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文献为铁证驳斥虚构谎言
吴雄丞
某人在2011年2月10日某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把“三大名篇否定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那么,就让我们从可考的历史文献中来作一些辨析。
一、“1 886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说是虚构的谎言
此人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看来,他说话的底气不足,因为他拿不出有根据的事实。查阅马克思、恩格斯的选集、全集、文集和相关的历史文献,只要不是蓄意歪曲、编造谎言、无中生有,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大量的事实来证明恩格斯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直到1895年8月5日终其一生,都一直坚守着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坚守着《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中阐发的基本原理,坚守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从来没有丝毫动摇,更没有放弃或否定过。请看下列这些有文献可考的铁的事实:
1.《共产党宣言》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部魅力永恒的经典名著,是共产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公开发表后,被译成各国文字广泛传播。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出的德文版写了一篇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并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共产党宣言》共有七篇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两篇,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单独写了五篇。这五篇序言表明:恩格斯一直坚守《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丝毫没有“放弃”、“否定”之意。《1883年德文版序言》一开头,恩格斯写道:“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这篇序言精辟地概括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突出强调指明:每一历史时代的基础是经济生产及相应的社会结构;从原始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进行阶级斗争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
《1888年英文版序言》是七篇序言中文字最长的一篇。恩格斯论述了《宣言》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和命运;重申了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引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那段重要的话。
《1890年德文版序言》基本上是重复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内容。恩格斯重申:“《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恩格斯还写了《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在波兰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工人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在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兴奋热情地预言“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意大利诗人但丁为标志的,他期待着出现“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
1887年5月,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纽约出版写了一篇美国版序言。这篇序言的最后部分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第四章里的六段话共约400字,并指出“这就是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四十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这个策略到处都引向胜利。”恩格斯还写道:“‘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
2.《法兰西内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全面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阐发了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实践有着重大指导意义。该书是用英文写的,1871年6月在伦敦出版,同年又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1871-1872年,先后被译成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波兰文等十多种文字。德文版是恩格斯翻译的,巴黎公社五周年时出了再版。巴黎公社20周年时又出了德文第三版(纪念版),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写了一篇导言。这篇导言写于1891年3月18日以前,内容十分重要。它阐明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所作总结的重大理论意义,进一步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的原因,分析了布朗基派、薄鲁东派对公社的影响,高度评价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的两项措施,强调和论证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导言》最后写道:“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3.《哥达纲领批判》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哥达纲领批判》包括马克思写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和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在这部重要著作中,马克思逐条批判了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书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关于区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等观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着直接的重要指导意义。《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1月,为了反击日见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党制定正确的纲领,恩格斯不顾当时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并为之写了1891年版序言。15年后的公开发表,完全是按马克思的手稿刊印,完全保留了马克思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和揭露草案缺点的严厉性;只是在内容不受影响的地方,把一些涉及个人的尖锐词句和评语删掉了。恩格斯1891年的这些做法的本身,就表明了对《哥达纲领批判》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没有一丝一毫否定之意。
无庸讳言,读者完全可以看出,上述这些与三大名著(《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相关的历史文献,都直截了当地有力驳斥了某人的观点。
1894年1月,恩格斯为了重印他在1871-1875年写的一系列评论国际问题的论著,在柏林出版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并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逐篇介绍了收入文集中的每篇文章的内容,还着重阐明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解释了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的原因,指明“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结论斩钉截铁地说:“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恩格斯的这些话现在读起来,既是对错误言论的严正驳斥,同时也粉碎了妄想改换党名者的图谋。
综观恩格斯伟大而光辉的一生,不仅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而且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都交付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当他70岁生日的时候,祝贺的电报、信件、礼物和党的报刊上专为贺寿的文章如雪片飞来,恩格斯向新老朋友们表示了最真诚的感谢。他非常谦逊地指出,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归功于自己,“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恩格斯还说:“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请你们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将献给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恩格斯如此信念坚定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全世界共产党人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朽的楷模。相比而言,给这样坚定的共产主义创始人编造污蔑不实之词的人,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二、恩格斯重视利用议会开展合法斗争,但绝没有放弃或否定暴力革命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力和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对趋于缓和。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提出的新问题,恩格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反思)和新鲜经验,在同党内外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策略问题做了深层思考与探索,发表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此相关的主要著作有:1891年3月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再版写的导言,1891年6月写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文第二版、德文第二版写的序言,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法德农民问题》,1895年3月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此外还有大量同各国工人政党领导人和友人的书信。这些是恩格斯晚年坚守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恩格斯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好好学习领会,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切不可轻率武断、望文生义、肆意歪曲,损害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
