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纪念《中国不高兴》出版三周年
2009年春天，我忽然收到凤凰联动公司刚刚出版的《中国不高兴》。该书五位中，只有宋强因为是校友，有一面之缘。另一位刘仰，虽常读他博客，却一直缘悭一面。另外三位，即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更是了解甚少。那阵子我正在赶写《中国的疼痛》，跟写作无关的书我无法顾及。不多久，我发现《参考消息》先后两次发表整版文章，介绍西方舆论对这本书的批评意见。这本书的什么内质刺痛了西方人?我忽然好奇起来，于是在写作之余，陆陆续续地、一字一句地读完了这本把中国舆论界和西方舆论界都搅得沸沸扬扬的畅销书。
一读才发现，它跟我正在写的《中国的疼痛》，思想上如此相通。受《中国不高兴》的启示，我还将《中国的疼痛》无法采用的边角料，写成了大众读物《中国站起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颇有意味的是，那些一直在诬陷《中国不高兴》的媒体，拼凑了一个2009年畅销“烂书榜”，将体现了中国民间社会严肃思考而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中国不高兴》列在第一，同时将实际上出版于2010年的《中国站起来》，迫不及待地拉进榜单，列为第二。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我跟《中国不高兴》诸位的思想联系。
三年以来，我跟五位和出版商张小波都有深入的交流，对他们的立场、观点、知识背景、学术思路有较多了解，对他们共同经营这本畅销书、发出民间声音的良苦用心，一直怀有敬意。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不高兴》的思想价值不是日渐淡薄，而是日益凸显出来。
在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得到了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可是这些奇迹是不是蕴含着某种辛酸?我们的社会经济格局值得乐观吗?符合理想吗?我们在全球化经济框架中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仅仅挣了点钱糊口，却把上端的国家养得膘肥体壮，我们对这种屈辱境遇能够一味沾沾自喜吗?我们精神文化上的状态还算明亮吗?我们能够清醒而又昂扬向上地创造出一个富强、幸福的中国吗?《中国不高兴》把这一连串的问题提给了广大读者，同时又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知识视野，进行了点到为止的分析。难怪这本书创造了头一个月就销售六十万册的市场奇迹，因为它确实能够给读者以启迪。
每个读者所受到的启迪可能不完全一样。时隔三年，我依然按捺不住一种冲动，就是一定要说说《中国不高兴》中那些思想主题，那些精神文化信息，究竟有什么思想价值，究竟给了我什么感受，什么启示。我姑且说说其中三个主题，然后尝试谈谈我对其思想史价值的理解。
第一个主题：对逆向种族主义的批评
逆向种族主义这个词，我似乎是第一次从《中国不高兴》中读到的。后来知道，王小东早在1996年就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只是我以前没有留心。我觉得这个表述真好，正是我当时所要寻找的概念。
这些年我一直在清理五四以来建构“国民性批判”概念的过程，《中国的疼痛》就是试图完成这项学术命题的。西方国家在殖民全世界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奴役他者的文化思潮和相关观念。西方是多么文明多么先进，东方是多么愚昧多么落后，类似说法还有很多很多。五四一代呼风唤雨的文化英雄，诸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他们对殖民者的这么一套建构基本上是全盘接纳，并反反复复地推销给国人，告诉国人西方人是先进的文明的，我们是野蛮的落后的。这样讲了一百余年，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心甘情愿地将西方种族供奉在神龛里，自己则成了跪在地上的香客。
我们在这个教育框架中受了几十年的洗礼，完全相信这个结论了，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我们对西方人信任的前提不变，然后再来判断对错。比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的第一反应是美国人不会瞎搞，他炸大使馆肯定是中国人瞎搞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炸中国的大使馆呢?是不是中国人参与了当地的什么反美活动之类啊，是不是当地的情报机构什么的藏在了中国的大使馆里啊。这种思路，说白了就是无条件相信西方人永远正确，错的肯定是我们自己。
有了这种错误的观念背景，对自己社会和国家的什么东西都不信任，对别人的什么都肯定。那几年我正从这种走火入魔的教条之中挣脱出来，感觉中国人的这种荒唐信念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屈辱和辛酸。那时候我想找一个方式给这种屈辱、辛酸、卑贱的精神现象命名，可是一时找不着。当我从《中国不高兴》中读到“逆向种族主义”这个词语，极感认同。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词语吗?
