道，1936年底制订的苏联新宪法的宣布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建成，它也标志着过渡时期的结束。显然，要学习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绝不能只是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九章，而是应该学习该书的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张明远的说法有误是很明显的。据我了解，在50年代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指定的学习文件并不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而是第九章至第十二章。这一点，从当时出版的一些辅助读物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编的《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参考文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吴恩裕等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十二章名词解释》，学习杂志出版社出版了《从统计数字看1921年到1937年苏联 的国民经济》，此外还有学习心得、问题解答之类的辅助读物多种，都是配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的学习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第十二章，上述辅助读物的大量出版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从张明远的记录里说了“联共党史第九章的路线”之后接着就讲了“合作化、集体化”来看，也应该包括第九章以后几章的内容，因为第九在没有讲这些问题，集体化是十一章讲的。记录或整理有误是很清楚的。从该书的“后记”看，由于张明远年事已高，整理成书的工作实际上是其女儿完成的，这样，出现失误也就更加难以完全避免了。看来，人们在运用回忆录一类材料时应该特别谨慎，因为所记之事毕竟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误，据以整理出来的东西并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即使是当时的原始记录，也可能由于受记录者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一定就那么准确无误。遗憾的是，于光远先生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一书里引用张明远《我的记忆》书中的这一记录时也没有发现这个失误，以致又将“不准确”的东西以讹传讹地传下去了。

我的上述订正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当时毛泽东说的就应该是：“我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的路线。”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的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是处于多么的重要的地位。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搞工业化是按照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进行的，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我们搞农业集体化，也学习了苏联的经验，苏联不是搞国营农场，而是从建立共耕社到建立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我们也是从建立互助组到建立从初级到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搞宅旁园地，我国则是搞自留地。这些做法都是向苏联学的。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1页）应该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伟大胜利，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苏联经验也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虽然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也出现不顾国情生搬硬套的问题，但是，其责任也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难道你搞教条主义，还要别人替你负责吗？

现在人们总结经验，往往只注重某些特殊的东西，只注意某些自己特有的东西，而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带有根本性的东西则往往有所忽视，甚至公然否定苏联经验的积极意义，把一切成绩都归于自己独特的的创造，殊不知马列主义的指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才更具有根本的性质和普遍的意义，而正是这些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如果丢掉了这些共同的根本的东西，恐怕也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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