某人2月10日的讲话竟然武断地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从前期到中期和后期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单独从事革命和理论活动的12年,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暴力革命开篇,在和平改良终篇”,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我们对这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伎俩一定要揭穿,必须还恩格斯晚年本来的真实面貌。
1895年3月,恩格斯辞世前不到半年,撰写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冷静清醒地总结历史经验,承认在1848年革命期间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曾经错了”、“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马克思的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指明了最终斗争目标,但是为了达到目的,“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恩格斯以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和科学的态度教育和启示后人,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不要过高地乐观估计形势,更不能急于求成。客观历史规律是公正、无情的,人们只应该面对现实去吸取经验教训,而不能任意涂抹历史。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手段的运用,恩格斯一贯主张应当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定,必须也只能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做僵死固定不变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并开始发挥作用。恩格斯论述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指出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只是“陷阱”和“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一种“解放的手段”。这是因为:第一,议会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可以在这个讲坛上传播自己的主张,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更自由得多地讲话。第二,竞选宣传和议会中的演说,给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去广泛深入群众,宣传维护自己的观点,揭露回击对手的抨击诽谤,进行革命活动,为未来的革命发动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三,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增长,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的力量和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增加对手的恐惧;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惧,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恩格斯同时指出,开展议会斗争是有原则、有条件的。除了上述利用议会讲坛宣传维护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揭露回击对手的攻击与诽谤之外,恩格斯强调,一定要使群众自己参加进去,并且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在议会中决不能投票赞成政府采取的加强对人民统治的任何措施;开展议会斗争的前提是统治者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政府破坏法律,迫害工人政党,那就要坚决转向非法斗争。恩格斯还指出,党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把广大的选民和拥护党的非选民,组成一支坚不可摧的突击队。他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那一天。”
必须着重指出,恩格斯肯定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是设想一种把日常工作、合法斗争同实现目标、夺取政权的革命决战相结合的策略,决不意味着把议会斗争视为唯一手段,也不是认同通过选举取得多数就可以获得政权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更不是完全放弃了暴力革命的立场和主张。恩格斯明确指出,利用普选权决不是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在决战时刻尚未到来之前,无产阶级不应贸然实施“枪鸣剑啸”,“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只宜采取合法斗争以积蓄力量。必须懂得,“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更多得多”。目前,统治者“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颠覆”,而“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
恩格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此重视开展合法斗争,但他一贯强调把暴力革命看作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最根本的策略和斗争手段。1889年12月,他在给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格•特里尔的信中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这决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偏爱”暴力,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反动暴力存在这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针对那些对革命暴力的无端攻击和道德说教,恩格斯坚定地做出了回答:“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用来摆脱奴隶的枷锁。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和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和阶级,那末,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直接明确地批评了“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政策只能是长期把党引入迷途”。1892年2月,恩格斯在答复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卓万尼•博维奥的信中声明:“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
恩格斯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问世之后,确曾有人散布这是恩格斯晚年“用议会斗争代替阶级斗争”、“放弃暴力革命”的“真凭实据”。1895年3月8日,恩格斯给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书记理查•费舍写信声明:“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1895年4月初,恩格斯还在给卡尔•考茨基和保尔•拉法格两人的信件中,严厉批评了德国党内某些领导人对《导言》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行为。恩格斯写道:“今天我惊讶地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对我只字未提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对使用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
上述历史文献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手段与策略多种多样,革命的领导者要善于根据具体的实际条件,辩证地灵活地加以选择与运用。在当时德国特定的历史时刻,恩格斯强调要重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是适时的,合理的。但是绝对没有放弃和否定暴力革命的主张。而某人想从这里捞到什么好处,显然是徒劳的。
还要说一说恩格斯批评德国“青年派”的事。因为某人在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从而断言恩格斯“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自己前期学说的否定”。还说:“这个前期,恩格斯划的线是10年前,即1880年前,这就包括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恩格斯晚年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前期即1880年前的学说作过任何否定,本文已用大量的历史文献予以论证,无须赘述。单只说说这个“青年派”。有关历史资料表明,“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1890年初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主要核心人物是一群年轻大学生、著作家和地方党报的编辑。这些仅仅受过“学院式教育”而缺乏实践历练的人群,显得幼稚、天真、自我陶醉和具有优越感,他们完全不顾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去“拿下障碍物”。特别是他们忽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讲坛,指责党及其执行机关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他们分裂和诽谤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和团结,危害了党和革命事业。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决定,将“青年派”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恩格斯1 890年8月至9月曾在通信和文章中批评过“青年派”,他说:“我看到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的话讲得很明白,“青年派”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根源在于完全不懂唯物辩证法,对历史事实和客观实际一无所知,不能科学地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灵活掌握革命斗争策略。这里,恩格斯既没有否定自己前期的学说,也没有否定暴力革命。如果有人想从这里捞稻草,显然也是徒劳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29期,摘自2011年第10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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