这个词概括得极妙，借西方人的概念——种族主义，我们加了一个“逆向”，就把我们的病根讲清楚了。这个词把《中国的疼痛》里讨论的国民性批判问题讲清楚了。国民性批判理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逆向种族主义。比如说纽约街头的铜牛，别的人爬了就爬了，要是中国人爬了就显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就是一个逆向种族主义吗。别的民族可以爬，我们就不可以爬，我们爬了就是劣根性，就这么一个毫无逻辑的“理论”。逆向种族主义这个名词，实在太有概括力了，我一见到就不想放弃。
从逆向种族主义思潮中，不难体会我们民族在遭受西方强盗侵略、掠夺、奴役的过程中，精神文化上所受到的伤害有多么严重，严重到我们已经不把自己当人，只相信西方殖民者才是人。这种自我卑贱、自我奴役的现象，至今还从各个角度、各种人物身上表现出来。
最近有一个名叫张小海的中国人，为了帮助西方产业集团打击中国的熊胆药品，为西方相关药品扫清市场障碍，坚决主张取缔中国的养熊业。而他提出取缔养熊业的理由是什么呢?请看张小海的言论：对于中国的养熊业，西方国家都持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首先，西方国家就从来没有过养熊场，他们不相信中医。像我们亚洲动物基金会，由英国人创办的基金会，也是代表了来自西方的声音，希望淘汰养熊业。
张小海是亚洲动物基金会中国区外部事务总监，他是拿着洋人的钱为洋人打产业战争，但是他采用的战争手段，是从道义上将中国的养熊业摧毁。用什么来证明中国的养熊业是违背道义的呢?用西方人的意见和倾向作为唯一标准。他为什么采用这种说话角度呢?就因为这种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大有市场，他这么一说，中国的媒体，从报纸到网站到电视台，几乎全都跟着他起哄，义愤填膺地控诉养熊业，高呼必须取缔养熊业。像张小海一样，中国媒体从业人员，都是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这种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只能说明我们百年以来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潮流中，崇洋媚外、自卑自贱的意识是如何严重地主导着文化人的神经。
这种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荒唐地步。《中国不高兴》对此提出的批评，振聋发聩，算是一声棒喝，极具思想价值。
第二个主题：对国家利益的强调与维护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一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这个文化思潮乃是一帮文化人，在讨论文化问题，急切地解决文化认同问题。中国在外国枪炮下失败了几十年，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命运。为了挽救国家和种族的生存，那一代人主动选择了“亡教”——就是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选择西方文化作为指导我们谋求民族新生的救生符，因而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
中国人决定抛弃民族文化的时候，其目的本来是救民族救国家，可是那一代人在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时，一时糊涂就把自己的主张打扮成了纯文化的诉求，好像把谋求国家新生与富强的诉求排除在外了。
那些提出全盘西化的五四时贤，作为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是非常高贵的爱国主义者，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他们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用的是逆向种族主义思维，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进行了最激烈、最彻底的批判，对中国历史、社会和国家实体的批判也同样严厉。他们用疾风暴雨式的思想文化运动，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批判者形象。他们说中国历史只有“吃人”二字，说我们的祖宗历史上全是罪孽，我们要为祖宗忏悔。胡适还说中国不亡，天下就没有公理了。他们似乎有一种用中国的灭亡，来证明他们所认定的西方真理的自虐倾向。
五四时贤一天到晚嚷嚷的全是民主啊、科学啊、自由啊、人权啊、个性啊等等文化概念，几乎看不到他们从正面讨论国家利益问题，好像一种伟大的文化、伟大的人物，就是要彻底超越甚至抛弃国家利益的，只有低级的、卑贱的、丑陋的人才会关心国家和国家利益。
我们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他们讨论问题的范式和框架，基本上排除掉了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这一维。我们只想要民主、要科学，觉得国家利益那是俗人关心的，咱们是超越国家、超越政府的高贵人群，是精神贵族，只愿意讨论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不屑于讨论国家形象、国家利益这些俗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逆向种族主义思潮越走越高，个人主义思潮也日益泛滥，知识分子在体制内有稳定的位置和收入，不需要涉及实务就能酒足饭饱，于是越来越凌空蹈虚，把自己理解为超尘脱俗的天使。更有甚者，有的人认为，国家利益那是政府应该经营的，而政府通常是个没有理想、没有理性、没有民主自由的负面形象。知识分子的价值就体现在要跟政府作对，要把理想和信念置于政府和国家之上。久而久之，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中，大多数没有国家利益这一维。
