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先生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中，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篡改和歪曲，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本文就是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驳斥这种错误说法。
一、两三句魔术师式的语言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谢韬在转抄的辛子陵的书稿的《结束语》部分中，有关股份公司出现的意义时写道：“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谢韬转抄完上面的话之后马上接着写道：“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谢韬又说：“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的最高成果是“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对马克思的最大污辱，又是天大的谎言和笑话!
谢韬只用了三两句魔术师式的语言，就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马克思的几段话与谢韬的结论根本相反。第一，股份公司的出现“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第二，“过渡点”，是转化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转化为“共同生产者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经的过渡点。这是根本性质的转化。唯物辩证法表明，矛盾的对立双方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它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转化的。资产阶级不会自动的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转化为“共同生产者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马克思的这段话，只是涉及“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的历史地位问题，不涉及如何实现过渡和转化的问题。谢韬借此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这是故意的歪曲!
马克恩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信用制度“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资本论》第三卷，第498、499页)。这是新的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这是对“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的谎言的直接反驳。
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它是要被消灭的。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论》第三卷，第289页)。马克思在谈判“保险基金”时说：“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也必须存在的唯一部分”(同上书，第958页)。他谈到价值问题时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同上书，第963页)。这更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是“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谎言的最有力的反驳。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同上书，第495页)。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后建立起来新的生产方式称之为“共产主义共同体”(同上书，第198页)，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原话，就是对谢韬的错误说法的最有力的驳斥。
二、用“掉包”方法说明恩格斯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谢韬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在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期全集》第22卷，第273页)”。
笔者首先指出，谢韬引用的恩格斯的话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没有关系，它出自1891年6月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的《二、政治要求》部分。这部分恰恰是批判党内个别人主张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
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功的评价，是在1895年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页)。
查阅了恩格斯的原文发现，谢韬的文章采用了“掉包”的方法，用恩格斯的《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的观点，冒充1895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有关争取普选权的意义，借此造成假象，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已经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成功的实践所“证实”。因此，可以把恩格斯说成是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用“掉包”的方法制造假象，终究掩盖不住事物的真面目。为了说明有关英法美的“设想”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毫无关系，现将恩格斯的有关原文抄录如下：
“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和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象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语那样的君主国，……
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抄完原文后可清楚地看出：第一，恩格斯在此文中根本没有谈到“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的问题，更谈不上“对国家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第二，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和恩格斯说的对美法英的“设想”相互间没有因果关系，前者不能引起后者的出现。谢韬的文章逻辑上是不通的。第三，恩格斯的原文第一段和第三段，都是批判“现代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这也有国际意义，同谢韬所说的“社会主义党在选举的获得的国际意义”完全相反。
应该怎样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话呢?“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这些话是否象谢韬等人所说的那样：恩格斯晚年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答案是否定的。
恩格斯的论述是一个可能的判断。就是说，设想的条件(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便意办事)具备了，“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在一种条件下，会出现多种可能性的。即使恩格斯说的条件具备了，英法美三国也不是必然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
英法美三国1891年时情况如何呢?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只有几个分散的小组织，没有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和政党，法国工人阶级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刚刚恢复元气。三国工人阶级在议中连一个议席都没有，就是说，恩格斯所设想的条件根本没有或不具备。在这种条件下，要坚持英美法还“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岂不是笑话!恩格斯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谈到英法美三国“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但再一想到“假设”的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时，马上就会作出否定的想法。这就是恩格斯的语言艺术!
恩格斯在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时，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设想”(即假设或假想)出发，他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于1891年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针对国际资产阶级的统治重申巴黎公社会的原则，指出“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他並大声疾呼，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让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离开政权或死亡吧!无产阶级万岁!国际社会革命万岁!”(《马克思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7、229、215页)。恩格斯在1893年谈判美国工人运动时指出：“要知道，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但正是美国距离这一目标还很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7-48页)。
以上说明，企图利用恩格斯关于英法美的“设想”的几句话，证明恩格斯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句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
三、用“引者注”的手法把否认《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巧妙地加到恩格斯的头上
谢韬和辛子陵知道，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义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是一个不能越过的门坎。他们深知不可为之，越硬要为之。于是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作法，就是用变换“1848年的斗争方法”这一概念内涵的作法，否认《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並把它加到恩格斯的身上。这样，自以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现将谢韬的文章抄录如下：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並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笔者暂时转抄到此
“1848年的斗争方法”是什么?恩格斯已经给了答案，就是“筑垒的巷战”。恩格斯在上面的文字中明确地写着：“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代大都陈旧了”。恩格斯在以后的叙述中进一步指出，1848年的斗争方法，就是“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604页)。恩格斯还指出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如街道建筑、武器装备、枪支射程加大，弹药的威力的加大等)，都对筑垒战不利。因此，筑垒巷战等斗争方法，现在“都已经陈旧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607页)。
谢韬和辛子陵在引用恩格斯的话时，用“引者注”的手法，对恩格斯的话进行篡改和歪曲。他们是这样转引恩格斯的话：“1848年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就是说，《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的观点陈旧了。
“1848年的斗争方法”这一概念的内涵，恩格斯写的非常明确，是“筑垒的巷战”或“街垒战”，但谢韬和辛子陵用“引者注”的手法，偷换成“《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这一变，谢韬和辛子陵就等于向世人宣布：《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在今天一切方面都陈旧了。这样，就很巧妙地否定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更巧妙地的是，把否定《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加到了恩格斯头上。其实这是徒劳的!