而《中国不高兴》把国家利益摆到前台来，谈论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如何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让我眼前一亮，我马上意识到，这本书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新的自我定位，一种新的自我期待，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是只谈天下不谈国家，只谈主义不谈利益的书呆子，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和现实视野来赤裸裸地讨论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这是我从《中国不高兴》中所看到的新信息，我当时感到非常振奋。
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补上的东西，《中国不高兴》的们已经及时补上了这一点。我们在五四一代和八十年代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中，读不到这些东西，比如鲁迅、胡适，比如李泽厚、刘再复，这两代人有自己的任务，他们没有为讨论国家利益准备相应的知识结构。他们太执着于民主、自由、科学、人权、个性这些抽象的概念，他们用这种残缺的知识结构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让中国知识界成为一个知识生态、精神生态极不健全的空间。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西方国家的侵略和笼罩之下谋求生存空间。国家的生存空间决定着每个国民的利益和福祉。百余年来几代知识分子只知道凌空蹈虚，不知道维护国家利益，这比洋务派和梁启超倒退了千万里。
2009年，《中国不高兴》和《中国没有榜样》，以及宋鸿兵、时寒冰等人的著作接踵问世，为中国知识界补上了一个新东西，那就是对国家利益的关注与维护。中国知识界在西方文化的庞大天空笼盖下，用了西方的思想资源、按着西方的种族利益，自卑自贱地发展了这么多年，在逆向种族主义思潮中自虐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知识分子知道必须自立起来，必须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个信号的标志性意义太强烈了。
第三个主题：对国家战略和文化战略的强调
《中国不高兴》对于文艺腔的批评深得我心，只是本文无暇细论之。我想称赞它对国家战略和文化战略的强调，为什么从文艺腔谈起?因为文艺腔作为一种脱离实务、凌空蹈虚的小资情调，妨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战略和文化战略的关注。
我本人受的教育，就很务虚。我以前对战国时期的东西很看不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国时期大家要么搞合纵，要么搞连横，谈来谈去都是利益，我认为这不是知识分子形象，所以敬而远之。在《中国不高兴》看来，那恰好是知识分子的职守所在，那些人成天琢磨国家的外交战略、政治战略、军事战略，都是在为国谋划，值得肯定。
在当下世界秩序中，每一个强国都有大量知识分子在为国谋划。我这几年读了一些西方人描述世界、规划世界的著作，我看他们怎么描述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在我阅读的范围内，大多数西方著述家都是本能的爱国者，都在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他们在为国家谋利益的时候，需要不讲道理就不讲道理，需要说假话就说假话，需要讲强盗的言辞他就讲强盗的言辞，毫不含糊。一开始我也感到很惊讶，怎么会这样呢?我崇拜了很多年的西方知识分子，怎么就这德行?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其实就应该是这样。这个道理很简单，人类社会的第一条分群界线，就是以国家为单位划分的，每一个人都要维护自己的族群利益，而国家，就是划分族群的钢性界线。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为他们的国家征服、掠夺、奴役其他民族建构文化优势，制造文化舆论，谋划国家扩张和文化扩张的战略部署，这就是他们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西方五百年的扩张历程，包括传教士在内的知识分子居功至伟。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反其道而行之，不谈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甚至连起码的地缘政治眼光和国际博弈意识都没有，他们心底所怀有的爱国主义就将落空。《中国不高兴》适时地强调要有地缘政治眼光，要有国家战略，是对知识界的一个提醒，甚至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风气。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这个由西方国家建构并控制的国际秩序之中，可以说处处受制于人，所有东方国家都处于绝对弱势。我们作为弱者再不谈国家战略，只能瞎打瞎撞，明天可能会更弱。中国读书人在国家战略上用一点脑筋是非常应该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而谋划国家战略的时候，文化战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有如此严重的逆向种族主义特征，中毒这么深，其实就表明了西方文化战略的胜利。刘仰特别强调了美国人为什么搞了个庚子赔款的教育啊，实际上那就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明确的文化战略。1906年初，美国官员詹姆士向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主张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进行干预。该备忘录开始在私下流传，1907年被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收录在《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遂为公众所知。
詹姆士说，如果我们美国能拥有教育中国一代青年人的权利，就能引导中国社会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我们只要主宰了新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道义和价值观，所获得的利益回报将远远超过军事征服所能实现的收获。这就是赤裸裸的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
传教士明恩溥发展了詹姆士的思想，接着游说美国总统，要他将从中国得到的庚子赔款，专门用于资助中国青年来美国留学，美国就凭着这点钱，拥有了教育中国青年的权利。
百余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声音是：美国多了不起啊，我们赔他的钱他都不要，他用于扶助中国的教育，多伟大的国家啊——天天给美国歌功颂德。中国的知识界长期以来愚蠢到这种程度，从一个侧面衬托了美国教育的成功和战略的成功。中国耗费纳税人的巨量财富，养着一大帮这样愚昧的知识分子，中国不吃亏还能怎么着啊!
由于西方殖民国家的文化战略做的非常好，许多东方国家全盘接纳，于是沦为洋奴。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说白了不就是心甘情愿地沦为洋奴吗?除了伊斯兰世界，全世界的非西方国家，都先后沦为西方国家的奴隶。东欧国家本来还跟着苏联老大哥硬撑了几十年，可是随着苏联的垮台，东欧的世界也沦为西欧的洋奴。这种失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缺乏文化战略，不懂得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即文化权力，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今的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点脱颖而出的势头。这时候，真正激烈的博弈将会逐步展开，这就到了必须讲国家战略、讲文化战略的时候。我们五四时期，采取全盘西化的文化战略，已经棋输一招，如果到了今天再不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或者干脆就不讲文化战略，我们往后还要继续输下去。
一个民族的崛起，没有文化自觉，就不可能真正崛起。今天的中国，文化发展问题，话语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短板。知识分子群体一味言必称希腊，丧失了知识生产的能力，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负面因素。不改变这种现状，中国的发展必将遭遇困境。
《中国不高兴》和《中国没有榜样》，具有强烈的国家战略意识，并将战略问题延伸到了文化战略方面。《中国没有榜样》对文化战略的论述尤其充分，十分难得。我认为，这两本书对国家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重视，乃是中国文化界的新信息、新气象。文化应该为谁服务，应该怎样在社会发展和国家竞争中发挥作用，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已经觉醒过来，《中国不高兴》和《中国没有榜样》体现了知识界的这种觉醒和成熟。
结论：《中国不高兴》的出版，标志着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
《中国不高兴》几位，原系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物，他们在学术体制内毫无影响。他们出于对民族的热爱，对国家的责任感，发宏声于草莽之间，带有鲜明的泥土气息和草根色彩。这本书当时受到中国广大媒体的疯狂围剿，也激起西方舆论的激烈批评，而中国普通读者对它欢迎的程度，也颇为少见，所以创造了上市一个月就销售60万册的奇迹。
三年之后，这些依然是文化界的边缘人物，依然遭到掌握国家文化资源和媒体资源的那个群体的肆意批评和贬损。但是，在网络世界，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粉丝越来越多，他们的声音受到越来越广大的网民的响应和传播。
网民把一厢情愿地信赖西方国家、主张简单地模仿和复制欧洲和美国发展道路、用普世价值覆盖中国的人，叫做带路党，把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主张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寻找中国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人，叫做五毛党。十年前的中国，带路党在包括网络在内的一切媒体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即使是三年前，他们的优势也颇为明显。那时狂购《中国不高兴》的人群，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今天的情形已经有若干变化。许多知识分子带着明确的中国立场登场，在各种场合，从各种角度，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比如军事专家戴旭，货币经济学家向松祚、张明，产业经济学家梅新育、白益民，媒体人胡锡进、王文、彭晓光、一清、盘索、鲍迪克、金微、司马南、司马平邦、饶瑾、唐杰等。一些八十年代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发言角度比较狭窄的学者，也慢慢拓展知识结构，将中国放在西方霸权所建构的世界体系中予以观察、理解，逐渐明白了中国的特殊境遇和特殊道路，成为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