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什么是当时的幻想?错在什么地方?1848年，欧洲工人运动高涨，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与政府军进行激烈的街垒战，它是社会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博斗。巴黎工人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获得响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4—595页码)。正是“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曾经错了”和“只是一个幻想”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说：“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in partibus[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同上书，第595页)。
谢韬把“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说成似乎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开始，这完全是主观臆想。
四、利用普选权问题把恩格斯说成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谢韬在利用“引者注”的方法，把否定《共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加到恩格斯的身上之后，又有选择地抄录了恩格斯谈到普选权的话，说明恩格斯把争取普选权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唯一策略。因此，恩格斯成为他所说的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现将谢韬抄录的恩格斯的话转抄如下：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地攻去，到处都退即次要地位上去了。”
笔者在这里首先指出，以上谢韬转抄的恩格斯的话，是分别摘录于《〈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603、607页)，各段之间没有连续性。
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功给予肯定並做出较高的评价：“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做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同上书，第601页)。
谢韬把恩格斯于1895年关于利用普行选权的论述，说成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这些说法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投身工人运动时，就始终关注普选权的问题，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同上书，第602页)。马克思于1850年为法国工人党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中就是提出：“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2页)。恩格斯于1893年9月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演说提到：“现在你们正在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选权是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的力量的唯一手段。最近二十年德国历史教导我们认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1页)。铁的事实说明，把利明普选权的问题，说成是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重要修改”、最后的遗言是完全错误的。
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个别领导人企图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说成是主张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文字，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恩格斯感到非常气愤，並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强烈抗议，反对歪曲他的观点的作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页)。4月3日，恩格斯又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同上书，第436页)。这也是对个别人利用普选权的问题，把恩格斯歪曲为“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错误说法的反驳。
五、一个令人吃惊的人妖颠倒的结论
谢韬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歪曲和篡改，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然后进一步得出结论说：“由此引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这样说来伯恩坦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人。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人妖颠倒的结论。
笔者在这里首先批出，恩格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暴力革命的思想，更没有提出过“和平过渡”的理论。
(一)马克思和思格斯曾对伯恩施坦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名的机会主义团体“苏黎世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他们提出社会民主党应是“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伟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页)。为了向俾斯麦政府献媚而提出：“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同上书，第184页)，只凭这几句话就看出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的实质。
伯恩施坦等人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19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严重声明：“至于我们，那未，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同上书，第189——19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伯恩施坦等人的党籍，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只撤掉了他的编辑职务。
(二) 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公开扯起修正主义的旗帜
恩格斯逝世(1895年8月5日)后，伯恩施坦就急不可待地跳出来，公开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1896——1998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目，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1899年，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系统地攻击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知道“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基础”，所以他首先攻击唯物史观。他把唯物史观和历史必然性联系在一起，攻击“承认历史必然性”的“唯物论者是没有神的加尔文教徒。就是说，唯物论者纵令不相信什么神的宿命，却也相信，並且不得不相信发生在某一任意时点以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那一定的物质的全体和它的诸部分的势力关系预先决定了的”。这是有意地曲和攻击唯物史观。
伯恩施坦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陷阱”，“是妨碍对事的一切合理的观察的圈套。但恩格斯要超它是不可能的，并且他也没有想这样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存在着“黑格尔矛盾辩证法残滓的产物的东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纯粹是思维的构成物”，“是思维公式或科学的假设”，攻击剩余价值“成为单纯的公式或基于假设的公式”。
伯恩施坦污蔑“《共产党宣言》之革命纲领彻底彻尾是布朗基主义的”;影射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阶级专政却属于较低的文化。……阶级的专政必须看作是一种倒退或政治的隔世的遗传”。他还歪曲历史，说什么“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以此反对革命和暴力革命。他说“民主制度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失”，“实则在百年以前想来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则只需用投票，示威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威压手段就能贯彻了”。
最能暴露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实质的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就是那个“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它表明，迁就眼前利益，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化，而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伯恩施坦还提出“要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这是为“反对在工人运动里寻找它的巢穴并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它的安适地藏身之处的‘空谈’(cant)，而诉之于开尼希堡的大哲学家即纯粹理性的批判精神”。一句话，就是用康德(公元1724-1804年，德国人，先验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他在党的会上狂妄地自称：“我可以毫不迟疑地事先向你们声明，我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如何你们还嫌不够的话，我是一个伯恩施坦派!”(转引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第399页)。
六、结束语
谢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篡改和歪曲得出结论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主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最终的定论。其实这是错误的。
笔者首先引用被谢韬称之为“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最后遗言”的《〈法兰西内战〉导言》中的论述，驳斥谢韬先生。恩格斯说：“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手段的占有上，那么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3-594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版(晚于《资本论》第三卷的付印和出版)中宣称：“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0页，又见《资本论》第1卷，第819页)。
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暴力革命，共产主义，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工人运动的 “遗言”。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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