有的学者八十年代致力于用西方思想资源给中国社会启蒙，今天，竟然在用中国的思想资源，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西方社会进行启蒙。
发展最为典型的也许莫过于刘小枫。刘小枫本系精神哲学甚至神学领域的学者，其学术思想在读书界具有广泛影响。可是近年以来刘小枫竟然从国际政治、地缘关系和中国革命史角度，研究中国的道路，理解中国历史演变和发展模式的正当性。其间蕴含着中国社会知识转型的丰富信息。
《中国不高兴》似乎适时地体现了知识界研究视角和知识结构的转型，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它的批评者也不得不受到其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的挑战，因为批评的过程就是了解的过程，也是受影响的过程。
草民群体(普通网民)知识风气的扭转，也能见出《中国不高兴》的影响。当年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已经相继成了网上常客，甚至充满豪情地自称五毛党。在网络世界，这些五毛党由前几年的绝对弱势，发展为今天与带路党基本上势均力敌。而《中国不高兴》的群，实际上就是五毛党的滥觞。他们是率先站起来做五毛党的，而且是自带干粮的铁杆五毛。
这种自带干粮五毛党的姿态，赋予《中国不高兴》以更为丰富的思想价值。《中国不高兴》的出版，标志着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当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知识结构、新的知识范型在中国社会的出现。这种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底层关怀，也有辽远的世界视野和地缘政治眼光。他们能从正面理解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能以清醒的眼光看清国际政治舞台上强者与弱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产业链高端与低端、有话语权与无话语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严重不平等的格局。面对国内，他们看重国计民生，关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军事建设、政治改良，关注文化资源、价值立场、教育格局、国家战略。面对国外，他们关注中国在国际社会实力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关注对国际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游戏规则的突破与改造。
这种知识分子，对百年以来错误的教育制度制造出来的、严重意识形态化的、书呆子类型知识分子，是一种适时的补充，甚至有可能取而代之。
在《中国不高兴》出版三年以来，网络上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像雨后春笋一样，甚至像潮水一样，迅速地涌现出来。他们的成长并不是受惠于十分残缺的中国教育，而是受惠于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疯狂打斗、中国社会各种阶层激烈博弈的现实。严格说来，他们不是中国学术体制所界定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各有所司的实业人士，是靠劳动养活自己的草根群体。他们担心错误的学术体制所豢养的那批带路党把自己的国家引向歧途，乃带着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责任感，热心办网站，上论坛，写博客，泡微博，力图把中国引向造福于全体国民的光明前途。
中国学术体制所豢养的知识群体，百年以来习惯于言必称希腊，根据中国发展实际从事知识生产的能力越来越弱化、萎缩，而以《中国不高兴》群体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正在日益崛起，他们所生产的知识产品和文化产品，对民间社会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趋势就像中国崛起的趋势一样，已经洋洋乎大观，势不可挡。这再一次印证了礼失求诸野、学在民间的古训。
中华民族绝对是一个伟大民族，当一种失效的学术体制所豢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不能履行知识生产、思想探索的功能，竟然从草根群体中自然而然地崛起另一种新型知识分子，承担起知识生产、思想探索的责任。这体现了民族文化生态自我调节的旺盛生机。这里说的既是《中国不高兴》的，也是网络世界遍地开花的五毛党。
这样的代际更替和范型更替，在清末已经经历过一次。中国曾经因上一次知识范型的代际更替而死里逃生，中国将有可能因这一次知识范型的代际更替而隆然崛起。
《中国不高兴》，一本标志着中国新型知识分子诞生的普及性思想读物，一本将会伴随中国崛起而自身却退出历史舞台的草根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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